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山梁

　　“终于成行了。”

　　当我踏上开往贵州高铁的那一刻，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念想就是“终于成行了”。是的，反反复复的新冠疫情，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给外出学术交流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今年以来，我就取消了去海南、江西等地参加学术交流的文化活动。其实，这次贵州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阳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亦是一波三折，从筹备到开幕，可谓是跌跌撞撞，前前后后耗时一年多，差一点就腹死胎中，终因杨德俊老先生的坚持与执着，才得以圆满成功举办。

　　于我而言，也是自叹不易。今年恰逢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各地以此为由头的学术研讨、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影响颇大。6月上旬，福建高层方面要求漳州市要重视挖掘阳明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于是乎，漳州有关方面就谋划年内完成的“五个一”系列活动，即：在《福建日报》刊发一期阳明文化专版，举办一场全国性学术论坛，创建一个阳明文化展示中心，拍摄一部《王阳明与平和》微电影，出版一部《闽中王学研究》。这些具体的繁琐事务，大部分得将由我承担落实。一个字“忙”！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恨不得有个分身之术。“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召集老朋友到修文聚一聚的活动了”，杨老先生这一句话，感慨岁月匆匆的无奈，让我无论再怎么忙，也得赶过去参加。杨老先生与我相识相知多年，彼此处世性格、学识观点多有相近相似，或许从他的身上可以窥见自己未来的些许境遇。于是，尽管从厦门乘机赴黔的渠道因疫情突发而走不通，我还是改乘近10个小时之久的高铁，远赴贵州，赶到修文，既向阳明先生奉上一束菊花，表达闽中学人的一份虔诚，又得以出席杨老先生自筹资金举办的全国第一场以民间资金组织举办的阳明学术研讨会。一场不花财政一分钱的纯民间学术会議，一场以文化老人的执着和对文化价值的坚守而催生的研讨活动，一场让一位年过古稀老人因筹办受阻心酸而言之哽咽的文化交流。毋庸置疑，文化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遗产，但一直以来就缺乏助力擢升的功利属性；文化是不朽的，却满足不了当下人们追求“短平快”欲望的需求。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相信杨老夫子的泪花里，显耀着是文化的光芒和灵魂的剔透。因为，不朽的是文化。

　　修文，我并不陌生，也曾多次前往参加学术交流，拜谒圣贤遗址，然而都是空中去、空中回。是的，今日的科技让人们忘却了曾经的路遥漫漫，道途崎岖，无法感受往圣先哲曾经的艰辛与危难。我不知道的是，明天的科技，又将会让后世诸生忘却什么？但愿不要忘记那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因子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次的高铁往返，南昌到贵阳这段路程与当年阳明先生赴谪修文的行经线路，大致相近，权且是大写意历览阳明赴谪之路吧。不亦快哉乎！钱德洪的《王阳明年谱》，虽未有记载阳明先生赴谪行经途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遇到的各种人物，但并不意味着这千里迢迢之跋山涉水的行程是平步坦途、一帆风顺的。我想，当年的钱德洪在编撰《年谱》时，应该没有沿着先生贬黔之路重走一番吧，所以略写了谪旅的经历、览胜的风情。我们却可以从存世的阳明先生所作《广信元夕蒋太守舟中夜话》《宿萍乡武云观》等数十首谪旅诗中，多少可以感受谪旅途中的艰险与磨砺，依稀可以看到先生跋山涉水的身影与履印。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志也。

　　考究探微文化脉络，还原历史真相，田野考察是极其重要的途径。之前曾三莅修文，但足履都局限于县城区范围，除了东洞，就是玩易窝。这次因是小范围的活动，杨老先生想尽办法，调用了多部私家车，组织我们这些外地的十几位道友翻山越岭，考察了三个跟被收入《古文观止》的王阳明习作《象祠记》《瘗旅文》两篇佳作有关的地方：蜈蚣桥、天生桥和三人坟。昔日，王阳明触景生情而提笔疾书，留下千古名篇；今天，我辈因佳作寻旧址而慕名瞻观，体现文化价值。

　　明正德三年（1508），谪居修文的王阳明受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司安贵荣之诚邀，从龙场出发，前往灵博山（位于今黔西县素朴镇灵博村），为彝民重修象祠作《记》。途中，王阳明经过天生桥（位于今修文县谷堡镇天生桥村），看到一泓潺潺流水从天生桥洞飞泻而过，留下白练一般的水光，感慨万千，试想如若将如此恢宏之桥移放在长江之中，至少还可以发挥其渡人、济险之用；更联想到自己的不幸，因为不畏阉党强权，直抒胸臆，上奏《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而被受廷杖、下诏狱、贬谪戍，流放在蛮荒之野，如同这苍天之造物虚摆在万山之中，毫无作用，难免心生怀才不遇、圣人之志难酬的伤感。睹物生情的王阳明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过天生桥》诗句：“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辽鹤不来华表烂，仙人一去石桥空。徒闻鹊架横秋夕，漫说秦鞭到海东。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表达唯有物尽其用，才能显示物品的价值所在，暗喻一个人只有人尽其才，其社会价值、生命意义才得以充分彰显、扩充，否则徒有生存的概念而已。

　　之后，王阳明沿着蜈蚣坡的驿道，信步走过蜈蚣桥、住宿六广河驿，之后来到象祠。王阳明深入了解象、舜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象在舜的感化之下改恶从善等情况之后，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以“心”化人，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就了鸿篇巨制，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蜈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由奢香夫人所建，用于连接九个驿站的关键通道，并将修桥之事看成是“牧民之具”，有促进“域治清明，百姓安乐”之功效。之后，安贵荣、安国享先后于明弘治、万历年间两次重修。然今日所见之蜈蚣桥，已是2018年所重修的，尽管不是王阳明当年走过的弘治年间重修之桥，但从其残缺的护栏，依稀可见曾经的巧夺天工，一桥贯通两岸青山，如大虹贯天，大虬压海之状，可见当年建桥技术之娴熟。联想刚刚行走在蜈蚣桥往天生桥的古驿道之间，举目望去，依然是青石为路，两侧除了挺拔的树木、蔓丛的杂草之外，还有稀稀拉拉的几坵玉米田，如此这般情景，与王阳明谪居时代，改变不了多少。即使放在今天，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中，却有这般恢宏之桥横卧在急流之上，霞飞天外，龙横水心，还以彝文立碑叙事，也不得不为之叹服，何况是在500多年之前。

　　无论是奢香夫人将修桥造路视为“牧民之具”，还是安贵荣修建象祠请王阳明作《象祠记》，或是安国享重修蜈蚣桥，告谕彝民“无负国家之厚恩”……所有这些，让吾侪对奢香夫人、安贵荣、安国享等一批当年贵州少数民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以文化人的强烈文化意识所折服。今人，不应该更不可轻看古人的智慧和人格！

　　明正德四年（1509）秋，一位从京城来的吏目，带着一子一仆经龙场，欲往南边赴任，然不幸客死于蜈蚣坡驿道。王阳明闻知三尸暴露荒野，恻隐之心油然而发，便率领两位仆童来到蜈蚣坡，将吏目等三具尸体掩埋，使得入土为安，并奉上鸡、饭等祭品，亲撰《瘗旅文》哀悼凭吊，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限伤感与哀愁，加之两首祭歌殿后，以歌当苦，宣泄了自己居夷的愤懑与抑郁之情。

　　如果没有《瘗旅文》的广为传诵，贵州蜈蚣坡驿道上的“三人坟”，除了一丘茔冢之上的青草萋萋，随风摇曳，定然无人关注、无人问津，更不可能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乾隆十年（1745），贵州通判孙谔、修文知县王肯谷二人，因被阳明先生的《瘗旅文》所感动、所触发，特地赶到蜈蚣坡寻找三人坟，但见“蛮童猓女往往樵牧其间”，就连当地人也几近忘却三人坟的具体位置，可幸的是“有老生，年七十，扶杖拨藤，导引而至墓前，则荒烟蔓草，几莫能辨”，两人感到悲伤怆然，于是“捐金筑墓立碣”，通判孙谔撰碑记、知县王肯谷作跋叙之。这，足以证明《瘗旅文》的魅力，是一文之力，请得两位高官踏勘荒野土坟。然而可笑的是，上世纪中叶，有盗墓者以为“三人坟”乃明代之古墓，定有稀世珍宝，遂毁墓而盗，收获空空如也。我想，盗墓者尝若熟读《瘗旅文》，细看孙通判之碑记、王知县之跋文，就知道墓中毫无宝贝可偷，也免得吏目等三人在死后数百年之后，又被打扰一番。吁！三人坟因《瘗旅文》而闻名，成为“文保单位”；又因盗贼之无知而被挖，成为“毁容之墓”。可悲可叹，但凡没文化的，真的很可怕！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