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凯

　　田玉达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上班，车间里的劳资员喊我去办公室接电话。田玉达在电话里说：“李江，我已经在临沂安顿好，不准备回去了。”我吃驚地叫道：“你不回来了，厂里的工作怎么办？”他叹了口气道：“我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了，还要工作干什么？”我说：“老婆跑了就是塌了天吗？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先把工作保住比什么都重要！”他沉默了半天，再次叹息一声道：“李江，你就別劝我了，我是不会再回厂里上班了，你就替我跟厂里打声招呼吧。”他说着挂掉了电话。

　　田玉达是与我同年进厂的工友，且分到了同一个车间的同一道工序。刚进厂的那一年，我们都不满二十岁，满脸的青春美丽痘，正向世界昭示着我们的年轻与成熟。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似进入发情期的某种动物，将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了觅偶上。我们所在的工厂又是家纺织厂，厂里拥有大量女工，一个个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类似于《西游记》里的女儿国。我与田玉达，还有那些同龄的男青工们便锁定好目标，各显神通地向她们展开了激烈的攻势。没想到在这场角逐中，田玉达拔得头筹，率先把一位叫赵艳的女工发展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赵艳并非我们本县城的人，她来自于市委所在地的临沂。在我们那批工人进厂的第二年，厂里再次扩大了生产规模，本县的机关子弟已经满足不了厂里的用工需求，就跑到临沂招来了一批。相比于我们那个叫蒙阴的小县城，临沂是个大地方，从大地方来的女工，无论是打扮还是气质，都比县城里的姑娘洋气与漂亮了许多。她们的进厂，就成了一道迷人而又靓丽的风景，立刻炫亮了大家的眼睛。赵艳便是其中的美女之一。她被分到我们车间的整经工序，当了一名整经操作工。每天，她的工作就是将筒子纱进行集中与整合，变成一个个大经轴，再由下一道工序过浆与烘干，后运往织布车间，织成那种叫布的产品。赵艳的下一道工序，就是我与田玉达所在的浆纱。我的具体工作是操作一台三八式浆纱机，田玉达的工作则是将淀粉、海藻胶之类的原材料，经过加水与加热，调制成浆液，用水泵输送到浆纱机的浆锅里。每天上班，我们在围着浆纱机工作的时候，就会看见上一道工序中赵艳的身影。她十七八岁的年龄，个子苗条匀称，脸蛋端正红晕，走起路来蹦蹦跳跳，透着一股光茫四射的青春活力。

　　似乎在赵艳进车间上班的第一天，田玉达就将目标锁定在她身上。他郑重地对我们宣布说；“那个临沂来的小女孩，我已经号下，你们谁也不能跟我争！”

　　当时我们虽然还没有在觅偶的竞赛中抱得美人归，但是都有了追逐的目标。尽管赵艳青春靓丽，楚楚动人，我们还是慷而慨之地让给了他。虽然让给了他，我们却并不看好他田玉达有能力拿下赵艳。他虽然生得高高大大，算是一表人才，但是他的农村出身与小学文化程度，却成了觅偶的最大短板。我们断定他属于癞蛤蟆吃天鹅肉，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实发生的事情却是我们被打脸，时间仅仅过去了两个月，田玉达竟然把赵艳给拿了下来。那一天，当他郑重地向我们宣布这个消息时，我们都有点不敢相信，纷纷将嘴巴撇了起来准备嘲笑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宿舍的门被砰砰地敲响，不知是谁过去把门打开，只见从门外走进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姑娘。那姑娘不是别人，正是赵艳。

　　赵艳光临我们男青工宿舍，找的正是田玉达。从此，只要下了班，赵艳就会出现在我们宿舍里。只要她一进门，田玉达的脸上就会现岀灿烂夺目的笑容，然后抱抱拳，呶呶下巴，示意我们离开，将宿舍里的所有空间让给他们。望着美丽的赵艳端坐在田玉达的床沿上，我们的心里虽然都有点酸溜溜，但还是会带着羨慕与妒嫉纷纷离去。

　　田玉达与赵艳的关系发展得十分快，时间过了似乎还不到半个月，两人就睡到了同一张床上。两人容身的那张床，就是我们宿舍里的单人床。为了遮挡我们的睽睽目光，他搞来一车废弃不用的设备包装箱，拿着锤子与锯子，叮叮咣咣地忙活了三天，在宿舍里造了一口小木屋。小木屋不大不小，正好将他的床罩在了里面，从此，他和赵艳就明目张胆地睡在了一起。

　　两个男女正是点把火就会燃烧的年纪，睡在了同一张床上，自然要做那事情。于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受难日，躺在被窝里，谛听着相邻的床上发出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们的身上就像爬了万千只蚂蚁，痒得根本无法入睡。好在，如此的日子没过多久，田玉达就与赵艳领了证，搬到厂里为他们分的新房内去了。我们呢，也陆续地找到配偶，陆续地走进了婚姻。

　　我与细纱车工范小娟结婚时，田玉达与赵艳已经有了女儿。我们的儿子李诗出生时，田玉达的女儿已经上了幼儿园。当我们的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田玉达的幸福生活嘎然而止，他的妻子赵艳带着六岁的女儿，跟着一个叫吴军的家伙跑回临沂去了。

　　吴军原来也是我们厂从临沂招来的工人，分到我们车间干拾纱工。他与赵艳都住在临沂建设街，属于发小兼同学。据说，从上初中的时候吴军就追赵艳，几乎天天给他写情书。赵艳却不喜欢吴军，那些情书通过各种途径到了她手上，全让她丢进了炉子里。又据说，赵艳之所以在进厂不久就与田玉达确立了恋爱关系，就是为了摆脱吴军。真实的情况的确如此，当田玉达与赵艳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吴军自知失败，在抱着脑袋呜呜地大哭了一场后，索性辞职回了临沂。

　　吴军再次岀现在纺织厂，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八年后的吴军，已经不是那个失恋了的拾纱工。他回到临沂后，在西郊批发城租了所门面房，搞起了服装的零售与批发，没过多久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他从临沂来找赵艳的时候，是驾着桑塔纳来的。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未，桑塔纳是非常高档的车，连我们的厂长都没有资格拥有。因此，当他驾着桑塔纳在厂里出现的时候，一厂人都傻了眼。此时的田玉达呢，则依旧在浆纱工序干他的调浆工，天天穿着一身带着浆斑的工作服，他的座驾则是一辆过气了的大金鹿自行车。

　　赵艳带着女儿跑回临沂，就是让吴军的桑塔纳载走的。

　　得知赵艳跟着别人跑掉，田玉达冲着我哭得涕泪滂沱。那时候我已经是浆纱工序的工段长，手下管着五六名浆纱车工，田玉达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冲着我放声大哭，是来向我请假去临沂找老婆和女儿的。出了如此的事情，我自然表示关心与支持，给他准了假，还嘱咐他不要着急，何时找到赵艳，何时将事情处理好，再回来上班不迟。然而，让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不但半个月没有回来，还要辞去厂里的工作，长期在临沂住下来。

　　我没有将田玉达要辞职的事情汇报给厂里，我想等一等，看一看，如果他冷静了下来，或者在临沂碰了钉子，对赵艳彻底地死了心，或许就会后悔自己的选择了，还会回厂里上班的。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又让我不曾想到，还没有等到田玉达回心转意的消息呢，我本人竟然也将辞职报告递到了厂里。

　　我要辞去厂里的工作，当然不似田玉达，因为家庭发生了变故。有那么一天，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一个消息，说省里的某大学准备举办一届作家班，要面向社会公开招生。而我早在进厂当工人的第二年，就悄悄地写起了诗歌，虽然不曾有半句诗作发表，却早已坚定了当一名诗人的目标与理想。去作家班进修，无疑对我的创作有着极大的益处与帮助。我决定报考。只是，我是纺织厂里的工人，我的工作是看守那台三八造浆纱机，要到作家班进修，与工作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厂里肯定是不会许可的。如果执意报考，唯有辞职一条路。尽管妻子激烈反对，父亲与母亲也坚决不同意，我还是咬了咬牙，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我走进了那所知名的大学，成了作家班中的一员。当两年的时间过去，当我终于完成作家班的学业返回时，我的收获除了丢掉了纺织厂里的正式工作外，又与范小娟解除了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在那个叫蒙阴的小县城，已经没有了我的立锥之地。今后的日子如何度过，成了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好在，我有了一纸大学文凭，在作家班进修期间，还发表了三首诗歌，我就凭着上述筹码跑到临沂，在一家有着内部准印号的报纸觅到了差事。

　　临沂虽然是个地级市，却在改革大潮的激荡下发生了质的蜕变。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与商品批发，以临西五路为起点，建起了几十家大型批发市场，到处人噪车喧，熙熙攘攘，其繁闹的程度，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形容。田玉达的情敌吴军就是靠搞商品批发发达起来的，当我在临沂安顿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经营服装，而是在郊外征了片地，搞起了胶合板生产，年入百万。

　　经济的发展，自然推动了当地的文化建设。在临沂，不说那数家官办的报刊，单是我们这种有着内部刊号的报纸，就有七八家之多。那是国民经济的腾飞时代，也是传统纸媒的黄金之年，报纸尽管只是个内部刊号，前来做广告的企业都要挤破门槛，钱大把大把地进了报社的账户。我在报社除了担任记者外，还担任着副刊的编辑工作。每周一期的副刊，让我办得有声有色。我是个诗人，在编辑稿件的时候，自然会向诗歌倾斜，每期都会编发数篇诗作。而当时的临沂文坛，最有成就的便是诗歌创作，涌现出了大批诗人，已经被人们称之为“临沂诗群”。他们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三位，名字分别叫江非、邰筐与轩辕轼柯，被称为临沂诗坛的“三架马车”。我在临沂的生活除了忙在报纸的釆编上，就是与那三位诗人称兄道弟地搅在一起。那通常是在晚上。在银雀山路与琅琊路的交汇处，有个街头小广场，我们在广场上的大排档相聚，要一桌子花蛤、螺蛳与凤爪，一面大肆地谈着诗歌或女人，一面将银麦啤酒由傍晚喝到第二日凌晨。

　　初来临沂，尤其是以离婚男人的面目漂泊在外，我有点孤独，有了啤酒与诗友，我的日子有了滋味。而且，当时间过了半年，当我同一位风韵犹存的离异女人同居在一起时，我的前妻与儿子，还有那个女儿国似的纺织厂，便被我一古脑儿地丢到了屁股后。

　　转瞬之间，我在临沂就过了整整两年。

　　在临沂的两年里，我并没有见到田玉达，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甚至他还在不在临沂，我都无从找到答案。偶尔的，我倒是会想起他，想起他的妻子赵艳被吴军拐走时他那涕泪滂沱的样子，想起他为了追回妻子与女儿跑到临沂，连工作都不要了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看上去高高大大的汉子有点儿窝嚢。

　　大约在我来临沂的第三个年头，我与田玉达有了次邂逅。那是个星期日，我与临沂诗坛的“三驾马车”及另外几个文友搞了次聚会。那天，我们没有选择街头的大排档，而是去了中心广场西南侧的一家颇为高档的酒店，要了个装修不错的大套间坐了下来。此次聚会，我们准备搞点事情。我们鉴于沂蒙文坛死气沉沉、唯诗歌而独秀的局面，决定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作家协会，将全市的作家团结起来，进一步促进沂蒙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大家都对协会的成立充满了期待与信心，一个个情绪振奋，热血沸腾，巴掌声与碰杯声，一次次将酒宴推向高潮。我在这次聚会上，被拟定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因此，同大家一样，我一直处在亢奋状态中，罐装的青岛啤酒与张裕干红，早将我喝得醉眼朦胧。席散之后，夜色已深，临沂的上空刚刚下了场大雨，不太平整的路面上有一汪汪积水。出了酒店，大家都乘坐着各种交通工具回家了，我站在街头还没有打到出租车。等了一会儿仍然不见有出租车过来，我打算穿过广场，到更为宽阔的沂州路上去打车。还没有横过马路，一辆三轮摩的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此前，我很少乘坐这种交通工具，见夜色深深，似乎又有雨点落了下来，便招手将摩的唤到身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了自己与那位离异女士同居的地方，那摩的就蹦蹦蹦地开走了。

　　时间已是深夜，雨又哗哗地下了起来，临沂的街头几乎不见一个行人，已经把酒吃了个烂醉的我，早在摩的的摇晃中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摩的停了下来，司机喊我下车了，我却仍然歪在车中昏睡不醒。那司机摇晃了我半天，见我一直死猪似的纹丝不动，竟然没有了奈何。锁了半天眉头，索性将车开到一座过街天桥下，在路沿石上坐下来，一面打着盹儿，一面等着我醒来。

　　我这一睡，却直到第二天的黎明才醒了过来。当我慢慢睁开朦胧的睡眼时，才发现自己是睡在摩的车里的，抬头去寻那位司机，他竟然蜷缩在那儿睡了过去。听到我的喊声他抬起头，两人的目光便相遇在一起。

　　我叫道：“田玉達，怎么是你？”

　　他叫道：“李江，怎么是你？”

　　我们叫着，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没有再回与那位离异女士的同居处，两人就坐在过街天桥下面的路沿石上聊了起来。他叫道：“李江，你怎么也在临沂啊？”我便把自己如何执意地去上作家班，如何因此而失去工作与家庭，又如何来临沂闯荡的事情讲了出来。他听罢，叹息一声道：“李江，你不该去上什么学，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毁了，太不值了呀！”我自然不认可他的观点，但是也没有什么理由反驳他，便转变话头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开言，竟然老娘们儿似的大哭了起来。哭了半天，才一边擦着眼泪一便向我叙说起来。我便知道，他虽然在临沂找到了赵艳与女儿，但是铁了心的赵艳，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跟着他回蒙阴了。他在等待与苦求了她半年后，只好答应离了婚。

　　我说：“既然离了婚，你怎么还呆在临沂啊？”

　　他说：“我如果回到蒙阴，见到他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说：“都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天天见到又能怎么样？”

　　他叹息一声道：“我们毕竟夫妻一场，还有了孩子，我无法把他们忘下。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能天天看到他们，我心里才会好受些。”

　　那一天，我和他坐在过街天桥下，直聊到天大亮了才分手。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固定电话也没有进入千家万户，我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是部传呼机。我便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让他有什么事情时尽管呼我，然后分了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自然继续在报社工作，田玉达则继续开他的三轮“出租车”。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时间竟然过去了差不多有一年。

　　我与田玉达的第二次见面同样有点意外。我们报社策划了个选题，由我去采写一篇有关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大特写，目的地是市长途汽车站旁边的那座烂尾楼。那是座三十余层高的商住两用楼，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算是临沂市的地标性建筑。谁知道主体工程刚刚完工，因为发生沉降而造成整体倾斜，那样子有点像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出了如此重大的质量事故，大楼的后期工程只好暂停，就成了烂尾搂，如今若干年过去，还是以毛坯房的形式倾斜在那里。据群众报料，大楼虽然已成烂尾楼，里面却有许多人居住。那些居住者都是些流浪汉、拾荒者与打工仔，甚至还有不良女子在那里居住与卖淫。我的任务就是深入楼内进行采访，将他们的生存状况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我前往采访的时候正下着小雨，便在手里打着一把伞。我围着那楼转了半天，才从隔离墙的豁口处进入楼内。刚刚进入，我就急忙堵住了鼻子。只见楼内全是些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一股股酸臭气味扑面而来，差点儿让我选择了逃离。因为楼房是商住楼，一至五层是用来从事商业活动的，都是水泥立柱支撑的大厅。如此的地方显然不方便居住，我便沿着水泥台阶向上登去。到了第六层，才看见了一个一个的小房间。那些房间虽然没有安上门窗，却都被简单地收拾过，有的安上了简易的门，有的用废纸箱或者硬纸板进行了遮挡或封堵。在那些经过简单收拾的房间里，都有人居住。我小心地探头向里面张望。有的空荡无人，只在水泥地上堆着些破被子烂衣服；有的则有人蜷缩在那里，正蒙着脑袋呼呼大睡。不论是哪个房间里，都乱遭遭的，有一股股骚臭味道钻入我的鼻孔内。我从事记者行当三年多，已经有了丰富的采访经验，可是面对此情此景，却一时不知道从何入手。正在那里犹豫着，忽然看见一个正在大睡的人从被窝里抬起脑袋，把眼睛定定地望向了我，冲着我惊讶地叫道：“李江，你怎么找到這里来了？”我在吃了一大惊之后，认出那人原来是田玉达。

　　我叫了起来道：“玉达，你怎么住在这里啊？”

　　他很平静地对我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快六年了！”

　　我说：“你不是跑三轮车吗？今天怎么没有出车呢？”

　　他犹豫了一下道：“我让吴军派人给打了。”

　　“吴军？”我叫道：“他怎么派人打你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掀开被子想坐起来，身上不知哪个部位疼了一下，咧了咧嘴，又躺了下来。

　　我急忙上前向他表示关切，他又挣扎着坐起来，告诉了我自己被打的事情。原来，他自从在临沂安顿下来，几乎天天都要去看前妻与女儿。他女儿就读的学校是砚池街上的东方红小学，通常在下午四点钟，他就会驾着摩的跑到那儿等待。到了放学的时间，就会看见女儿从校门口出来，被赵艳接上一辆小轿车，然后在大街上消失。他天天去看女儿的事情，就让吴军所知晓，那个胶合板厂的老板便支派手下的人前来驱赶。田玉达告诉我，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被打了八九次。

　　我说：“你的伤重不重？去医院看了没？”

　　他现出轻松的表情道：“就是肋骨有点疼，歇个一天两天就没事了。”

　　我劝他别大意，还是去医院看看。接着便连扯带拉，搀扶着他下了楼，打车去了附近的市中医院。到了医院，找了大夫，拍了个胸片，见只是些软组织挫伤，才把心放了下来。从医院里岀来，差不多已是中午，我就将他带进一个小餐馆，点了几样小菜，一面吃着，一面开始了采访。

　　那篇大特写我写了九千多字，正好占了报纸整整一个版面。文章面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我这个作者不仅得到了报社的奖励，名声也在业界响亮起来。只是让我不曾想到的是，我的好心肠却办了个坏事情，有关单位看到报纸，竟然采取行动，将那座烂尾楼内的寄居者全部驱离了。得知消息我赶去看田玉达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随后的日子里，我依旧在那家报社工作，依旧经常与诗坛上的“三驾马车”搅在一起。我们发起成立的协会已经在民政部门那里注册成功，成立大会也在童星学校的会议礼堂内隆重召开。我则乘着协会成立的浩荡东风，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诗集。只是，当诗集刊印成册，正忙着四处去推销书的时候，我的情感问题出了故障，那位与我同居的离异女人竟然吃了回头草，同她的前夫搞在了一起。当他们的事情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做出的决断就是立马同她各奔东西。好在，我们没有走进婚姻，没有子女与财产可以分割，我只是将自己的衣物塞入拉杆箱，从她的家中搬离了出来。

　　接下来，我就在忙于报社工作的同时，为自己寻觅新的配偶。似乎时间没过三个月，就同一位叫宋倩的姑娘睡在了一起。宋姑娘的年龄比我小了十多岁，喜欢写些花花草草的小散文，我在编副刊的时候，曾经给她编发过若干篇。只是，当我们的事情公开出来的时候，却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她的父亲是市里一位级别不小的官员，为了将我们的关系拆散，他亲临报社找到我们的社长，要求将我扫地出门。报纸本来就是个内部刊号，我的身份本来就是个临时工，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被报社宣布除名。

　　突然没有了工作，我在临沂的生活陷入了窘境，那个叫宋倩的小美女或许是迫于家庭的压力，或许因为我不再当编辑，同我分了手。我成了孤家寡人，一时四顾茫然，心灰意冷。本来，几个诗友推荐我去一个生产火腿肠的企业编辑内刊的，我在皱了半天眉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开临沂。在与众诗友们喝过离别酒之后，我收拾行囊准备动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曾经的工友田玉达。我觉的在离开临沂的时候，同他见个面，道一声别，还是很有必要的。

　　被驱离烂尾楼，虽然不知道他搬去了何处，找到他应该并不难。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女儿在砚池路上的东方红小学读书，他每天在放学的时候，都要去那里看女儿。我想，只要在相同的时间跑到那儿去寻找，应该就能见到他。我将收拾好的行囊放入出租屋，打车来到了那所学校的大门口。果然，我在那里见到了他。天有点儿冷，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小雪花，田玉达穿得似乎有点单薄，他站在摩的三轮车旁，冻得双手不住地打颤。当学校的大门打开，学生们潮水似地涌了出来时，他立刻跷起脚尖，瞪大眼睛望了过去。很快，他的目光就锁定在女儿与前妻身上。我则随着他的目光，看见那母女俩出了校门，横过马路，钻入一辆桔红色的小轿车，很快就在飞雪中远去。

　　在砚池路上有家光棍鸡店，我与田玉达进入店中，要了只光棍鸡与两样小菜，坐在那里且吃且聊了起来。

　　他得知我要离开临沂，有点意外与恋恋不舍，叹了口气道：“你走了，我在临沂就没有一个熟人与朋友了。”

　　我说：“我在临沂，也帮不上你什么忙，还害得你连个烂尾楼都住不成了。”

　　他说：“这怎么能怪你呢？总有一天会被人赶走的。”

　　我说：“玉达，你就打算这么在临沂一直待下去？”

　　他道：“只要赵艳和女儿在临沂，我就一直在这里。”

　　我说：“你就不能换个活法啊？”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冲我摇了摇头。

　　我望着他没有再说话。我知道他是一根筋，否则不会连工作都丢了，跑到临沂来追他的妻子与女儿。即便是妻子同他离了婚，他仍是痴心依旧。

　　离开临沂，我没有回那个叫蒙阴的小县城，直接乘火车去了济南。在济南，我去了一家文学期刊社，当了一名临时性质的编辑。我的任务就是看看自然来稿，跑跑印刷厂，给作者寄寄样刊，除此之外就是关在出租屋内写诗。与在临沂时差不多，我又结识了些济南的文朋与诗友。只是同临沂的诗友比，与他们的关系冷淡了许多。偶尔也聚个会，吃个酒，却无法做到心灵上的相通与情感上的共鸣。这期间，我又遇上了一位叫林芳的女人。她来自于胶东，主要写小说，离婚之后跑到济南来闯荡，在一家行业报社里找了个职位。

　　我之所以同她走到了一起，是因为我们租住在同一幢四合院内，当夜深了下来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她正在写小说，我正在写诗。有一天，当我们知道双方都在为文学而奋斗，又都因此而离异时，就水到渠成地住到了一起。只是，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多久就分了手，原因是我在作家班里的某位同学在上海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向我抛来了橄揽枝。尽管与那位胶东女人还在蜜月期，天天腻在一起缠绵悱恻，我还是横了横心选择了离开。

　　此一去上海，我在那儿生活了差不多近二十年。这之间，我在那位作家班同学创办的公司里并没有待多久就选择了离开，其后便是为了能在上海生存下去，走马灯似的更换工作。至于诗歌的创作与追求，早让我完全放弃。除了频频地更换工作，我在配偶问题上也更换频频，今天与这位女士同居，明天又与那位女士有了暧昧关系。随着年龄的一天天递增，我也曾想着正儿八经地成个家，生个孩子绕在膝下，享受享受天伦的乐趣。可是，我在上海一没有住房，二没有车子，工作更是无法稳定，没有哪个女人会将婚姻的筹码押在我身上。因此，到了我来上海的第十八个年头时，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已经孑然一身地生活了若干年。无情的岁月，也早将我雕塑成有了满头白发与满脸沧桑的半百老人。

　　有一年，我随着某个电视连续剧剧组来到临沂，住进了老长途汽车站对过的沂州大酒店。此时，我已经在影视剧这个行当里混迹了许久。只不过，我并不是导演，也不是摄像或者美工，更不是什么制片人，我只是以一名文学编辑的名义，为那些大牌的编剧当枪手。尽管每部剧本的创作，我都付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智慧与汗水，得到的报酬却只能是那些大腕编剧的九牛一毛。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差事，因为当枪手的收入，远远高于干别的行当所得的报酬。

　　剧组来临沂，是要拍摄一部关于物流方面的电视连续剧，因为编剧大人有事去了多哈，就让我跟随剧组来到了拍摄现场。此剧的导演是个大腕，他的特点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临时起意增删人物或者情节，几乎是家常便饭。如此一来，就需要我这个编剧时刻跟在后面揩屁股。为了能够足额地拿到劳务报酬，我只能老实地执行，小心地伺候。因此，每天去現场拍戏，我须臾都不敢离开左右。尽管如此，尽管我此次来临沂并非衣锦而归，我还是想觅个时机，见见临沂的诗友与故交。

　　临沂的诗友与故交，自然就是江非、邰筐与轩辕轼轲，另外便是工友田玉达。我已经知道，此时临沂诗坛的“三驾马车”已经各奔东西。江非定居海南，邰筐去了北京，只有轩辕轼轲还留守在临沂。至于田玉达什么情况，我则没有任何消息。我清楚，此时若再去砚池街的东方红小学门口找他，就有了刻舟求剑的味道，因为十八年过去，他的女儿恐怕早就大学毕业，甚至都结婚生子了。

　　要联系，看来只能联系轩辕轼轲。还好，电话很容易地就打通了，话筒里传来的正是轩辕轼轲的声音。他听说我来到临沂，十分高兴与热情，嚷着要约几个诗友聚一聚，而且迫不及待地要马上进行。那天，拍摄任务完成之后，我在第一时间里赶到了太公巷深处的一家酒楼。那是家中等规模的酒楼，一座三层高的红色小楼刚刚装修过，雕梁画栋，翘檐飞角，透着些古典与优雅。我登上二楼进入房间，轩辕轼轲与七八个文友已经等在了那里。那些文友虽然多是陌生的面孔，因为共同的爱好与追求，还是让我感到了亲切与兴奋。很快，酒菜就摆上了桌，大家围桌而坐，举杯开饮，聊着文学，话着旧情，饮着美酒，感叹着人生与时事的变迁与更叠。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喧哗声差点儿冲破了天花板。

　　在酒宴快要结束的时候，酒楼的老板端着杯子前来敬酒。当大家齐刷刷地站起来，例行公事地与那个老板碰杯时，我却猛地认出来，那老板竟然是田玉达。我感到非常意外，十分惊讶，怔了一怔，脱口就大声地叫了起来道：“玉达，怎么是你啊？”

　　他马上也认出了我，同样脱口叫了出来道：“李江，怎么是你啊？”

　　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过了久久我才开腔道：“玉达，你怎么成了酒楼的老板呢？”

　　田玉达说：“我早在八年前就不再开着三轮车跑出租了，我用积攒的钱开了个街头小餐馆，一步一步，就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他说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转身离去。我正纳闷他为何走了时，只见他手里牵着个女人走了进来，眨巴着眼睛对我说道：“李江，你看看她是谁？”我打量那女人，虽然有些眼熟，却半天没有认出来。正皱着眉头回想，就听他说道：“嗨，李江，她是赵艳呢！”

　　“赵艳？”我瞪大眼睛叫了起来。

　　便见田玉达满脸幸福与得意地说：“她已经与吴军分手，现在是酒楼的老板娘呢！”

　　我瞪着眼睛，有点不敢相信。

　　那天的相聚到了深夜才散场。我喝醉了。不知道为什么，醉了的我，抱着脑袋只是在那里哭，大家怎么劝慰都不管用。过后，轩辕轼轲对我说：“那天，你的哭声很奇怪，嗷嗷的，似狼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