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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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写作比作“寻求想象中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百无聊赖的闲谈。”这里的“百无聊赖”，并非无聊地在友人面前胡乱扯谈，而是写作散文时的情感态度和坦荡自如。因为面对的是友人，所有的架子都放下来，警惕性也没有了，说的都是一些掏心掏肺的不设防的东西。所谓的“闲谈”，在他的散文体系里，意指“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繁琐，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关于身边琐事》）

　　“不人云亦云”，便是我是否喜欢一个散文作家的基本判断。当下的散文写作，人数众多，作品浩瀚而蓬勃，但经得起看的，其作品可以用来解构的作家少之又少。从报纸的文艺副刊、刊物的散文专版到出版的图书，我们通常能看到这么两类散文：其一是将大量的史料、典故、地理知识加以拼贴，再辅以个人见解，便成了一篇自以为有宏大叙事主题的文本；再就是那种充满个人情感的篇章。以上说到的散文作品，我们不管是看一篇，还是看完一整本书，反映不出这个作家面对他所描述的事物，他用的是什么态度，倾注了什么情感，哪一句话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这样的散文，你在其文本里看不到作家的身影，也看不到作品人物的身影。

　　我是从文字上认识张惜妍的，也是从她散文里了解遥远的新疆和新疆人的。近几年，我把张惜妍的散文集《远方有座城》《五月琴歌》和未出版的一些散文作品都看了一遍。过一阵子，她若不发东西出来，我便会问她最近写了什么。按照周作人的意思，我是个把自己归类为她“想象中的友人”，想听她时不时地“闲谈”一下。通过阅读她的散文作品，借用她的眼睛，我这个南方人对新疆边陲重镇伊犁独特的地域和人文风情有了全景式的了解和细节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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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那片被雪山、草原及伊犁河温柔守护着的地域，家家有庭院，庭院里又必然有葡萄架。河谷的小树林和田园中，漫步着恋人的身影。城市的街道上，原本种着的是白杨树，城市化进程中，白杨树又变成了法国梧桐。与此同时，许多人家鲜花果树缠绕的院子，已变成了小区楼房；一起改变的，还有社会结构和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

　　那里的五月是城市最美的季节，大街小巷繁花盛开，玫瑰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民居掩映在似隐似露的院墙之内，从幽静的小巷走过，沿着墙根漫步，你会遇上远归的游子，凭着记忆搜寻儿时的馕坑；也必然会在临街的墙面上，看到有浮雕花纹，挂着洁白的棉布窗帘的木窗。每次看她的作品，我总会停下来思考一下，那些有趣的人物，那些有温度的故事，她是怎么搜寻到的？还有对身边事物客观细腻、不动声色又细致入微的描述，她又是怎么做到的？

　　比如《她的眼睛》里的发子妈，她瘦小单薄，眼睛瞎。丈夫去世后，她和幼小的孩子都失去了經济来源，生活却不会陷入困境：街坊邻居，有公职的人家，都会把孩子送到她那儿，由她照顾，自然也在生活物资上，家家都会给予一定的供给。每年过年，她照顾过的孩子，都在天亮的第一时间，去给她拜年。她去世时，这些孩子也黑压压跪了一片，为她送葬。比如《挖渠爷爷》里的爷爷，跟一个维吾尔族大爷感情十分要好，酒酣耳热之际，答应把自己三个儿子中的一个，送给膝下无子的维吾尔族大爷当儿子。第二天维吾尔族大爷真的牵着高头大马来把爷爷的第二个儿子接走了。再比如《父亲的三十年》里的父亲，因哈萨克老伯孩子多，“到娶亲的年龄了，送聘礼的羊不够，怕耽误儿子的婚事。”答应用自己家的两只羊，换哈萨克老伯在山上捕获到的一头马鹿，被周围的维吾尔族叔叔们笑话，却也因此摸索出养鹿的经验，走上致富之路，成为当地最早的万元户。

　　对于散文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在张惜妍的作品中，像这样平实地生活着，不用任何发挥，只要把他们的生平翔实记录下来，便是一个充满细节的触动人心的好故事。人物还有很多，比如她笔下的外公外婆、纪老师、杨木匠的老婆、阿依古丽大妈、达吾提、尕买燕、犁犁老汉等等。她的文字就是平铺直叙，用记忆中的人影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她身边的人物是那种与自然相融合的人，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元气淋漓、热气腾腾，在大地上诚恳地生活着。

　　或许自己善于写小说的原因，每次看完这些故事，我都忍不住问张惜妍：“你怎么不写小说呢？”似乎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极好的小说素材。这些人物，只需要通过虚构加工一下，他们就更加立体、丰满和鲜明了，可以走到更多读者的面前了。不过还不等她回答，我自己就想明白了。她笔下人物的故事之所以温暖动人，是因为这个人物是通过她的笔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的。她书写他们，塑造他们，也跟他们一样，流淌着一样的血液，有着一样的秉性脾气。在现实生活中，她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文本中，她又隐忍克制地站在他们的身后。我们不能通过虚构，把人物从那片土地上抽离，也不能抛开作家本身去单独解构她笔下的人物。

　　这就是散文的难能可贵之处了，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里写道：“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谢有顺也曾说过，“我认为这是散文的根本问题——背后是不是站着一个人？是不是站着一个真实、自由、健旺、有赤子之心的人。散文写作，背后如果没有人，或者背后的人不成熟，文辞再优美，都是俗的，失败的。”如此说来，张惜妍笔下的人物中，有一些人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和基因，也是张惜妍骨子里的血液和基因，她和他们情感互通，生活休戚相关；我们的目光得先越过张惜妍的肩头，再来看那些人物和故事。她笔下的文字才是活的，有温度的，与我们读者才是心灵相通的。通过这种方式去品味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这些人物就会像伊犁河谷里的白杨树一样，立于天地之间，与周围的环境变得浑然天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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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贵在自由和真实。自由是表达的自由，不受各种条条框框限制，说自己的话。真实是情感的真实、真诚，每一个字，都是来自心底的声音。梁实秋在《论散文》里写道：“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

　　张惜妍的散文写作，没有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放大了“自由”的边界，通过扎实的书写，将笔触伸向了伊犁的雪山、草原、河谷和田间地头，以及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巴扎，还有每一个身边人物，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伊犁人的群体画像，带来了不一样的边疆文学。

　　张惜妍就在新疆伊犁这种多民族混居、风俗习惯杂糅的地方出生长大，安身立命。她的边疆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它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是大多数省区的人难以比及的。这些年，她写边疆，写伊犁，除了风景与民俗，她还想表达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本身的书写，并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构建形而上的文学界面。梁实秋说：“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伊犁多民族大融合的聚居生活是她写作的源头，它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生活场景是与这片土地一同存在的。正如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诗句：“我的故乡，有着最为广阔的快乐和忧伤，像一些公开的秘密，到处传唱。”

　　张惜妍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伊犁大地上的传唱者和翻译者，她说：“我对新疆的感情，热烈而复杂，我对新疆人的身份，认同并骄傲。”伊犁——关于伊犁的散文作品——张惜妍本身，组成了稳固的三元结构；且她对自身作品的定位，也是如此的清晰和准确，一如她在《远方有座城》的后记里写到的那样：“我写温情的乡村，大地上的风光和庄稼，写被我的眼睛抚摸过的一切。那些来自我的成长年代的愿望，那些被今天的繁荣嘈杂所淹没的生活场景，那些在年轮中逐渐消失于民间的工具与词汇，如果还能感动我，为什么就不能感动更多的人呢？至少，我可以在写作中恢复遥远的记忆，然后讲给别人听。”

　　对自己生活的地域、人物以及生活的热爱，便是张惜妍散文作品的一大特色。她是支边第四代，先辈都是外来者，但她所书写的这片土地及人民，无条件地接纳和养育了他们每一个人。所以张惜妍的文字属性，既是原住民的一往情深，又下意识地暗含了外来者的深思熟虑。只是那片充满了包容的土地，每每在她刚有疑虑的时候，便被伊犁的宁静，伊犁的缓慢，安妥了自由的灵魂。她每写出一行文字，便能看见生命的苍凉萦绕在其头顶上，它的幻影来自伊犁旷野、河流和雪山。西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源流，土生土长的生活经历，是她通往伊犁多民族混居的地域文化和生活内涵之间的窄门，最终又成了她写作的源泉和力量所在。

　　这一点，我们通过阅读张惜妍的《我的田野》得以窥见。她的先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信念，从辽阔的长江来到了更遥远的伊犁河，他们在风餐露宿的路途上怀揣着怎样的梦想，都不得而知，如同伊犁河执拗的水流，她查得到长度却无法得知它的深度。谁也无法预知命运的安排，她的先辈就像原野上的那一团飞蓬，在风沙里翻滚，直到被田野里歪斜的沙枣树挂住了褴褛的衣裳，才停驻在这条河的右岸，筑起了一处小小的家园，有了她这样一粒在西域的风中奔跑的沙。于是，整个伊犁河谷都变成了张惜妍一个人的，它在田野的怀抱里生息，无论她怎么爱它，怎么恨它，怎么远离它，怎么思念它，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离不开它的宿命。不论是她的童年，她的爱情，还是母亲的青春，外婆的回忆和先辈们字迹斑驳的墓碑。

　　她的《五月琴歌》，又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喀什河两岸草原的深处，让我们领略到游牧民族用生命演绎的一首首歌谣。每一首歌谣都在提示着古老的信息，带着强烈的符号，也包含着一种力量，埋藏在生民记忆里最深的地方，渐渐形成一种记忆密码，成为潜藏在一个地域、一个民族血液里的印记。这些印记是打开年轮和历史的密码，或者是认识一个民族、一片土地、一个群体的钥匙，总该有人记得，有人讲出来，有人唱出来，有人写下来。在不停地变化与消逝的社会环境里，总有人尽可能去做他觉得应该去做和能做的事，于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历史才得以传承。

　　那些和张惜妍一样的新疆作家，许多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他们，才是最为懂得脚下那片土地的人。所以，张惜妍才说，自己对生活的提问很少，并不是没有困惑。在人群中理解不了的问题，就去向大自然请教。只要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旷野会告诉她，只要有足夠的时间，答案会自然呈现，那些不明白的事情，是因为没有等到足够的时间。就像落雪的冬天，植物动物都会休眠，冻土之下，孕育着无痕的希望。春天来了，天地澄明，万物复苏。

　　这又点出了张惜妍文本中的时间主题。前文说到，她是支边后代，许多先辈是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迁徙过去的，这让她的书写，不用做过多的阐释，文字本身就有历史的烟尘气息。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张惜妍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她人到中年后的对家族历史，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回望。用文字去还原历史，还原那些远去的记忆。时间的跨度，也是时间的积累，有了积累，便会厚重，厚重就会叠加出温度，这温度沤过的文字，每一个都会变得滚烫。这也是她的散文作品能够温暖人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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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张惜妍自身，便是其作品最好的阐释者。五四以来，我们的散文写作，有着两个明显的支脉，一种是鲁迅、余秋雨、史铁生之类的，事关文化或精神内涵，可以被一再地解构；另一种是沈从文、周作人、汪曾祺这一类的，用直白简练的话语，表达个人情感、情趣但又韵味无穷。作品的心境、想法，对语言的运用及韵味都潜藏在一字一句之间。

　　张惜妍属于后者。离她那么近的东西，离读者却又那么遥远，所以她再细微的描述，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她的书写，她的作品，就是其想要表达的意义本身。这也是这几年来，我一再带着思考阅读她的散文作品，都不愿去做更多文本解构的原因。但又不仅限于此，生活的体验及长期的写作积累之后，张惜妍已开始在一些篇章里对一些宏大的命题进行超越地理环境及自身生活层次的思考。如在《房顶上·屋檐下》中，她的眼睛深入了屋檐下过烟火日子的大人们，以及爬到屋顶上去打闹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比较相互之间，在精神层面有什么不同？屋顶上的孩子总有一天会变成屋檐下安心过日子的人。曾经那种“超现实性”的生活体验如何找寻？《此心安处是故乡》中，她思考的是岁月的流逝中，家庭、故乡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如墓地里躺着的人“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甘肃、四川……原本他们也是长江和黄河的子民，命运却将尸骨埋在万里之遥。他们是出生之地的过客，是他乡之地的外来者。”这一辈子匆匆而过意味着什么？《李想的理想中》，她思考的是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乃至于80后们，文学从“可能改变命运”到“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个人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探索，让我们对张惜妍这个时间里的传唱者、翻译者，有了更多的期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张惜妍还会写出更多格局再上一个台阶的好作品，并让她的作品进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被更多的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