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慢慢翻的。那时候，我还在南城根，一个人借居在城中村，打发着日子。下雨天，雨落在昏暗的院子，落在护栏上，落在水泥井台边，也落在一个少年盛满霉斑的心事上。无所事事，便读几篇汪曾祺的文。有时候，睡前也翻几页。整个城中村都安静了，灰尘潜伏，喧嚣收敛。人们摊开梦，把疲惫的生活重演一遍。我也是，困了，书搭在脸上便睡着了，和别人的梦一起织着那后青春期的光阴。
我已记不清那本书读了多久，但每一篇文章都是喜欢的。《葡萄月令》，真好，反复读都有味道，是散文里的精品。中国当代作家里，好多人的文不耐读。第一遍，像吃西餐，新鲜。但第二遍，就没意思了。汪曾祺的不，是家常便饭，是故乡味道，即便常吃，也不腻，是有感情的。
汪曾祺的文，纯粹，真诚，有意趣，有人情味、烟火味、众生味，甚至好玩、天真。现在写文的人，好多都爱端着，很死板，跟庙里的泥塑一般不近人情。
他写和父亲的关系：“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给我先点上火。”他写家乡的咸鸭蛋，“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咸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咸鸭蛋似的！”他写恩师沈从文去世，“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这么好的文，怎么读都是舒服的、贴心的，甚至让人会心一笑，或者心生哀伤的。
汪曾祺性格极好，一辈子，一副好脾气。我们即便再转世一次，也是做不到像他那样的。
八十年代，去伊犁，坐车，他被塞进一些箱包缝隙里，半路爆胎，还让下车打气，真是被司机欺负美了。同行的邓友梅气得不行，事后还写文章提及此事，满是愤慨。可老汪同志只言不提，就压根把那没当回事。一九五八年，他被“补课”补成右派，后被下放到沽源坝上的“马铃薯研究站”。他一个人，并不孤独、无聊、绝望。用他的话说，反而把日子过成了“神仙”，“坐对一丛花”，任由屋外坝上的风刮过草丛，刮过蘑菇圈，刮过一个时代的骨缝。他安静地描画、烤洋芋，竟然成了全国吃马铃薯品种最多的人。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段光景，没有什么抱怨和愤懑，倒是有一些眷恋了。这真难得。他的儿子有时喊他“老头子”，孙女也跟上喊“老头子”，他可不怒，乐呵呵地应着，还说：“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真是可爱、有趣到极致了的老头。
汪曾祺还爱吃。“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这是他说的。啧啧，你瞧，这老头子，活生生秒杀所有吃货，他才是真正的美食家。现在好多号称“美食家”的人，其实是鸭子晒粪——光凭一张嘴搅和、胡说八道，竟然也糊弄了不少人。汪曾祺不光爱吃，会吃，还会做，自己下厨，请一帮朋友来尝。老一辈的文人大都有一手好厨艺，而且请客都是在自己家，老舍也是如此。现在中国的这个好传统已经消亡殆尽了，让人感慨。于坚也曾感慨过这个事。
老头子嫌弃袁枚，不喜欢，说他“《食单》好些菜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敢这么评价袁才子的人，估计也就他了。他是真懂吃这么档子事，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敢说。
现在要找这样一位有意思的先生，实在太少了。
看多了他的书，他的文风多少影响了我的写作，也影响了《南城根》。影响《南城根》的，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一开篇关于上海弄堂的闲笔，好多人读着怕，可那真是见功夫的地方。没有那部分，《长恨歌》也就不叫《长恨歌》了。汪曾祺的闲笔，功夫也是深到了家的。
除了写作，汪曾祺甚至影响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大多时候一个人生活，是怕极了爬锅爬灶的。烟熏火燎，满手油腻，末了还有洗刷，实在是麻烦。可看了老头子的文章，发现做饭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人一辈子不就活个有趣嘛。吃，重要，但为了吃，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一碗饭、一盏茶、一壶酒，怎么都可以下肚，将就凑活也好，冠冕堂皇也罢，但能把这些琐事当回事，找着乐趣就不一般了。后来，只要平时有空，也便围着锅灶屁颠屁颠转了。怎么炒菜，如何下面，哪个菜荤炒，哪个菜素吃，一勺盐的多少，一滴醋的先后，都藏着秘密。而这秘密，只会留给掌勺的人，留给用护襟一边擦手一边看客人举箸的人。这几年下来，虽炒不出什么大菜，但家常味道还是能出手的，尤其炒麻食、炒面片，基本是可以上得了台面。
我性格里的那种随遇而安、懒于争抢、与人为善，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这两年，读汪曾祺的文章少了，但从他文章借来的那股“气”一直努力保持着，虽然很拙劣，也偶尔走样。那本《岁朝清供》的书，后来送给开书吧的朋友了，但有时想随手翻翻，却没有了，难免有些后悔。虽然还有其他版本的，可不太喜欢那些装帧、排版，都太随意，真把老头子不当回事。我依然还是怀念那本书，小32开，精装，淡紫的封面，烙着书名，白色的字。很素雅，像极了他的故乡高邮一带的河塘。书所用的纸，轻型，偏黄，排版也疏朗，楷体字。这个和他的文风是很搭的。恬淡、随性，都是风雨故人事，都是咸菜慈姑味，都是秋末雨后寒蝉的寂寥声。
我读汪曾祺的那两年，他还相对冷清着。书店他的书会放很久，落了尘。和写作的人闲聊，也鲜有提及他。人们张口闭口谈论着卡夫卡、卡尔维诺、卡佛，谈论着一夜爆红的诗人，似乎人们已走进世界文学的中心，已成为时代文学的在场者。只有汪曾祺，依旧不紧不慢地活在他的文章里，过着自己酸甜苦辣咸的日子，写昆明的人，写高邮的事，写北京胡同里的吆喝声。他才不管那么多呢，他又不是香港影视明星。
几年过来，汪曾祺似乎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有些“火”。有出版社出了他的全集，有刊物发了很多关于对他的评论，朋友圈也是隔三岔五被他刷屏。可好多东西，只有在其冷清时才是警醒的，才能得其味。众声喧哗，终不过是虚弱世界的假象，终了还是一川烟云，了无踪影。就像十年前，听李健的歌，《風吹麦浪》《传奇》，那时他只有薄名，知者甚少。这歌，也还没上春晚，没像病毒一样蔓延。那时听，觉得还是走心、悦耳。现在，满大街都是李健了，甚至广场舞里都上演着混含大蒜味和狐臭的《传奇》，也就实在没什么意趣了。
说私心话，我是不喜欢先生“火”的，他的活法，他的文本价值，他对我们庸俗时代的折射意义，就在那里，谁也忽略不掉。喜欢他，就和他一样，安安静静读书，“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如果抬着他，像尊神，满大街晃悠，估计他也是反感透顶了的。再说，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好东西，总会想着据为己有，怕别人分享。喜欢汪曾祺也一样，怕被更多的人拥有，一来有失落感，二来怕被过度关注和消费，难免就俗气了。这或许是爱之深的缘故吧。
我想，他是不喜欢被刷屏的人。如果知道他霸了屏，估计会说，去他娘的，我且去买菜了，老家寄来的咸鸭蛋，放了好几天了。
从一九九七年至今，先生去世二十余年了。先生去世时，我刚好十岁。这二十年，先生用文章活着，活在阅读者的生命里。他还会活得更久，更有价值。可每每想起，我们这世道，如他一般的人，几乎没有了，便心生怅然。
有人评价他是“最后的士大夫”，我想这是不妥的，也是他所不喜欢的。他是新派的人，是现代知识分子，只是写了一些传统的、民间的、过去的、市井的人和事罢了。他还是喜欢人们叫他“老头子”，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如此亲切，有人情味。
贾平凹的裤边
贾平凹是来过南城根最有名的人了吧。
南城根是一块弹丸之地，或许连弹丸也算不上，只是一粒灰尘，藏在闹市的皱褶里，无声无息。这样的地方，怎会与贾平凹有牵扯呢，事实是，有。
我之前跟一朵聊天，她说贾平凹来天水，她要采访，然后给我看了她罗列的采访提纲。我开玩笑说：“帮我也捎着问几个问题吧。”她说：“没问题。”我说：“怎么安排？”她说：“21日下午来，22日参加公祭伏羲大典。”我问：“没安排活动？”她说：“没有。”我“哦”一声，说：“那我就不接见他了。”仅是一句玩笑，其实还是一种失落。毕竟想见名人的心态谁都有，我也不脱俗。何况贾平凹是陕西人，我向来觉得甘陕比邻，格外亲切，心也挨得近。加之贾平凹的小说、散文读过不少，甚是喜欢，属那种贴心贴肺的，让人读着浑身温暖，又解乏，像站在山尖上听割麦子的人吼秦腔。
毕竟见不着，说完也就忘了。晚上，天热，看书是没心境，便约了三五个朋友坐路边喝啤酒，说一些闲话。
十一时许，接一朵电话，说：“贾平凹老师在南城根，赶快来见见。”我没听清，又问了一遍，才确定是贾平凹在南城根。于是纳闷，他怎么会去南城根。又一想，可能是有人陪着转转，看看天水的巷子。再想，西安那大城市，没多少巷道，巷道里没多少烟火和故事，非得跑到小城天水看巷道。再说，南城根，黑不隆咚，小巷一条，民房数十家，实在没有什么看头。搞不明白，名人的事情总是让人搞不明白。
于是起身暂别朋友，说：“有事，速去速回。”路上想着，空手去见，显得太随意，也很唐突。既然他在南城根，那送一册我的拙作《南城根》，岂不有意义。于是，打的去单位取了书，又打的去南城根。因坐车、取书、走路，耽误了一会，怕贾平凹早已走掉，于是打电话问一朵。她说：“人还在，南城根台阶下面，一家裁缝店。”挂了电话，于是又迷糊，怎么去裁缝店了？
车到巷子。一朵站巷道里，招手打招呼。我过去，她说：“在里面给贾老师裁裤边，正好就我跟贾老师两个人，你还有时间跟他聊聊。”正说着，一个穿白短袖的人走了过来。一朵说：“这是贾老师。”她要不说，我还以为巷子里的路人甲、路人乙呢。灯光昏暗，人来人往，不用介绍，打死也认不出是大名鼎鼎的贾平凹。
握手。问贾老师好。他微笑，点头问好，人挺和蔼，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的手宽厚，掌心热，像午后晒温的黄土。
一朵说：“王选也是文学爱好者，在天水年轻人里属于佼佼者。”
我们进裁缝铺。贾平凹说：“看着就很灵动的一个小伙子。”他坐一把椅子上，说陕西话，听着很亲切，像一位关中远道而来的亲戚，跟你拉着家务事。旁边裁缝铺的女人坐在缝纫机前穿着线。
巷道里灯光暗，没看清贾平凹，在屋里，灯极亮，白花花的。这下好，可以清清楚楚瞅瞅这个中国当代文坛的“鬼才”了。他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穿普通的白上衣、黑裤子。头发微微谢顶，边上的梳过来，正好盖住。国字脸，白，略长点，不过还是西北人的那种憨相。浓眉，像隶书的蚕头燕尾，且墨黑。宽额，脑门子发亮，像宜耕易种的八百里秦川，长满绿油油的麦子。不过跟我看过的照片比，人明显老了。
我忐忑不安地掏出自己的书，递上去，说：“贾老师，一本拙作，就写这片地方城中村的，你多批评。”真是忐忑，在一个著作等身且名扬四海的作家面前拿出自己的东西，真让人害羞。就像一个江湖晚辈在武林大侠面前耍了一个剑花，请他过目一样。笨拙、虚弱、迟钝，漏洞百出，一览无余。在别处，我对《南城根》一书还是信心满满，可此刻，这种信心烟消云散。
他翻着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说：“出的质量挺不错。”然后要我在书的后面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我们聊了聊书的装帧和设计的一些事，他说，有些书一翻开，就是某某题的字和跟某某的合影，真掉档次。随后，他问了我年龄，我说：“27。”他说：“还很年轻，年轻真好啊。”最后我们还聊了些什么，我忘了。我跟一朵坐他对面小凳上，他在我们面前，真像我们村的老乡，淳朴、安稳，甚至有些粗糙，但这种粗糙里藏着大智慧，像一块石头，胸里装着玉。
缝纫机的踏板踢踏踢踏响着，裁缝埋着头，一丝不苟，飞针走线。缝好了，她铺在桌上，用电熨斗轻轻熨展，说：“贾老师，好了。”裁缝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矮个子，人瘦，说话声音轻轻的，就像她的棉线一样。我以前也在她跟前缝过裤子。我顺便借她针线缝了一颗纽扣，她看我笨手笨脚，说：“来，我给你缝。”
事后我才知，天水邀请贾平凹22日参加公祭伏羲大典，却忘了通知穿正装一事。他一身便装，到天水，吃完饭，九、十点，才想起这事，于是才开始由别人陪着，满天水城买西装、衬衣、领带，还有皮鞋。天水毕竟是小城，九点一过，店铺就纷纷打烊了。找来找去，最后硬是在一家即将歇业的服装店，在满是修身、紧身、开叉、圆襟的韩版时尚西装里，好不容易找了一套不修身、不紧身、不开叉、不圆襟的正统、合身的西装。
买完西装。一量，裤边太长，必须得裁。明天是正式场合，总不能挽着裤腿去参加活动吧，于是一朵陪着贾平凹又开始满天水市找裁缝铺。裁缝铺大多在巷子里，租的房，十一点，人早早关门回家了。从广场找到师院，又从师院找到广场，市内市外，敲门砸店，就是没找到一家。最后，王若冰打电话给一朵说：“到南城根去，那里有裁缝铺，留着电话。”王若冰也住南城根，多少年了，他甚至比我还熟悉南城根。
于是，贾平凹就来到了南城根。一朵给裁缝铺的女人打了电话，她很快就赶来了。她知道贾平凹，她坐在椅子上，一针一线地缝着。巴掌大的屋子外，是落满夜幕的南城根，被燥热搅闹的无法入睡的人们穿梭在巷子里。他们不知道，这屋里正坐着一位大作家。或许他们瞟了一眼，谁也没在意，大不了以为是南城根的房东或者新来的房客罢了。
熨毕裤子，装好。我们出门。裁缝铺的女人送出了门，说：“贾老师，你慢走。”
握手告别，他的手掌仍旧是温厚的，让人踏实。他上车，挥手告别。车调头，一脚油门，“呼”一声，消失在了黑暗中，离开了南城根。
我没有看第二天的电视直播，我不知道裁了裤边的裤子，贾平凹穿着是否妥帖。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轻描淡写，风平浪静，真是一件上不了日程的小事。或許很快，他就忘了在天水一个毫不起眼的巷子里裁裤边的这搭子事儿。也或许当他再次穿起这条裤子，看着那匀密的针脚、妥帖的裤边，再也想不起那天晚上遇到了什么人。其实，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中国万千城中村里，最不起眼的南城根和贾平凹有了一根线的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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