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富美新漳州奋力前进,我们为此感到欢欣和骄傲,但是,在奋勇向前的同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忘记过去。
在漳州建州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让漳州人常常提起的有两件事:一是古代,1190年,即南宋绍熙元年,61岁的朱熹知漳。由于朱文公的“过化”,漳州因此有了“海滨邹鲁”之称;二是现代,1932年,红军进漳。
1932年的红军进漳,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漳州人民经常挂在嘴上的值得自豪的事情。
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杨成武在《熠熠生辉的漳州战役》(《人民日报》1992年4月19日)一文中指出:
漳州战役对巩固发展中央苏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漳州战役胜利后,红军在长汀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不仅鼓舞了群众,重要的是稳定了苏区金融。红军还把在漳州筹到的一批圖书运回瑞金,办了一个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人民、红军的文化生活,总之,源源不断的物资运回苏区,为苏区根据地政权建设、组织建设、军队建设、经济文化建设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在进城的路上,我碰到毛主席。他穿着一件大褂,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他看到我后就下马与我一道走,问我们仗打得怎么样?我向主席汇报,缴了好多日本武器,有三八式,二十把驳壳枪、三七口径小钢炮等,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表扬了我们。就这样,毛主席与我们一路有说有笑,一起进了漳州城。
这段文字,生动亲切,让人过目不忘。
这时,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年届40,而杨成武则是一个18岁的年轻指挥员。人民领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福建省龙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1982年11月编印的《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上,我看到这样的记载:
由于红军首次进入滨海城市,对政策界限有的还分不清,出现过某些偏差,如警卫战士裴吉林,在教堂附近看到了一只白“洋公鸡”,就捉了。毛主席发现后,要他放回去,裴吉林说:“帝国主义的鸡不吃还吃谁的?”经过毛主席一番说服教育后,使战士们明白了政策界线和区别对待的重要性,便把鸡放了。
这是红军与人民领袖给漳州人民留下来的一个故事。
1932年4月,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东路军攻克漳州。东路军的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
几十年之后,由当年红军东路军的政委聂荣臻题词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市政府大院内,成为漳州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1967年,我和同学们为了学习红军长征精神,组织步行串联队到井冈山,就是在芝山红楼前宣誓出发的。
红军进漳,发生在1932年4月20日,而出生在1947年的我却对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着很深的印象,因为1960年,我到漳州一中上学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学校的新华楼(原名叫干之楼),曾经是红军的总指挥部。当时新华楼楼下大厅是学校的图书馆,楼上则是老师的办公室,我很想上去看看当年红军总指挥部是什么样子,不敢。师道尊严,没有老师的允许是不能到老师办公室的,只有犯了错,被老师叫去谈话,才能上去,我很想犯一次错,让老师叫到楼上去谈话,但又不敢犯错。
有关资料显示,红军进漳之后,毛主席住在芝山下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原来是寻源中学校长的住处和办公的地方),现在这座被称之为“芝山红楼”的围墙上,写着当年红军书写的“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
4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红楼前的草坪上向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的干部作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及第二次行动问题》的报告,总结前阶段的作战成绩,布置下阶段的任务。毛主席说,“……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日行百里,一下子打到了漳州,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想到,红军简直成了天兵天将。”毛主席的话,赢得了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张贞是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漳州驻军的最高长官。
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编写,海峡书局2016年4月出版的《漳州力量丛书:红军进漳》一书中,对当年漳州汽车工人支持红军进漳作如下表述:
4月23日,在红军和闽南党组织的支持下,漳州赤色汽车工会成立。汽车工人热情支持中央红军,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源源不绝地把大批战利品、军用物资运到南靖水潮,再由闽西赤卫队、运输队运往中央苏区。
我想,这应该是市委宣传部在企业提供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做出的表述。这样的表述,把当年汽车工人的表现,纳入时代的洪流中,从本质上概括出一种精神力量,以供漳州人民学习。
我曾在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漳州分公司(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工作了20年,对分公司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些了解,那里的老工人对红军进漳时的运输情形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漳州分公司编史办1986年12月编印的《漳州市汽车运输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漳州汽车运输编年大事记》中这样写道:“……红军攻克漳州,汽车工人派代表到天宝迎接,随即成立汽车工会。汽车工人为红军运送粮、盐等各种军用物资。”
赤色汽车工会成立不久,红军在漳州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漳州工人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怀着激动而庄重的心情出席,邓子恢和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会上,成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4月27日。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
我对东坂后礼拜堂有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在东坂后礼拜堂附近住了好多年。东坂后礼拜堂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属美国归正教会。小时候,我和邻居的男孩子经常到礼拜堂玩,因为那里的牧师会给我们糖果吃。我还记得教徒们做礼拜、唱圣歌时,有个小女孩在一边弹钢琴,很好听。
1932年的5月1日,对于漳州老百姓,是个特殊的日子。在红军的号召下,有1万多人参加了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漳州百姓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大会,兴高采烈地来到公园的大草坪上,听取革命领导人的报告,被许多新鲜词语所吸引,共产党、工农、革命,胜利……更让漳州人感到新鲜的是,大会期间,红军还驾驶缴获来的飞机,在会场上低空盘旋打圈,并空中撒下许多彩色的传单,漳州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精彩的画面,雀跃欢呼,终生难忘。小时候,母亲还向我说起这件事。记得读小学时,我曾和几个同学到当时停放在南门溪对面沙滩上看飞机,据说,那架飞机就是当年在中山公园上空盘旋的飞机。
说起飞机,我又想起在汽车分公司工作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当年红军缴获的飞机出了故障,飞不起来,派一位刘科长到汽车公司找工人修。刘科长和工人在一起,问寒问暖,像兄弟一般亲。当他提出要请几位技术较高的师傅去修飞机时,工人们没修过飞机,不敢去,他鼓励说,“去试试看,动动脑筋准能修好。”于是就有几位师傅跟他去修飞机。师傅们经过认真检查,发现飞机的推进器上少了一颗螺丝钉,便赶制了一颗符合规格的螺丝钉装上,终于试飞成功。我不知道在中山公园上空撒发传单的是不是那架飞机。
红军在漳州还进行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扩红”,也就是扩大红军,听说在漳州参加红军的人数约1500人,还有几个南山寺的和尚也参加了红军。
几十年之后的一天,我对父亲说,当年你要是参加了红军,我说不定还是个将军的儿子。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当时父亲在一家鼓吹店学唱歌仔戏。新中国成立后,“歌仔戏”定名为“芗剧”。父亲后来成了芗剧团团长。
5月28日,红军回师中央苏区。
红军走了,毛主席走了,但是红军的精神,领袖的风采,成为漳州人民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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