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珍

　　好老师是孩子生命中的贵人。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一种叫“理想”的种子在心底扎根，最初往往源自于她崇拜的老师。我所上的小学很小，我们班人数最多，也只有22人。之前教我们的都是上课拿粉笔、下课扛锄头的男教师。到了四年级那一年，我们班调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姓林，是福州人，师范刚毕业，只有19岁。第一次，当她款款走进我们班级时，原本喧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了——她那婀娜的身材，标准的普通话，还有那一头极好看的“蜈蚣辫”，骨子里散发出的与众不同的气质着实让我着迷。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字正腔圆的中国话如此悦耳动听！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阿拉伯数字“1、2、3”也可以唱成“dou、re、mi”……从此，教师这个职业在我心里不仅只是崇高，还有优雅。

　　与林老师一起调到我们学校的还有几位年轻的女教师。她们的到来使我们这座沉寂多年的农村小学瞬间焕发出青春的气息，变得活力四射。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站到了高高的旗台上，振臂指挥，唱响了《劳动最光荣》；那一年的元旦文艺汇演，我们来到城关学区，跳起了《歌声与微笑》；那一年的学雷锋纪念日，我第一次站到了县教育局的演讲台上，讲述着《雷锋精神永放光芒》……我们这一群农村娃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如果说这些年轻的老师擦亮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那么另一位老师就是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求学之路。小升初重点中学的招考是决定我们命运的考试。恰巧在这时候，接任我们毕业班的是一位经验丰富、务实敬业的叶老师。她约摸30岁，有一个刚满一周岁的小孩。她的爱人也要上班，家中无老人帮忙带，为了不影响上课，叶老师总会把儿子带到办公室，让他和同事玩。有时，孩子想妈妈了，就会一颠一颠地跑到教室来。叶老师总会认真地对他说：“妈妈给大哥哥、大姐姐上课呢，不能耽误，你要听话！”他便忽闪着那双大眼睛，像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坐在我身旁，与我们一起专心致志地“听讲”。

　　我们学校的教学楼共两层，我们班在最顶层的最西边。三边炙烤的教室就像个蒸笼，随时都能将人热化。越是临近考试，太阳的热情越是高涨，窗外荔枝树上的知了聒噪着叫个不停。好在我们个个是在庄稼地里长大的孩子，扛得住。可是，你看站在台上的叶老师已被汗水浇透，豆大的汗珠顺着她的短发沿着脸颊淌下来。她顾不得理会，只是到了眼镜被汗水浸得不住地滑落时才不得不用手轻轻地擦了擦，而这时手上的粉笔灰常常会调皮地粘在她的脸上，颇有点像演戏里的“小丑”。但是，此时的我们没有任何人笑，不是不敢，是敬畏！要知道，为了赶在初考前帮我们把各种难题搞定，叶老师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放学铃声一响她得骑自行车赶上四公里路回家，打理好家务再匆匆忙忙赶过来，从不午休。我們也一个个赶趟儿似的回家吃饱了饭马上回教室，前面一黑板，后面一黑板，再加上一块小黑板，埋头苦练数学题。你可能会说，很苦吧？不，不苦！大中午在地里干活的父母亲才苦！站在讲台上挥汗如雨、声音早已嘶哑的老师才苦！

　　尼采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叶老师用自身的行动印证了这句话。在我们学校，一年能有一个学生考上一中，就是奇迹。可就在那一年，我们班共有四名同学考取了漳浦一中，我们姐妹俩同时考中（我和二姐同一年入学）。

　　那时，村里人都有着极为朴实的尊师重教方式，若有孩子考取的家长会备上一桌丰盛的饭菜请几个老师到自己家中小聚，惟独我家没有。当时家里穷得饭桌上只剩萝卜干以及从自家田地里摘下来“清炒”的菜。再加上破旧不堪的房子，想腾个像样的位置都难。母亲天天望着果实累累的荔枝树，暗下决心——等果子成熟了，定挑上一篮子最大最红的送给老师。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临丰收前台风突然来袭，荔枝所剩无几。最糟心的是病虫害闹得这些荔枝也摇摇欲坠，只好提前采摘下来，看到一个个“歪瓜裂枣”，纵使我们姐俩的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硬着头皮送上门去。没想到叶老师如获至宝似的拿了一个小心地剥开，放进嘴里，连连称赞：“好吃，好吃！”我们姐俩乐得手拉手赶紧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也欣慰地笑了。现在想想，老师是懂我们的人，不忍心嫌弃学生的一片心意呀！

　　如今，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林老师和叶老师都已经是教育界的名师了，她们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眼下，叶老师已临近退休，但是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无论她们的容颜如何改变，她们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