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胜坚

　　1982年以前，中国的农民都要下到村里的集体土地里劳作，那时出工算工分，一人出工一天叫做一工，男人一工是10分，女人一工只有7分，年底结算出每个人能分红几分，再去兑换钱。这也是农村重男轻女的一个原因。

　　几点出工，几点下工，本来都是规定好的，但有时生产任务不能完成，生产队长故意把手表调慢几分钟，让大家多干会儿活，你要是也戴了手表，那也不能吱声，要以队长戴的手表的时间为准，队长说了算！所以同样是一只30块钱的“钟山”牌手表，戴在队长的手上它的价值就是不一样。这就叫“官大表准”。何况那时手表是稀罕的物件，可不是随便人都能戴上的。

　　队长的婆娘也有一块手表。

　　队长的婆娘不识字，她看不懂手表，队长就教她：短的针指着哪个数字就是几点，长的针指着哪个数字就是几“字”。农村管5分钟叫做1字，比如手表上短针指着“3”，长针指着“8”（3点40分），那就说是3点8“字”。

　　隊长的婆娘跟人说话习惯抬起戴着手表的左手跟人比划，手表会滑到前臂比较粗的地方卡住，过一会儿她就要把手放下来，用力甩几下手，把手表甩到手腕这边来。有一天她正跟几个村妇在东家长西家短地谈天，其中一个问她现在几点了，队长的婆娘习惯性地把卡在前臂的手表甩到手腕上来，抬起手来数，因为钟山牌手表写的是罗马数字，队长的婆娘看不懂，她只好数，1234567，数了一会儿，队长的婆娘抬起头说：现在是10点12字。队长忘了告诉她这是整点。即使是这样，队长的婆娘还是很受人敬重。

　　古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毕业的同学，因为入职的部门不同，他们的人生价值也是完全不一样。因此也就有上级给下级打耳光，领导命令下属站砖等官场现象了。

　　唐人孙过庭说：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说的是书法，如果一件书法作品的作者是个当官的或者是个有权势的人，这幅作品价值立马就增加了许多，但当他离任或者出事时，这件作品就一文不值了。因此也就有某地因为某个高官落马，满城都在换招牌的有趣现象。

　　保安是近几年兴起的行业，原来是政府要害部门才有的配置，现在普遍成了几乎所有的单位、以致商品住宅小区的标准配备了。

　　原来当保安的，很多是单位里的勤杂人员或者是即将退休的，工作上不是主力人员的，就图个清闲。现在的保安基本上都是各个物业公司聘请的，他们的人事关系跟所工作的单位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都是隶属于他们所在的物业公司。但是如果有关系，也可以被指派到比较要害的部门当保安，同样是当保安，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原本到普通的部门办个事可以直接进去，现在都要经过保安这一关，正常的保安就简单问下情况登记一下就可以了。个别原则性强的保安就要问你直击灵魂深处的三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要做什么？”，完了还要登记，留下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有农村来的，哪见过这阵势，直吓得瑟瑟发抖。偶尔来一次两次办事的倒也没话说，却苦了那些经常出入的，特别是给单位提供后勤保障的、给食堂送货的小商贩们，有时一天之内出入好几回，每次都要如此这般折腾好长时间，还得毕恭毕敬，老老实实，否则就直接一句话：单位领导说了，外来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头脑灵活的人赶紧扔个烟或者通过关系打个招呼送个礼，因此有的保安年纪轻轻也会被叫上诸如“老王”之类的称呼。这就跟老虎的“老”一样，跟年龄没关系，闽南方言里在一个人的姓氏前面加上个“老”字，那就是一种尊称，说明这个人有地位、有权势。

　　这是不同的岗位体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同样的岗位不同的人体现的价值也不一样。

　　有的机关的办事员，明明是正常的程序，比如例行的盖个章签个名，却故意找各种理由，各种推脱，能办的事故意说成不能办，非得让人找关系送礼才给办，还说得像是欠了他多大的人情似的。反过来明明是不可能办的事，比如抽签、摇号，只能拼运气的，却满口应承，大拍胸脯，让人由不得心花怒放，满怀感激。运气好抽中的千恩万谢，送钱送礼。没抽中的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祖宗不灵。难怪有人说，会来事的，即使当个小小的生产队队长，“茶米熟烟”也是享用不尽的。

　　其实，归根结底，为人处世还是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做事，堂堂正正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