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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之变

时间:2023/11/9 作者: 闽南风 热度: 19010
沈淦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这首短短的五言绝句被收入《全唐诗》第4卷,作者李昂。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从诗中的“辇路”“上林”“侍臣”等词语中看出:作者一定大有来头!果然不错,这李昂正是庙号“文宗”的晚唐皇帝,原诗本来大概并没有题目,编纂者给随手加了个《宫中题》。那么,阳春草长花开,宫中风景如画,凭高望远的一国之君,究竟有什么“何限”之“意”,连侍臣们也难以理解呢?

  说来话长。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十七岁的李昂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此时的大唐王朝早已盛极而衰:外有藩镇割据,内有朋党之争,尤其是宦官勢力的迅速膨胀,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东汉与之后的明朝。李昂的祖父唐宪宗李纯、哥哥唐敬宗李湛都死于宦官之手。李昂的父亲唐穆宗李恒及李昂自己,都是宦官所立。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专制皇权。

  平心而论,唐文宗李昂初即大宝,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意思。他一改前朝的奢华风气,放出内廷宫女三千人,裁撤教坊乐官、翰林待诏等冗官冗员一千二百七十人。他又勤于政事,恭俭儒雅,听政之暇,则博览群书,曾经对左右侍臣说:倘若不甲夜处理政事,乙夜看书学习,则“何以为人君”!果然新朝新气象,于是“士民相庆”(《旧唐书·文宗纪上》),都希望能在这个新皇帝的率领下,大家共同进入一个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

  然而,李昂在性格上有两个很大的缺陷:一是优柔寡断,往往一件事和臣下们商议已定,他自己却突然改变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无所适从,致使臣下无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图,无法放开手脚做事。二是不能识人,为铲除权宦,起用一度投靠宦官集团的奸险小人李训、郑注等,虽然也处死了权宦王守澄、韦元素、陈弘志等,沉重地打击了宦官集团,却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行动,企图一举全歼以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终于酿成一场惨祸。由于唐文宗李昂虽“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旧唐书·文宗纪下》),非但没能成为中兴唐室的贤明帝王,反而变成任权宦欺凌摆布的庸懦君主。

  太和九年(835),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结合,诛除宦官集团。他们以左金吾卫仗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前往观看,乘机图谋诛杀,却以所伏甲兵暴露而失败。仇士良等劫持唐文宗回宫,然后矫诏捕杀李训,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仇士良又大肆诛戮朝臣,长安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宰相舒元舆、王涯等千余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血淋淋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被仇士良软禁,国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团操纵,文宗对此一筹莫展,只是饮酒求醉,赋诗遣愁,岂止成了傀儡,简直形同囚徒。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所载:唐文宗痛恨仇士良,却又无可奈何。有时候于后苑登临游玩,即使宫廷百戏陈列于前,也不能使他稍微舒展一下眉头;却常常见他瞪着眼睛,独个儿自言自语,左右侍从哪敢上前询问。开篇那首五言绝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开成五年(840)正月,抑郁成疾的唐文宗李昂一病而逝,年仅31岁。两个月前的开成四年十一月,他最后一次上朝,退朝时在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陪伴,赐酒问他:“朕能够与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周墀答道:“天下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主啊。”文宗叹道:“朕怎么敢与尧、舜相比。之所以问你,是想知道朕比起周赧王、汉献帝来怎么样啊。”周墀大惊道:“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君,怎么能与陛下的圣德相提并论呢?”文宗神色凄然地说:“周赧王受制于诸侯强秦,汉献帝受制于权臣曹操,如今朕却受制于家奴。从这一点来说,朕还比不上周赧王与汉献帝啊!”话刚说完,已泪湿襟裳,周墀也伏地痛哭不止。从那以后,文宗一病不起,再也不能坐朝接见群臣了。

  有唐一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之长官及同平章事,都称宰相,共同执掌机要。在甘露之变中,唐文宗预知其事,李训、郑注是主谋。另外两个宰相呢,舒元舆确实参与其中,而七十多岁的王涯却不知情,被仇士良屈打成招——当然,自顾不暇的唐文宗根本就救不了他们。倒是他们两个亲戚的遭遇,颇耐人寻味。

  王涯有个“再从弟”——即远房兄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既老又穷。听说王涯当了宰相,便骑着一头蹇驴,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希望能够求得一官半职,哪怕像簿、尉一样的小吏也行。王涯哪里将他看在眼里,根本就不予接待,王沐无奈,只得租了间房子住下。留在长安两年,才算见了王涯一面,却又对他十分冷淡。后来,王沐大概是博得了王涯所喜爱的一个家奴的同情,代向王涯求情,王涯才答应给他一个卑微的小官。从那以后,王沐就早早晚晚地候在王涯门下,希望能获得一个正式的任命。及至甘露事变,仇士良派士兵收捕王涯家属,王沐正在王涯私宅,一问是其族人,于是与王家的亲属一起,被腰斩于长安城西南一隅的独柳树下。

  舒元舆有个远房侄儿,名叫舒守谦,聪明而又机灵,很受舒元舆喜爱,被留在家中一年多,饮食起居都很丰厚,待他犹如嫡亲侄儿一样。由于舒元舆的推荐,舒守谦还当上了秘书郎一职。舒元舆入阁拜相后,又承诺找机会弄个既清闲、俸禄又丰厚的官儿给他当当。舒守谦自然喜不自胜。哪知有一天,舒元舆突然因为一件小事——而且并非舒守谦的过错,对舒守谦大发脾气。无论舒守谦如何解释,都不行,甚至每天大清早就拜伏于卧室外谢罪,舒元舆也不肯见他,而且日日让管家对他严加谴责。舒府的那些僮仆们也都势利得很,迎合主人的态度,对他大翻白眼。舒守谦心中不安,就写了一封辞别信,请管家代转,说是准备回江南老家。舒元舆一点也不挽留。舒守谦无奈,第二天便收拾行装,离开了舒家。出了长安城,还不住地唉声叹气,想起叔叔以前对自己的恩宠,实在难以割舍,驻马回望,泪下如雨。直到天黑,才抵达离城不远的昭应镇,忽然听到从长安过来的人们纷纷议论说:京城发生大变故了,神策军围住舒宰相的宅第,将其一门老小、不论亲疏,一并捕捉杀害,连幼童也未能幸免。舒守谦连呼“侥幸”——如果迟走一步,此刻不也成了刀下之鬼吗?

  或许有人会说:莫非舒元舆因参与谋划甘露之变,怕连累了舒守谦,才故意与他闹翻,让他离开是非之地?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甘露之变,舒元舆与王涯都被灭了族。舒元舆的弟弟元褒、元肱、元迥,同时为官,除舒元褒早卒外,其余全被杀害。他既然如此关照一个远房侄儿,为什么不设法让亲弟弟远逃避祸?史称舒元舆性情“诡激,乘险蹈利”(《旧唐书·舒元舆传》),他阿附李训、郑注,凡是被这两个人所嫉恶的大臣,他都不辨是非地加以弹劾,因此才当上了宰相。那王涯呢,虽然并未参与甘露之谋,是被宦官冤杀的,然而其在位时贪赃枉法,刻剥平民,百姓恨之入骨。临刑时,观看者中一片诟骂之声,不少人还“投瓦砾以击之”《旧唐书·王涯传》),其贪污所得的巨额家财则被神策军士卒及市民们趁乱搬取,竟然搬了一整天还没能搬完。

  如此看来,舒守谦能够逃脱这场杀身之祸,实在是侥幸;而王沐因硬捱进去而为甘露之变增加了一个冤魂,只能说是倒霉了。二人之不同遭遇,不知能否给百计钻营、汲汲于功名利禄者一声棒喝?

  最后简单说说甘露之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宦官仇士良。

  仇士良(781-843)是循州(今广东惠州)人,顺宗时入宫服侍太子李纯(唐宪宗)。李纯即位后仇士良颇有升迁,元和、太和年间,历任监军、内外五访使等职,所至之处,勒索地方供应,“暴甚寇盗”(《新唐书·宦者传上》)。李训和郑注为对付王守澄,提拔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不料除掉王守澄后,掌控了御林禁军的仇士良尤为骄横难制,犹如引虎驱狼,宦官集团依然权势熏天。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气焰尤盛,竟然敢于当着大臣的面,指着唐文宗李昂的鼻子数落其“过失”,而文宗皇帝呢,唯有“俯首”忍受而已。仇士良一度还想废掉文宗,迫于藩镇将领的压力与朝中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文宗死后,仇士良又拥立文宗的弟弟李炎做了皇帝,这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虽然是宦官所立,却颇有作为。即位之初,他表面上不得不对仇士良表示尊崇,实际上对宦官专权干政也厌恶至极。他勇于决断,大胆提拔才俊之士,重用宰相李德裕等,逐步抑制宦官集团,使朝纲颇有起色;他又出兵收复昭义镇,制止东方节度使扩大割据的行动,重振了朝廷的权威。仇士良等宦官渐渐失势,他怎肯甘心,便散播流言,妄图挑唆神策军闹事。在这紧要关头,武宗卻果断地出抚众军,使谣言不攻自破,军心也得以稳定。仇士良惶惑不安,过不多久,便推托有病,请求辞去神策军中尉等职。武宗顺水推舟,让他当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内侍监”。仇士良又苦苦哀求回家养老,武宗又应允了。顺便说一句,仇士良虽然是个宦官,却既有妻室,又有子女。唐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805),仇士良于那一年入宫,其时已经25岁了,或许,他在入宫“净身”之前,便已娶了妻室并生育了儿女?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仇士良离开了皇宫。宫中的那些宦官们将他送至家中,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讲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肺腑之言:“皇帝万万不可让他有闲暇,因为有了闲暇他必定要看书,看了书知道了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就会心怀忧惧,就会接见儒臣,见了儒臣又会纳谏。这样一来,他必然智虑深远,并逐渐减少戏耍游乐的次数与时间。于是我们这些人就会被他疏远,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实权了。为你们大家着想,不如广殖财货,盛设飞鹰走马,每天以击毬打猎等声色犬马蛊惑其心,务须极尽奢侈靡费,让其沉迷于其中,快乐无比而不愿止歇。这样一来,他必然会排斥饱学之士,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茫茫然一无所知。那么,各种政务必然为我掌握,恩威也会自我而出,国家大权不就落入我们这些人手中了么?”众宦官都感激地再三拜谢。确实,仇士良在宫中掌权二十年,前后杀掉二王、一妃、四宰相,其玩弄权术之高明手段,简直是炉火纯青了。

  然而,捣鬼有术,亦有效,却毕竟有限。仇士良回家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与舒守谦一样,侥幸得很。因为第二年六月,离他告老回家刚一年,就有宦官告发其罪恶——是不是受他“教育”的宦官之一,或者是不是受唐武宗暗示,都不得而知,只知道唐武宗迅速采取措施,雷厉风行地抄了他的家。仇士良如果还活着,会不会脑袋搬家,就难说得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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