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网的快递师傅送来《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时，我在看微博，有人转了毛姆的一个小故事《千万别把批评太当回事》，毛姆说：“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作者苛评。我一肚子气，说了关于那个人的一些难听话。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作品的确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看过这故事我笑得直拍床板，笑过了，又觉得失落。在我心里，这样的故事属于西方。关于所谓的中国的、西方的故事，不是就展开模式、叙述要素做的区分，而仅仅就故事本身的意味，直觉性的，这不是中国的作者能顺口讲出来的。
这种故事的趣味性取得，一是需要作者长期养成的人格惯性，二得有坦白自己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他人的胆量，并能监督自己所言不虚，三还得有自我打趣的风度。往往这些特质，对习惯了“深藏不露”的国人来说，不大好上手。中国人更愿意讲别人的故事，那种封闭的、彻底的别人的故事，不愿意冒“由此及彼”的风险。
关了电脑，拿起这本书，坦白说，我这时候对它没有抱太大期望。这么说，不是出于一种写作策略，欲扬先抑之类，实话实说，原因有三：其一，周涛今年六十六岁，按年龄来说，是一位老人，天底下的老人脾性虽各不相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年轻人更爱回忆、叙说当年的精彩之事，有时候没那么多人在一边耐心听唠叨，自己说不过瘾，就总想找个机会，把个人那些事记下来，形成自己一生价值凿凿的证据，或者反其道而行，临到老年，想起年轻时所做的荒唐事，心有愧疚，想给自己良心一个交代。这样写出来的自传，不是功德簿就是忏悔录，有什么好看；其二，周涛是诗人，他说自己，可信度有多高？他是干文字这行的，最擅长用文字耍把式，他想夸自己就能夸上天，他想说假话，真的也说不过他，他这自传的“传”字，究竟从《水浒传》还是《托尔斯泰自传》中来？不好判断。再有，虽说诗人是赤子，敢口无遮拦，但赤子也是人，社会环境、人际往来，无不限制其表达，这本自传公开售卖，人人买得到，书里写的好些人还活着，他们的家人也活着，他对人对事的评判能说到几成？其三，文人一辈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舞文弄墨，眼界能到哪里？人读书为有所得，他能否给出一两样真东西？这也不好判断。
从翻开书看第一篇到看完，一口气，七个钟头。合上书，躺在床上，想起某处了，又爬起来开灯找出那章节重新读过。这本自传，写得太好。
首先，直白。直白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在中国诗文传统中地位很高，不隐恶，不虚美，是很多作者崇敬的创作观念。有的人写自传，觉得自己很直白，比如自己某某年在某某地做了哪些事，得了什么奖，换了哪个工作，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这是真实吗？是，但只是表层真实。如实记录自己一生的行进轨迹很容易，某年某月做了某事、去了某地，和某人一起，档案就是这么写的。真正的奥妙在于，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是去那个地方，是和那一个人？解释个中缘由是不容易的，它牵涉时代背景、客观环境、个人动机，往往最终是那些藏在心里的“小九九”，促成了人生经历一栏中的具体内容。就是这些“小九九”，这些在险境中为求生存、进化所做的挣扎与努力，多数时候并不体面。如果，这里的“直白”要深入人性，必然要求除了说事情，还得说动机，这就和人性过不去，人性本身是阻挠自我暴露的。别说人有羞耻心，狗被剃了毛也不愿出门让同类看见。
然而周涛说起实话来，不打一点磕巴。在《婚姻》一题的第一段落，上来就一句话：“这时要重振我的家庭，我只能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
哦，原来这个诗人的婚姻不只是缘起于爱情，这一想，破了原先罗曼蒂克的想象，心思不但着了地，还给踩上一脚。在《柳耀华》一题中，说到这朋友当上公安厅长以后有了变化，给别人说周涛崇拜他这种话，文中一句话作结：“我当场就把他驳回去，我什么时候崇拜过你？荒唐！你不就是个厅长吗？当时还是一个副厅长，一个副厅长还值得我崇拜？”这一段又看得我咋舌，他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有地位的官员，原来有过这样的想法。
在《官》一题的结尾，他说：“新大当时看着比较优秀的一些人，没有几个当上官的……当婆婆的人首先要能当媳妇，我当不了媳妇，我一辈子受不了人家对我指三喝四的。”只这两句话，大家就都看得明白。接着，在《“文革”》一章的《王恩茂》一节中说王恩茂当初有意让他做秘书，周涛说：“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人当不了秘书，我不会看眼色，不会伺候人，我要当秘书就把他害死了。”
这样闪电般的小段落在书中不胜枚举，无不直截了当，张嘴就来。我看得过瘾，心生敬意。
说真话多难啊，不然如今社会不会是给领导写发言稿的人多，当作家的少。国人的基本常识，是活得力求叫人琢磨不透，从来只说台上十分钟，不谈台下十年功。因为社会权力的运行就是由秘密构成、秘密推动的。有人得见了秘密背后“机关”的运作法则，也打死不会说，一方面因为经验得来不易，不能让人拿走，再说了，浑水摸鱼，大家都能看明白，那不都卷裤腿动手了，因而宁可推波助澜，让其玄之又玄。二是因为窥见某一类运作法则的前提，需要先行进入这“机关”内部参与运作，他很可能吃了不愿意说的亏、受了不光彩的待遇，挫败的自尊命令他不能把这些说出去。
在这里，周涛表现出的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悯。我想，他在说书里这些话时，一定想过我们看书的人，能从中悟到什么。他写自己这一家人如何随政治气候而动，写如何从有潜力当官的人变成了诗人，再到写身边人在政治浪潮中的沉浮，写成了的官、败了的官，得意的文人、失意的知识分子，就像电视节目里的厨师，说自己如何炒出一个菜，开多大火、用的什么材料、哪几种调料，炒出来是香、是糊了，他都告诉你，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讲。
在《玩伴》一题中，写到他一个年少时的玩伴，讲自己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而这个球打得比他还好的玩伴落选了。对这个事，周涛说：“我那时候人生充满阳光，到哪都顺，腰杆硬。出身好，条件好，我是社会的宠儿，他是社会的弃儿。”等到了《吉木萨尔》纪事的《何处是家》里，周涛说：“我后来搞文学和我父亲的倒霉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周涛对自己从二五八万落到矮人一头的状态不加修饰，说出来了就让人琢磨，他这变化是什么造成的？周涛随后自己总结了：“你背后没有势你什么都不是……所有人都是势的产物，即便他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其实不是他，他是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你看哪个家伙那么牛哄哄的，他就是社会大势堆起来的……我当时有一句话：如果平等，你们敢吗？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怕谁？”endprint
周涛说这些话，不光图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不是要语出惊人，夺人眼目。这里面肯定有不忍，有一个老者的善意，他就是想把让许多人畏惧、迷惑的事情讲讲清楚。通过把自己一辈子说明白，狠稳准地破掉一些会混淆人视听的所谓“常识”，让聪明人蹚过他，找寻普遍规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看待时事万象的眼神能好使一点，比如有人被笼罩在“成功”一词周围的“常识”与“共识”迷了眼，周涛就干脆说，有时候奥秘就是“行贿受贿，或是伪劣产品，偷税漏税。”以及“跟着领导干一件好事，比不上跟领导干一件坏事。”而且，为什么大家都不算这个帐？因为那些成功者不愿意让人家算这个帐，算了这个帐他们全是王八蛋……
这一段能看到他说真话的语气，既不苦大仇深，也不瞻前顾后。做过的事，说出的话，都来得坦坦荡荡，有一种小孩站在麦垛上冲天撒尿的架势，不造作，不忐忑，率性使然。
接下来，再说这本书的第二个好处，诗性。诗人不写诗，说大白话还能有诗意？有，不是光从语言上得来的，还在于周涛讲述故事的口吻，一种对素材排列组合的方式。举两个例子，在《进北京》一章的《自卑感》一节中，有一个自然段写童年经历，如果用诗歌的方式断句并排列，就是一首诗：
操场的绿草皮上，星期六，
一个教授穿着背带裤，
带着他的胖儿子，
傻乎乎的，骑自行车。
我没有见过那样的小自行车，
轮子粗，从国外带来的，
那种专门给少年做的自行车，
非常漂亮。
他们说，你也骑一下，
我根本骑不了，
掌握不了平衡。
马上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差距。
还有写在巩乃斯下放的经历，有一段也能切行成诗：
拉练的炮团部队来了，
下着大雪，
我们把房子腾给人家部队住。
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马圈里，
没窗户，
没门，
零下二十多度，
睡觉时穿着大头鞋，
戴着皮帽子，
裹着大衣再盖上被子。
马圈里铺了稻草，
半夜老鼠在上头跑，
把有的人半个耳朵咬掉了。
这种诗意，不靠语言刻意营造，天然就在这写野草一样，一抓一把的琐事里。这些琐事自然排列在一起，从它们语义的缝隙里，生成一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这样的一种美感，根源于生活本身的非无序的无序，非逻辑的逻辑。一句话，带出一个表面平淡无奇的转折，却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就像契诃夫说的：“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有时候，人们只不过是吃饭而已，然而就在吃饭时，有些人的幸福正在形成，有些人的生活已经就此垮掉。”
这样表面平静的瞬间，构成了比所谓“结婚”、“升迁”、“生病”等壮阔、深邃得多的人生场面，一般人往往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只有诗人的眼光，一个真正的作者能准确地捕捉到它，言说它，从哪怕是八只鸭子、一群烈马这样芜杂的记忆景象中，提炼出最终构成命运真相的实意。
再者，说说这本书的精神之新。
周涛写了从出生至今，这些年里进入他记忆、内心的人与事：婚姻、革命、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体制、民族矛盾……这些题目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够他铺张才情，但他没有拿这机会抖聪明，而说出了这些年来，他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可以说在周涛之前，从没人这样亮出来说。
在小学时代一节里说老师，一个教历史的王老师，在描述这个“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们的偶像”时，说“他太强壮了，穿着马靴、马裤，带着俄罗斯式的小猫，脸上充满棱角。”这样的赞叹，在书里很多地方跳出来，能感觉周涛说这话的时候，涌动的情感。周涛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新疆人，不管是维吾尔、回族、汉族、异国的人，还是写了一辈子没名、干了一辈子没利的人，有些人也许连名字都不曾为人记取，却被周涛所记住，并予以公开地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将赞美给这些平凡无奇的人物？
这里面有他对人类存在的审美性理解，包含他重新厘定的、对民族更有裨益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人可称之为美？什么样的生命风貌、精神维度，值得一个民族和个体追慕与借鉴？人所代表的文化、文化养育出的个人，如何相互促进，再走上一层文明的阶梯。对这些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赞美，从侧面提醒我们，不需要更甚一步地崇拜金钱、权势，也绝不能步入民族文化偏见的歧途。书中说的许多人对力量、美、无用之艺、生命活力本身的热情，足可以对我们社会某些价值观缺失或者歪曲做正骨与补充。
最后，再说说自己零散的一些感受。我想，在外国当知识分子，这本自传可看可不看，但是在中国，如果有志做一个靠头脑与精神吃饭的人，这本书最好一看。作为相信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最看重政治与人，却也最难处理与这两者的关系。身为体制内的作者，周涛是军人，也是诗人，那么他如何处理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有没有矛盾的时候？他在体制内受到尊重和认可，与许多文人翻了脸、同许多官员交了朋友，他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处理和把握个中关系？政治与文学，到头来孰更高明……这些话题他一一道来，实话说得诚恳，丑话骂得真挚。其中许多章节里还有他对时代、社会问题所做的分析与判断，这些思考，可帮助许多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矫正看问题的眼光，扭转表达与行动的思路。
文人好说自己被两样东西毁了，除了刚才说到的“政治”，还有“家庭”，周涛对自己家庭生活的述说，也能给志在从文的人一些经验，看他如何对待写作与家庭的关系。总之，他这几十年时代变更路程之中的精神轨迹，足以让人作为借鉴和参考。
周涛这本书里的人，没有哪个逃过政治纠葛、人际纷争。然则小人物不小，大人物不大，常人觉着了不得的大官，神秘莫测，他三句话说透、说白。俗人觉得不值一提的草民，他几句描摹便让人折服、赞叹，将那生命的活力和美感写得叫人面红耳赤，心生向往。他一辈子生活在新疆，最不乏见南来北往、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人，见得多、交道打得多，因而懂得人，理解人，能看透人。看完此书，便觉得社会和命运并不那么神秘，边疆并非殊途，因为追到头上都是人。这本书里，周涛用最老辣的语言讲故事，用最吊诡的故事来讲人，写诗的狐狸蹿进了写小说的黄鼠狼洞，语言、故事，他一窝端了。
文学上，早夭的天才能让人神魂颠倒，看世界不是世界，长寿的智者则能让人清醒冷静，同样达到看世界不是世界的效果。只看来者拿到一本书，是想看云里雾里，还是真刀真枪，是只知道一加一得二便满足了，还是想额外琢磨一下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事。
天山千丈，周涛七尺，他这个不下马背的诗人，没掉过笔的骑士，在讲述他和一片土地关系的同时，最终讲明了人与命运，以及人与自己的关系。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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