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乔

　　这是我细读黄许桂主修之《平和县志·职官志》的一个发现：当政者的政声好与其任职时间不一定成正比。

　　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平和建县至黄许桂主修第五部《平和县志》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凡315载，期间平和县共有104位知县到任。其中明代45名，清代59位[道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1911）还有42位，不计在以上的104名之内]。在这104名的知县中，明代任职最长的为六年，共有4位，他们是王禄（嘉靖五年到十年），谢明德（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孙汝达（万历七年至十二年），黄应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清代任职六年以上的有7位，他们是吕调化（顺治十一年至十六年），王道光（康熙元年至七年），巫元東（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郭廷彩（康熙四十六年是五十五年），彭适（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陆犉宗（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九年），刘连魁（嘉庆八年至十三年）。明凊两代以清康熙年间的郭廷彩任职时间最长，达十年。其次为康熙初到任的王道光和雍正年间任职的彭适，各为七年。

　　两个朝代在平和任知县最短的只有几个月，共4位。他们是罗干（明正德十四年到任，不逾月就病死于任上），陈中立（明嘉靖二十二年任职，只当了五个月便因病告休）；伍有庸（清嘉庆三年到任不久，就因丁忧而去）；蔡世钹（清道光九年赴任，旋由卢绅接任）。而任职一年16位。明代有9位，他们是方彭（正德十六年），邓筠（万历二十七年），邱惟峻（万历三十年），邹人昌（天启二年），杨士点（天启七年），朱鼎万（崇祯元年），朱统鈨（崇祯九年），刘晋康（崇祯十六年），王讳（崇祯十七年）；清代有7位，他们是原博（康熙二十二年），张应龙（康熙二十三年），张慎德（康熙二十四年），张珂（雍正六年），谭嵩鶶（乾隆十六年），朱景英（乾隆二十九年），朱潜发（乾隆四十八年），孔传曾（嘉庆十四年）。

　　在以上这些任期不超过一年的知县中，又以罗干任期最短，只不到一个月。罗干是平和县的首任县令。平和县建县的第一年即正德十三年，朝廷来不及派遣知县，由南靖县令施洋兼任。罗干于明正德十四年才到任。上任不久，就因感染上疟疾病逝了。在上列的任职仅能以月计的知县中，以罗干类似情况的人还有，如明万历二十七年赴任的邓筠，天启七年到任的杨士点，都在到任几个月后就病逝了。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为了铺垫，真正的意图在于说说在平和知县中，任职时间的长短，与受民众爱戴并不一定成正比。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我们今天固然无法从古人的闲谈中得到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知县大人的评价，但好在先人还是留下了不少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判平和知县群体的窗口。我想这些史料，其实正属于“人去后”的政声。

　　从一般意义上说，在一个地方为“父母官”时间长，有利于凝聚政声。毕竟，许多大的工程，无论民生工程抑或是民心工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时间因素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在平和担任较长时间的县令者，确实不乏成功人士。比如任职最长的郭廷彩，其官运确实不佳，调到平和之前就在湖南华容县，福建连城县当过县令多年，清康熙四十六年来平和后又在知县的位子上干了十年。但他不因是官场老江湖而无为，在平和知县任上，他创办“义学”即以后的九和书院（遗址在今平和县九峰镇东街），建学舍四十四间。始建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吉日，到五十五年九月才落成，耗时整四载。像这样的工程，任职时间短的就办不到。创办起“义学”，盖起书院后，维持经费怎么解决？“义学义学”，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入“义学”不能收费，朝廷有限的经费拨支不够，郭廷彩就自己想办法，但他不搞摊派不乱罚款，走的是出租义学旁的房子收租金的路子。史载郭廷彩用来出租的房子有十二间，大的年租金六百钱，小的四百钱，就用它来补贴办“义学”的费用。郭廷彩为民众办了好事，群众就让他百世流芳。

　　但且莫以为只有任职长的知县才有机会获得民众的认可，留下政声。综观黄许桂版的《平和县志·政绩志》，可以发现不少只当了一年甚至只当了一个月知县的人，也政声斐然。比如罗干，在任以月计算，按说难有政声流传，但只因他任职于“建县之始，百度为饬，干悉经理，胸中具有成画，盖将加意于斯民者”（平和县志语），病逝于任上后，“民咸哀之”。用白话文说就是：罗干来平和当知县时正是建县初始时，一切都是空白，急需办的事很多。罗干对这一切，都有计划，显得胸有成竹。并且这些计划，考虑最多的是民心民意。所以，尽管罗干很快病死了，但老百姓对他的离去，依然普遍感到哀伤。

　　任职短而政声卓著的典型还有像邹人昌和朱统鈨。两人都只当了一年平和知县，但都获得历史的充分肯定，在县志中都享有专条介绍。对邹人昌，县志说他是“盖和自百年来，邑宰独以科甲先（科甲先意为重视文化，可引申于量才用人，注重兴学），亦独以卓异最（意为政绩最好）”。以致其荣升刑部主簿时，县民都十分舍不得他走。舍不得到什么程度？在邹人昌要赴任新职时，“民皆攀卧，遮留不得”。就是老百姓拉住他的手或衣裳，有的干脆卧倒挡在他要出行的路上，以这些特殊方式来挽留这名“父母官”。邹人昌为什么这么得民心？原来他“坦易宅心（心地善良，秉性坦诚），廉洁持操。听断据理直剖，吏书无敢禀一言，士夫无敢通一刺……白役绝下乡之扰，业人息告洗之风……审丁公正，里甲一菜无遗。”简单说就是邹知县治平和，秉公办案，廉而生威，没人敢说情；还十分注意约束衙役，不得趁下乡时扰民。在他治理之下，平和县风气正，治安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连一棵菜也没人偷。

　　至于朱统鈨兼署平和县一年的政绩与政声，我在《平和人的感恩之心》一文中已有介绍，不重复，只说一下黄道周对朱统鈨的评价。黄道周是被乾隆皇帝评价为“今古完人”的人，又是一名多才多艺之人，能得到他的良好评价，足见朱统鈨的卓越。黄道周曾专门作了一篇《漳别驾朱公署平和德政祠碑记》，内里有“……兴利除害，百废俱修，缕缕德政不胜书也”和“真霞郡之福星也”之句，评价不可谓不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