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劲松

　　雨天的书

　　入梅了。

　　昨夜风癫雨浪，筑在护城河畔的小区飘摇如砧板。站在六楼阳台上，风雨呼呼过窗湿人衣，望见灯影里七彩的水晃晃漾漾，迅急淹没宽阔的河床，轰击堤坝，岸柳的枝条像从前巫觋做法摆荡发丝，雷声殷殷，闪电的蓝色鞭子不停抽打着远处高耸的楼宇。脑子里忽然蹦出《尚书·周书·多士》里的一句话：“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今译：我成周国运有上天护佑，奉着上天圣明而威严的旨意，用王者的诛罚，代表上天终结你殷商的命数。）

　　古人敬天畏地，心中有神明，风雨之时尤其谨言慎行，不似今人大多无所畏惧。想起幼年时，每逢雷雨天，家祖父必然严厉训诫小孩子，不可乱说话，不可乱顽皮，不可顶撞长者和尊者，尤其不可谩骂老天爷，否则会遭“雷打头”。乡间偶尔有老树被雷拦腰劈断，也偶尔有人遭雷击而死，本是偶然事件，乡人以为是天罚。童年时的记忆和接受的教训是生了根的，至今雷电交加之日，我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量噤声，凡事轻手轻脚。

　　天地之间纷乱嘈切，如同牧野之战的古战场，燥热的心被风一吹雨一泼，却渐渐安静下来。漫长的黄梅天，是炎帝与雨师纠缠斗法的日子，非湿即热，多数时候又湿又闷热，即使坐着不动，身上也汗津津油腻腻，腌臜如同刚刚从下水道里钻出来。最适意，莫过于风雨大作的夜晚。

　　良夜不可辜负。默数平生，自信并无大过大恶，会招惹雷公电母来执行天罚，心中于是安泰。前人笔记反复说，信徒常念《金刚经》，可得黑脸金刚护持。倘若如此，则读书人常读古今书，也可得神明加持。于是临窗从容品茶，听越剧，温习唐人传奇《游仙窟》。

　　年少时读过的书，隔了一二十年，内容早已淡忘，而今再读，陌生一如初见。细品传奇中张鷟、崔十娘、崔五嫂这一男二女，在積石山石窟仙境中，由山中偶遇到相识相熟，由相互调笑撩拨到颠鸾倒凤，情态放荡佻达，蜂蝶莺燕满眼，艳声浓语盈耳，以为初唐男女之间的情事，也如这个季节的黄梅雨，癫而浪。

　　作者张鷟博学多才，以词学为当时所重，声名远播外国，人称青铜学士，青钱万选之意也。他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是我的床头书。《新唐书》本传又说他“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由《游仙窟》可知评语不诬。他以本色之我作小说家言，与崔氏姑嫂二人演绎这一段香艳传奇，杯盏交错之间，甚至说出“为性贪多，欲两花俱采”这样无遮无拦的话来。才华漫溢之外，此人的确是风月场上的渠帅，也足见唐朝风气开放的程度。

　　年少时懵懂，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再读《游仙窟》，才发现小说典雅的诗句里，竟然暗藏着许许多多的房闼之语、孟浪之言、幽隐之意，活脱脱一幅唐人深闺秘戏图，非经人事者不解其中意味。又发现，张鷟所谓的游仙窟，其实并非是游于仙人之窟，那仙窟事实上是青楼或者勾栏瓦肆。

　　陶渊明当年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世间如我这般囫囵吞的读书人，常常用这话来宽解、搪塞自己，原谅自己的浅薄与懒惰。其实五柳先生是个顶顶较真的人，由其一生行事可知。他读书从来都是求甚解的。他真正的意思是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书读到会意，读到欣然，读到忘食，是高阶境界，并非人人可以抵达，也并非时时可以抵达。

　　风雨消暑气，书卷长精神。

　　越读越觉得精神饱满，毫无睡意，于是又读珍藏多年的《临川四梦》，并与四梦剧本的前身唐人和明人的传奇小说相参照。

　　从前年轻，看戏看热闹而已，读戏文常一目十行不耐烦，而今飘荡人间已然半生，再看戏读戏文，常有庄周梦蝶的梦幻之感，以为戏中有我的前世，戏中有我的今生，我早就生在古人的戏文中，也活在古人的戏台上，此身非我，此身是我。以看戏作比，所谓共情，就是看戏时，看见了比镜子里、现实里更真切的自己。这些年的闲暇，歌听得少了，戏听得多，尤其爱听昆曲和越剧，像一个穿长衫留长辫戴瓜皮帽子的遗老。这种遛鸟听曲谈旧事的遗老作派，早先曾是为我所不屑的，现在却自甘堕入彀中。祖父暮年，常说“一岁年纪一岁人”，现在想起来，话里的滋味是繁复多重的。

　　注意到扉页上有一幅汤显祖的画像。画像中的汤显祖，细眉眼，山羊须，身着宽布袍，头戴浩然巾，双手笼在袖中，谦谦如良玉，讷讷若草木。细读题款：“若士先生小像，道光戊戌初夏江都陈作霖敬摹。”这个陈作霖是清朝同治年间进士，后任兵部主事，江西人。他临摹的汤显祖画像，是存世的唯一一幅汤公像。这幅画像后来不知为何落到俞平伯手中，平伯先生宝爱之，作画像赞一篇，并请雪斋先生恭敬题写于画上。这个雪斋，应当就是爱新觉罗·溥伒，号松风主人，系清道光帝旻宁后裔，以书画名世。其词云：

　　“前情澜儒侠，通玄礼乐苑，明灯藉此传。临川先生曲家巨擘，其四梦传奇，芳菲悱恻，情文相生，昔人评为情侠仙佛，微旨参乎天人，固不仅文章之美，声容之盛也。溯其生年，当明嘉靖庚戌，为公元一五五零，迄历四百载。而画帧流传，其胸怀高骥，犹堪仿佛。谨赋俚句以志景行之怀。德清俞平伯题，雪斋书。”

　　汤显祖少有才名，在生时即为名公，抨击明朝万历年间官僚腐败的《论辅臣科臣疏》一文，曾名动天下，戏曲创作特别是四梦传奇，为中外戏剧艺术珍品。王思任当年评价说：“《紫钗记》，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记》，佛也；《邯郸记》，仙也。”也就是俞平伯所作画像赞中说的“情侠仙佛”。事实上，四梦不单单是说梦，说残梦，也都是言情，说世间万水千山万事万物万人万般总是情，如汤显祖本人在《牡丹亭记题记》中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非至情至性之人，不可以赋诗填词作文章，不可以写剧本，勉强写了，也是俗物。

　　俞平伯对汤显祖可谓推崇备至，谓之执灯者、曲家巨擘，赞语也写得风雅好看，有婉转不尽一往而深之意，是一等一的好文章，与雪斋的字也珠联璧合。早先读四梦时，不曾留意到这幅画，也就更不会记得有这篇赞了。据说，这幅画像如今悬挂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汤显祖纪念馆大厅中央。汤显祖在遂昌做过几年知县。他年若去丽水，当拜一拜汤公，亲眼看一看东方莎士比亚的神像。

　　一夜风雨时大时小，梦中人物飘飘忽忽，似仙似魅，似啸似歌，似癫似痴，似在山林似在戏台似在人间似在天上。梦中我起舞弄清影。

　　今日周六，风已息，雨渐细，窗外肥绿瘦红，清景无限。幸喜无事，吃过早饭，开始这段时间的日课，读《周易》。

　　古书难读的多，以《周易》为最，虽自信有些古文基础，好些年来仍然不敢问津。每每起意，翻开第一页就打了退堂鼓，从没见过天书，《周易》怕就是天书了。真正激发我阅读兴致的，是外力。好几次在酒桌上，遇见不同的高人，据说他们都通《易经》，天上事知一半，人间事晓全部，其中还有一位是盲人。看他们貌不惊人，言语也与常人无大差异，姿态却颇有些高深莫测，视人如无物。于是发起狠来，钻进六十四卦里。一开始一周研读一卦，仍倍感艰难，后来渐渐能三天一卦，一天一卦。虽然也不过是盲人摸象，但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以为也能略通大意了，也明白了这《周易》和那算卦者口中所谓的《易经》，一哲学一卜筮，根本就是两回事。

　　古人说，玩味《周易》，是君子的修身处世之道，既可以明理，又可以避凶趋吉，所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读《易》多日，知其非虚词也。

　　今日读到《兑卦》，卦辞是“兑：亨，利贞。”（《兑》卦象征欣悦：亨通，利于守持正固。）见孔老夫子在《象传》中解释卦辞道：“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两泽交相浸润，象征欣悦；君子因此欣悦于良朋益友相互讲解道理、研习学业。）

　　忽然想起夫子《论语·学而》里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脑子里一通雷鸣电闪，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夫子所称道的“朋来之乐”，并不是老友久别重逢，一起言笑、痛饮、嬉游、声色丝竹之乐，而是说同门学子睽违相聚，一起讲习、研讨、互窥学问之门的欢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话连三尺童子也是熟知的，其真正意思，我却误解了数十年，对着书，不禁一时惭愧，一时又喜乐。过去读《学而篇》，似乎也曾有过片刻疑惑，为何专讲学业的这一节，中间要来这么前后不搭的一句。其实通读其前后句多遍，自然明白这句说的还是求学、游学、访学和互参。

　　张岱当年在《夜航船》序言中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其实难对付的学问，岂止夜航船中。夜航船中的僧人对高谈阔论而腹中空空的学子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读书，越往深里读越往广里读，我的脚却是越来越蜷缩，越来越不敢伸直了。见多识少。见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学问之府如渊深似海博。

　　书要读得熟，文章要写得生。

　　生和熟，就像《周易》深藏的阴阳消长、谨始慎终之理，知易而行难。

　　梅雨初来，梅子熟了，河边的毛桃仍是生的。

　　笔名以及周作人

　　文人用笔名，起自明清，盛于五四。明清时期小说仍是文学的末流，不登大雅之堂。小说家技痒，又顾惜名誉，作品常以笔名行世。显著的例子是《金瓶梅》，兰陵笑笑生这个笔名流布天下，真名反而淹没无闻。五四时的一批文学新青年，既好以文章谈论国事，又要乱世自保，笔名也就用得普遍。这也就是周作人说的，用笔名有如化妆逃难。

　　周作人一生用过数十个笔名，也就逃难数十次。他在晚年所著回忆录《知堂回想录》里说：“我的别名也实在太多了，自从在书房的时候起，便种种的换花样，后来看见还自惊讶，在那时有过这称号么？”至于他要逃的是什么难，除了政治难，恐怕还有其他。像他那样身世和思想都很复杂，文章又写得极隐晦的人，当时的同仁尚且说不好，后世也就不可能深入探究。如果想写一篇《周作人笔名考》，是非得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拷问不可的。即使如此，也未必有效，他是表面温和内心倔强的。

　　“周作人”这三个字太响，“周櫆寿”这个本名因而落魄得很，为应考改的“周奎绶”这个，记得的人更是“几稀”。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他从《诗经》里取来两个字，给自己改名周作人。所以正经分辨起来，周作人是大名，周櫆寿、周奎绶是曾用名，启明、启孟、知堂、药堂之类是笔名。当然，硬要说周作人是周櫆寿的第一个笔名，也无可无不可。

　　“作人”二字，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原文“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周王万寿无疆，努力培养人才。作人，诗中原意是培育人才。作人又有作手、工匠、役夫的意思，写文章也是一门手艺，少年周作人估计也有用这两个字来激励自己的用意。作人又与做人纠缠不清，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周作人做人的失败，于是成为一个现成的话柄。在他生前和死后，许多大人君子对他的做人喋喋不休，试图教育他如何做人，或者指摘他做人的污点。福祸自招，也怪不得人。

　　取周作人这个名字，又极有可能与周櫆寿这个本名有关。櫆是北斗星，北斗星千秋萬代闪耀于天空，櫆寿自然是无量寿。十几郎当岁的周櫆寿，许是嫌名字乡气，恰好读书读到“周王寿考”，一时兴起，从后四字中裁来二字作了自己的标签。他后来用过寿遐的笔名，与作人同出一典。只是后来托方纪生请陆九和刻印，陆误刻作遐寿，也就将错就错用了，此事见于他与康嗣群的一封通信。周作人在信中说：“方君拟请其重刻，但觉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兴趣，难得刻好，故宁改字以从之也。”无论是寿遐还是遐寿，周作人都是希望自己长寿的。他活到了八十二岁，确实是高寿。庄子说“寿多则辱”，周作人在八十一岁时也说过，“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岁以后死了最得体。”活得久，于周作人来说，妙处是显而易见的，人文俱老，不妙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后半生尤其是晚年，其实是偷生，且不说是忍辱，起码也是苟且。

　　周作人的文章，年少气盛时是读不懂甚至读不进去的，里面有沉沉暮气。于文章而言，暮气有毒，让人苍老低迷，让人胸闷气短。幸而他的文章，少年一般是不爱的。待到了中年，有了一些所谓的阅历和修养，皮已厚心已茧，浮云世事看惯了，再来读他的文章，中毒肯定是不会了，也就会渐入他的文章佳境。周作人的文章之境，是风雨中的山寺，寺里有老僧、青灯和经卷。

　　“伏园兄：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

　　这一段抄自《山中杂信》，有着浓重的周作人的味道。其实他的文章随便抄一段，明眼人一看即知是作人体。周作人这个人，人做得好不好不说，可堪赞叹的是，他太懂文章，也太会写文章。他的文章谈不上契合中年以至暮年的况味和心绪，也未说出某种让人猛拍大腿的妙语警句，更谈不上有大道其光如日煌煌的真理，就像他做人不管不顾，他的文章不过是一个人坐着或者袖着手走着，对着影子自说自话。明白人活到中年，最明白的活法其实也就是自说自话。

　　周作人的自说自话以及闲适风雅，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诸君又是不同的。林、梁、丰三人，是地道的名士作派，还掺杂着才子气，周作人则是清苦气。他自己在《药味集序》中也说过：“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看一看《周作人自编集》的目录，三十七种著作，“苦”和“药”两个字频繁使用于书名，《苦竹杂记》《苦茶随笔》《苦雨斋序跋文》《药味集》《药堂语录》《苦口甘口》即是，《雨天的书》和《风雨谈》之类，也是凄风苦雨，凄苦略近于凄凉。

　　世人常说周作人的文章平淡，臻于散文化境。臻于化境是无异议的，平淡一说值得商榷。在神秘枪击案发生之前，他也许是平淡的，陷入国恨家仇的漩涡之后，则唯有苦闷和彷徨。士人失节，自古遭人诟病胜过妇人失贞，何况他投靠的是民族的仇敌，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宋末的赵孟頫，晚明的钱谦益、龚鼎孳以及与周作人同时代的胡兰成，官当得再大，文章写得再好，学问做得再深，青史都归于一类：贰臣，变节文人。

　　背负叛国投敌的罪名，如若尚能平淡处之乃至怡然自乐，岂非无耻？饮苦茶，喝苦药，写苦文，起码周作人是知耻的。知耻近乎勇。所以周作人并不是享受苦味，甘之如饴，相反，他是避世的，逃避现实，以苦药苦茶苦文自遣已经失去高大意义的余生。他的余生活在非实体的牢狱之中，若是常人当忧闷致死，然而食苦调整了他的心态，文章延续了他的生命，他寿高且长。书斋是周作人的壳，他像一只蜗牛蜷缩于其中，身体是软的，聊借并不坚硬的壳抵挡外面的风雨。

　　从前读《知堂回想录》，写过一段话，觉得还有些意思，不妨学周作人抄下来：

　　“要想成为周作人，起码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活得长，二是要笔头子勤快，三是要心态好。第一条，周作人活到了高寿，从晚清活到民国，又从民国活到新中国，一生历朝三代，可谓见识无算，经历丰沃。第二条，周氏一生著作等身不算，还有每天记日记的好习惯。他的回想录里许多的事件、掌故，连细枝末节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依靠的就是历年的日记本。第三条，周作人心态好，高也高得，低也低得，管他世上刮的是东风西风还是南北风，管他世人说他是文坛泰斗还是汉奸败类，他只管安心玩古董、抄古书、写文章，前朝遗事旧世风云一壶装，人生巨细生命凉热两眼收。”

　　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寫道：“从前我很崇尚鲁迅，蔑视周作人，无他，只因他做过汉奸。后来年岁渐苍，再读周氏兄弟，如果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仅就文学成就而言，周作人是不逊于他的兄长的。鲁迅的文章金刚怒目，火性大；周作人的文章一派静穆谦恭，一派风霜冷白，如嚼干果，越嚼越有味道。后世文人如果可以活到周作人一样老，又极勤苦，又肯低着头做人，文章也可以风霜冷白。”

　　世间人谈论周作人必谈鲁迅，谈论二先生并扯到大先生，这也算得习弊之一种。在这篇谈周作人的文章里，我原是刻意绕开鲁迅的，但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一个太阳一样的存在，在他面前，二先生只是一枚星星。虽然二人都是人琴俱杳，但在绍兴，鲁迅和周作人的故乡和故园，周作人的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天空中可以没有星星，但不能没有太阳。念及至此，文人岂能不夕惕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