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桑 译
自然的量化，导致了它基于数学结构的解释，将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开，结果就是，将真与善分开，将科学与伦理分开……然后，将理性（Logos）②和“爱欲”（Eros）之间危险的本体论关系打破，科学理性显现为根本上中立的理性。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有一阵，对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们来说，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在大学生中享有极大的反响，因为即使动物，一旦生病，都会食用植物，类似于吃药。马尔库塞给他们带来的信息是，人是理性的，不过其已经吞噬了人类自身的集体创造物是非理性的。它是非理性的，因为日常生活中固有的盲目残暴没有被我们神圣的人类愿望阻遏；相反，通过中立地与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和这种暴行和解。漠视善与恶的科学思维——割裂于爱欲的逻各斯——以人类集体创造出来的东西为基础。马尔库塞对爱欲的领悟是柏拉图式的。在但丁笔下，则是“爱，移太阳而动星辰”③。马尔库塞与之搏斗的“理性”（Reason）是一个“买到了武器的匪徒”，一个直接来自漫画书的身穿实验室白大褂的恶魔科学家。威廉·布莱克④与惰性的邪恶封臣展开搏斗，而这惰性要为英国的非人的工业化负责，或者，正如艾伦·金斯堡所说的，“摩洛的名字就是上帝”。
由爱欲引导的理性确定了普遍的观念，根据其存在的特定事实，这些观念在“应是”（what should be）的名义下与“所是”（what is）相矛盾。人，仅仅是一个框架，一个关于自身的轮廓，努力在生活中为这些观念赋予形体；也就是说，让自己脱离所谓不可逆转的必然性的束缚。时间站在他的一边。因为，“太阳之下，本无新事”，这么说是不正确的。普遍的观念不断地被投射到未来，并导致人类身上神圣的和人性的东西的凯旋。时间不是循环的。
没有什么比美国更典型的了，它首先剥削那些无技能的移民工人，然后剥削那些“移民人才”，而不是引进诸如马尔库塞这样的人。在这里发人深省的是，马尔库塞是一个德国血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混乱的某种澄清，特别是对理性的辩护（对他来说，理性不同于摩洛），为美国青年提供了一抹希望。为了符合普罗米修斯信仰⑤的普遍危机，他也必须是一个被剥夺特权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革命和进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都被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科学世界观”的野心让他们接近理性（Logos）的信徒，这些信徒倾向于摈弃爱欲（Eros）。根据他们的教义，物质的发展规律，出于“毫不妥协的必然性”，必定导致一场由注定的阶级——工人阶级来实现的救赎革命。最近的几十年对这些令人骄傲的科学预测一点也不友好。因此，在马尔库塞这里，没有对不可避免的革命的预测。不可避免，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预先存在于生产关系中。那些生产关系能够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而完美运作，而且普遍幸福就位于生产关系所能达到的力量范围内。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就是，理性经受不住非理性的不断侵犯，集体的非理性是现有生产关系的产物。因此，革命几乎是一个假设；不存在对革命的保证，除非假设，即使遭受了无数失败，最后的胜利依然属于一个更为开明的理性。对于异议，即认为这样的假设站不住脚，马尔库塞毫不怀疑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止步于相对的半吊子真理，因为我们正在追寻绝对真理。这让我们转向关于宇宙结构最根本的问题，转向对于其秘不示人的知识原则的信仰或怀疑，在所有生物之中唯有人类，可以创造知识原则。马尔库塞发现弥赛亚不能引领人类来到应许之地，因为，毕竟，并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保守的美国工人身上。他期待着在混乱中重新安排诸种力量，同时期待着难以预知的事件。
我不知道欧洲人如何阅读马尔库塞。他的抽象概念在美国享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他在年轻人中间的大获全胜在于其没有神秘。要感受到现实被一幅面纱或大量面纱遮掩，这并非易事，人们试图将面纱撩到一边，以获得某种“坚实的”东西，然而面纱并不可见，漂移不定，难以把捉；它们逃避命名，因为它们是那么任性乖僻，变化莫测，无从被命名。戏谑和恐惧对它们起伏不定的荒诞形象影响甚微。在这样的条件下，已经离精神分裂症不远（其症状之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看到一棵树，然而它并非完全真实；他希望一棵真实的树出现于任何时刻，但它从未出现）。马尔库塞站出来说道：这是因为你不自由。压迫你的暴政在任何宫殿或城堡中没有指挥中心，没有人在谋划，它不需要诉诸命令和禁令。但是，在你身上实施的控制是彻底的，因为你已经从你内里得以变形——你的心灵、情绪、欲望不属于你，它们由社会的仪式强加在你身上。如果你想变得自由，第一步必须认识到，你对日常生活、对人的任何反思，都不是独立的，因为你掌握的材料、你的知觉和观念的材料，不是如你所信的那样属于你自己。你不是与世界沟通，你是与你自己的文明沟通，这个文明将自己伪装起来，并将自己假冒为世界。所以就让意识发现你是如何、通过什么手段被操纵的吧。这可以做到。
集体所运用的控制工具是语言——口语、书面语和图像语言。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评价，然而在语言中消除某些表达导致的意义混乱，甚至语法中的概念颠倒，这都更加难以察觉。马尔库塞认为语言分析是主要任务，尽管他丝毫不怀疑这份事业中有些令人生畏的方面。他攻击语言，认为语言破坏了我们认为是“事实”片段的现实，因为此种语言完全支持一种奶牛眼中的世界观——我们不知道一头牛盯着一辆过往的汽车会想到什么，但我们感觉这是一种类似于纯粹表述的东西：它在那里，别无其他。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在不知不觉形塑每一个人的口头语言和同样受口头语言形塑的哲学家的局限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令年轻读者感到欣喜的是，马尔库塞集中攻击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在美国大学声势浩大，特别受到大学生们的鄙视。因为这种哲学使得任何对连贯一致的世界观的渴望变得不可能，并且嘲弄这种渴望。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脱离客观现实的价值变成主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被认为不属于哲学。年轻人离开了这样的语言游戏，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了无生趣——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明智念头，什么样的哲学会研究一个毫无价值、奶牛眼中的世界？但是，他们随即被谴责悬荡在他们自身主体性的空虚之中，悬荡在一个消耗一切的相对论之中，无论是迷幻剂，还是东方宗教，都不能将他们从这种相对论中解救出来。然而，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实证主义哲学不是一个与空想圣人所做的幼稚练习。与科学共同一致蔑视爱欲——价值，被剥离和放逐——实证主义哲学努力完善技术统治的语言。
马尔库塞的著作帮助了许多人重新获得了自尊。在人们栖居的有效运行的有机体面前感觉孤立无助，导致个人挫折的所有责任转移到了该有机体上，并导致意志瘫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日记》中指出，俄罗斯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不承认个人的罪责，而是让环境承担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看作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抛弃。此外，不仅在俄罗斯，各种说服性的进步论者对道德家们大加挞伐：人是邪恶的，因为体制是邪恶的，改变了体制，你就改变了人。在时下流行的晚餐后关于异化的谈天中，人类业已丧失的本质几乎相同于高贵的野蛮人被社会击垮之前的天生的善良，如果人的本质不趋附于外部条件，人可以重获它。这种趋势在美国更加强烈，因为它长期以来崇拜原始人类。波利尼西亚群岛原住民、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这里一直被视为对某种遭到禁止的自由的承诺，这种自由提供了某个缥缈不定的、诱惑人心的世界，人们在其中可能回归自然和友善（通常带有对同性恋的暗示）。因此，年轻人中的流行口号“退出”（Drop out）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一次进入自然的飞翔（减少需要，不理发，不洗澡，裸体，群交），又是政治反叛。然而，尽管马尔库塞和其他有着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家慰藉了人心，因为他们确认了人的天真无邪，他们的书籍却没有得出结论，阐明此时此地一些美好的人类本质的存在，人类的本质只需要像打开一束包裹在丑陋不堪的报纸中的鲜花一样就可以得到揭示。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人类就是他尚未实现的样子；他的本质是愿望和未实现。这对于原始幻想来说相当陌生，这种原始幻想非常欧洲，尽管欧洲倾向于交织两种乡愁，对过去的和对未来的乡愁（参见浪漫主义的作品）。也许，原始的天真无邪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吸引人，因为它服务于商业文明的利益，拒绝原罪，所以他们更多的是那种文明的合法孩子，而不是他们可能认为的样子。
马尔库塞满足了某种我早年培养的习惯，他来自那个养育我的传统。那个传统给我的信念是，人类境况的关键在于理性和爱欲的联姻。然而，我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发现了太多的矛盾。既然我们否定“所是”（which is）是因为现实仍然等同于自然的状态（自然转向社会），那么，我们就要渴望想象“应是”（which should be）。马尔库塞将会回答“不”，我们可以比纯粹的否定做得更多。因为存在之物有这么大的重量，以至于它在一个魅力十足的常识圈子里从各个方面包围了我们。清醒地思考一下，我们没有获得任何信息可以让我们相信，事情可以是别的样子，而不是现在的样子。可能的东西不是所渴望的，但所渴望的东西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反思技术、经济学和政治，我们就会陷入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系统，并得出结论，认为去人性化是不可避免的。反对善和仁慈之理想国的论点将无可辩驳，因为我们的争论范围被限制在了“所是”（what is）。因此，不难发现马尔库塞身上的整个马克思主义遗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思想在其争取反抗中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只能产生消极性。只有通过废除这些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思想。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几乎没有指明如何组织革命之后的国家，这一疏忽带来了不小的后果。但马克思至少把他的希望放在弥赛亚身上，即工人阶级，一个纯粹否定的阶级。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弥赛亚。因此，他的年轻读者们既不竭力改变现有的制度（因为这将永远不只是部分变化，因为部分变化影响不到非人性化的特定根基），也不指望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将会胜利，因为他必须胜利。马尔库塞的教导因此与整个学生反抗运动相一致，这个运动知道它不想要什么，但不知道它想要什么。
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他应该成为的人的名义之下，对和他一样的凡人（man）的仇恨决定了马尔库塞著作的情感基调。在对他一次又一次取得的成就和他如今的实际局限之间的差距进行检测的时候，即使我们将人作为一种几乎无限的潜能来接受，这种仇恨依然让我们充满怀疑，因为它是不合理的，除非我们可以在理想的人类出现之处画一条界线。但是，如果这条线是由一场问题重重的革命画定的，这场革命提供一切事物的解决方案，那么马尔库塞的哲学前提就被推翻了。思想永远不会停止超越自身，总是追求渐行渐远的理念的天堂；身体从不逃避生理的必然性，它是爱神（Eros）⑥的居所，而爱神是一切创造冲动之神。因此，凡人，如其此时此地的样子，享度着他的这段恰如其分的时日，毕竟他不会有其他的时日，这样的凡人至少应该取得我们的同情，即使他不会激发我们积极的兄弟情谊。如马尔库塞那样，一个人认为任何国家的公民都是堕落的生物，无可指责的白痴，且只不过是白痴，这就相当于谴责自己具有智力上的傲慢。在美国，这意味着将一切技术视为完整的和不证自明的实存（exist）之物，就意味着只反思其不祥的后果。然而，技术不是凭空产生的东西。它重述了所有的野蛮，所有的生存斗争的冷酷无情，同时包含大量的人类德性。如果技术只是浓缩的野蛮，是否依然至关重要？人们必须永远记住，技术是如何向蔑视它的人们揭示自身——屠杀整个部落，给他们提供感染了天花的毛毯，既明目张胆又半遮半掩的奴役。但是，怎么办呢？如果这是其仁慈的礼物背后臭名昭著的底色，没有人有意识地要求毁坏机器，马尔库塞也没有这么做。至少不情愿地承认（资本主义）机器将人类群体提升到了赤裸裸的生存水平之上是一回事，而不认为任何特定的机器是理所当然的是另一回事。出于这个原因，马尔库塞鄙视普通美国人看重机器的使用，并感激于体制赐给他机器，因为他记得他的父亲或祖父曾经和牛羊一起住在一个单间小屋。毫无疑问，凡人是马尔库塞的天敌，因为凡人不想要任何变化，因为变化会带来威胁夺走他拥有的东西，他会支持那些政治家，他们玩弄对未知的恐惧。
欧洲人对这种冲突了然于心。在欧洲，纯粹、敏感、思考中的人们反对懒惰的大众，而大众需要被拯救，即使这么做违背这些人的意志。如果一个人不想成为他应是的样子，他必须会空悬于恐惧之中。这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诞生，因此，在理论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实际上，有目共睹。美国工人为了面包、拥有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而进行的血腥战斗没有这样的哲学性质。然而，现在，很难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因为不可能自欺欺人，认为年轻人和由肤色所隔离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会站在他们一边。
马尔库塞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却意味着一次澄清，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被那些单纯经营仇恨的反叛者阅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理论毫无兴趣，或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少量理论上的方程式，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通过触摸对方的触须而获得这种等价物。这些方程式可以简化为：“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这种荒诞需要被摧毁。”20世纪上半叶对他们来说似乎太遥远；那时他们还是孩子，或尚未出生。他们不认为历史是生活的导师，此外，他们在学校对历史从来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导师是非理性的冲动（只要有人告诉他们这是糟糕的东西，他们就冷嘲热讽），他们的自我意志是盲目的（就算是盲目的，有什么过错？）。他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新的体制（什么样的？），而是革命行动（政治行动绘画？）。他们说“随它去吧”意味着“让它毁灭吧”。他们需要工作、金钱、面包吗？几乎不。他们的道德冲动是强大的，但道德之外的东西已经被越南战争催化。与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一场普遍的火灾的渴望是自生自灭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他们还记得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将自己排除在人民大众之外，他们认为人民大众是愚昧无知的，因此是一种负担。
他们所渴望的毁灭对他们而言似乎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技术越多，利维坦⑦的神经就越敏锐，而他们想要刺激利维坦最敏感的那些点。触怒它，以便它做出反击，并显示它自己的身体暴力与意图之间并无矛盾，因为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由无知的多数人支持的错觉。很有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是狡诈的历史精神手中的工具，历史精神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更有可能是，他们所攻击的集体身体分泌出了他们，就像分泌一种毒素，从而消融且同化他们，这个身体通过不断消化新出现的激进主义而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
加利福尼亚地震频仍，虽然它们的强烈程度几乎感觉不到。地质学家正预测一场与1906年摧毁旧金山的那场⑧一样重要的地震。它可能在一个月、一年或五十年内发生——对于地壳的位错而言，这些是微小的差异。人们要么看到在断层上建造楼房的轻率鲁莽，这是这块大陆上最深的断层，恰好绵延在海湾边那些城镇底下，要么认识到如此倔强且有教养的美德：如果我们的脆弱和短暂将我们暴露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之中，为什么还要惴惴不安？同样，美国的民主制度保障其公民有权进行颠覆性宣传，从一开始，它就生活在永恒的危机状态中，迫使自己日复一日剧烈转变。只有以南北战争为高昂代价，独立各州的集合体才作为一个国家获胜。这个逃亡者组成的共和国的持久性是非常现代的，它通过变得短暂而具有持久性（由于这个共和国的存在，就像在阿拉伯神话故事中一样，释放出一个精灵，并且必须将它对付过去，才能接着释放出新的精灵）；这种持久性对应于我们的新习性，这种新习性基于这样的知识，即，不仅那么多文明，而且全人类终究都要朽灭。也许所谓的原始人是幸福的，因为危险来自外部，来自敌对的自然，他用巫术之舞祈求这个自然。但他并不值得羡慕。例如，当我看见他的遗骸，在亚利桑那州的图齐古特（Tuzigoot）发现的尸骨，引起我片刻的怜悯。在那个时代，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考虑到人类的异化和对抗人类的魔鬼的无限威力，我难以理解我们的种群如何忍受到现在。这些种群所利用的恶魔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些恶魔也以技术或集体自杀的狂热为形式，乐于减轻我们所生存的地球的负担，这无疑是一场公平交易。
对我来说，人类的迷宫精彩绝伦，使人入迷。此外，我把它想成什么，这无关紧要；我与它是什么关系才至关重要。也许是因为，毕竟，我有一个父权家庭中的童年，我仍然迷信于我所建立的东西。我相信存在这样一种超越界限之上的东西，每一个此种行动都会招致复仇的裁决。不断增加的混乱既不可避免，又充满诱惑，但是，缺少偶尔的某场巨大的清洗、某次巨大的削减，就不可能应付此种混乱。我不知道这一切如何、由谁完成，但我相信，像一只蜘蛛对待一只苍蝇那样，当代流行风尚旨在让我陷入无助，我对此种风尚的厌恶，不仅源于我对过去的忠诚，而且确认了一种反对约束尽失的原则。虽然书籍、电影和绘画所提供给我的大部分信息让我感觉到一种喧嚣而空洞的骚乱，但我不像赫伯特·马尔库塞那构想出一场巨大的清洗。与他不同，我不将愤怒等同于用来抗议不完美社会的纯洁性。当今风尚的标志是愤怒，它直接反对实存（Existence）。虽然我身上有着有许多摩尼教因素，然而我发现这种愤怒粗鄙不堪，我猜测，上帝也不喜欢它。必然性要被克服，唯有时刻牢记它永远不会被彻底克服，而且“有限的经验世界”永远不会停止占据我们的思想，虽然它遭到了马尔库塞的否认、厌恶和嘲讽。他说道：“墙角的扫帚和菠萝的味道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意义。”没有理由对普通人的愚蠢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日常工作和消遣缩小了他们的视野，因为他们不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悲痛于一个由“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凯迪拉克和德国梅赛德斯-奔驰、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古巴、洗脑和屠杀”构成的世界。但是，如何对待疾病和全世界流行病，更不用说死亡的普遍性？人变成了政治化的天使之后，就会燃起针对“所是”（what is）的最神圣的怒火，人们可能假定，人就会拥有一个审判者或宗教裁判所的臣仆的一切潜质。
你顺从了——我听到异议——你接受了明晰态度的失去，你在明晰态度的失去中感到无拘无束的在家状态。是的，因为这有益于我的健康。属于当下——移动，流转，持续的东西可以刹那之间在思想的有形容器中被捕捉到，但它立刻又逃脱，留下空荡荡的碎片。我犯过许多错误，但要比我的熟人和朋友圈中的其他人少一些，因为可以说我已暗自改变，不过是确信了，对于他们的论点与风格，我要用自己的怀疑做出反对（“并非如此”）。我避开了定义（“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因为事物灵光一现，稍纵即逝，一切都不成熟、未完成，必须逐渐成熟，显露形式。人类的迷宫赢得了我的赞赏，因为它发展并表达了起初几乎感觉不到的东西。它也发展并表达了每一个必定消亡的蠢行。将我与20世纪30年代（形塑了我的精神）分开的时空充满了罪行、众多希望的残骸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但这不是全部。有许多门隐藏在墙上，看起来如此浑然一体，以至于你的手在上面摸索却找不到任何表面上的粗糙不平。它们只能在适当的时刻打开：然后，按下一个按钮，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大面墙在其轴上转动起来。我们自己的力量还不太够，必须有一些其他的关联；也就是说，一般的变化必须给出一些迹象，表明现在会发生变化。既然如此，由于在逐步壮大中，人类的迷宫往往会显露自己，我们对意义的渴望就不可能一无所获。然而，为了将比喻继续下去，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另一面浑然一体的墙。即使四处摸索，我感觉到了可能是打开秘密通道的按钮的点，我却没有义务说出来，因为现在时机尚不成熟。
注释：
①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先后在哥伦比亚、哈佛、勃兰第斯和圣地亚哥等大学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欧、北美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左翼学生造反行动”时，他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被誉为“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理性与革命》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的教科书。另著有《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论解放》《审美之维》等。
② 又译为“逻各斯”，希腊语原意为“言说、叙述、理性、定义”等，因此也译作“道”（Word），在古希腊哲学中意味着是宇宙万物的规律、绝对的准绳与人类一切的依归。
③ 这是但丁《神曲》的最后一行诗。王维克译为：“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田德望译为：“这爱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
④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主要诗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后来诗人叶芝等人重编了他的诗集，其诗歌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接着是他的书信和笔记的陆续发表，他的神启式的伟大画作也逐渐被世人所认知。晚年布莱克完成了圣经《约伯之书》的水彩插图和《神曲》插图。
⑤ 指信仰光明、进步和理性等。
⑥ 爱神（Eros），这里指的是小爱神厄洛斯，在柏拉图之后的晚期希腊神话中被认为是爱神阿佛洛狄忒之子。在早期古希腊神话中，他诞生于卡俄斯，是一位参与世界创造的神，是爱欲的化身。
⑦ 《利维坦》（Leviathan）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于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利维坦”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怪兽，在本书中，霍布斯将利维坦比喻成强权的国家，其中，主权是它的灵魂，官员是它的关节，奖惩是它的神经，财富是它的实利，安全是它的事业，顾问是它的记忆，公平法律是它的理智，和平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
⑧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发生于1906年4月18日清晨5 点12 分左右，震级里氏7.8 级，是美国历史上主要城市所遭受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当时政府捏造死亡人数只有478 人。如今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在3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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