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兴国

　　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更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他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与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并称 “四大名臣”，是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和文学家，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却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五岁的曾子城（后改名曾国藩）开始学习认字，当时家里还聘请了启蒙老师教他《千字文》，七岁时跟父亲学习，九岁读完了四书五经，十岁已能吟诗作对。就算到了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命运依然很好，这年他参加甲午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然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好命运却没有光顾他。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其间二百余年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儒生首先必须通过制艺考试，才能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然而就在第二年，也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的三月，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好在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由于从北京返回老家湘乡花销太大，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曾子城便留在了京城，等待第二年的恩科会考。

　　在京城的这一年时间里，曾子城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实在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然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会试，曾子城却再一次与登第无缘。

　　虽说对此感到很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很多机会，也就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很坦然了。发榜之后，曾子城便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回了自己的故乡。而在回家的路上，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种种原因，他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好在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乡，当时任知县的易作梅的一百两银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谁知在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因实在受不了书的诱惑，便将自己刚借到的银两全部买了书，而路上的花销，则不得不当掉自己身上的衣物。当父亲看到曾子城花了百两的银子只换回来几箱书时，并没有责备他，反而高兴地鼓励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曾子城清晨起床，半夜休息，埋头苦读，几乎一年中都没有出过家门。到了清道光十八年（1838），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曾子城再次抵达了京城。

　　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但依据惯例，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便打算第二天就回去，不想参加朝考。好在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经过自己的认真和努力，曾子城总算走完了他的科举之路，那一年他刚好二十八岁。随后曾子城便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国藩，据说是涟滨书院的刘元堂先生为其改的名，意思是曾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然而不管据说真否，原意是什么，但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子城从此一跃进入了朝堂。从而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也影响着晚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更成为了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领导人和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