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华

　　辣子炒鸡

　　在经典名剧《白毛女》中，有一个感人的情节。杨白劳家贫如洗，也没忘了过年时给心爱的女儿买上一根红头绳，亲手给爱女扎在头上。“人家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以前年纪小，看到这一段体会不深，现在想起，心灵实在是一种震撼！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亲自“买”的，亲手给我们“扎”起来的这样一根“红头绳”。

　　小时候，在农业连队，母亲每年春天都要孵一群小鸡。7月里，青辣子下来了，小鸡也长大了，我和姐姐就可以享口福了。母亲是湖南人，擅长辣子炒子公鸡。小母鸡不能炒，倒不是口感不好，而是要留着“她们”下蛋呢。我从小就知道，鸡蛋是最好的东西，是最有营养的东西。小时候害怕流血，把血看得比什么都重，小孩子打架，一听说把鼻血都打出来了，就觉得后果严重得不得了。连队人都说，一滴血相当于一个鸡蛋，可见鸡蛋的分量之重。人家孩子流血了，闯了祸的孩子的家长是要拿着鸡蛋登门道歉的。印象中那时在家里很少吃到煮鸡蛋，有时母亲用韭菜炒个鸡蛋就觉得是美味佳肴了，至于吃辣子炒鸡，相当于过年。牛奶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喝过，听倒是听说过，听说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直恨得心里痒痒的！奶奶熊，真是太奢侈、太腐化（那时不知道有“腐败”这个词）、太堕落了，和我们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悬殊太大了。

　　母亲做辣子炒鸡，我帮着烧火，用包谷芯，耐烧，摇鼓风机，闻着锅里飘来的香味。母亲一边炒菜一边念叨：“红锅油嚓，炒了菜好吃（念‘掐）”，“火要空心，人要实心”……我那时只当是母亲给我传授炒菜经、烧火经呢，直到现在进入了中年，像牛反刍一样把才去世的母亲的话仔细回味咀嚼一遍，竟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辣子炒鸡端上桌了，难得一见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回老家探亲时扛回来的大米也蒸好添到碗里了，母亲又做了个菠菜汤，全家四口人于是开吃。母亲是连队医生，以身作则，在生了我之后就结扎了，像我们这样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那时在连队是太少见了。我们家吃饭很讲规矩，得全家人都坐好了父亲说声“吃吧”才可以动筷子，夹菜只能从靠近自己的一边开始夹，绝不允许满盘子夹来夹去。吃自己喜欢的菜要节制，什么菜都要吃，所有的饭菜都要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饭碗和菜盘里倒点开水，涮干净喝进肚里。母亲说这样一点也不浪费，碗也好洗。餐桌上每个人跟前也都是干干净净的，如果掉了一粒米，就得赶紧捡起来吃掉，不然父亲就会把右手的食指曲起来敲我们的额头，说“雷公老子要打你呢！”到现在我在吃饭时都保持着父母给我养成的习惯。

　　每次吃辣子炒鸡，父母都是把筷子直接指向辣子，鸡肉基本上不怎么动，尤其是鸡腿，都是我和姐姐包了。好几次我把鸡肉夹给父母，他们又夹回到我碗里，说小孩子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肉，才能长得高，长得壮。小公鸡骨头嫩，母亲要我们把骨头都嚼了吃了，不要浪费。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父母亲最多就啃了几个鸡头和鸡爪子，还连连说好吃，鸡身上最好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如今父母亲都已过世，我也早已是“孩子他爸”，想到当年在连队家中吃辣子炒鸡的情景，我的泪水就忍不住往下流淌。可怜天下父母心，所有的父母亲无论贫富贵贱，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模一样的呵！

　　喜儿头上扎着慈父杨白劳用生命换来的一根红头绳，在我心中，也有一根亲爱的父母亲手系起的“红头绳”，一万年，不断线。

　　炒田螺

　　我在重庆和上海都分别进修过两年，结识了同学一大帮。近些年人到中年，同学间交往愈发频繁，大概都觉得那个叫做情的玩意得好好养养了。同学彼此知根知底，谁睡觉打呼噜磨牙都一清二楚，自然有回忆不完的共同话题。他们尤其没忘记我在饮食方面的一大爱好，特喜欢吃炒田螺，常常是他们还没有“嗍”出几个，我的跟前已收获了一大堆战利品了。他们说与我比赛吃炒田螺，纯粹是班门弄斧，龙宫比宝，关公面前耍大刀。

　　和吃油泼辣子一样，吃炒田螺我也是有“童子功”的。记得和田螺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八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带我回湖南老家探亲。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湖南和新疆一样，物质极度匮乏，母亲曾给我描绘过无数次的老家屋后满山的橘树根本就没有见着，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米倒是有，但都是糙米，口感并不好，母亲多次念叨的“鲟鱼头，鲤鱼尾，草鱼肚皮，鲫鱼嘴”基本上就没有“穿肠过”，只有外公屋前的水塘里游弋着为数不多的小泥鳅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鱼，大舅下水去把它们捞出来给我们打打“牙祭”。再有和肉沾边的就是水塘边石头缝里生长的田螺了。

　　那一次在老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摸田螺。我和大舅家的两位表哥一起下到塘里去，他俩都有极好的水性，可以在水塘里来回“驰骋”，我是旱鸭子，只能有选择地站在不会危及小命的地方。石缝里的田螺倒不少，但大多都太小，大概是表哥们嘴太馋，摸得太勤的缘故，田螺生长的速度跟不上。我们把大一些的捡进桶里，小的扔回去让它们慢慢长，这样能够可持续地享用它们。我们把摸到的田螺提回家来，母亲和大舅母一起动手，先把它们洗干净，然后用针把田螺肉挑出来，再放进清水里洗，用小青椒爆炒，味道好极了，就是量太少，不够塞牙缝的，聊补无肉之炊而已。大舅家实在太穷，又要赡养外公，太不容易了，山上的草还没长高就割来烧了，没柴烧，外公他们整个黄泥冲的人都不喝开水。我永远也忘不了，大舅曾红着脸向母亲借十块钱，说是到公社去赶集买点煤烧。那次探亲回来，母亲每年都给大舅寄钱，一直到外公、大舅相继过世。

　　后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和老家也恢复了联系。我在内地进修期间，好几个寒暑假都是在湖南衡阳老家度过的，成了联系父母亲和老家的一座桥梁。那时老家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鸡鸭鱼肉都不再是稀奇之物，田螺也有了新的吃法。无论到了父母亲哪位亲戚家，一见到我这位好吃田螺的新疆外甥、侄儿来了，立马就去集市或是菜市场拎半水桶回来，不贵，也就两三角钱一斤，先用老虎钳子把田螺的顶端钳去，再倒上清水泡，隔一段时间就换水，最后再洗干净，到这会儿炒田螺就可以正式进行了。炒时当然要放朝天椒、生姜、大蒜和花椒、胡椒、八角之类的多种调料，还要添上水多煮一会，味道才能全部进去。炒好后盛在一个大盆子里端上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嗍”，那种热气腾腾的场面，真是体现了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吃炒田螺要的就是情趣，要的就是大酒大肉腻味之后的一种新鲜感，要的就是虽然嘴唇辣得受不了却又欲罢不能。刚开始你对付藏在壳里的螺肉的时候得用牙签，技艺到了我这个级别，嘴唇一“嗍”就进肚了。湖南人把炒田螺干脆就叫做“嗍螺”，真是太形象了，对汉语的贡献与发明了“雄起”和“安逸”的四川同胞一样伟大。endprint

　　我有湖南人的血统，有这样丰富的吃炒田螺的经历，自然在重庆和上海是“打遍”同学无敌手。即使范围再扩大，对手肯定也不多。回到新疆，曾郁闷了许多时候，嗜好得不到满足，技能得不到施展。如今可好了，在乌鲁木齐，在伊宁，在夜市，在菜市场，在超市，在一些湘菜馆，到处都有炒田螺的身影，麻辣的，三鲜的，应有尽有，我是隔三差五就能一饱口福。总在想，什么时候也发一回“少年狂”，去天山街菜市场拎一桶田螺回家来，咱亲自下厨，把当年那一帮同学哥们都请来大嘬一通，该有多爽？

　　马铃薯

　　真好！朋友送我两箱马铃薯。

　　这不是普通的马铃薯。有品牌的，“格登牌”；前面有修饰语，“精品”。产自昭苏，那个伊犁乃至新疆最适合马铃薯生长的地方。

　　我没有见过马铃薯还可以包装得如此精美。绿色的纸箱，在无声地告诉消费者里面装着的玩意是纯天然绿色食品。箱子不大，每箱产品净重10公斤，里面摆放的一个个干干净净、大小匀称的马铃薯用纸精心地包裹着，享受着只有套袋刻字“红富士”苹果才能享受的待遇和殊荣。太可爱了，太珍贵了，从不起眼的马铃薯经过如此收拾打扮，如此包装，居然小鲤鱼跳龙门，身价倍增。

　　抚摸着如此精致的马铃薯，我都不好意思呼唤它“土豆”、“洋芋”之类的小名、昵称了。

　　在所有的蔬菜中，我最先认识、吃得最多、感情最深的，就是大白菜、白萝卜，当然，还有马铃薯。马铃薯是它的学名、官名，我还是叫它“土豆”，叫它“洋芋”，来得亲切，来得自然，感觉实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连队，实在没有多少更好吃的东西。主食多半是玉米面蒸出来的发糕，蔬菜呢，自然是大白菜、白萝卜、洋芋为主打品种了，尤其是到了冬天，家家户户的菜窖里，除了这三样宝贝，无它。也时常把苹果放在菜窖里贮存着，我们家的水平好像不是很高，那苹果取出来吃的时候脸皮皱得像核桃一样，水分跑了不少，将就着吃，聊胜于无。大白菜从菜窖里拿出来总是得损失几片叶子；白萝卜皮实，原汁原味；洋芋老爱发芽，营养跑到芽上去了，身子就发软，不大好吃了。如何阻止洋芋在冬天的菜窖里不发芽或少发芽或赶在它发芽前就装进肚里去，是当时连队职工迫切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我那时胃口好，大白菜、白萝卜都不嫌弃，尤其钟爱洋芋。妈妈炒的洋芋丝、洋芋片，蒸的洋芋蛋，煮的洋芋疙瘩汤我都爱吃。至今在我的亲历亲为中，把洋芋蛋蒸熟，去皮，蘸着盐巴吃，是美味佳肴之一。当然酸辣土豆丝还是要更胜一筹，早已被誉为“国菜”了。土豆丝既不好炒也不好切，是展示刀功的一道菜，我操练了几十年都没过关，儿子取笑我炒出来的土豆丝用筷子夹起来常常是直的。洋芋含淀粉太多，切成丝后要在清水里多泡一会才能下锅，这泡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嗨，反正学问多着呢！能炒好酸辣土豆丝，离技校烹饪专业毕业生的水平也就差不离了。

　　其实最好吃的还是烤洋芋。连队那时家家户户都烧柴火，炉膛都很大，下面积的灰也多，洋芋埋在灰里就可以烤熟。不过柴禾灰比起炭灰还是要逊色一些，埋在炭灰里的洋芋熟得更快。我们特别喜欢拿着洋芋去连队食堂的炉膛下的炭灰里去烤，那里炭灰多，带着火星，一会儿就熟了。烤熟的洋芋干干净净，根本就不用剥皮，而且最香的就是面上烤得焦黄的部分，想想都让人咽口水。现在冬天流行的是烤红薯，糖分高，口感是要好一些，但在我心中，总是比不上童年时的烤洋芋。

　　在物质丰盛的今天，大白菜、白萝卜、马铃薯由于产量高而贬值，竟成了“垫底”的蔬菜。其实，它们的口感一点也不差，营养价值甚至比那些高身价的蔬菜更为丰富。仅以马铃薯为例，它被营养学家称为“十全十美”的最佳食物，含有丰富的淀粉质、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素B1、钾、胡萝卜素，含有铁、钙、磷、抗坏血素和粗纤维等成分，热量高却不含脂肪，能满足人体全部营养的95%，营养成分齐全又易为人体消化吸收。马铃薯除了鲜食，可开发利用的产品也很多，其淀粉及其衍生物以独有的特性被广泛应用在纺织、造纸、化工、建材、医疗等领域，精深加工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马铃薯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大奉献。

　　人类终于进一步认识到了马铃薯的价值，联合国宣布，2008年为国际土豆年，提出口号，“未来要靠土豆拯救人类！”贫瘠的甘肃因为有了洋芋使两千多万人民得以生存，新疆伊犁偏僻的昭苏地区曾因水果匮乏而有把洋芋当水果吃的历史。马铃薯与人类生死相依，甘苦与共，肝胆相照，在困难年代喂养了我们，同样，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也必定是我们的物质乃至精神最重要的食粮。饮水思源，亲爱的马铃薯，亲爱的洋芋，亲爱的土豆，永远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真好！朋友送我两箱马铃薯。

　　野菜的滋味

　　舌头还是那个舌头，可是小时候的野菜和今天的野菜，却让我品出了两种不同的滋味。

　　上小学时，正值“文革”期间，学校经常请老贫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们先是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伸”走进会场，然后是聆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主题的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会后是吃学校食堂用大锅煮出的忆苦饭，说是解放前穷人吃的都是这玩意，叫做“野菜”。那“野菜”实在难吃，不见有一丝儿油星星在上面，盐好像也没放，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着实难以下咽。那“野菜”的品种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叫什么，大师傅是打哪寻觅来的。

　　野菜家族里我知道名字最早的是蔊菜，又名辛辣菜，有些地方称为山芥菜、野雪里蕻。春天和初夏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经常带着幼小的我去野地里或是农田的田埂上去找寻这种野菜。要嫩的，太老了吃不成，回家来洗干净，或是下汤面条或是烧菜汤，聊补无菜之炊，口感总觉得比不野的菜差得远。

　　还有一种唤作“地皮”的野菜，也叫“地木耳”，比蔊菜的口感要好些，可以用来炒鸡蛋。开春的时候，刚刚下过雨，我们小学同学都到附近的山坡上去，把它采摘回家，以增加点身体内的维生素。等到太阳出来，这种贴地长的菌类植物就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endprint

　　小时候野菜是等外品，没有给我的舌头留下好印象。曾几何时，这曾经卑贱的东西竟也会发生惊天大逆转，摇身一变身价倍增，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现在，无论在何时何地，一说有野菜野味侍候，那食客们的表情一定是容光焕发，嘴唇抿来抿去，唾液分泌加速，舌头跃跃欲试。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多半是物以稀为贵，不野的菜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再说野菜没有污染，是真正的绿色食品，符合不用再担心饿肚子的人们对吃的卫生、吃的健康的需求。再说野菜也今非昔比，不像从前缺油少盐，在各种佐料的滋润下，哪里还会吃出当年那“丑小鸭”的味道？《红楼梦》里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尝了一道叫茄鲞的菜肴，硬是不相信是茄子做的，后来听了王熙凤“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的工序介绍，方摇头吐舌。如今野菜的做法，和我吃忆苦饭的那会儿，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品尝过的野菜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拉提草原的野芹菜，昭苏草原的藁本，库尔德宁的椒蒿，唐布拉的酸杆和喀拉峻的野蒜苗。我始终有一种挺固执的认识，野菜一定要在唤作山庄的地方吃，在原产地吃才有味道，才能吃出原汁原味，这和“原水煮原鱼”是一个道理。头顶塞外江南的蓝天白云，斜倚“新天府”的秀山丽水，和大自然零距离，被造物主温柔抚摸，你的心境怎会不好？舌头的感觉怎能不妙？妙不可言。

　　在伊犁，在野菜的故乡，每位朋友都会成为美食家。

　　咸 菜

　　在东北学习的妻子暑假回来前打电话问我：“老公，带点什么礼物给你？”我略作思索答复她：“带几包朝鲜族风味的咸菜就可以了。”妻子惊讶道：“这不大合适吧？”我说：“送礼就要投其所好，万里带咸菜，礼轻情义重，这就是含金量最高的礼物！”妻子沉吟半晌，说：“好吧，知道你喜欢吃咸菜，就带几包朝鲜族的酸辣大根。”

　　我这里有为妻子着想的意思。妻子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穷学生一个，回来一趟颇不容易。为了省钱，提前一个多月订了一张打二折的从北京飞乌鲁木齐又转机飞伊宁的机票。长春到北京的机票不打折，妻子就选择坐火车。倒来倒去的，带东西多有不便，我怎么忍心让她受累呢？再说，现在全国市场互通有无，即使是在我们西北边陲的小城伊宁，又什么没有呢？几包咸菜，分量不重，又不占地方，省去了妻子空手回来的负疚感，给我也多少打了“牙祭”，算是家庭内部实现双赢的一个范例。

　　喜欢吃咸菜，是我从小养成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嗜好。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在六十五团场最偏远的一个农业连队，日子过得相当清苦。馍馍见得不多，主食主要是苞谷面蒸的发糕和苞谷糊糊，还有苞谷糁子。后来发明了“粗粮细吃”，用苞谷可以做成“钢丝面”蒸着吃，口感的确也好一些，只是比白面馍馍还是要差得远，而且要配上好菜才容易下咽，好饭得配好菜，可那时到哪里去找好菜呢？物质匮乏是全面的，主食质量差，副食也相应短缺。那时没有塑料大棚，没有保鲜库，没有冰箱，大田里出产什么就吃什么，季节性很强，哪像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冬天倒是有菜窖，但贮藏品种也有限得紧，无非是白菜、洋芋和萝卜。我们家那时可以一天三顿吃洋芋，早上煮洋芋疙瘩，中午炒洋芋丝，晚上炒洋芋片。把整个洋芋洗干净放在笼里蒸也是一种吃法，蒸熟了拿出来把皮一剥，蘸着盐巴吃，也称得上是一顿“美味佳肴”。小时候我算是把这些玩意吃腻了，至今还没有怎么吃腻的是咸菜。

　　由于新鲜蔬菜不够吃，或者说是接续不上，连队家家户户都腌咸菜。每家都有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骄傲地挺着大肚子的用来腌咸菜的陶制坛子，一律是酱紫色，整整齐齐排成一列。腌的大宗菜是萝卜和白菜。把萝卜洗干净了，切成片，中间再切几条缝，长长的在门前屋檐下墙壁上用钉子拉着的铁丝上悬挂成一排，慢慢晒干或晾干，然后装进坛子里放上盐巴去腌，这叫腌萝卜干。母亲是湖南人，腌萝卜干时喜欢加进去剁椒，辣得过瘾，味道好极了。那时我们家时常就是喝苞谷糊糊就腌萝卜干，日子过得也觉得比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的台湾同胞要好得多。萝卜也可以洗干净了直接腌，和腌萝卜干就是两种味道了。腌白菜也是要有技术的，隔壁邻居、来自四川江油的李阿姨的酸白菜就比我母亲腌得好吃。白菜、萝卜、洋芋“老三样”中，只有洋芋和腌制不沾边。洋芋怎么就不能腌吃呢？一直到现在我都没闹明白，一直想尝试一下。

　　我喜欢吃的还有腌辣子，腌芹菜，腌豆角，是长豆角，短豆角连队人一般不腌，口感不是很好。腌黄瓜味道也不错，但不能腌得时间太长，酸得让牙齿受不了。腌洋姜的味道很独特，我印象一直很深，现在超市里也有卖的，但感觉却不咋的。有那么一年，我家腌了很多苤蓝，好吃极了，好像全连的孩子都来讨吃了，后来就没有了，现在连这一种菜也少见了，很是怀念。腌大蒜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咸菜之王，酸辣的，糖醋的，都好吃，就是吃了嘴巴臭，不好意思和别人说活，那时又没有泡泡糖和“绿箭”、“黄箭”之类的口香糖来除臭，只好让那味儿飘着。一定要全家人都吃，嘴一张开都是一个味儿，谁也不说谁。我们小时候几乎把全连人家腌的咸菜都尝遍了，反正是不大值钱的东西，都很大方。连队乡亲的那一份纯朴，至今烙印在我心间。

　　连队食堂也腌咸菜，那就大气多了，用的是一排排大缸。小家户的坛子是在坛盖旁边的槽里倒一圈水，盖子上面压块石头，来解决密封问题。连队的大咸菜缸上面则是盖上一个大锅盖，压上好几个大石头。食堂腌咸菜没有小家户精细，但吃起来却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我们那时嘴馋，饥不择食，只要是能往嘴巴里塞、填饱肚子的东西，咱都笑纳。这些年常去一些边防连队，见指战员们不断展示自己腌咸菜的高超手艺，一些来客纷纷赞叹不已，我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滋味。什么时候边防战士不再去钻研咸菜的腌制技术了，我们最可爱的人才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保障有力”。

　　和小时候不同，和今天的许多边防战士们也不同，如今我喜欢吃咸菜倒是油腻的东西吃得太多，需要刮一刮了。其实，现在困扰我们许多同志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离大酒大肉远些，离咸菜近点就行了。让吃咸菜的人少吃点咸菜，让不吃咸菜的人吃点咸菜，这世界上、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会得到妥善解决。endprint

　　美味不老

　　又是一个中秋。

　　中秋总是和月饼联系在一起的。月饼是中秋的道具，月饼是中秋的媒介，月饼是中秋的载体，月饼是中秋的形式，月饼是中秋的内容。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家，团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幸福的极致。圆圆的月亮代表我们的心，圆圆的月饼代表我们的情。

　　我怀念小时候的月饼。那时，团场有一个副业队，能做很多副食品，当然也能做月饼。不过在平时，工人们大多是在烤饼干，只有临近中秋节，才做月饼，也许是这种食品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品尝，才能品出特殊的滋味。我曾目睹过制作月饼的全过程，刚开始也就是和包包子的工艺流程差不多，把馅裹进面里，所不同的是，包包子估摸的一个个大小相仿就行了，而月饼严格得多。裹好馅的面团要放在整齐划一的模具里，大小形状分量得是一模一样，然后又有各种模具在月饼“脸上”按上漂亮的花纹，漂亮的图案，最后在铁皮上摆放得整整齐齐放进特制的炉里去烤。那时买的月饼都是散装的，式样也单一，馅多半是豆沙的，但吃起来很香。离开团场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好吃的月饼，很想！

　　我怀念和父母亲一起吃月饼的时光。参加工作后，我离开了父母，自己以后也成了家，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但一年中的春节和中秋，是一定要在一起过的，是一种人性使然，是一种血脉涌动，是一种亲情寄托。或是我和妻儿带着用精美的礼盒包裹着的月饼前往父母家，或是接父母亲来我家过节。父母亲那几天笑得总是那样开心，我每次免不了挨批评，“买那么好的月饼干啥？盒子又不能吃，花冤枉钱！”不管我们准备的月饼再多，再“豪华”，父母总要自己备点，绝不只沾儿子的“光”，保持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食其力的精神。父母买的月饼自然都是散装的，最便宜的那种，可是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父母是对的，盒子的确不能吃，再“豪华”的包装盒最终结局也只能是垃圾箱，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父母这样返璞归真呢？我们三代人就着月饼，道着亲情，多美好啊！有几次母亲把掉在桌上的月饼渣用衰老的手指捡起来放进嘴里，这一情景被现在已经上高中的儿子嘲笑般地回忆过好多回，我在想，他终究会感受到奶奶这一举动沉甸甸的分量。

　　我还忘不了一次特殊的中秋。1977年9月，我从偏远的连队初中考到团场中学来上高中，住校，没几天就到了这年的中秋节。我正想着晚上该怎么过呢，下午下课时教政治课的张克迅老师叫住了我，让我去他家过中秋。张老师是父亲的朋友，都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他比父亲先一步落实政策，先安排在团中学教书，他可是一位老八路哇。那晚和张老师全家在一起，我们品尝团场自制的月饼，我心里无比香甜，咀嚼出了月饼亲情之外的另一种味道。

　　小时候早已离我远去，父母亲也于八年前相继过世，张克迅老师多年前从伊犁州党史研究室主任岗位上离休，后来在四川成都颐养天年，如今也已去了天国。我也早已步入了中年。中秋的脚步又近了，看到超市里和街面上又开始摆满琳琅满目的月饼，我像是又看到了亲人们月亮一样、月饼一样圆圆的笑脸，闻到了那久久不散的醇香。月饼不老，美味不老，亲情不老，友情不老，真味真情，地久天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