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文

　　西半天绯红的云霞，如燃烧未尽的火焰，斑斓明丽，仿佛整个苍穹瞬时穿了一件华彩绝伦的锦衣一般。余晖喷薄出的红光铺洒在漳州城四周山体的每一寸肌肤，散发出奇异的光芒。这天和往常一样，是一个秋天的美丽黄昏，天边绚丽的云朵哪里知道这座城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千年古城在沉寂中将迎来新的转机。全国各地光复的消息不断从报纸上传出，大家奔走相告，满大街沸腾了……位于香港路、台湾路、北京路的店家们纷纷摘下杏黄龙旗，插上五色旗，拥护共和的呼声达到高潮。革命烽火熊熊燃起，改朝换代的钟声响彻古城每个角落，漳州末任知府陈嘉言在东坂后教堂里，庄重捧出府印，并派人贴出告示安抚民心，告示内容为“予愧无泽以加吾民，幸全城生命财产均无恙，今挂冠而去矣，愿公等好为之，以俟新命”。这一天，正是1911年11月11日，漳州光复的日子。

　　时至今日，混迹于故纸堆中的我搜集的资料越多，就越发真切体会到陈嘉言爱民如子的一片赤诚。当时漳州有两大行政长官，一个是汀州龙道尹，一个是知府，道尹何成浩被革命党人的假手榴弹吓住，不管百姓死活，携带家眷及细软逃之夭夭，而知府陈嘉言，当孙中山的支持者孙宗蔡抵达漳州城中，陈嘉言镇定自若，连夜与孙宗蔡谈判，在确认革命党人不伤及无辜，城中百姓将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召集同僚们及当地士绅协商，讨论如何在动荡时局中防止不法分子乘机作乱，并议定了维持地方安定的相关事宜。

　　陈嘉言虽然身为清朝官员，领的是清廷俸禄，但对于清王朝的没落腐朽看得通透清楚，特别是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割地赔款行为，令他对清王朝失望透顶，在漳任职期间他写下长诗《木棉庵行》，首句便是：“奸臣取国不失国，失国之朝无一策。赵家传位四百年，丧自庸奴真可惜”，诗句借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于清廷姑息妥协的愤慨。漳州与台湾隔海相望，他的长诗在海峡两岸一度广泛传抄，引发两岸人民的共鸣，激起仁人志士的爱国热情。毋庸置疑，陈嘉言是忠臣，只不过他的忠是忠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天下苍生。他更在乎的是他的子民，他的“闾阎”。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已是花甲之年的陈嘉言，本应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因为盘缠不足，不得不含泪把两个年幼的女儿送给当地富绅寄养，换得800银元作为路费。不幸的是，两个女孩在乱世中颠沛流离，最终也没能回归衡山与家人重新团聚。

　　载着陈嘉言一家老小的船只沿着九龙江缓缓前行。两岸青山依旧，甚至比九年前上任那日来得更加青翠，身着深色布衣的陈嘉言，独立于船头，浩浩荡荡的江水溶解了他的无限落寞与叹息。他在万千感慨之际挥笔写下《离任福建漳州知府》，“蒞位九州越十年，愧无德政慰先贤。清风两袖常随我，不负闾阎不负天。”是自谦之语，也是对自己任职漳州近十年问心无愧的总结。

　　陈嘉言主政漳州，有两大政绩值得称道，一个是兴修水利设施，解决水患问题。九龙江与城区近在咫尺，河堤年久失修，大小洪水不断，特别是九龙江北溪洪水泛滥已成家常便饭，两岸百姓深受洪灾困扰，朝不保夕，兴修水利成了重中之重的大事。官府的拨款远远不够，只能小打小闹做些补缺补漏的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经过周密筹划后，陈嘉言向当地乡绅富商筹集资金，发动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他自己则卖掉湖南衡山老家的祖田，用于购买先进工程设备，同时花重金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沿两百多公里长的九龙江进行调查勘探，绘画图纸，深挖淤泥，疏通河道，蓄水灌溉，排水分洪，在他离任后的几十年内，九龙江都没有发生大的洪涝灾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陈嘉言另一个功绩就是端正考风，培养人才。陈嘉言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内驱动力。到了晚清，不少官员在科举上大捞横财，考生如果想参加府试就得花钱去打点相关官员。当时漳州府下属有七个县，每年单是收取考生的“报名费”就可达上万两白银，历任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曾经担任过监察御史的陈嘉言，上任后一眼就看出这一半制度化的官场潜规则的危害，义正言辞指出，考试大典怎么能像商品一样买卖呢？国家法律对此是要严惩的。他说自己也是受益于科举，从科举中走上为官道路，更不能将科举制度视作个人谋利的工具。在他任上，科举仅延续了两年就被废除了，但就是这两年，陈嘉言整顿考场纪律，没有收取半点贿赂，公平公正取士，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培养和选拔了一批批真才实学的人。废除科举制度后，陈嘉言把“芝山书院”改成新式学堂“漳州府中学堂”（漳州一中前身），把试院划归校舍，继续为国家输送人才。

　　离开漳州后，陈嘉言一家沿海岸线北上，经上海，溯长江，入洞庭，到湘江，过长沙，再入洣水，辗转曲折，最终回到衡山县。旅途并非一帆风顺，幸好曾经受陈嘉言赏识并与其在漳一起共事过的黄仲琴，他的家族在上海和武汉等地都有货栈，在他们的帮助下，陈嘉言一家才安然无恙抵达家乡。晚清官员告老还乡者，大多盆满钵满，有的甚至富可敌国。民间历来盛传：“三年官知府，十万雪花银”，陈嘉言连任九年知府，少说也有三十万银两吧！一箱又一箱沉重的行李从船上搬下来时，那些挑夫和过来帮忙的亲友们都是这样揣测的，直至打开后，大家失望了，哪有金银财宝，十多箱沉甸甸的木箱，无一例外装的都是书籍。眼巴巴等着打赏的挑夫们起初是愤怒，冷静下来后就剩下发自内心的敬意了。

　　陈嘉言廉书压舟的故事让我想起乾隆时代的孙嘉淦，此人可以称得上清朝最廉洁的官员，告老还乡之际担心遭受相邻嘲笑，就用十几个木箱装了石头充当金银，假装很有钱，后来被告发到皇帝那儿，乾隆查明情况后，命人换下石头，真就给所有木箱装满了金银。我们的末任知府陈嘉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谁来把书换成金子银子呢？他没有碰上明君，没有赶上好时代。即便后来真有人有心要捧白银给他，一向廉洁自爱的陈嘉言也不肯轻易接受的。当年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目的，弄虚作假，花高价聘请各地德高望重的人帮忙写劝进文章，以达到称帝合法化，营造出人心向背的虛假繁荣，这其中就包括回乡后的陈嘉言。尽管贫困潦倒，沦落到租房子安顿晚年，陈嘉言仍然断然拒绝袁世凯请文的两万块大洋。

　　思想开明，能够与时俱进是陈嘉言的人格魅力之一。同盟会成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刘道一，陈嘉言曾经多次赋诗赞颂这位湖南老乡，最后还与刘家联姻，将孙女嫁给刘道一的继子。骨子里陈嘉言是支持辛亥革命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他的外孙夏明翰，临刑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壮烈的就义诗激励和鼓舞着“后来人”砥砺前行，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赴汤蹈火，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