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丽敏

　　在鲁院时，我和程静有过多次长谈，关于生活，关于文学和写作。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和程静在一起我会变得那么善谈，就像与自己交谈那样自由，没有障碍。不同的是，与自己的交谈多少是有些清寂的，而与程静的交谈却是一场充满兴味的双重奏，既有音符的碰撞，又时常能从她那里听到美妙的共鸣。

　　日常生活中我其实是非常寡言的人，不善表达，也不愿用话语去倾诉自己的观点。写作者大多如此吧，习惯并依赖于文字表达之后，话语的表达就会变得愈发笨拙，词不达意，也因此对语言交流丧失热情，视为多余的负担。

　　我和程静都写散文，在取材上有近似之处，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邮票大小的地方”，有明显的地域性。作为散文的读者，我们的审美是一致的，作为写作者，我们也存在相同困惑，那就是：

　　当我们将地域性视为写作的土壤和根脉时，如何突破它的局限？

　　当我们出于内心的选择，或者说出于天性的需要，不厌其烦地攫取生活与自然这面镜子折射的诗意时，如何去直视它低处的阴影、泥泞、污水和被车辙碾压的坑洞？

　　当我们的笔触对命运的刀锋、损害，选择绕行和规避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灵的懦弱？是精神能量的缺失，或者说是一种失血的写作？

　　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谈论到人生的意义，写作的意义（尽管我们知道，对意义的追问是多么徒劳）。这些我们经常在心里与自己交谈的话题，现在，我们把对方当做另一个自己，让这些问题发出声音，而不再只是一个人内心空谷回音般的问答。

　　从鲁院回来后，我的精神像是患了感冒，沦陷于昏迷般的嗜睡。我挣扎着，想从睡眠的胶水中脱身，又总是被黏得更紧。不知过去多少时日，之后的一天，在低迷的情绪中忽然闻到从窗口涌入的香气——是香樟花香，那么浓郁，像一剂强效的清醒剂。我大口大口吮吸，感到身体渐渐变轻，感到一种能量正在聚集，复苏。

　　我仍然还是依循以往的方向和经验继续书写。我不想让鲁院的学习经历成为包袱，我试图让自己忘记曾经在鲁院进修过这件事，不再为“如何突破和提升”而苦恼。我宁愿相信，“写着”本身就是对平庸生活的拯救，是对无意义的人生最有意义的安慰。就像娜塔莉在《写出我心》里说的：别担心写得好不好，只要写，就足以使你置身天堂。

　　离别后和程静就很少联系了，但我经常会点开她的博客，去看她是否有新的作品贴出来。对一个写作者的关注，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她的作品，而不要去打扰她，尽管我很想知道她的近况，想再听到她如泉水般清澈的笑音。

　　我有一种感觉，觉得程静和我一样，从鲁院回到伊犁后，也处于重新启动时的失语状态。差不多过去大半年，到立秋时，终于看到程静贴出了她的新作——《咫尺墓园》。

　　我将《咫尺墓园》打印在纸上，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再一次想起我们在鲁院时的那些时光，想到我们谈论过的关于散文“怎么写”和“写什么”的话题。我感到鲁院四个月的学习对程静是有效的，她的写作正发生改变，经过重新审视和沉淀之后，她的写作正走向一个更为深邃，也更为广阔的地方。

　　我为程静在写作上的破茧感到高兴，同时也暗自惭愧，因为我仍然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像一只工蚁往返于熟悉的路途，搬运着心灵和体能可以承受的文字。但是不知为什么，隐隐中我又有一种不确定的疑虑：程静的生活里似乎发生了什么？我说不出这种疑虑从何而来，它或许来自对这篇散文阅读后的模糊直觉，又或许来自别处——来自生活无所不在的暗示。

　　之后的两年，程静的博客仍然处于长时间的寂静——也不是毫无动静，每隔半年，仍会有一篇她的新作贴出来。

　　2017年的2月，再次阅读到程静的新作《从初春到深秋》。這是一次浸透式的阅读，但决不是一次轻松的阅读，当打开文档，读第一句：“灾难突然降临，令人惶恐不安”时，胸口就陡然一沉，四周的光线也变暗了。

　　如果这篇散文没有标注作者，也没有人告知我谁是它的作者，我是不会把它和程静联系到一起的。这篇散文的气味很陌生，它不同于程静以往的写作——包括《咫尺墓园》，也不能让我从以往的阅读经验里毫不费力地找出一篇可与之相类的作品。在《从初春到深秋》里，我清晰地看到一个在写作上经历了艰难突围，在黑夜边缘与内心，或者说与命运较量之后完成羽化的程静。

　　《从初春到深秋》是一个很普通的标题，普通到没有重量，也没有明确的指向，只是一段时间的刻度，就像小津安二郎为他那些表现普通家庭生活的电影取的名字——《秋日和》、《早春》、《晚春》，毫无掠人眼球的野心，只有漫不经心的恬淡。这篇散文内容叙述的却不是一个家庭式的恬淡故事，而是围绕一个突然的事件，一层一层地剥开，剥开附着于事件表面的泥土，剥出这事件产生的破坏性辐射，和与之相关的人的命运。

　　是的，命运，这个词是程静在书写中经常会触碰的词——在她几年前写伊犁植物的系列作品里，命运这个词就不动声色地置身其中，她似乎要通过一遍遍对这个词的抚摸来辨认它，熟悉它的气味，试探它的力量。再后来，也就是近三年来的写作里，命运这个词仍是频繁地出现，而她不再只是伸出手去把这个词揽过来摩挲一番，而是让命运这个词成为作品内在的驱动力，贯穿于作品的精神脉络。

　　在《从初春到深秋》里，突发事件是一个如同病瘤般的存在，程静并不想把这个病瘤深度解剖，做一番详细的病理报告，或者把事件变成发生在当下的社会故事，把自己变成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程静没有这样做，这样只会使事件成为聚焦突出的主体，而事件背后所关联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却虚化了，以至于他们内心的苦难，在命运洪流中的遭遇的损害，成为这个事件不被关注的若有若无的点缀。

　　我不知道程静是否喜欢摄影，我是喜欢摄影的，不过对于摄影技术我几乎是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同样一幅画面，当焦点落在不同的事物上时，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算是摄影常识吧，同样也适用于写作。在《从初春到深秋》里，程静选择了将事件作为背景，并做了虚焦处理，而将焦点落在与之相关的人的身上，确切地说，落在与之相关的人的心灵上——让这些心灵的波动清晰地显示出来，让心灵遭遇事件强震后的倾塌与裂隙清晰地显示出来。

　　在我参与过的一些散文研讨会上，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言论：写散文一定要讲故事，因为读者对故事总是感兴趣的。我不怀疑人们对故事的兴趣，但我认为好散文不是以故事取胜，而是与心灵，或者说与灵魂相关，不论篇幅长短，其间的每一段、每一行字，都紧贴着作者心灵的内壁生长，它携带着作者的体温、心跳、疼痛，以及对生命独有的思考，读者一旦进入阅读，就进入一个深邃、悠长、既封闭又敞开的心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与作者之间是相互交付了信任的，精神与情感的沟通毫无屏障。

　　这也是我理想中的散文写作，这样的写作不给作者丝毫退避躲闪的余地，它要求作者对生命或者说对世界具有洞察和思辨的能力，与此同时，在叙述中作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灵魂都必须时刻在场，“他总在现实性、日常性的事物中发展出灵魂的关切”（陈培浩《一种稀缺的灵魂叙事》）“他必须正面迎击叙述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必须表态和发声。”（阿舍《散文严厉的内性》）

　　《从初春到深秋》显然已抵达了这样的高度，它是非虚构的，也是在场的，而如果非要给这篇作品用上一个便于归类的标签，我更愿意用的是“灵魂叙事”——这篇作品最为可贵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结实的，同时又是当下散文写作所缺失的“灵魂叙事”的品质。

　　我不是一个拥有丰富理论的散文评论者，事实上，对于散文写作的理论，我所拥有的知识储存非常匮乏，捉襟见肘，因此对于什么是散文的“灵魂叙事”，以及它对散文写作的重要性，我无法说出更多的观点和论点，也无经验可谈。我只是对文学作品的长期阅读中，形成了这种个人化的审美高度，或者说审美的天花板。

　　在《从初春到深秋》里，程静引用了沃尔科特的一句话：“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不要问我的写作抵达了哪里，而要问我的生活在哪里。”读到这句话，我忽然为自己为什么曾有“程静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的疑虑找到来源——之所以有这样的疑虑，其实是程静近三年的作品传递出来的，准确地说，是她作品不同于以往的语言传递出来的。

　　记得有次在鲁院与程静的交谈中，我曾给程静的散文提过一个建议，我注意到在程静的散文中经常会出现“啊”字，这没有什么不好，也可以视为个人的写作特征，但是如果“啊”字出现得过多，会使散文的情緒显得不够节制，温度过热，过于抒情化。“试着把啊字删去，看看会怎样。”我对她说。

　　程静说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写作的时候，“啊”字又总是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书写那些喜欢的事物时，内心会变得温暖柔软，止不住地想要去赞美。

　　在程静后来的作品里，富于抒情性的，带着情不自禁的喜悦和赞美情绪的“啊”字果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温的语言，浑厚的凝重感、沧桑感。这不是刻意的删除和替换，而是写作对象——或者说写作者灵魂关怀的维度发生改变后，作品语言、调性自然发生的改变。而这一切的改变又都源自生活，源自影响我们写作的，那个看不见又时刻存在的名叫“命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