王建安

　　一

　　我在少年时代有两个伙伴同我关系最密切。一个是孙达生，他的头比我们都大，外号孙大圣；一个是吴青，他的头比我们都小，外号小蜈蚣。我叫王连生，头不大不小，因为电影《红灯记》中有个叛徒王连举和我的名字差不多，王连举就成了我的外号。

　　在197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县城东方红小学下第二堂课时，同学们一窝蜂跑出教室。坐在倒数第二排边上的我，合上装在桌洞里的《青春之歌》。伸腰举手打了个哈欠，就合不上嘴了。

　　只见孙达生在教室后面窗子前，捏着一把火烧豆在咔嚓咔嚓的嚼，赵老师走向孙达生，伸出左手掌示意要吃，孙达生扭头不给。他吃东西本来就不爱分伴吃，但是他想不到是赵老师会向他要豆子吃，两人都愣了一下，但孙达生本能的拒绝动作已表示出来。赵老师伸出去的手掌一下子收不回来。

　　赵老师严厉地说：“孙达生，我要警告你。”

　　赵老师用右手食指扳到左手的每一个手拇指：“第一，你上学经常迟到；每二，你上课总是不专心；第三，你一个月都不洗一次头，怪气怪味的；第四……”

　　孙达生想不到赵老师这样批评他，几个问题不知要回答哪一个。他只得说：“赵老师，今后我一定改正。”

　　赵老师见他承认错误，也没有再多说，严肃地离开了教室。等他一出去，教室里就只有我和孙达生。

　　我狂叫一声：“孙大圣，你这个杂毛！哈哈哈哈……”

　　孙达生看着我，也跟着笑起来。他有些困惑，不敢确定赵老师伸出的手掌，是跟他要烧蚕豆吃还是历数他的罪状。而我是看得清清楚楚，我出去找小蜈蚣，他正在厕所里叼着烟扣皮带，听了嘴一咧，烟屁股就掉在地上，我急忙捡起吸了两口。小蜈蚣笑着说：“老赵真是饿狗一条，不过老赵比其他老师好玩啊，应该给他吃点，孙大圣他妈的太小气了。”

　　城关小学在我们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改名为东方红小学。原来的一些老教师，有的下放到农村，有的生病请假，有的调走，反正是不够了。所以我在的四十一班的班主任赵老师只是带课老师，他是县革委会一个什么主任的亲戚，从一个边远的公社借调来的，还没有转为公办教师。赵老师教的是语文，但他经常带领我们去野外上劳动课，学校每个班都有实验田地，地点在离城一里的河边一个叫桑树湾的地方。后来因为种稻谷太麻烦，就不种了，只在山脚下按季节种小麦和包谷。我们从二年级起就开始种粮食，夏天收起来的小麦，有一大堆，晒干后堆在四十一班教室楼上的一间储藏室里，但秋天就不见了。秋天收起来的包谷更多，堆了一阵子也不见了。有一次过了年开学，小蜈蚣约我拿点干包谷去炸包谷花吃，两人上了二楼，从门缝瞄进去，只见储藏室空空荡荡，一大堆包谷不知何时就不翼而飞。小蜈蚣说：“肯定是老赵拿回家去了。”

　　我们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是劳动课，都到桑树湾的生产基地去。在夏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并不忙，一班学生在包谷地里铲铲土，拔拔草，施点农家肥就结束了。赵老师放学生自由活动，女生去小河边踩水捉小鱼苗和小蝌蚪，男生由赵老师带着去翻蛐蛐。我们翻到蛐蛐，就和赵老师翻到的斗，一伙人在沙地上挖出一个半圆的坑，赵老师的蛐蛐先进去占着，我们的再放进去斗，围着一个小坑，大家半蹲着观战，战斗激烈时，赵老师的大屁股和我们的小屁股都撅得老高，被太阳晒疼了都不知道。

　　赵老师上的语文课，都是他在讲台上端着课本读，然后问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一天他憋着普通话读《批林批孔批复辟》：

　　“啥叫‘复礼？我们工人认为，‘复礼就是复辟。”

　　赵老师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我们听成：“杀掉服你？我们工人认为，服你就是服比。”

　　赵老师停顿下来问：“同学们说是不是？”大家齐声说：“是。”话音刚落，孙达生的屁股却放出“不！不”两声。

　　和他同桌的丁佩环呸地一声，红着脸跑到后排座位上去坐。全班哄堂大笑。赵老师怒不可遏，马上勒令孙达生滚出教室。

　　孙达生说：“我不是故意的。”赵老师还是挥着手示意他滚，孙达生只得红着脸走出教室，小蜈蚣笑得伏在桌上叫：“喂，喂，孙大圣，一个蚕豆七个屁，你还有五个屁没放，怎么就走了。”

　　赵老师厉声说：“吴青，严肃一点！同学们，继续上课。”

　　由于孙大圣放屁的影响，这堂课上得笑声不绝。有同学不时故意扭摇松动的板凳和桌子，吱吱叽叽，一响大家就笑。

　　孙达生低着头离开了学校。他的父亲是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在农业局工作。反右时就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期间经不起革命小将和群众的揪斗，畏罪跳井自杀，自绝于人民。他在商业局工作的母亲由此精神失常，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还认得做饭做家务；发病的时候，她到处乱跑。后来他家的一个亲戚从上海买来什么药，给他母亲吃了，就不再乱跑了，整天在家。但人变得又白又胖，神情呆滞，行动迟缓。好在她个人生活还能自理，能自己洗澡洗衣服。以前她会做很多菜，但是现在做菜饭，就只会白菜煮面条，每天都是这样。白菜煮面条，这原来是孙达生父亲最爱吃的家常饭。

　　孙达生还不到放学时间就回到家里，他母亲并不问他为何回来得比平常早。只要一见他就开始煮面条，母子两人几乎不讲什么话。孙达生是煮出来就吃，他吃面条声音很大，哧溜哧溜，能吃一小面盆。

　　二

　　放学回家的路上，新华书店的外墙上，卖电影票的窗口旁边贴着：今晚为工农兵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放电影特别是放外国打仗的电影，对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是盛大的节日，哪怕这部电影已经放过十遍。我情不自禁地唱起电影中的歌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应获得自由解放……”

　　回家我妈一见我哼着歌，她的破嗓门就响起来：“大少爷，中午叫你劈柴你就跑了，小祖宗帮你劈，你看瞧手都劈烂了。”说着她的长手就伸出来打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花，怒火冲天：

　　“又不是我叫他劈，他闲不住，活该！”

　　我妈的长手又旋风般过来，我就躲开了。到院子里拿起斧子劈柴。

　　小祖宗尾着我出来说：“哥，今晚上我要跟你去看电影。”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电影？不要跟我去。”

　　“我帮你劈柴手都划伤了。”他的左手掌包着纱布，比给我看。

　　我不理他。“你看这个。”他翻出衣袋，露出“红缨”烟壳的一角。

　　“你从哪里偷来？”我放下斧子去拿，他就跑进屋里去了。

　　我家住在公路养护段大院里，我爸在工程队，从去年起工程队就在修一条通往边境的国防公路，我爸就很少回来。我妈给我们父子三个都起了绰号：我是长子，特点是蛇钻屁股也懒拉，就叫大少爷；老二有癫痫病，经常发病要服侍他，就叫小祖宗；我爸来去匆匆，叫住店人。

　　我妈没有职业，在家养她的两个儿子三个猪一群鸡。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只要是大热天，她就会在院子里用各种大小盆子盛水，让太阳晒热，然后把水倒在大木盆里，给我和小祖宗洗澡。我从去年起就不爱让女人看见我的身子，但我妈根本不管，有时候当着来串门的邻居大婶姑姑的面，她两下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蹲下去洗头，提起手臂搓身。我全身赤裸地在她们面前，被她搓来擦去，又害羞又愤怒。有一次，我的小鸡鸡不知怎么就直苗苗地竖起来，泪水在我眼中打转。她有点吃惊：“好小子，你竟敢吓唬老娘。”

　　从这次以后，她就让我自己洗，她只洗小祖宗。

　　但是我妈总是叫我没完没了的干活，而小祖宗一样都不干，还不时地吃炖鸡蛋。我每天都要抹一次堂屋的桌椅，我最恨做这件事。今天我心情好，抹的时候并不痛苦。抹好后拧干抹布倒了水，准备去玩蛐蛐，她就指着桌面说：“你看看，你是抹桌子还是画大头神。”

　　桌面干后就出现一圈一圈的水渍印，这该死的黑漆桌子总是这样，永远抹不干净。

　　“反正我是抹过了，你看见的。”

　　“重抹。”她说。

　　我不动，她的长手就伸过来给我一巴掌。

　　“墨索里尼！”我愤怒地叫道。

　　“墨索里尼是什么？”她感到很奇怪。

　　我不屑于告诉她，就朗诵：“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

　　她听了竟然眉头舒展，笑如桃花。说：“墨索里尼能有我这么好么，会永远有理？”

　　我听了就背过气去，觉得跟一个从不看电影的人讲话，简直是对牛弹琴。

　　吃过晚饭，我和小祖宗换好新衣服，就去约小蜈蚣和孙大圣，我们一起到了人民会场。人民会场北边有一个有屋顶的舞台，周围用围墙围着。这里是集会中心，县革委会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和喜讯，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批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所有大会都是先在这里举行，三呼万岁之后，人们举着大红旗小彩旗，人山人海地上街游行。放电影也是在这里，票价是大人一角，儿童五分。放电影的晚上，大铁门是锁着，只开放一道小门，由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守着收票。我们的零用钱不够买烟抽，看电影就只能混挤进去。但混挤的次数太多，电影队守门的李干瘪和油葫芦一见我们，就表现出胃痉挛的样子：皱眉眯眼、鼻翼张开，嘴咧黄牙。随即虎视眈眈。

　　我们最不爱看这两个鬼儿子的这副嘴脸，决定还是去钻墙洞。

　　小蜈蚣和老街子的几个人在西面围墙下部挖出了一个洞，天黑了就往洞里钻进去。这种便宜的事才搞了两次，很快被电影队的人发觉了，他们拿土坯砖块来堵上，粉上白灰，刷上浆。但还未等灰干，又被人戳通了，如此反复，我们和电影队干起了拉锯战，放电影的晚上，电影队只得派人来守。

　　今天晚上是马队长来守洞，我们在围墙外远远的看着洞口。我悄悄走近洞口去看了一下，只见围墙内的马队长站在洞口旁抽着烟，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马队长是不会笑的，但是今晚上他笑了。马队长守在围墙内洞口旁，不时抽烟。电影已经放起了，是《新闻简报》。在热烈的欢迎声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又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起。

　　天黑下来，马队长还没有走的样子。朦朦胧胧中，他还站在洞口摸来摸去。小蜈蚣说：“他在折磨我们，这个老杂种！”小蜈蚣开始弯腰在地上捡土疙瘩。

　　《新闻简报》放完了，《宁死不屈》正式开始，片头音乐响起，马队长终于走了。

　　“走了，走了。”小祖宗叫着迫不及待地扑向墙洞，第一个钻了进去，其他人争先恐后，鱼贯而入。

　　我们进去，银幕前面已坐满了人，我们只得到银幕的反面舞台上看。电影看了一半，我觉得屁股有些粘连，怀疑坐着口痰鼻涕，挪了一下位置，还是粘。看完电影回到家，灯光下一看，我和小祖宗的新衣服上都染着斑斑红漆，黏黏粘粘，有漆的地方已经发硬。这下可好，我妈吼叫着又给我一顿打。边打边骂墨索里尼，还有没有理？

　　因为这种事挨打，我是不会哭的。屁股被我妈打疼了，上床后我嘘着气，侧身躺着回忆钻洞前的情节，仔细分析了马队长慈祥的微笑。看来不是我们无能，而是马队长太狡猾了。马队长故意守洞到天黑，在我们看不清楚时，往洞中涂抹油漆后离开，开放洞口引我们去钻。他肯定想象得出我们回家后的狼狈样，这个狗日的啊！

　　第二天，小蜈蚣和孙大圣还穿着沾有油漆的衣服来上课，怪气怪味的。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收拾一下他读三年级的儿子马小虎，出口恶气。买油漆没有钱，小蜈蚣说他家里有一包废黄油，是从汽车队修理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准备好后，放学时我们把他的儿子马小虎堵在学校后门，一拥而上先揍了他一顿，然后给他全身糊上废黄油，拿出火柴装着要烧他，马小虎吓坏了，我放开他的手臂，他就像离开弹弓的石弹，“嗖”的一声飞出去好长一截路，才放声大哭。

　　三

　　四十一班有四十八名学生，女生二十五名，好看的不到五名。小蜈蚣喜欢的副班长丁佩环，是我们班长得最好看的。但因为小蜈蚣喜欢，男同学就不敢去喜欢。小蜈蚣害怕孙大圣经常放屁熏晕了丁佩环，叫孙大圣到后排去坐，但他自己不敢去和丁佩环坐。上课时前排座位空出一人，赵老师见孙大圣跑到后面去了，把他骂了一顿，孙大圣赶快回原位坐下，也不敢说是小蜈蚣叫他下去的。小蜈蚣帮丁佩环帮不成，就用小鱼刀在课桌上给孙大圣划了一根桌面线，丁佩环的宽，孙大圣的窄。小蜈蚣叫孙大圣写字时不能跨过线，孙大圣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说：“我和你的关系还不如她吗？”小蜈蚣一时语塞答不出来，最后说：“我去找马哥头要三捧蚕豆给你，总算可以了吧。”后来孙大圣在课桌上写字，总是右手肘贴着肋巴骨写，从不越线。

　　有一天下课时，小蜈蚣拿出一串缅桂花，叫我把花送给丁佩环。

　　我说：“你自己去送嘛，我从来不跟她讲话。”

　　小蜈蚣红着脸说：“我们是不是哥们，好兄弟？”

　　我说：“当然。”

　　“这不就得了吗，哥现在有心跳急喘病，你去帮送一下，天上会扯闪吗？”

　　天上当然不会因此扯闪，我只能去送。

　　放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等到丁佩环出来，走向前去说：“小蜈蚣叫我送给你一串缅桂花。”

　　这是用缝衣线在缅桂花花蒂处串出来的一个巴掌大的小花环，这是漂亮的黄缅桂，拿在手上，幽香袭人。

　　丁佩环扎着小羊角辫，红着脸圆睁双眼说：“我不要。”

　　我说：“我帮人家送给你的。”就把花硬塞在她手上离开了。

　　下午小蜈蚣问我：“送了吗？”我说：“送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不要，我还是硬塞给她了。”

　　“她还是要了。”小蜈蚣自我陶醉起来，样子像吃了一个大白兔奶糖，甜蜜蜜的。

　　小蜈蚣家在红旗路中段的木器厂，离我家并不远。他几年前死了的爷爷是地主，据说他家在旧社会的时候很富，土改的时候开批斗大会，农会主席叫他家的长工张三上台控诉。张三是在开会前就做好工作的，起初他百般不肯，后来工作队队长批了他一顿，张三才不得不上台。张三说：“我在吴大庆家做长工，地主和地主婆平常并不讨嫌。只是我每天早出晚归放牲口，晚上回来吃饭，地主吴大庆和地主婆留给我的饭菜，饭到是白米饭，肉只是老肥肉，一点瘦肉都没有，瘦肉都被他俩早早吃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黑心肠啊！”

　　张三的控诉引起台下群众的笑声，工作队长说一点都不严肃，马上叫张三下台，换了另一个人上台控诉。张三干活回来只得吃肥肉的话从此成为经典笑谈。在饥荒的那几年，满城都是腌菜屁臭，有人见了张三，就问：“张三，今天只得吃肥肉吗？”张三很难堪地笑笑，不说话。

　　小蜈蚣的爸爸是独儿子，小时过了几年养尊处优的日子，生性懦弱。他当少爷时爱玩鸟，还会编精致的鸟笼。这么多年运动过来，他见人低眉顺眼，斗也拿去斗过几回，但是他逆来顺受，反到没受多少折磨。小蜈蚣的妈则跟他相反，操劳过度，脸色暗黄，头发花白，是一个紧紧张张的女人。解放后他全家被扫地出门，先是下放到农村几年，后来返回原籍，小蜈蚣的爸安排在木器厂，他妈安排在缝纫社。房子没有了，就借住在木器厂仓库空闲的一排小平房里。小蜈蚣有一个大舌头姐姐，讲话总是讲不明。不知什么原因，她不去学校读书也不出门，就在家做针线。我去他家玩，大舌头姐姐会在没人时，出其不意地抱住我，亲我，我很害怕她。有一次我和小蜈蚣在院子里斗蛐蛐，口渴进灶房喝水，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在门后，我才进去她就把门关上，一把抱住我，缠着我乱摸。我在挣扎中感觉到她乳房柔软，体味潮湿，我脸都挣红了还挣不开。好在她妈进来看见，就骂：“你这个骚货！你怎么能这样做。”从柴堆里抽出一根棍子打她，她就团着舌头说：“玩啊玩啊，小兄弟。”

　　后来我去约小蜈蚣，都是在门外叫他。

　　星期天下午，我和孙大圣把小蜈蚣叫出来，约他去河里游泳，然后顺便到桑树湾生产队的果园摘芒果吃。

　　小蜈蚣说：“明天去吧，我先带你们去知青小重庆那里听吉他。”

　　我一听就来精神，听到吉他华丽的和声和清脆的琶音，就会激动得颤抖。我学着《宁死不屈》中主人公米拉讲话：“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革命者还玩吉他！”

　　小蜈蚣就学贝尔：“你总把革命者想的跟平常人不一样。应该老皱着眉头，是吗？我们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美好的一切……”

　　小蜈公带着我和孙大圣到他家隔壁听小重庆弹吉他，小重庆是知青，但他没有去生产队插队。他在城关公社当打印员，印各种材料和好几种颜色的宣传单。他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有一把喷着暗红火漆的吉他。经常是星期天，在生产队的知青们来找他玩时，他们就弹吉他，唱起忧郁的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

　　止不住的辛酸泪。

　　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

　　伴着知青去远方。

　　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他们聚会时个个都抽着烟，一茶缸甘蔗渣酒递来递去喝，相互轮流着弹唱。小重庆弹得最好，他一接过吉他，先在椅子上端正一下身子，放下酒杯，轻咳一声，用左手梳一下长发，猛吸一口烟，把烟插在琴头的弦线头上，奏出歌门，打起嘭嚓嚓的和弦，然后用低沉的嗓音唱出第一句：

　　“多幸福！

　　于是在场的人就接着下句唱起：

　　和你在一起。

　　你的吻像烈火燃烧着我的心，心上人，你就是幸福；

　　我要把这欢乐秘密地藏在心里。

　　……”

　　唱得兴起，小重庆就站起来挎起吉他放开嗓门：

　　“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

　　啊！它紧紧地吸引着我。

　　它将领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

　　这种思念，日夜地扰乱着我那纯洁而迷惑的心……”

　　小屋内烟雾弥漫，酒味辛辣，他们的歌声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我们坐在一旁，激动得快要流出眼泪。

　　四

　　到了12月底，县城外的糖厂就开始榨甘蔗了。

　　运甘蔗的马车牛车、大拖拉机、手扶式拖拉机、汽车不时经过大街，驶往糖厂。糖厂机器轰鸣，全城独一无二的一棵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锅炉车间放出的热水，通过管道流出车间的围墙外，积在一个废弃的鱼塘上，有一米多深，成了我们的热水游泳池。有一天，我和小蜈蚣在水塘里玩了半天，出来穿衣服，我看见围墙上晒着不少糖厂的车间里用来过滤甘蔗残渣的滤布。

　　这种白色的滤布质地细腻，厚实，非常适合拿去缝沙袋，打拳时又软又不起灰。我见小重庆住处就吊着一个。我指给小蜈蚣看说：“我们拿一块去做沙袋。”

　　小蜈蚣看看说：“太长了，不好拿，明天我带大剪子来剪两节。”小蜈蚣家有把大剪子。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又来水塘玩水。玩好后看看四周无人，我放哨，小蜈蚣慢慢拉下一大块滤布，剪了两节折起来，书包里放不下，就塞在胸口，赶快离开。

　　走到糖厂大门，两个戴红袖套的纠查队员拦住我们，看见我们胸前冒鼓鼓的，就问：“胸口子上塞着什么东西？”

　　“我们去热水塘玩水。”说着我们加快脚步。

　　“站住！”纠察队员追上来，我们撒腿就跑。

　　一个纠察队员追上小蜈蚣，揪住他的后领，小蜈蚣反手挑肘，打在他的鼻子上，他疼得阿拉地大叫了一声，血流出来，正在追我的纠察队员见状赶过去帮同伴，这时小蜈蚣拿出了大剪子，纠察队员不敢上前，我乘机扔掉滤布，狂奔而去。

　　星期一早上学校在操场上开大会，宣布开除小偷吴青。校长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刻，吴青手持凶器，偷窃糖厂的重要物资滤布，并打伤工人纠察队员，被糖厂工人纠察队抓获，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吴青出身反动的地主家庭，本来就只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现在竟敢盗窃国家工厂的物资，罪大恶极。鉴于年龄太小，人保组对其免于刑事责任，为维护学校纪律，学校决定开除吴青，清除害群之马。”

　　开会的早上我身子一直在发抖，害怕小蜈蚣供出我来。在小蜈蚣被抓起以后，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宣布开除他，我高兴他没有出卖我，又为他被开除感到难过。

　　晚上去找小蜈蚣，见着他我就哽哽咽咽，为自己临阵逃脱忏悔。小蜈蚣说：“不要婆娘样。我早就不想读书了，我要去干活挣钱，到时候我买烟给你抽。”

　　小蜈蚣被开除后，无所事事，和一些无业青年混在一起。后来跟上老街子的二爷王二兵，于是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什么都干。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二爷领着他的几个兄弟们，抬着火把，来到东城门外的洪水河边，跟建大桥的外地施工队打了一场群架。打架的原因很简单，施工队的采买员在街上调戏一个卖菜的女人，这女人就是二爷的小姨妹。二爷怒不可遏，领了一帮兄弟在晚上就去河边工地，见工棚就烧，见人就打。施工队因生产高标号水泥的水泥厂停厂闹革命，拉不来水泥，暂停施工。工地上只有几个留守人员，因为人少，被二爷他们一伙爆打一顿。

　　这场斗殴轰动全城。

　　第二天午饭前，二爷、小蜈蚣等一干人都被人民保卫组抓进城关公社的看守室里，关了起来。过了几天，我买了一条“金沙江”，约孙大圣去找小重庆，请他带我去看一下小蜈蚣。孙大圣跟我到小重庆处就走了，他说他不敢去公社关犯人的地方。小重庆带我去公社大院，找到两个看守民兵说说，他们就把小蜈蚣叫出来。

　　小蜈蚣头包着纱布，脸上和手上都有伤痕。他尽量在我面前表现一个男子汉的气概，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连举，你他妈的还敢来看我，真想不到。”

　　我也尽量装成汉子样说：“我们是哥们嘛，来看看你，今后不知何年再相见。”

　　小蜈蚣眼一红，但很快他又恢复平静。他接过我递给他的烟，耸起鼻子闻了闻烟的香味，说：“王连举，你不是一直想看那本书吗？我不给你看是怕害着你。现在我出不来了。你如果真的想看，就去缅树坡上那棵大缅树上拿，在左边那一杈上有一个树洞，我装在那里。”

　　他说的那本书，我一听心跳就加快，身子有点抖。

　　小蜈蚣看看周围又小声说：“王连举，你要想办法不准其他人去爱丁佩环，你向我作一个保证。”

　　我说：“这个就难办了，除了那次帮你送缅桂花给她，我还没有和她讲过话。”

　　“反正你要尽力，你保证。”小蜈蚣说，他的脸有点红。我就答应了。

　　傍晚的时候，我独自去缅树坡。四野无人，风吹着大缅树，哗哗作响，我爬上树，在左边那杈树洞里，果然有一本用油纸布包着的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一看，是《曼娜回忆录》，我的心狂跳起来。

　　我读过《金光大道》、《艳阳天》，也读过几本黑书。黑书有大段大段的爱情描写，我很爱看。有一次我和小蜈蚣吹起来，小蜈蚣猛吸一口烟，用手指把烟屁股弹得老远，不屑地说：“这种恋爱算什么，这些书都没有《曼娜回忆录》看着过瘾。是干那种事的，黄色得不得了啊！”他说着就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搭成圆圈，用右手中指穿过去比给我看，我的脸就红了。我听说过这本书是手抄本，想读这本书已经很久了，但是只是听说，没有见过。小蜈蚣说他读过，我说借来看看，他一开始说简单嘛，我搞给你一本。后来我问他，他却又说我看不得这种书。我想，他说他看过一定是吹牛皮，不然不会不拿给我。

　　拿到了书，才知道小蜈蚣说的是真话。晚上我就在背窝里打着手电看，看得我全身发烧，某个部位坚硬如一截小钢筋，起来吃完了一大瓶凉水还是不管用。就是那天晚上，我在梦里流出了一些脏东西。第二天，我赶快把笔记本装还树洞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害怕别人发现，把这本书拿回家藏了几天。感觉不安全，又拿回来藏在树洞上。我对其他书都不想看，上课无精打采，下课也不跟孙大圣他们玩。我魂不守舍，隔三差五去拿这本书看，有时难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地用手乱搞一气。

　　有一天傍晚，我又骑在大缅树树丫上看，正看得入迷，树下有人叫我：“王连生，你在看什么书？”这叫声吓得我差点掉下来，一看是丁佩环。她卷着衣袖，提着一篮猪草，仰着头问我。我赶快把书塞进树洞，但又觉不妥，拿出来放在怀里。

　　“什么书，拿下来我瞧瞧。”丁佩环站在树下，等我下去。

　　我不能下去，但是老爬在树上也不行。我说：“《金光大道》，没有看场。”

　　丁佩环哼了一声说：“拿下来看瞧瞧，一定是黑书，我要告给老师，除非给我看一遍。”

　　这书是绝不能给她看的。我滑下树来，捂着胸口说：“真的是《金光大道》。”急忙跑了。

　　后来一直到小学毕业，丁佩环眼角都不瞅我一眼，我当然也不理她。不幸的是，升到县一中后编班，我和她编在一班，更不幸的是，还是同桌。

　　过了一个月，县革委会很快对这起反革命案件进行了宣判。在人民大会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展，台下坐满了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在开会之前，工宣队队长先带着大家唱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然后是革委会主任讲话：“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县人保组主任大声宣布：“将犯人押入会场！”二爷等一群犯人就被背着冲锋枪的民兵们押进来，我看见他们的押法是两人扭一人，这叫“喷气式”。我们打架玩时学过，很疼的，犯人们都抵着头，站成一排。人保组主任宣读判决书，宣判到吴青时，我听得清清楚楚：

　　“查从犯吴青，出身地主家庭，长期不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改造。好逸恶劳，不务正业，流氓成性。无故于1976年3月12日夜，跟随王二兵一伙，充当打手，到洪水河边大桥工地进行打砸抢，破坏国家建设，导致民工五人受伤，其中重伤一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但鉴于吴青尚未成年，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同时给其一条出路，特判决如下：

　　判处主犯吴青劳动教养三年；

　　……”

　　五

　　三十年后的一天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达生突然来到教育小区三楼我家。进门来他就对还来不及坐下的秘书和驾驶员介绍我说：“这是我的老同学，我们要吹一阵，你们走吧。”秘书说：“车子就停在下面。”孙副市长说：“我不用车，你们都回宾馆休息去吧。”

　　孙达生面皮白净，头大肚肥，握着他软绵绵胖乎乎的手，怎么也想不出这是当年在火灰中捡火烧豆的脏手。孙副市长坐下问我：“同桌的她呢，怎么不来倒茶？”我说：“她们医院组织医生去海南旅游，她带着儿子去了。”

　　“老同学，我俩真是有缘，小学是同学，大学又成了校友，你说是不是？”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哈哈一笑说：“我是师大的在职研究生班毕业。怎么样，追上你了吧？”

　　我哦了一声说：“超过了超过了，我只是本科。”

　　粉碎“四人帮”后，孙达生初中毕业，他爸得到平反，他妈的病也好了。遇上县里招工，他就参加了工作。县里百废俱兴，极需人材，孙达生从工人转为干部，从股长局长到副县长，不断挑起重担，我从师大毕业回来时，他已是副县长了。那时他几次动员我去政府办当秘书，说干秘书苦一点，但是前程远大，我没有去。后来他到外县当县委书记，在市里买了房子，把他妈接进去住，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我一直在县一中教语文，和县医院的医生丁佩环结婚，过着平庸的生活。

　　孙副市长讲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记性特好。有一些事我都忘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在河水涨时靠在桥墩上争王位的事你忘了吗？你们一个都争不赢我？捞河柴，谁有我捞的多？……

　　孙副市长问起小蜈蚣的情况，我说：“我也不了解多少。小蜈蚣去劳教后，他的大舌头姐姐被人领去河南嫁掉了。意外的是两年后，大舌头姐姐领着一对双胞胎儿子，来把父母也接走了。小蜈蚣从劳教所释放后，听说在回来的路上又作案，被判劳改五年，出狱后他没有回来，至今没有音信，下落不明。”

　　孙副市长一声叹息，站起和我握手告别，他说他很快要调到省上工作，我祝他步步高升。他笑着说：“到顶了，王连生。我现在不知为何，总是爱回忆，回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我这次下县来搞调研，昨晚还梦见你，所以今早叫秘书打听到你的住址，晚上特意来看看你。王连生，还记得毛主席的诗词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送孙副市长下楼到院子。他的秘书从越野车上下来拉开车门，孙副市长上车坐下，秘书关上门，孙副市长对我挥一挥手，越野车就驶出了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