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燕青

　　老舍在小说《离婚》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看了忍俊不止，按现今的话说，这位张大哥很现实，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很佩服老舍的神来之笔。现实中，看到有妙龄靓女嫁老翁的，在婚姻的天平上，青春美貌所对峙的另一边要么是金钱，要么是名利地位，筹码相当，达成平衡，仿佛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它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饮食男女的婚姻就是一种平衡。谁看到博士自愿嫁娶文盲？特定历史环境另当别论。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在学堂上被要求画圣母时却无厘头地画了一架天平，也许在他眼里圣母就是公平公义的化身？我不得而知。平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平、公正、不偷斤减两、不倾斜。反正我就是一个在生命中不断寻找平衡的人。

　　我跌倒多次。那一年的夏日，我再次跌倒了。我被抬上120救护车的那一刻，肉体难耐的疼痛以及心底的恐慌比车笛更凄厉。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遭遇不幸，病了几个人或死了几个人，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升起。那一夜，繁华的街市照样车水马龙，灯照样红酒照样绿，就好像没有灾难发生过。可我的世界已然不同了，我的世界倾斜了。我一再地被問，你怎么又跌倒了？我无以回答，我若有答案我愿意像祥林嫂那样一遍遍地回答他们，可我没有答案。我只能一遍遍地咀嚼这句话。这句话将我引向两个歧途，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命运的。多数朋友认为我的身体出了毛病，而命运的那条路似乎有更强大的引力，让我想到一些玄奥的，超出以往认知经验的东西。我有限的思维都朝着这个方向倾下去、倾下去，我找不到平衡，我在人生的平衡木上举步维艰。那时我开始脱发，一枕一地的落发纷纷叹息着，叹息我人生的坎坷，不平衡。

　　那个夏日我在医院的骨科病房住了一段时间，我饱含汁液地绽放成一朵夏日灾花。我从不知道我可以这般肥沃，疼痛在我的身体欢乐筑巢。我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病友，残弱病痛让我们惺惺相惜，这是怎样的缘分？一对夫妇下坡时摩托车车轮飞了，两人摔成熊猫脸，男的表情凄惨，女的还能笑，虽有些勉强，她叹了一口气，说她去年同样也作了骨科手术。我知道了，她笑是因为她在寻找平衡。另一女子，手指被机器轧断，也是一副坦然的样子，正当钦佩油然升起，并羞愧于自己的脆弱时，那女子忽然一个低头便抽泣起来，我的心也疼了起来，我把面巾纸悄悄塞给她，她惊愕地抬头说了很大声的“谢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知道感恩的人。隔壁病房有个要开脑的病人，据说他茫然的眼睛总是看向窗外，大家担忧他的精神要出问题。从病房看出去，窗外，是同一个天空，天空下却是不同的人。每个不幸的人都有各自的不幸，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心路才能寻找到一种平衡，才能接受现状，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平衡。这里的痛苦刺着我的眼球，这里听不到为赋新诗强说愁。

　　到了夜晚，月亮似乎总是低悬的、幽暗的、诡异的，不再是“一钩新月天如水”，月亮成了病人苍白枯槁的映照。我特别想回到跌倒之前的日子，可惜生活没有还原键。病房里的电视是打破夜空、打破孤寂的利器，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本市第N届饮食文化节开幕，打广告的人白天已经窜进病房送来街头小报，里面还有医药广告，也有某影星的绯闻等等，某些健康到无聊的人正在弄出极大的动静，这使我们的内心更加不堪。我躺在病床上翻开苏珊·桑塔格的《床上的爱丽斯》，第一幕：暗场。（爱丽斯的卧室）护士的声音：你当然起得来。爱丽斯的声音：我起不来。护士：是不想起。爱丽斯：是起不来。护士：不想起。爱丽斯：起不来。哦。好吧。护士：想起。你想起。爱丽斯：先把灯掌上。

　　我那时也需要一盏灯，一盏能引领我走人生平衡木的灯，我是个平衡能力很差的人。文森特·梵高也是一个不会走平衡木的人。他渴望找到一家咖啡馆展出他自己的作品，他起初信心满满，可是，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也没能把持住，他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画得不到世人的认可，感情屡屡受挫，经济又拮据，成为弟弟的负担，他一直在挣扎，他的天平一再失衡，以至于他没能看见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咖啡馆。就连我们这个小城也有一处以他命名的地方“梵高小镇”。他的画像和他的《星夜》印在墙上很大幅，他的画有种摄人心魄的美，色彩凌厉的艳，他真的很会配色，他就是一个天才，只是天平失衡了。乔·麦克唐纳说：“伟大往往是各种对立品质自然平衡。” 从梵高的自画像看，虽然他眼神坚定，但整个面部表情依然落魄、狂躁、愤怒、忧郁。才气、自信与颓废、绝望在天平上较量着，天平在双方的筹码中摇摆不定，此起彼伏。他不知道，一旦天才成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可能就是各种苦难，或是无边暗黑的寂寞。天才，稍有不慎就能把人碾得粉身碎骨。他并不具备抵御这一切的能量。尤其高更的离去，仿佛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梵高画了《高更的椅子》，那把有着红漆的老式座椅成了他刺眼的寂寞。那《星夜》整个天空暗黑幽蓝，那些充斥在星月之间的旋涡很暴力，他是在画中释放自己，终于，他没能扛得住，他向着忧郁、愤怒的方向一路狂奔，天平彻底倾斜了。他最后的画《麦田昏鸦》，整个画面线条粗硬，那些黑黢黢的乌鸦仿佛是死亡的预告，梵高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的苦难也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不足挂齿。可是，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能被虚抛、被荒废，苦难应该开出花来，这也是一种平衡。可是我的苦难像干瘪的种子，不能生根发芽开花，我配不上我的苦难。我没有与苦难抗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筹码可以平衡苦难这个大筹码。我是多么的不甘，但我也曾经找到过平衡。那是我被雨后路面上的乳胶漆滑倒之后的事。我躺卧家中。高高翘起的腿，像一杆失去平衡的称。那条腿肿得有两条腿粗，青紫色发亮的皮肤像要涨破，大拇指甲脱落，血迹斑斑。恰逢钟点工来做卫生，她见到我这个样子立马闭上眼不忍目睹，嘴里不住地感叹：“水人没水命！水人没水命！”闽南语“水”就是漂亮的意思。她的话和她为我发出命运不公的叹息，安慰了我，温暖了我，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就像一杆破败的称终于找到了平衡点，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并非我真的自以为“水”，我知道那只是她对我的偏爱。我只是从“水”得到了启示，看到那盘命运的葡萄，不全是青葡萄，也有紫葡萄。我开始数算我生命里的恩典，一个两个三个……我数算不完，我空手来到这个人间，我已经得到很多。况且，苦难也给了我益处。这就是我寻找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