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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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无常，我一生多变的命运连算命先生也难以测算出来。解放前夕，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因为家境困难，我只读到大学一年级，辍学待业，前途渺茫。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年轻人有了就业机会，1951年我在上海被國家录用，迎来了人生的曙光。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被录用后去什么地方，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不能自行选择，都得听从组织分配，不论是否合适，上岗后再谋磨合。因此在分配工作时，我碰上一个问题，学用不相匹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只得在岗位上重新“充电”，边干边学，学以致用，促成我与工作岗位相互适应。打一个形象化的有趣比喻，好比先结婚后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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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之初，单位让我搞商品统计业务。当时没有计算器，更不用说电脑了，计算数字全凭拨弄算盘。我只在小学里学过一学期珠算课，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忘得一干二净。算盘珠在别人手里打得“噼里啪啦”作响，我却拨拉不动。但是为了捧住得来不易的“饭碗”，下班回家后我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加”“减”法，应付日常工作已不成问题。时间一久，就熟练起来，“加”“减”“乘”“除”无所不能，且有独到之处，算盘打得又准又快。统计账目正确，报表及时，一再获得单位的嘉奖。

　　从此，我掌握了打算盘这门看家本领，成了踏进社会大门的敲门砖，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自立于社会。我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处世要勇于面对困境，树立坚强的信念，发奋图强，就能获得成功，日后在各项工作中屡试不爽。

　　我本想在家乡长期从事已经熟悉的统计工作，得心应手地操作算盘。但事与愿违，在上海仅工作了三年，就被调往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年后又上调到首都中央商业部办公厅调研室，搞商品调查研究工作。由数字工作改行搞文字工作。长项打算盘用不上了，却起用短项写材料，这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在上学的时候，我作文课的成绩平平，工作上却要我起草从未学过的调研报告之类的文件材料，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好在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根据先前学成算盘的体会，抱定宗旨，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跨不过去的坎。话虽如此说，但写文章毕竟要比打算盘困难得多。不但要有写作技能，而且要具备各种业务知识、分析能力和政策水平。我只得下定决心，边实习，边摸索，边钻研，边提高。常言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我初步摸到了写文章的若干门道。而且还在《人民日报》《全国合作通讯》等报刊上，发表一些业务论述性的文章，受到同事们的称赞。劣势转变成优势，我又被安排到编辑处编辑《商业工作报》《商业工作》期刊，专门从事审阅、编写稿件，见多识广，开阔了写作思路，提高了编写技能。从而，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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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握了一辈子的笔杆子，但是我的笔墨人生并非一帆风顺，

　　1960年我正值三十岁华年，在商业部办公厅从事编辑工作，过着安稳的日子。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凭着办事能力，不乏晋升的机会。但此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难时期，中央各机关单位动员党团干部支援新疆建设。这时候我面临人生道路的抉择。最终惜别繁华美丽的北京，意气风发地随着七八百人组成的中央援疆党团员干部队伍，高歌猛进，浩浩荡荡地踏上西行的列车，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临行之前，我甚至没有机会向在上海的老母亲辞行，没能向她老人家告别。那时候在家乡我尚有个相爱的女友，是沪剧演员，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由于她的职业特点，无法离开本地。我原本打算调回上海，与她相伴终生，不料却来到了远在天涯的新疆伊犁。从此天各一方，没能再见一面，万水千山隔断了万缕情丝。

　　从北京出发后，在兰州学习了两个月民族政策。当时兰新铁路尚未全线贯通，在新疆境内有些路段坐的是带篷卡车。天寒地冻，我们一行人全副冬装，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背靠着车帮，蜷缩在四边通风的车厢内。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1961年初终于到达目的地伊犁牧区尼勒克县，我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

　　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无法与北京相比。因为我有文笔根基，工作尚无大碍，主要的困难来自生活习惯很不适应。在初来的两年里，我还是个单身汉，白天多人挤在一问平房里办公，晚上就在墙角搭一张行军床凑合着睡觉，虽不舒服，尚能将就过去。

　　更大麻烦是在饮食方面。我是南方人，在内地大城市里吃惯大米饭、猪肉和蔬菜，但当时在国家的困难时期，粮食和肉食都是定量供应，当地又是贫困的民族牧业地区，平时见不着大米、猪肉，蔬菜也很稀缺。我只得尽量克制自己，改变饮食习惯，尝试着吃杂粮，啃干馕，喝奶茶，尝羊肉，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生活环境。我努力闯过了生活关才得以安下心来，做好工作。

　　在工作中，交通也十分不便，不同于城市里公交车四通八达，县乡之问不通班车，我经常跟随县委书记骑马上山下乡。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风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体察民情民意，掌握农牧业生产的第一手资料，写成调查报告，提供县委研究工作的需要。同时，我也感受到边疆的风土人情，充实了基层生活的体验，无意之中为日后从事文艺写作积累了生活素材。两年后，我的政治素养和文笔能力获得县委领导的信赖，党组织培养发展我为中共党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文秘工作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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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竟然也降临到我的头上，备受折磨。我历史清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工作勤奋，在县上小有名气。“人怕出名，猪怕壮”，在不讲道理的那些日子，造反派找不到借口，就无端地给我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在一段时间里，白天搞工作，晚上挨批判。说我态度不端正，勒令我这个拿笔杆子的文人，在寒冬腊月的深夜里，冒着零下十几度刺骨的严寒，沉重地挥着马鞭子，赶马车到二十多公里外的煤矿去拉煤。并美其名为“劳动锻炼，思想改造”，以致我患上了严重的鼻炎，久治不愈。十年蹉跎岁月，我默默地坚守在秘书岗位上，尽力而为。粉碎了“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我的眼前又展现了一派光明的前景。

　　“文革”结束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亟待恢复，我一度投笔从农。1978年县委把我从办公室抽调到生产第一线，任前进牧场党委书记。我虽然每年起草过不少有关农业生产的文件，但终究缺乏实践经验，心中底气不足。恰遇大旱之年，我发动群众及早筑坝引水，精耕细作，防旱抗旱。这年全县粮食遭灾歉收，各公社和农牧场普遍减产，前进牧场却在抗灾斗争中夺得了粮食生产大丰收，被评为伊犁州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奖励了一台拖拉机。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县委又把我从前进牧场调回县上，委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宣传岗位上，我借鉴早年在北京曾做过报刊编辑的经验，设法拓展宣传的讯息渠道，充分借助于区、州、县各级媒体的舆论阵地，扩大社会影响力，培养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大力宣扬新人、新事、新气象，鼓舞本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改革经济，发展生产，奔小康，宣传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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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尼勒克县工作了二十四个春秋。1984年我被推荐调任州文艺创作办公室主任，1985年受命筹备成立了伊犁州文联，任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持文联日常工作。在新的岗位上，又工作了六年。

　　1991年退休后，我专心从事散文、格律诗和书法的写作。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我还担任过伊犁书法传承中心讲习班的义务讲课老师，传授书法和格律诗的创作经验，活跃了中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伊犁是我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我有幸享年八十七岁，依然耕耘在伊犁河畔的百花园地，与诗文书法相伴，赏心悦目，老有所为，安度晚年。抚摩近年出版的三册文集，心潮起伏，仰天西望，晚霞似火。激情难抑，赋诗一首，以抒胸怀：三十而立援新疆，笔墨人生信念强。奋斗伊犁圆我梦，缤纷五彩晚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