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虎

　　天边涌起一大片黑云，没有一丝风。我家的鸡们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它们急慌慌地从门外跑回来，躲在鸡窝里不出来。太阳虽然落山了，但暴风雨来临前的黄昏，天色依然明亮。雨来的方向，在村庄西南角的天空。黑云缓缓地弥漫开来，如同一大片胡乱流淌的墨汁。

　　二姐带上我，出门去捉蝉。在故乡，蝉没有蜕皮前，叫姐猴儿。它们佝偻着身体，的确像一只猴子哩。蝉蜕了皮，叫大姐蝼。下雨前，姐猴儿特别多。也许它们跟人类一样，也嫌天气闷热，想出来透透气吧。

　　二姐长我两岁，留着短发，我娘说她留的是屁毛子。我不懂为什么叫屁毛子。我们一人带了一把小铲子。我们两个人蹦蹦跳跳地走出家门。

　　二姐说：“要起雨了，姐猴儿一定不少呢。”

　　我们走进离家不远的杂木林。准备夜宿的鸟在树上乱飞，发出扑棱棱的声音。树上的蝉声忽高忽低，听起来像我的同学们在上晨读课，声音单调而沉闷。我和我的同学们在晨读课上摇头晃脑地念书，发出嗡嗡的声响，老师说我们像一群苍蝇。

　　我弯下腰，在林间的地面上寻找蝉洞。随着黑云爬上半空，天色渐渐暗下来。灰白的地面显得很干净，枯黄的叶子落在上面。那些蝉洞上覆着一层薄薄的土，蝉用细小的爪子挠破那层薄土，准备从洞里爬出来。那小小的洞口，有的像米粒一样小，有的像指甲盖一样大。

　　我们眼神很好，寻找蝉洞对于我和二姐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找到蝉洞的缺口，将洞口的土扒掉，那个圆圆的黑色洞口就完全暴露在天光下了。我把手指伸进蝉洞，触摸到蝉洞光滑的墙壁，然后会触摸到蝉坚硬的壳。那一瞬间，心里装着满满的都是欣喜呢。大人们站在金色的麦田边，弯下腰，用新磨的镰刀割下今年第一棵麦子时，心情大概也是这样吧。

　　摸到姐猴儿后，我将手指在蝉洞里停了一下。姐猴儿用细爪轻轻抓住我的手指。我屏住呼吸，等那小家伙把我的手指抓牢后，再将手指从蝉洞里拔出来。啊，那个可爱的小家伙，也被带到了地面上。

　　二姐开始大声呵斥我：“别玩了！要下雨了。像你这样，能逮几只？”

　　二姐发现蝉洞后，用会小铲子飞快地将蝉洞打开，三下五除二，就将姐猴儿扯出来。我不喜欢用这方式捉姐猴儿。但没有办法，我得听从二姐的指示，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姐猴儿快快地出来，乖乖地做我们的俘虏。

　　其实，二姐也是个爱玩的的人。她刚十岁，也是个孩子呢。天气晴好的时候，她会将一根小树枝伸进蝉洞里，待那只姐猴儿抓牢了树枝，再缓缓把它拉出洞口来。

　　下雨了。雨点打在树叶上，唰唰地响。雨滴掉在地面上，发出的是嘭嘭的声音，干燥而沉闷。我们捉了几十只姐猴儿。二姐用小布袋提着，往家里跑。一道闪电从天空中划过，照亮了林间小路。接着有雷声在远处响起。我跟在二姐后面，一口气跑回了家。

　　雨下大了，蝉鸣，鸟叫，家禽和家畜们的叫声，都被雨声吞没了。世界上只有一种声音，是雨声。

　　上五年级时，我一个人去村外的沟堰上捉过一次蝉。

　　那时候，大哥刚刚成家，分出去单独过了。二哥高中毕业，在村里小学当老师。我们那里的人，主食是煎饼。煎饼好吃磨难推。天不亮，我们就要起床推磨。红薯干、玉米或麦子在水里泡软了，放到石磨里磨成糊糊，我娘再把糊糊摊成煎饼。此后两三天，我们便不用为吃饭担忧了。我最害怕的是推磨，一上磨道就头晕，恶心，想吐。大人们总说我偷懒，真的是冤枉我了。我虽然算不上勤劳，但一推磨就头晕这件事，我说的是实话。

　　那天后半夜，我像一头睡眼惺忪的懒驴，被赶上了磨道。大姐看见我半死不活的样子，对我说：“你别推磨了，去沟堰上逮大姐蝼，天明了煎着吃。”

　　我開心地放下磨棍，拎起一个小布袋，兴冲冲地出门去了。

　　东方既白，夜色阑珊。我看不清脚下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外走。低矮的草屋，葱茏的树木，路边丛生的蒿草，都笼罩在苍茫的夜色中。大地在沉睡。我走出村庄时，谁家的狗慵懒地叫了两声，停止了吠叫，接着睡觉。

　　沟堰离我家二里地。村民们在村东和山东接壤的地方挖了条几里长的排水沟。沿着水沟，那些挖出的泥土堆积成一条几米高的堤坝。村民叫它沟堰。沟堰上的泥土是黑土，上面种满了树木，多是榆、柳、槐、杨，葳蕤茂密。

　　晨光熹微，我从沟堰北端，一路向南寻过去。蜕皮不久的蝉伏在树干上。在树叶上，依稀可以看到蝉蜕。那些蝉通体是白色的，显得很稚嫩。它们的身体是柔软的，去捉它们，它们一动不动。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天亮了，天边看得到一轮红日，枕在地平线上。我加快了脚步。我必须在太阳升起前多捉些蝉。阳光照耀在这些蝉绿色的翅膀上，用不了多久，它们就变得强健起来，自由地飞翔。

　　那天早上，我捉了满满一布袋蝉。我们家的餐桌上多了一道美味佳肴。

　　上中学时，我跟堂哥胡子捕过一次夜蝉。那是在暑假里，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如同一个银盘，挂在湛蓝湛蓝的夜空中。月光如银，洒在长满玉米的田野上。大地一片澄明，一草一木，历历在目。夜风吹过来，裹着路边野花和青草的芬芳。

　　我们沿着小道，一棵树一棵树地寻过去。树是杨树，高大挺拔，树皮在月光的映照下，看上去是白色的。蝉附在树干上，借着明亮的月光，很容易发现。已然是夜半，一只蝉已经爬得很高，我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我喊胡子哥过来帮忙。胡子哥十九岁，个子不高。他也够不到蝉。他蹲下来，让我站在他的肩膀上。他站起来，顶着我爬上树。我一伸手，摘下了那只蝉。那个晚上，我们一直走到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再往前走，就是山东的地界了。我们收获不大，只捉到十几只蝉。

　　胡子哥说：“我们回去吧。快立秋了，蝉出的少了。”

　　夜风带着些凉意，吹得玉米叶儿哗哗地响。我们踏着溶溶的月光，慢慢地走回家去。

　　2

　　在勤劳的农民眼里，天气无所谓好坏，什么天气都得平静地接受。响晴的天气，他可以走进田野，辛勤地劳作。阴雨天，他可以一边吹口哨，一边修理农具，还可以心安理得地睡个懒觉，直到女人或小孩叫他起来吃饭。雨，静静地下，石榴花怒放如火。我捧着一本书，坐在西屋门口。一抬头，看见银杏树秀美的树冠，隐在一片朦胧的烟雨中。雨，一直自由自在地下着。我父亲在隔壁，用高粱穗子制作扫把，发出哧哧的声音。唰，唰，这一刻，仿佛世界上所有诗意的雨水，都洒落在我生活的这个村庄。这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在我，这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诗意。

　　秋天，地里的庄稼刚刚收获。红薯地里全是松软的泥土，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红薯叶子原本是绿色的，经不起秋天太阳的照射，变成了紫色，最后又变成了黑色。二哥刚刚高中毕业，带我去生产队的地里捡红薯。大家把这叫做“捞山芋”。我们用一种叫钊子的工具，在地里刨。运气好的时候，能刨出好几个大个的红薯。二哥是个干活的好手，跟着他下地，很少空手而归。这种劳动，从未让我厌烦过，带给的我总是快乐。

　　1995年，我大学刚毕业，从遥远的新疆回到家。那时正是秋种时节，父亲请人耕地。两头的地，拖拉机没有翻，要人工翻挖。那天我起得早，扛了一把铁锹，走出家门。整个村庄还在睡梦里，平日里张狂的土狗们，也停止了吠叫。天光还是暗的，东方的天空中挂着几个明亮的星。凉风吹过来，带着树木和青草的芳香。这是我熟悉的故乡的味道。脚下的路依然坑坑洼洼，高高低低，伸向村外的田间，如一条白色的飘带。晨光熹微，路边的草叶上，挂满了露珠，晶莹剔透。

　　走到我家的地边时，二哥早已在地里劳作。二哥的地和我家的地挨着。我们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开始翻地。当太阳完全升起来，将光芒投向广袤的苏北平原时，我们把地翻完了。眼前的景物，因为明丽的阳光，变得更加清楚。昆虫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肥硕的蝗虫在黑色的泥土上乱飞。二哥捉了十几只，串在一茎长草上，带回去炒着吃。他的脸上，是开心的笑容。近五年，我们偶尔谋面，在他的脸上，看到的多是愁容。在这样一个宁静的早晨，我看到他脸上满是幸福的微笑。

　　3

　　我父亲出殡的时候，二叔哭得很伤心。

　　那是2013年的初春，天气晴好，银杏树刚刚吐出鹅黄色的嫩芽。乡邻们抬着盛着父亲骨灰的棺木，从我大哥家出发，走过门前的石桥。二叔一路拍打着黑色的棺材板，嘭嘭作响。他涕泪横流，大声地哭诉：我的娘死得早呀，我才七岁，是我的哥把我带大！

　　我和我的兄弟们在棺木前缓缓行走。我们都披着白色的孝布，手里举着一根柳木做成的青色哭丧棒。我听到二叔的哭诉，悲伤仿佛一股泉水，从地下涌流出来，淹没了我，也淹没了整个春天。我的眼泪簌簌地掉下来，落在故乡的土地上。有人吹起唢呐，那腔调极尽凄凉，如冰似霜。唢呐的声音呜呜啊啊，盖住了二叔的哭声。人们抬棺前行，走向村东一块叫做大瓜茬的庄稼地。四个月前，一个寒冷的冬日，我们曾经把母亲葬在那里。

　　对我而言，那是个极为悲伤的日子。从那一天起，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人像我的父亲母亲那样，时时牵挂我的冷暖。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刺痛我眼睛的阳光、呜咽的唢呐和二叔一板一眼的哭诉。

　　从前，二叔是村里唯一的鼓书艺人。

　　那时还有生产队，土地没有分，人们聚在一起下地干活。忙完地里的活儿，二叔就带上大鼓四处说唱，赚钱补贴家用。他最远去过东海县。

　　有时候，他也在村里说书，但次数不是很多。四五岁时，我第一次听二叔说书。那时是夏天的夜晚，天气十分炎热。二叔说的是秦琼卖马。二叔一手将大鼓敲得咚咚响，另一只手摆弄两片铜板，叮当有声，让人振奋。夜空中，星星眨著眼，好奇地望着人间。我席地而坐，半懂不懂地听二叔说唱，后来就迷迷糊糊地倒在地上，睡着了。不知是谁，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把我领回家。在睡意朦胧中，我记得脚下的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很不好走。

　　小时候，二叔跟我说过，人的财运是上天安排的。他说他每次外出说书，赚了些小钱，满心欢喜地回家，可是一进家门，不是猪生病死了，就是鸡让黄鼠狼给吃了。这些事总是让他的欢喜变成空欢喜。二叔的日子也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

　　上初三那年，过年时我最后一次听二叔说书。

　　那时我对听鼓书已经不感兴趣，跟几个堂兄弟聚在二叔家里说笑。我们高声地唱流行歌曲。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墙外二叔在唱，墙里我们也在唱。我们歌声太过吵闹，二叔停下来，走过来大声地斥骂我们。我悄悄地从二叔家走出来，只看见七八个形容枯槁的老头蹲在墙角听书，场面很冷清。

　　那一刻，我开始理解二叔的失落。那时农村开始搞联产承包，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收音机开始普及，有钱的人家还看上了黑白电视。年轻人喜欢看电影、电视剧，只有那些岁数大的人才喜欢听鼓书。二叔再没有出去唱大鼓。他在家种地，有时也做点小生意。

　　去年秋天，我回去看二叔。二叔七十五岁，面容更加苍老，走路步履蹒跚。但他说话时思路很清楚。二婶去河西卖盐去了。二叔说，前几天管盐务的人来了，把三轮车收走了。肯定是村里人告的状，不然那些人不会找上门的。

　　我说，那就别卖了。

　　二叔说，我跟你二婶都老了，种地种不动了。再说种地也不赚钱，卖盐一天能赚好几十块，得吃饭呐！

　　二叔的儿子小头今年五十多岁。几年前得了怪病，说话咬字不清，像是嘴里含了一块小石头。小头在家种草莓，年年赔钱，就带着老婆孩子去苏州打工去了。小头有三个儿子，大的三十了，两个小的也二十五六，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但是都没有找妥对象。

　　说起儿孙的事，二叔不停地叹息。他的叹息声很沉重，掉在地上，都能砸出坑来。我陪他坐了一会，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

　　我从二叔家出来，走过一片银杏林。林间的空地上落满了枯黄的银杏叶，走在上面，发出唰唰的声音。秋风吹过，林木萧然。金黄的树叶从树上飘落，灿若金片。太阳的光芒投射在故乡的土地上，温暖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