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玲珑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举攻克漳州，并取得重大胜利。此战距赣州战役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漳州战役全面获胜后，如何利用战争空隙解决经济难题，摆脱部队困境成了重中之重！敏锐的战略家毛泽东把筹款扩军的重要任务瞄向了相对富裕的漳州石码一带。

　　清末年间，石码是一个物产丰富，水运交通发达的商业重镇。当时小镇商店千余家，龙溪县半数以上的税收来自石码。为此，石码工商界在清末年间就成立了石码商务会。毛泽东果断作出决策，分兵石码，从此揭开红军进驻石码的序幕。

　　宣传抗日，“支红扩红”

　　1932年4月21日下午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先头部队，挺进漳州以东21公里的商业重镇——石码。林和尚率领当地游击队在石码西郊迎接。紧接着，红四军以及所属第十、第十一师的大部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石码一带。

　　红四军进驻石码后，当即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林和尚、黄坤元和林月东（林曼青）非常重视，于次日22号在石码中山公园召开千人群众大会，欢迎红军首次进入石码。随即，在红军的指导下，石码成立了由七名委员会组成的工农革命委员会，林和尚任主席，黄坤元任副主席，会址选在石码西湖亭（旧粮食局），还把原有的游击队组成赤卫队，石码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

　　红色政权成立后，红四军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力量，采取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抗日宣傳。在石码中山亭前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宣传大会，罗瑞卿、罗明等党政军领导人及石码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林和尚等参加了会议，罗瑞卿等在大会就抗战形势及红军进漳的目的和党的政策作了演讲，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会后，他们分3人一组、5人一队组成宣传小分队，队员别着“抗日救国”的臂章，手拿小红旗，写标语、画漫画、发传单，组织小型文艺宣传队，进行了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在驻地墙壁和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这样醒目的标语：“消灭地主武装”“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日本出兵中国”“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等。通过这些宣传，让人民群众明白这次红军进入石码的真正意义，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群众团体积极响应，纷纷行动起来，上街载歌载舞，举行街头演讲。

　　在扩红工作中，罗瑞卿尤其重视招收知识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海澄知识分子苏静（苏孝顺）、苏精诚都是这个时段从石码参加红军的。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红军的领导骨干。红军在石码驻扎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精神就像一颗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发芽。在中央红军和石码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石码人民全线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掀起轰轰烈烈的“拥红支红”和抗日宣传的红色高潮。

　　筹款筹物，有序进行

　　红军进入石码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筹款。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筹款委员会，由红四军金财经管理处处长李富春和毛泽潭负责。

　　在筹款筹物计划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除军阀地主或资本家的财产没收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全部实行自愿捐助的政策。

　　打土豪筹款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是不是土豪。刚开始，石码就有二三百户被列入土豪和反革命的行列，这些在大山里长大的队员，听不懂闽南话，他们头一次走进这样的城市，看到戴眼镜，穿西装，拿文明棍的人都以为是土豪，统统把人家带走。结果错抓一大片。其中就有一个热心办学的开明绅士连城珍。毛泽东、聂荣臻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会议，要求部队尽快清查，把误抓的释放并道歉，在筹款工作上特别强调：沿海地区和山区不同，不要看见穿长袍住红砖瓦房的，就认为是有钱的地主土豪而误打，给敌人提供反宣传的材料。秉持耐心说服，协商民主，分摊合理，具体明确，不报私恩，坚决执行的筹款原则。被释放的连城珍在红军的感召下，不仅加入了筹款委员会协助红军筹款，还义务给红军当翻译。他甚至主动请缨参加红军。61岁要求参军实属罕见，终因年纪太大未获批准。

　　筹款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阻力重重。在罗瑞卿的带领下，石码革命委员会和百余人的赤卫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革委会主席林和尚带头征用其姑父蔡中的粮食，黄坤元带头没收其族叔黄仔掌（土豪）的店铺，这种大义灭亲的善举为石码的筹款工作做了表率并打开局面，让筹款有序进行。各商户依数自觉缴款。交完款项的，则由筹款委员会颁发一张“款已交清，不准滋扰”的证明印件，让商户贴在店门上，从此不再有人登门骚扰。红军是讲信用的。

　　在筹集过程中，红军把缴获的食盐运往中央苏区，成为反围剿十分贵重的物资储备，同时还下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开谷仓，救助贫苦农民，红军在漳州地区一共筹得百万款项，其中有14万是来自石码的筹款。这还不包括没收的大批军用物资，如鞋子、布匹、药品和印刷机等，据一些老红军的回忆，当时每人发了两双胶鞋，换了一套崭新的灰色军装。这些红军战士，进漳时还赤脚穿草鞋，平生第一次穿上了胶鞋，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倍增！

　　珍贵合照，胜利回师

　　影像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材料之一。正如摄影史学者杨克林所说：影像是一个时代的直接言说者。

　　1932年5月19日，对石码“留真”照相馆创办人周仕文来说，他只是执行了一次大型的外拍任务，却不曾料到， 这张具有象征意义的老照片，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被收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记录那段历史的珍贵载体。

　　在这张跨越近90个年头，斑驳模糊的老照片中，我们已很难分辨里面的人物具体谁跟谁。当年的摄影技术， 玻璃平片拍出的影像能保留至今已经不易，这张上千个红军汇聚在一起拍出的合照，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时间切回1932年，当时常在“留真”照相馆当帮手的周存总回忆，红军进驻石码后，年轻的指战员们对于小镇上的一切都感到特别的新鲜。这些大部分在山里长大的孩子，从来都不知道照相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们在照相馆门口看到橱窗和墙壁上贴着的那一张张照片，心里都有一种跃跃一试的冲动。他们都想留下自己穿上军装的镜头。于是倾其所有，只为留下精彩的瞬间。哪怕是凑一张一寸的影像。尽管这样，红军战士很讲纪律，他们不赊不欠。那段时间，留真照相馆的生意非常火爆。红军三三两两的来拍照，有军官，有士兵。但对于周师傅来说，他只负责拍好照片，至于士兵或长官都不便过问，这也许是一种必备的行业操守。后来，根据回忆与辨认，这才知道，当时进店拍照的有红四军军长王良，军参谋长聂鹤亭，第十师师长陈光。

　　周存总说，红军进入石码一个月后，有一天，几个红军专程来到“留真”照相馆，一进门就表明前来邀请师傅外出帮他们拍照。周仕文师傅询问需要拍大的还是小的？来者说大小都要。于是周老板收拾好照相器材，叫周存总带上支架一起前往当时的石溪中学（现在的龙海一中）执行拍照任务。

　　来到学校，只见操场上人山人海。官兵们早已排好队形坐在那里等候。据说这是从漳州，角美，海澄，长泰等地集中到石码整编的红军指战员，今天汇集在操场上阅兵并拍照合影留念。队列的前面摆着整齐的机枪和小炮，这些都是攻克漳州时缴获的战利品。面对眼前的场景，经验丰富的周仕文师傅不慌不忙，麻利地摆好器材，选好角度，对焦，预备，“咔嚓”一声中，一张珍贵的历史镜头就此定格。周存总还清楚地记得，这张12寸的红军大合照，几天后红军来取相片，付了12元，一分不少！

　　几十年后，我成了周家的后人。我家先生是周仕文的侄孙。每每听他们提起叔公的事，总带着遗憾。因为，至今为止，他们几十次的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出当年那张红军大合照的玻璃底片。周仕文叔公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从平和举家迁移，到石码创办“留真”照相馆，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一个靠手艺吃饭的生意人，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叔公不敢保留这张底片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照片给他带来的是福是祸？说不准的事。谁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麻烦。只是他不曾想过，拍了一辈子的相片，“留真”照相馆留给世人最有影响力的竟然是这张红军大合照。今天，他的后辈们还在努力地寻找着。他的儿子周友正，临终前还告诉我们，看到那张斑驳的大合照，他多想把底片找出来，送给国家革命军事博物馆，让技术人员去还原。可是翻遍那几十箱的玻璃镜片，还是没能如愿。模糊的照片是历史的见证。参与拍照的周存总多次提及，红军在石码很讲纪律，给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2年5月28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圆满完成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筹款筹物三大任务后，胜利回师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