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1982年的秋天

　　若细算起来的话，我已在这座古称长安今称西安的城市里，实实在在地生活了四十年。四十年的光阴，已将当初的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了饱经世事的中年人。當日进城时，是“花日盛，竹日茂”，如今却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岁月如一把锋利的刀子，雕刻着我的过往，也雕刻着我的身心。

　　我是1982年秋天离开家乡的。之所以对这个时间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它对我后来的人生走向，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这一年的7月7日，我在长安县樊川中学读完高中，参加完高考，便收拾了书包，回到了家乡稻地江村，等待高考成绩的消息。离开学校是惆怅的，也是无奈的。这里有我曾经熟悉的校园，有我朝夕相处了两年的老师、同学，还有我所眷恋的一个人。但如今说走就走了，我能不怅然？

　　回到村庄最初的几天里，我像一只失群的孤雁，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只是一味地怀念在中学读书时的美好时光，想念着美丽而素朴的校园。实在想念得不行了，我甚至于一日上午，一个人偷偷去了学校，看了昔日上课的教室，看了花园、操场、食堂……校园里寂静无人，只有蝉在高大笔直的白杨树上，肆无忌惮地鸣叫着；只有花园里的美人蕉在无声地热烈地开着。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又似乎有那么一点异样。我明白，这都是因为我情感起了变化的原因。为了逃避这种煎熬，我便主动随父母亲下田劳动，帮他们锄苞谷地，去稻田里除草。苞谷地里的杂草，我是打小就认识的，什么巴根草、打碗花、牛筋草、灰灰菜……我分得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了“锄下带雨”这句农谚。稻田里的稗草，我自然是认得更准的。因为少时，我曾随小伙伴无数次用它顶端的花絮，作为钓饵，钓过青蛙。青蛙似乎是动物界里的呆子，它常常把在它面前晃动的稗草花絮当作昆虫，不顾一切地跳跃过去，一口吞下。待它反应过来时，已被我们钓起，成了囊中物。但那时也许是听了大人说青蛙是益虫的缘故吧，我们并不祸害青蛙，钓起来后，玩一会儿，也就迅速将其放掉。我们只是图个乐趣。看着青蛙被放掉后，惊慌失措，三蹦两跳逃进稻田里，或者沟渠里的样子，我们开心地笑了。但对稻蚂蚱，我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抓住后，要么揪掉大腿，然后摔死，要么装进一只玻璃瓶里，带回家喂鸡（鸡是最喜食蚂蚱的。鸡吃了蚂蚱下的蛋，又大又亮。炒食，黄灿灿的，更加的美味）。谁让它们与农人为敌，糟践稻叶呢。

　　时光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缓慢地流逝着。大约是8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吧，我正在地里劳作，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邻居大哥。他说邮递员到我家门口，让我回家去领挂号信。闻言，我和父母亲似乎都意识到什么似的，同时收了工，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里赶。到了家门口，果然见邮递员在家门口等着。我道了谢，签字，领了信，拆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了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还以为是一所高中专呢。但哪怕就是一所高中专，父母亲也是高兴的。要知道那一年，我们三千多人的村庄，也就考上了我一个。更何况，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了学，也就意味着可以跳出农门了。20世纪80年代初，对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来讲，能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也许是其最大的愿望了。因为，那个年代，这样的途径并不多，除了参军、招工，就是考学了。而考学，可以说是这三者中最好的选择，也是最难的。当然，如考上了，结果也是最好的。这也就不难理解父母亲为何如此高兴了。

　　父母亲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母亲把这种喜悦尚能藏进心里，父亲则是满脸灿烂的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乡邻们的撺掇下，他买了酒肉，买了蔬菜，专门在家里置办了酒席，宴请了前来道贺的乡亲们。那晚的酒一直喝到了下半夜，直到把几个人喝得酒话连连，才算结束。父亲送他们出大门时，早已是月过中天，星光遍地，虫鸣四野了。

　　一天晚上，我吃过晚饭，正在大门口乘凉，我的初中老师张春棉突然造访。原来，她得到我考上学的消息，特意来家中看我。张老师是我们同村人，我们村庄是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村庄，也是我们王莽人民公社最大的村庄，全村有十四个生产小队，我家在七队，她家在十一队。我家在村南，她家在村北，中间隔着一个大十字，相距约一公里的样子。实际上，她也就比我大三四岁，因为，她的妹妹张爱棉就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张老师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学，回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我上初中时，她担任我的化学老师。她是一位很美丽的女性，个儿高挑，留着两根短辫，人长得白皙，面庞红是红白是白，加之又爱笑，很招学生喜欢。她对我很好，我和另外她所喜欢的一两个同学，常去她宿办合一的办公室看《中国青年报》《文摘报》。有时，她还把这些报纸借给我们，让我们拿回家去看。她还送过我一两个教案本，让我当练习本。这些，都让我心存感激。就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每回忆起来，还是满满的温暖。张老师后来考上了长安县师范学校，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当然，这是后话。我拿出通知书让她看，她看后告诉我说，我考上的是一所大专院校，我这才弄明白了我未来要上的学校是怎么一回事。那晚上，我们聊了好久。我也表达了对她的感激。她鼓励我到了西安后，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了父母亲的心血和老师的期望。我答应了她。

　　拿到通知书后，我的心里异常高兴，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美好，就是去田里干活，也觉得轻快无比，不觉得劳累。事实上，那段日子，我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日日憧憬去西安上学了。

　　终于盼到了9月1日，我在父亲的陪同下，带着被褥、脸盆，以及洗漱用品，从村口乘坐长途汽车，去学校报到。我们村距学校也就三十多公里，虽说不远，但那时因为交通不便，路况不好，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西安小寨。在小寨下了车，我和父亲提着行李，沿着大兴善寺东路，边走边问，步行去了坐落在翠华北路上的学校。报过名，把行李放到宿舍，我们又去大雁塔、寒窑玩了一趟，才返回学校。父亲把我送到学校西门口，又叮咛了我几句，便踏着夕阳离开了。望着父亲匆匆离去的身影，我竟有几分感伤。我知道，从此，我就要一个人独自面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了。这让我既害怕，又觉得新鲜和刺激，同时，还有几分期待。

　　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街道、建筑、树木……一片明亮。蝉在长声鸣叫，使这个下午显得格外的漫长。

　　花园·图书馆

　　我在西安师范专科学校读的是中文系。那一届学校中文系也就我們一个班，共38人。学生主要来自西安市城六区（碑林、莲湖、新城、雁塔、未央区和灞桥区），此外，还有阎良区和长安县。彼时，这两个地方，行政区划也归西安管理。学校并不大，坐落在翠华北路的东面，占地约百余亩。学校的东面，一墙之隔便是陕西省委，南面隔着育才路的是西安地质学院，西面隔着翠华路的是西安公路学院，北面的围墙外，则是一条污水渠，也就是今天的南二环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一次活动，竟然是去学校的操场上除草。这也难怪，学校的操场经历了一个暑假，没有人用，早已是荒草丛生，有的地方甚至草高于膝了。不除草，学生如何上体育课？接下来的日子，就步入了教学正轨，无非晨起、上课、用餐、自习、休息。这期间，我对学校的环境也逐渐熟悉。我喜欢上了校园内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教学楼北面的花园，一个是教学楼西面的图书馆。它们成了我业余时间最爱去的两个地方。

　　先说花园。花园基本上位于校园的中心区域，但因四周被树木和楼房遮挡着，倒有了几分清幽。我上课的教学楼属于主楼，共四层，凹字形，距南门很近。若站在楼上北望，那绝对是看不见花园的。因为，楼的北面隔着一个小广场，还有两栋三层楼，它们是历史、地理系学生上课的地方。而这两栋楼的前后左右还栽种着白杨树，这些白杨树，经过数十年的生长，早已是根深叶茂，高过楼顶了。它们绿色的巨大的树冠，春夏时节，像一片片绿云，不但把楼房笼罩得严严实实，也隔断了我们的视线。要去花园，需走两楼中间的过道。

　　这座花园也就二三十亩地大的样子。园中有小径，有高大的合欢树、桐树，当然也有牡丹、月季、紫薇、梅、菊等花卉，是一个不错的存在。横过花园，则是外语系的教学楼。再往北，是礼堂、食堂和北围墙。花园的东西是学校的主干道，一面通往学校操场和西大门，一面通向教师东院。当然，学生们吃饭，也是走的这两条道。刚入校的那段日子，我常会趁课余时间，去那里转。看看花，读读书，想想心事。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故乡和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故乡的原野上，此时水稻、苞谷、谷子、大豆已快成熟了吧？蟋蟀一定是弹奏着它们的琴弦，叫成一片了吧？麻雀又该攒聚成群，在明净的天空下，在将熟的稻田上空，倏忽而东倏忽而西地呼啸了吧？而父母亲呢，一定是和村人一样，磨好了镰刀，修理好了架子车，等待着收割庄稼了。思念如潮水，在我的心田里流淌。一次，在花园中流连时，我甚至激情难遏，回到宿舍后，写就了一首诗《一片苞谷》：“缘思念之索长起的/是一片苞谷。秋阳下/它们像一位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乐天知命地，蹲踞在那里/令我想起许多平凡而可敬的人/风伸出澄明之手/悄然把无数的叶子抚摸/苞谷地便发出音乐般的响声/土地赤裸如铜/它们是父辈们的背呢/还是苞谷维命的大床/歌声响起/歌声嘹亮而动人/粗犷的旋律如铺天之水/覆没了整个原野/土地在悸动，苞谷在悸动/只有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人/只有吃苞谷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歌喉/一片苞谷/长在我记忆的枝头/它们结出的果实/让我终生享用不尽”。当我完成这首诗时，窗外的天空上，已是繁星点点了。

　　一个冬日的午后，我拿着一本书，又独自溜达到花园里，当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有同学到花园里来找我，而同学的身后，还跟着我熟悉的一位邻居大哥高志学。他是来报丧的。原来，就在昨晚，我慈爱的祖父去世了。听闻此消息，我顿然呆住了，泪无声地从眼中滑落。我连宿舍都没有回，托同学给老师请假，便心急火燎地随大哥踏上了归乡的路。在守丧期间，母亲告诉我，祖父弥留之际，还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想着在以后的时光里，我再也看不到祖父了，我不由悲从心起，潸然泪下。料理完祖父的后事，我回到学校，消沉了好长一段日子，直到次年的春天，才从失去祖父的悲痛中缓解过来。

　　再说图书馆。我打小是一个书虫。还在家乡时，我就到处搜求书籍，带回家里阅读。小学时，大多看的是连环画。当然，四五年级之后，也接触过一些文学书籍，如《艳艳天》《金光大道》《林海雪原》《高玉宝》等，不过，这些书籍都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我真正接触到文学作品，是在上了初中、高中以后，它们是柳青的《创业史》、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尤其是《创业史》，当高中语文老师张文斌先生告诉我，柳青创作这部作品时，还曾在我们家乡王莽村、稻地江村体验过生活，我很是惊奇，也很是骄傲。没想到，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家乡，还被大作家写进了书里。多年后，当我进入城市，参加了工作后，我专门去长安县王曲皇甫村神禾原畔，拜谒了柳青墓，向长眠于此的作家表示敬意。我还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清清的滈河水》，刊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

　　虽然我好读书，但那时，受条件所限，我实际上接触到的书并不多，读过的自然就更少了。忽然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了这么大一个图书馆，我的惊讶和兴奋，可想而知。

　　校图书馆在校园的西面，临着操场。连带阅览室，也就十几间青瓦平房。现在看来，虽觉简陋、狭小，但那时在我心里已是很大了。阅览室里，杂志琳琅满目；图书室里，积书满架，堪称繁富。自从发现了图书馆，我闲暇时，就常泡在这里，不是翻阅杂志，就是借阅书籍。来的次数多了，和几位图书馆管理员也熟悉起来。尤其是那位烫着大波浪头的女管理员，每次借书时，她总是笑眯眯的，柔声询问，倍觉可亲。我那时借书，一是跟着老师授课的节奏走，比如，当代文学老师讲授到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讲到“三红一创”时，我就迅速跑到图书馆，借来《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彻夜长读。讲到左联五烈士时，则找来殷夫、柔石、胡也频等人的作品来读。这种读，是囫囵吞枣式的，只是了解了个大概。大多数的书籍，也就是翻阅了一下，基本没有读完。一种是借自己喜欢的书籍来读，比如孙犁的《耕堂散文》《晚华集》《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普希金的《上尉和他的女儿》《普希金诗选》，还有《拜伦诗选》《雪莱诗选》《裴多菲诗选》等是带回宿舍、教室细读。我在花园里也读，尤其是春秋时节，又恰好是星期日，带一本自己喜爱的书，顺便带一杯水，在花园里选一幽静之地，专心致志地阅读。此时清风吹拂，送来缕缕花香；蜜蜂在花间嘤嗡，蝴蝶在树丛间飞舞，心中顿然觉出无限的宁静、快乐。偶或歇息，抬头望望天空，望望天空飘动的云彩，想想心中喜欢的一些人，一颗不羁的心，就飘向远方，觉出一种无限的甜蜜。

　　而这种甜蜜，在此后的岁月，如一滴滴甘露，时时润泽着我的心。让我的心中长满绿草，开满鲜花。

　　一个人的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时期。这种活跃，不仅显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而且，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五六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的思想、生活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就连吃饭、穿衣这等日常细事，也与往昔不同。吃饭上，不再仅仅局限于家里，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请客或者聚会选择走出家门，在酒店、饭馆里消费。夜市也一夜间红火起来，一年里，不管什么季节，若夜晚走在大街上，你准会看到许多卖吃食的店铺和大排档。人们在经过了白天的劳作后，尽情地放飞自我，享受着都市的美味和繁华。而在穿衣上，也不再满足于黑灰蓝，男士穿起了流行的喇叭裤、牛仔裤；女士则穿起了五颜六色的裙装。街面上，各种私人商铺、摊点也多了起来，卖服装的、开饭馆的、修自行车的、理发的、照相的……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伴随着经济日渐繁荣，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电影院、舞厅、录像厅、各种文学讲习班、书画培训班如雨后春笋，在不经意间冒了出来。文学也似乎进入了繁盛期。文学爱好者如过江之鲫，遍布工厂、校园、机关里。往往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甫一问世，瞬间就会引发轰动效应。大家竞相去新华书店购买，带回家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而一些籍籍无名的作者，如有作品在国家级文学期刊上发表，如《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或者荣获了全国性文学奖项，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也会一夜间暴得大名，受到追捧。这种全社会对文学的热爱，也波及到大学校园里，各个大专院校竞相成立文学社团，搞文学活动，办报纸、刊物。文学社间还互相走动、交流，有的还将诗人、作家请进校园，作报告、讲座。一时间，好不热闹。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我们班的几个文学爱好者，也联系高年级的学兄学姐，成立起了一个文学社——曲江诗社。我因为闲暇时好划拉两笔，也有幸被吸收进去。

　　曲江诗社也就十多位成员，社长是我们班的张大愚，同学们戏称其为“诗人”。说是诗人，其实，诗社成立时，他连一首诗还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呢。他和诗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都是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几乎是文学素人。社员里倒是有人发过作品的，比如，我们班同学但杨帆，他入校前在工厂工作过五年，工作期间，已在西安的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四五篇小说，是西安城里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张大愚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当诗人的料，他举止风流蕴藉，又有几分敏感，加之人帅气、潇洒，很得成员们的拥护，也很招女同学的喜欢。诗社成立后，先后举办过几次诗歌朗读会，还邀请诗人沙陵、毛錡来校作讲座。沙陵那时是《长安》文学月刊的编辑，是该刊诗歌组的组长，以写诗名世。毛錡在省作协工作，除了写诗外，还写散文和杂文，也是省内很有名望的作家。沙陵个矮，毛錡个高，俩人都很和气。说是讲座，无非是和大家座谈一下。就这，已经让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喜出望外了。尽管我们进校已一年多，可还没有接触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呢。有了这两次讲座，诗社的成员们倍受鼓舞，纷纷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你甭说，还真有成效，不久，诗社里的很多成员就在报刊上开始发表作品了。我那时也是创作欲旺盛，不分昼夜地写，不厌其烦地投稿。在经历了许多次退稿后，终于在“陕西日报”上刊发了自己的文学处女作《人缘》。这是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是根据老家一个同学家盖房子的事情创作的。当我看到刊有我小说的报纸，赫然张贴在学校阅报栏上时，我的那种激动和喜悦，简直无以言表。套用杜甫的一句诗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这篇小说，我拿到了15元稿费，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要知道，当时一个学徒工的工资，也才18块。我用这笔钱除请几个相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以示庆贺外，就是到小寨的新华书店，买了十多本书。我至今还能记住书名的有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这些书，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柜里。尽管时隔数十年，书页已有些泛黄、变脆，但我仍视如珍宝。

　　那时，我们对文学的热情，接近狂热。诗社创办后，除搞过许多活动，鼓励大家努力创作外，我们还自筹资金，办了一本油印刊物《曲江诗刊》，刊发大家的诗歌习作，以便传播和交流。成员们自己刻印蜡板，自己印刷，自己发行，在校园中影响很大。我记得刻印蜡板的事情是由我们班张延青来完成的。张延青是一位美丽且有几分文艺气质的女生，她戴着一副大大的近视眼镜，留着剪发头，说话慢声细气，多才多艺。她除了字写得好，还受其父的影响，会下象棋，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一般女生，哪里会这个呀！我曾在一次班级联欢时，与她对弈过几局。说实话，还真像那么回事。彼时大家都很拮据，为了筹备办刊经费，我们还进行过勤工俭学，幾个人骑自行车，从城墙里的法制周报社批发来报纸，到大雁塔十字街头，摆摊卖报，用赚来的钱，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段艰辛经历时，还觉出几分甜蜜。

　　《曲江诗刊》还是有一定质量的，它除了刊发校内师生的作品，还选发了一些校外作者的作品，这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在校三年间，我先后在该刊发过两篇文章，一篇是礼赞山区邮递员的诗作，一篇是写母亲养鸡的散文。这两期油印刊物，如亲人，陪伴我近四十年。尽管我在西安生活的这些年月里，搬了很多次的家，丢弃了很多东西，但这两期简陋的刊物，我一直保留着，就是连一丝舍弃的念头，也没有产生过。

　　在校的那些年月，除了上课外，因为怀揣着一个文学梦，我的读书也是很用功的。而所读书籍，大多和文学有关。外国的，我读过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莫泊桑、普希金、司汤达、巴尔扎克、蒲宁、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中国的，我则喜欢刘绍棠、孙犁、沈从文诸人的。我还读过国内当时很多获奖小说，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小木屋》《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蒲柳人家》《人到中年》等，总之，是逮住什么读什么，没有任何计划，全凭兴趣。这种散漫的读书习惯，一直沿袭到现在，还未曾改变。

　　那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是，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发表。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可谓传播广泛。《人生》的原著和电影我都看过，因为是身边作家所写的小说，让我倍受震撼。我很喜欢电影《人生》里的主题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陕北民歌，我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便一下子喜欢上了。在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有机会去了好多次延安。每次去，我都要听听当地民间歌手演唱的陕北民歌。而每次听，都会陶醉。这不能不说是受了电影《人生》主题曲的影响。

　　在整个的80年代，无论是在学校读书时，还是参加工作后，我都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做着文学的梦。这梦一如绮丽的彩虹，至今还依然展现在我的前方，吸引我前行，让我欲罢不能。

　　责任编辑：柴思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