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增

　　工程师的婚事

　　张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兴许不会这么丑陋。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记得是在工地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在当时看来还算年轻的队伍中，他是属于既苍老又有点木讷、一说话就脸红的那种人。他浑身上下土里土气的，褪了色的黄军装已经多日不曾洗过，后背上泛起一层白白的碱花。有人拍着那硬楂楂的后背说：

　　“张工，快找个婆姨呀，你看连衣服都没得人给你洗哟，快成乌龟壳了。”

　　“张工，我老家有个妹子，长得挺好的，接来给你做老婆咋样？”

　　……

　　要不是有人常以介绍对象的方式拿他寻开心，我绝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在水利工地上赫赫有名的工程师，已经年过四十，还没有娶上老婆。

　　在军队转业前后的那个年代，没有老婆的“老单干户”并非少数，尽管那时为解决老婆问题已先后从湖南、山东接来一批批年轻的女兵，但杯水车薪，只能为部分军官解决燃眉之急，像他这样的从旧军队接收过来的知识分子哪能轮得上。何况他又长得那么其貌不扬，个头矮不说，还瘦不几几的，宽宽的额头下长着一对小眯缝眼，不笑还好，一笑就不知眼睛跑到哪儿去了。头发还算不少，只是长时间不理发，显得乱蓬蓬的，像顶着一堆干枯的野草。

　　说实在的，这样一副尊容，是不会讨女人喜欢的。很多人为他惋惜，却又爱莫能助，“介绍对象”云云不过是画饼充饥。真正关心他的，还是他身边的一些同事和领导。为了成全他的婚事，曾通过不同的渠道，物色过好几个姑娘，有的还跟老张见过几次面，但终因老张年龄大、长相不佳而告吹。最后领导不得不对他指点迷津，让他多动动脑子，别老是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

　　之后便不再从本地物色对象了，而是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内地。当时有个四川老乡从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是个小学教员，一年前父亲去世了，想找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和她一起照顾母亲。按说，各方面的条件都挺合适，只是年龄差距大了一些。怕是一见面，又要遭嫌弃。

　　为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双方先不见面，只用通信的方式相互沟通。不料，这个川妹子非同一般女性，她性情直爽，又十分精明，通了两封信之后便提出要老张寄张“近照”看看。这下老张可傻眼了。他自知形象不佳，平时就没留下几张像样的照片。他明白，只要把照片寄过去，这事十有八九要吹。于是，他把这事给领导汇报了。

　　施工技术处的汪勤副处长也是四川籍的，平时乐于助人，算得上个蜀中女杰。听过老张的担忧，她禁不住呵呵地笑了，笑完又将嘴巴贴到他的耳边，挺神秘地嘀咕了几句。

　　老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越听，嘴巴张得越大，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地，“使不得哟，使不得！”

　　“什么使得使不得，不就是借个年轻一点的照片么？先让姑娘接受你，慢慢地建立感情，只要结了婚，年龄的事就慢慢地淡化了。哈哈——这叫先结婚后恋爱嘛，懂吧？”

　　在老张看来，这样做，多少还是带点欺骗性的，他打心里不愿意干这种“缺德”事。但汪副处长的一番诚意，他又不能当面扫人家的面子。何况看了那川妹子的照片，真的让他动情了，那姑娘长得不能仅用一个普通的“美”字来形容，白净的脸蛋，水汪汪的大眼，眉宇间透着一股柔情，又有一种灵秀之气。如能与这样一个川妹子结为终身伴侣，这辈子即便是做了一次缺德事，日后受到某种报应也心甘情愿了。

　　不过，老张毕竟是个有理智的人，他思来想去，决不能借用别人的照片，搞“偷梁换柱”的把戏。那样既不道德，还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决定把大学毕业时的一张照片重新洗一张寄过去。俗话说，年轻就是魅力，那照片比现在的他好看得多了。至于能不能让人家看上，那终究是他本人曾经有过的面貌。即使如此，他也觉得很不地道，已经于心不忍了。

　　老张怀着负疚的心情，把照片送到邮电所后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想不到，一张旧照片还真得到了川妹子的认可，很快便收到了姑娘的回信，信中虽未提及照片的事，却明确地表示，愿意继续与老张交往，并将择日赴疆面谈。

　　这是个好兆头，老张本应高兴，可他却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心想，姑娘看上的，毕竟是他年轻时的照片，而现在的他已非二十年前的模样。一旦面对面，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很后悔做了这件蠢事。

　　其实那川妹子接到照片后，也没有过细考虑。既然是个工程师，就不可能太年轻。她估摸这张照片也不是近照。这没关系，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要身临其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于是，很快地她便揣着老张的信和照片，只身西出阳关，风尘仆仆地来到水利工地。

　　川妹子性格开朗，举止大方，见到汪副处长首先自报门庭：“我姓李名霞，四川重庆人，当过小学教员，现年28岁，至今未婚。”

　　说罢就单刀直入地提出要见我们的张工程师。

　　当时负责接待李霞的，除了汪副处长，再就是张祖文本人。根据领导安排，为了初战告捷，做到万无一失，让老张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真面目，暂时先做个局外人，负责接待工作，待时机成熟之后再摊牌。总之，要灵活应对，见机行事。

　　但他俩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李霞竟如此地急不可耐，弄得他们不知所措。多亏汪勤反应机敏，及时给老张递了个眼色。她故作镇静地说：“对不起，老张这几天都在工地上，可能不能陪你了。领导安排让你先住下，好好休息。”

　　姑娘显然不那么高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实在忙，我到工地去见他好了！”

　　“不行。”汪勤斩钉截铁地说，“工地离这儿太远，也不安全。不用急么，我的小老乡哟！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一回到我们办公室，我会立即告诉你的。还有——”他指了指身边的老张，“噢，忘了介绍，这位也姓张，和那位老张关系挺好的，有事儿暂时和他联系呵……”

　　那天，老张稍稍比平时收拾得利索一些，也有了一点精气神。但以这种特殊方式与李霞见面，他觉得十分不自在，心里挺不是滋味。他真想逃之大吉。可是汪副处长几次都用威严的目光制止了他。岂止是不能走，而且要他一陪到底。endprint

　　就这样，老张一直为李霞服务着。除了完成手头的工作，每天至少要把三顿饭送到李霞的手上，李霞要买什么日用品，也都是老张跑腿儿。就像个忠心耿耿的勤务兵，召之即来。再忙，老张总是任劳任怨，不厌其烦。但他却不敢多说什么，害怕一不小心露出马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天，李霞就有点不耐烦了。她从来没享受过如此奢侈的待遇，就像个皇后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是没有一个人肯接近她，和她说点什么。而她要见的那个老张却迟迟不露面，这不仅让她对那个老张产生了几分怨恨，也觉得很蹊跷。难道他们在演戏吗？

　　终于，她按捺不住了，一天晚上，老张送来的饭菜，她一口都没吃，突然问道：“老张，——噢，不对，我应该叫你叔叔。张叔，这几天，辛苦你了。我想问，你是张祖文的什么人？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不回答我的问题，这饭我就不能吃了……”

　　老张从姑娘审视的眼神中早已读出了她的疑惑，他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李霞几句不硬不软的话像一串连珠炮，砸得他喘不过气来，顿时让他陷入尴尬之中。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索性撕开那层假面具，如实相告：

　　“李霞同志，我就是张祖文，你相信吗？真的，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可以给你当叔叔的老张，假如你不嫌弃，就算是咱俩前世有情、今世有缘；如果看着不顺眼，咱就一刀两断……不过，你也可以留下来，在我们这儿找个事儿干干。”

　　“……照片上的那个大哥，有点像你，可又不太像。可你自己为啥不敢大胆承认呢？你和那位处长大姐明明是在捉弄我！——这是对人的极大的不尊重。就凭这个，我本应该打道回府……”

　　说到这儿，她突然拉住老张的手，“大哥，我看你倒是个实诚人，不会弄虚作假，更不会当演员。你不会演戏，装也装不像。大哥，你迟早都要和我面对面的，何必要绕这么大的弯弯儿？”

　　老张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一直僵硬地站在那儿，一副无言以对、欲言又止的狼狈样子。

　　“大哥，你不要说了，你的心思我全晓得。以为一张年轻好看的脸蛋就能把我们天府之国的女孩子勾引到边疆来，我可没有那么傻，我看中的，是男人的诚实、勤劳，能不能和我一块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大哥，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信上说得那么好，却做出这等荒唐事来……”

　　张祖文后悔莫及，羞愧难当。他想解释，这样做并非是他的本意，但又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想办法得到她的宽恕、谅解，让她能留下来，不能成为夫妻做个朋友也好……

　　他心里这样想着，却没说出口，只是向她表示了一番歉意，就欲告辞。李霞却说：“从明天开始，不要再给我送饭了，您忙您的工作好了。”

　　老张惊诧地望着李霞，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想把饭票留给李霞，让她自己去打饭，但又担心领导会批评他。为这，他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他依旧端着饭菜来到李霞的住处。站在门口，他犹豫片刻之后还是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姑娘，但不是李霞，而是从工地上回来倒班休息的化验员小贺。

　　小贺笑着说：“张工，你一定是找你的那个川妹子吧？”

　　“小贺，不可乱说。”老张一脸严肃的表情，“快告诉我，她到哪儿去了？”

　　“无可奉告。噢，说不定她到哪个工地上干活儿去了，她说这几天快把她闷死了！”小贺指着远处的水坝，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张工，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她要的可不是你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老张没工夫听小贺唠叨些什么，一心想着尽快找到李霞。他刚转过身去，汪勤便朝他走了过来。看着老张苦兮兮的样子，汪勤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祝贺你，这事算是有眉目了。”

　　“此话怎讲？”

　　“我们川妹子的脾气我了解，她若看不上你，她不会不辞而别，她会当面跟你说得明明白白。你就放心好了，她会来找你的。你就准备喜糖吧。”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看到老张和李霞在工地指挥部附近的一棵大榆树下，举行了婚礼。在介绍恋爱经过的时候，老张说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违心的事，结果被李霞识破，却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今后我一定好好地报答她！”

　　后来，李霞被吸收为水利工地的小学教员，成为一名正式的军垦战士。人们看到，上下班的路上，张祖文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接送李霞。老张像往常一样，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李霞。而李霞通过亲密的接触，终于看到了真实的张哥，一个普通人的灵魂。她心甘情愿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这一对丑男美女珠联璧合，配合默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张祖文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挨批挨斗，李霞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悔恨。

　　阴差阳错之间

　　我和我的女友到天山筑路指挥部报到时，正值阳春三月，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几顶帐篷和几间松枝搭起的窝棚，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河滩上，那就是指挥部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

　　根据领导的安排，我临时住在办公室，女友闫（我的未婚妻）则和另一个搞施工技术的女同志挤在木板房的同一张床上。

　　那位女同志名叫陈小康，是从武汉公路桥梁学校毕业后自愿到新疆工作的。她在工地上负责一座桥梁的施工，每天都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去无踪，来无影。闫与她同床好几天了，还不曾与她见过一面。后来，两个人终于见面了，便拥抱着哈哈大笑起来。闫仔细地打量着小康，她万没想到，这个湘女竟是个十分秀气的姑娘，皮肤异常细嫩，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白。眼睛不大，但特别有神。闫说，我若是个男人，一定要娶她为妻。

　　小康羞红了脸，骂闫是个坏东西，举起拳头就去追打闫。闫说，我们已经同过床了，你还那么害羞？

　　真的是不打不成交，两个人很快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由于我与闫的关系，有关小康的一些事，我也就知道得多一些。加之我和小康又都是机关团支部的委员，后来的日子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关注机会。endprint

　　最初的一件事，得从我们机关的团支部书记、政工科负责组织工作的谢干事说起。因为工作关系，谢某经常有意地接近陈小康，明里暗里地关心她、帮助她。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得出，这是在向小康释放爱的信息。可单纯的小康竟毫无觉察，直到公开向她求爱，她才开始有意地疏远他、冷淡他。她觉得谢某长得还不算难看，除了眼睛小一些，说不上有多少毛病。但不知为什么，她就是喜欢不起来。于是她断然拒绝了谢干事的一片情意。

　　小康年纪轻轻，不懂世态炎凉，为此得罪了谢干事，这还了得！谢干事手中虽无生杀之权，却也掌管着一般干部的许多内部材料，亮出一二，足够你喝一壶的。谢某最终拿出了这个不轻易使用的杀手锏。他事先已经查阅过小康的档案，发现其在校期间曾因随意丢弃一块馒头而受到警告处分（因为当时正在把贪污和浪费作为最大的犯罪）。谢某想利用这个小小的历史污点要挟小康，说档案里的那个处分材料对你的进步非常不利，你若愿意，随时都可以拿掉销毁。这事由我替你办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万无一失。

　　谢某被手中的这点小权力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了自己。其实他的小聪明一点也不高明，小康一下子就把他的小心眼戳穿了。她说，那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是我认可的历史，怎么能随便改变呢？对不起，我不想为这事再受一次处分……

　　谢某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禁有点恼羞成怒，便在暗地里散布陈小康的坏话。小康在个人品德上可以说没什么污点，他就说她“不男不女”，是个“二刈子”，云云。他说这是有根据的，他曾看到过小康儿时的一张照片，梳着短发，整个一个男孩子的形象。

　　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这是一种很龌龊的心理、很卑劣的伎俩。面对楚楚动人的小康，谁都不会相信谢某的鬼话。闫曾跟我说过，那张照片她也看过，那是因为她家里没有男孩，父母欲将她塑成男孩模样，以填补心理上的缺憾。这种事早听别人讲过，并非罕见。

　　小康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让他说去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种事怎么好去辩驳！

　　谢某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让你有苦难言，当真假难辩的时候，假的说得多了，谎言也能变成真的。

　　陈小康想得太天真了，最终，她为这事历经磨难，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此而演绎出来的悲剧，既令人震撼，又让人痛心。

　　不知什么原因，当那些子虚乌有的传言不胫而走的时候，人们对陈小康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感情，怜悯、同情者有之，观望、怀疑者有之，以此引为笑料者有之。总之，人们都在以异样的、陌生的目光看着她。

　　……这是怎么了，是她自己变了，还是周围的人变了？她感到无所适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惶惑不安。难道她真的是谢某所说的那种人吗？她不相信，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她从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趋从感。好吧，你说我不男不女，我索性向男性靠近，穿着打扮尽量男性化。这样一来，男人不愿再接近她，女人也有意无意地在躲避她。

　　公路竣工之后，我们都从天山上下来，定居在乌鲁木齐。只有小康因为一座桥的收尾工程，在天山里多呆了两个月。当她回到乌鲁木齐时，由于住房紧张，一时没有找到栖身之地，便和筑路工程处所属的吕剧团的一个女演员住在了一起。这位女演员叫苏丽，长得很漂亮，却有个“尿床”的毛病，别人都不愿与她同室。而小康不但没有嫌弃她，还跟她相处得很融洽。两个人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里，经常一起外出吃饭、看电影，形同一对恋人。有人还发现她俩常挤到一张床上嬉戏打闹，发出阵阵浪笑。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女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也许不会产生什么异议，而放在小康身上就不同了，有人本来就怀疑她的性别问题，如今看到两个人竟这样如胶似漆，似乎印证了小康的“二刈子”并非捕风捉影。连与她同过床的我的未婚妻闫也有了几分动摇。可她从来也没有发现她有过动手动脚的行为。她原本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为何要如此地迷恋同性呢？难道人的性别是可以改变的吗？

　　我们尚处于混沌无知的年纪，对此类事的确难以理解，但谁也不便去刨根问底。

　　不过，在那个视男女之情为禁区的年代，总是有人愿意关注这种所谓“不正当”的事情，何况又是有关女人的私密之事。我们机关的王指导员，还有几个爱管闲事的女干事（多为领导的夫人），都表现出对此事的格外热情和敏感。他们认为，这种事不能听之任之，任其发展，否则会腐蚀革命队伍，造成恶劣影响。

　　为此，决定首先找陈小康谈话。王指导员和两个妇女干事直接出面，要她老实交待与女演员苏丽的关系。小康开始有点莫名其妙，说我和苏丽是朋友关系，这还需要交待吗？指导员严肃地说，你们的关系很不正常，你必须交待自己的真实动机。小康说，没什么动机，我就是喜欢她，难道不行吗？

　　王指导员显然被小康的话激怒了，他指着小康的鼻子，结结巴巴地吼着，那你，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女人？

　　小康很坦然地说，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自己最清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谈话谈到这里，空气似乎一下子僵住了，甚而有一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小康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怎么能跟领导这样说话！王指导员大小也是个官儿，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么放肆。指导员怎能容忍得了这样的事情，不给她点颜色看看，她不知自己姓啥。

　　于是，接着就找来苏丽谈话，决定从这儿打开缺口。然而苏丽因为有尿床的毛病，羞于见人，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领导让她说说陈小康有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是否欺负过她。苏丽一个劲地摇头，说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她这么好的人，陈小康一点都不嫌弃她，有时发现她把床尿湿了，还让她到自己的床上去睡。

　　说到这儿，王指导员似乎抓到了把柄，立即因势利导：对了，对了，你到她的床上之后，她“怎么”你了？你有什么感觉？接下去的问话让苏丽很难回答，她什么话都不肯说，只是满脸的羞怯。于是，王指导员让王干事立即把卫生科的张医生叫来，决定对其进行性别检查。

　　张医生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作为医生，他没有这样的权力，他认为这样做起码是不道德的。但他不愿得罪领导，还是无奈地实施了检查。endprint

　　检查结果大出他们所料，“陈小康是个正常的女性”。张医生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事情到此本来已经水落石出，可以还小康以清白了。但领导碍于情面而缄默其口，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小康找到王指导员，希望领导给个说法，不要不明不白地整她这么一下，搞得满城风雨地，弄得她不好做人。指导员说，事情是你自己惹出来的，领导是出于对你负责，才这么做的，你不要不知趣。今后的路怎么走，你自己选择好了，我不希望你再做出轨的事。

　　小康对“出轨”一词十分反感，又和指导员理论起来了，我出什么轨了，难道我不能喜欢她吗？喜欢就是出轨吗？我现在喜欢，今后还要喜欢，只要她愿意……

　　也许是过分激动了，小康已经忘了坐在她对面的是什么人了，她已经无所顾及，或者说已经无所畏惧，我没做坏事，没做违法的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无非是调离机关，无非是下放劳动……他们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吧。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位指导员为何一定要在小康身上整出一点什么。那时虽没有所谓个人隐私权的意识，但如此对待一个年轻姑娘显然太过分了。后来，我们才猛然忆起，大约两三年前“反右倾”时，小康曾经贴过指导员的一张大字报，主要是批评指导员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当时谁也没太在意，难道指导员会因为这件事而与小康过不去吗？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猜测，一个小人物的意见对他来说能有多大份量呢？可从指导员的态度上看，的确有点不依不饶的意思。那些日子里，一次又一次找小康谈话，大会小会点她的名，已经弄得小康声名狼藉，她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她真的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果然不出小康所料，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便送到她的手上，说是调动工作，其实就是下放劳动。新单位是所属的伊犁工程支队。她被分配到一个以劳改新生人员为主的施工队，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十分荒唐的是，给她的调函上，“性别”那一栏里居然填了个“男”字。也不知是办事人员的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后来，听说是办事人员根据领导的指示曾征求过小康的意见，小康的回答是，这还需要问吗？你们看着办吧。（这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却被演绎成阴阳可以随意颠倒了）。就这样，小康到了新单位之后由“二刈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男人。

　　开始，小康并没有想到闯进男性世界有多么可怕，她甚至天真地认为，女扮男装当一回花木兰，不是也挺好的吗？所以当她发现把自己的性别写错时，她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声张，而是将错就错地接受了现实。可她哪里会想到，进了只有男人的世界，她将面临多少难以想象的难堪。在那个施工队里，没有人知道她是个女人。而在男人堆里，她那秀气的、只有女人才有的眉眼和婀娜的腰身，无论怎样装扮也是掩盖不住的。于是，男人们向其献媚者有之，动手动脚者有之，更有一些胆大妄为的色狼，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要窥其隐秘之处。

　　那些日子里，小康几乎每天都处于防范和戒备之中。晚上睡觉时，她不敢脱衣，要等到别人都入睡了，她再悄悄地进入房子里。尤其是到那种最原始的毫无遮挡的厕所去，更是无法掩饰自己，她只有到很远的旷野里寻找合适的地方方便。有时还得找个河湾处去擦洗一下身子。因为她是“男人”，要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儿，连“例假”也不能休息了。繁重的、超过极限的体力劳动常让她汗流浃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遮蔽自己，稍稍放松自己的地方。这种精神上和体力上的双重压力让她痛不欲生，欲哭无泪。她后悔当初那样轻率地进入男人的行列，拿自己的青春作为赌注。

　　后来，她的真实身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反而得到一些善良人的同情，并明里暗里地保护着她。其实，这时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体力已经不支。直到此时，她才给远在湖南的姐姐写了一封信。姐姐通过组织立即把她接走了。临走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来得及和我们这些所谓的同事和朋友告别。

　　老实说，我们这些人只能算是一个同情者、一个明哲保身者，而够不上朋友。在是是非非面前，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为她说一句公道话。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陈小康回到武汉之后的情况，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她已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然而，文革开始不久，陈小康这个名字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她是作为“陈小康事件”而出现在大字报中的，大字报说，陈小康是受走资派迫害而精神失常，而离开新疆的，迫害陈小康的人罪责难逃，必须揪出示众。于是围绕陈小康的问题顿时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正在这时，陈小康突然出现在机关大院，不知是受邀而来，还是主动出击，总之，她的出现，对于那些曾经与她有关联的人显然是个严重的威胁。陈小康离开新疆之前，精神的确受到严重的摧残，已经不那么正常了，包括她对性别颠倒的盲目认同，都可以认为是一种病态。人们有理由为陈小康雪耻正名，恢复名誉。但在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群众组织所关注的并不是陈小康的个人命运，而是要让她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以证明自己组织“大方向”的正确。

　　不知陈小康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那天，当她拿着批判稿，走上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走资派”大会的会场准备发言时，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惨白，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事先准备好的发言，她只念了几句，就念不下去了。原来，在她面前，那些当权的领导和跟她有关系的一些人正跪成一排排，因为她的到来而遭到拳打脚踢和残酷的凌辱。她实在不忍看下去，便在台上大声地朗读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语录。她手里举着语录本，身体前倾，后腿绷直，摆出一种时尚的舞蹈动作。

　　当时，会场上一片哗然，批判会只得草草收场。

　　会后，人们还在议论陈小康是否有精神病时，机关大院里突然有人喊道：陈小康爬到楼顶上去了，她要跳楼了！

　　听到喊声，人们纷纷向办公楼涌去，人愈聚愈多。陈小康在楼上又喊又叫，听不太清楚喊的什么，反复说的一句话，好像是她不想活下去了，不要再折腾她了。

　　人们在下面一边劝她，一边议论。有人大声劝她下来，有啥想不通的到下面来谈。也有人说，不要理她，让她跳个看看，我看她还是不想死。其实，在那样的时刻，谁能跟她谈，谁又能给她做主？她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恢复名誉，还她一身清白，可是她看不到一点希望。她不过是人家手里的一个筹码，任人摆布，任人利用。她后悔回到这个是非之地。她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人格，向过去和现在都折腾过她的那些人击一猛掌——这是后来她在私下里说的。endprint

　　她觉得自己想得还是太天真了，那些人根本不怕她死的，死了也跟他们无关。所以，她思来想去，决定从楼上走下来，走出这个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亲人的身边。

　　后来，陈小康再没有回过新疆，但从她的湖南老乡那里得知，她早已喜结良缘，有了温暖的家和可爱的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感到极大的欣慰，衷心祝愿她及全家幸福！

　　政治部主任和他的妻子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河水利工程处工作不久，就听说我们的政治部副主任王勋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王主任长得特帅，高鼻梁，大眼睛，魁梧的身躯，高高的个头，可谓一表人材。在那样的年代，长得如此帅气的男子是不多见的。

　　可是谁也想不到，他的老婆却长得奇丑无比。

　　在处领导办公室兼宿舍的那个院子里，人们会经常看到一个弯腰驼背的女人，时而领着孩子玩耍，时而蹲在洗衣大盆旁边吃力地搓着衣服。当她扬起脸来，你会发现那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岁月在那里犁出了纵横交错的沟壑，眼帘垂落下来，头发是乱蓬蓬的，已经没有什么光泽。

　　如果是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决不会相信，这就是王主任的妻子。若说是他的保姆，倒不会有人怀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妻子，让他的经历中充满了传奇性的故事。

　　要说王勋的婚姻，还得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他出生在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个富豪人家。还是他12岁那年，在他不谙男女之事的时候，父母就为他包办了这桩婚事。那是沿袭了中国农村的旧习俗，“女大三，抱金砖”，女人比他大好几岁，图的是一种吉利。而他却成了典型的小女婿，入洞房时，他傻傻地笑着，妻子把他抱到炕上，他像摆家家儿似地过了一夜，觉得挺好玩儿的，第二天就返回学校了。结了婚，他很少回家。后来，他考上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保定师范，不久，就在那里和一些热血青年参了军，走上了抗日前线。直到解放战争，他没有回过一次家。妻子的形象在他的意识里渐渐地淡化，好像记忆中曾经有过的一次游戏。

　　他在部队里，转战南北，驰骋东西，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他很快成了一名出色的军官。由于他有文化，又有标致的身材、擅于表演的天赋，他曾被选入延安“鲁艺”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到了部队文艺宣传队做领导工作。

　　他的才艺、他的帅气，无疑为很多漂亮的女性所青睐。

　　然而，就在他与一个他最钟情的姑娘热恋时，突然有两个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就是他多年不见的妹妹和他的妻子。

　　这不啻是一声惊雷轰顶，他顿时陷入尴尬之中。难道这是天意的惩罚吗？她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消息是从他的顶头上司那里传来的。领导见他闪烁其词、犹犹豫豫的样子，毅然决然地对他说，王勋，你小子好好掂量掂量，你若敢不认自己的老婆，小心老子关你的禁闭！

　　领导告诉他，人家是三个月之前就从家里出来的，一边走着一边打听部队的去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走到那里一问，部队又开拔了。就这样，一路艰辛，终于找到了我们。

　　王勋泪眼婆娑地跟着领导来到妹妹和妻子的身边，心里不知是一种啥滋味儿。他不敢相信，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微微有点驼背的妇女，就是要和他终身相濡以沫的妻子。与他正在热恋的那个女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是他必须接受眼前的这个女人。自从他参军走了之后，一家老幼全靠妻子照应，直到把他的几个弟妹拉扯大，为两个多病的老人送终，她才想起要去寻多年没有回过家的那个小女婿。

　　她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他的部队番号，但临走之前，她又犹豫了，她怕他不认她，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妹妹知道了她的心思，毅然决定要陪嫂子一起出来寻他。妹妹说，如果哥哥不接受嫂子，就把他告上军事法庭。

　　妹妹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看到哥哥那犹豫不决的样子，一下子就跪倒在他的面前了。妹妹说，嫂子是俺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没有嫂子就没有俺们的今天，哥哥呀，你可以不认俺这个妹子，你不能不认嫂子。

　　听完妹妹的倾诉，王勋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还能说什么呢？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她的贡献、她的品格，哪一点不如自己？何况她对家对自己都是有恩的，我不能恩将仇报。

　　想到这些，他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拉着妻子，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和她们好好亲热了一番。

　　当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王勋把妻子和妹妹安排在后方，又跟着大部队向大西北进军。直到把红旗插上天山，部队在新疆转业参加生产建设，才把妻子接到身边。他走到哪儿就把妻子带到哪儿。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妻子的后半生过上好日子。

　　说实在的，王勋是真心实意地想对妻子好，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由于工程部队的性质决定，他们只能因陋就简，过着近于原始的生活。在水库工地上，那些刚脱下军装的老红军老八路，尽管担任着领导职务，也只住着最简易的地窝子或干打垒的土坯房子。王勋当时已是政治部副主任，却只有寒舍一间。我们常看到他的妻子在房子外面洗衣做饭忙忙碌碌的身影。由于长期使用冷水，她的手已经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两只手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手指都是弯曲的。她的腰也弯得越来越厉害。这一切，使她的外在形象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更苍老，与王勋在一起，显得极不相称。所以她很少和王勋一起出入公众场合。但她越是这样，王勋心里越是不安，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消除她的自卑心理。闲暇时，他常陪她看电影、玩跳棋。偶尔有知名人士到家里造访，她总是让妻子出来接待，并主动介绍。记得，195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到猛进水库拍摄由王玉胡担任编剧的故事片《沙漠里的战斗》时，著名电影演员牛犇、张圆、高正应邀要到他家里做客，妻子知道后想借故躲开，王勋立即把她拦住，并当着大家的面介绍说，这就是我的糟糠之妻。接着就大讲自己少小离家和妻子千里寻夫的故事。他毫不隐讳自己差点儿陷入忘恩负义泥潭的这段往事。

　　但他这样做，我和许多年轻人并不理解。他没有嫌弃自己的妻子，完全是出于感恩之心，这已够得上一个真君子了，何必要不分场合地把妻子拿出来炫耀于人？他是在忏悔，还是警示后人？还是……

　　我不愿过多地去猜测。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觉得王主任的确是一个很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当时，政治部宣教科有一个姓罗的干事，长期和老婆不和，闹离婚闹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离成。那年代，离婚是很不光彩的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双方同意，也必须经过反复调查，反复调解，最后还要经领导批准。

　　老罗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事情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老罗实在不愿再拖下去了，他便直接找到王主任的家里。

　　那天晚上，王主任正在和妻子下棋。老罗早就听说主任的妻子虽然很丑，但主任从来没有嫌弃过她，不过他绝没有想到，主任居然还有和妻子一起下棋的闲情逸致。老罗见状挺难为情，半天没有开口。主任问：是不是离婚的事？说说你的理由。主任一面下棋一面听他讲述，当老罗讲到他跟父母为他包办的这个媳妇没有丝毫感情时，王主任突然问道，你现在几个孩子？两儿一女。老罗不敢不如实回答。停了片刻，主任把棋盘一推，大声质问道：婚姻是你父母包办的，这我相信，难道三个孩子也是“包办”出来的吗？小罗同志，回去好好想一想吧，想通了再来找我。

　　据说，老罗后来一直没找过王主任，他和原配夫人一直过得很平静，再也没吵过架。

　　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关于王勋的这段传奇般的经历，我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版本。还有另一种版本，说他是十足的伪君子，为了搞女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惜以讨好老婆作掩护。这种版本源自“文革”中的大字报。

　　王勋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却被几张大字报击得头破血流。1966年，他不能忍受莫名的屈辱，跳楼自杀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