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蛮

　　我们公司楼下有两个吃饭的好去处：往东过了天桥，临着街的叫永安巷；往西一转，和公司所在那条街直直并排的是福来街。

　　我读书的时候记忆力就不是太好，基本属于丢了西瓜还丢芝麻那种的，唯独是记吃的格外牢靠。和朋友约好去哪碰面，要是说路名，横纵太长，说地标呢，还要绕出些个东南西北门，于我而言，又是新一轮的智力考验。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些指路方式，繁琐中还带有些隐晦的侮辱。可要是说，哪回吃过什么东西的那个地方，就是闭上眼睛顺着味儿也能摸过去。所以这一街一巷，那可是熟得不能再熟了。

　　这两处地儿很有意思，也各有自己的特色。相较之下，永安巷的名气要大上许多。凭借“永安三宝”，拼得了本区美食榜首的美名，引得多少人闻香而动。有一回在一个螺蛳粉店里，我就碰到了一个小护士。她只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所以她不得不违背健康就餐原则，一边计算时间一边吃得飞快。当然同样在计时的，还有门外跟随她从三个街区以外的医院门口共享过来的屎黄色单车。

　　其实不论是螺蛳粉、臭豆腐或是烤鸭肠，任意一样都是很不错的食物，可当它们凑一块儿，实在是有些重口过头了，很难揣测美食评委的本意是不是让大家一次性吃掉这些东西。不过这些算不上失误，也丝毫不影响街上的长队。其他两家没有堂食的店面，螺蛳粉门前不得不支起小方桌，大树下、后院里，撑起因榜首名头带来的热情。还有些探头探脑的小鬼在队伍里排着，他们从隔壁小学放学的路队里放出来，瞬间又融了进去。有些是母亲答应了一起来吃，有些单纯是没分清队伍。此时，因这所小学入驻被拓宽的永安街道，又回到之前巷子时的状态，忙碌，拥挤，水泄不通。

　　福来街则在老旧居民楼和临街商铺的双重挤压下，越发像个巷子了，一条街上全是盲点，看不到头。当你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凭感觉认定下一秒会转到另一条街时，门框边上又会出现那张熟悉的蓝色门牌，福来街××号。要说起来，福来街上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特色头牌，完全是因为把哪一家评为之最，都会招来其他饭馆食客的嘘声，可真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所在的就是最好的，细琢磨起来也是未必。哪家不是扛过了食客百般刁难的嘴巴，一口一口地吃出来的口碑？

　　福来街就是这样见惯不惊，整条街都有着岁月雕琢的痕迹，因为历史积淀而傲慢和沉着。但也并不是因此而毫无分别，粗粗能分成三段。前半截儿的街口，左一家鸡蛋灌饼，右一家胡辣汤铺，两个小店每天生意红红火火，热气升腾。在这里居住久了，是不大有强烈的时间观念的，什么时候备下的大锅盛空了，什么时候早餐才算真正的结束。

　　紧接着是两家卖炒货的门铺，隔得不远，斜斜地对望着。这两家又不大一样，门头高的那家机器也高，用的是无烟翻炒。另一家则蜷缩在一联两间的矮房子里，挂上门脸，显得更矮。同事常说的“街里那家没有这家炒得好吃”的“这家”，就是这家了。这家的机器又矮又旧，开工翻炒时发出巨大的噪音，果壳被搅动起来的灰落得哪里都是，机器上橱柜上，还有矮小的老板身上。他从屋里钻出来，站在一堆装满干货的簸箕前，迎着太阳跺掉身上的灰尘，丝毫没有违和。

　　老家的楼下也有一个这样的炒货铺，家里年节待客要用的干果都从他家买。我幼年时就有这样的疑惑，炒货铺的房子都这样矮，是为了炒货铺专门建的矮房子还是卖炒货的专门找到了矮房子才决定留在这的呢？至今也没能有一个答案。被老板掸开的灰尘，先是向上飞了一会儿，后又落下来，下雪一样均匀地铺陈在簸箕里。同事吃完他家的瓜子，嘴上是灰手上也是，“这家”铺子好吃的秘籍，或许就藏在这些散落的灰里。

　　还有一家窗帘店。福来街的人不懂什么定制不定制，窗帘都得是先选好布料花样，再上家去量尺寸的。她家的生意并不常有，我来上班好几年，从没有见过那个压花机器动起来的样子。它看起来很像是裱字画时托芯那个环节的装裱机，宽大的台面，上面带着会滚动的卷轴。也或许只有午饭时间才经过的原因，我对她家的印象只有堆在门口的、每天换着花样的及人高的窗帘布，和同样摆在门口红色塑料凳上的永远单调的清汤白水面。

　　紧挨着的一家烟酒副食杂货铺，借着潮流的名头，叫作老马鲜生。乍听不像是随便能进的铺子，实际上每天成交量最多的就是七块的红旗渠嘉年华香烟，在几年前，它还只卖五块钱。除此之外，构成他家消费群体占比最大的是中段一所小学的孩子。当“00 后”成为老师，他们会怎样管理课堂我不清楚，但在杂货铺里和学生一起抢零食，追忆他们刚刚溜走的童年，在福来街倒是常有的事儿。

　　学校和老马鲜生中间，隔着两间小酒吧，是在一个转弯处。一间是精酿啤酒，一间是调酒。两家的营业时间刚好岔开，啤酒屋只开白天，它的门是锁起来的，收银、出品，都通过同一个大窗户。墙面下方罗列着各式各样的啤酒罐子，一共三层，刚好是窗台伸出来的宽度。啤酒可以打包。选择不打包的人，就在这小小的窗台跟前慢慢地喝，这里是可以把福来街前段和中段尽收眼底的。不过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这的人很难有这个情致，他们大多是男士，点上一杯啤酒，刷着手机。专等放学铃声响起，举起杯子灌进肚里，笑逐颜开地喷着粗气，微红着脸接下了孩子的书包。父子之间难诉的亲情在小学时就已现端倪。女士们则不必，她们和孩子有与生俱来的亲近，简单的问询或是抚摸都可以。

　　调酒的小酒屋门前有两节小台阶，或者说，在同一水平面上，它比啤酒屋往后退了两个台阶，再加上窗台伸出的那一截儿，错落上更有了层次美感。为了缩小这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是为了将这种空间美学发挥到极致，小酒屋的门口先是分别摆了两大盆招财树，又从房顶上伸出些葡萄架子。叶子顺着藤蔓向外伸展，还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爬山虎，紧紧地贴住墙皮儿，活像是从前街窗帘店搬来的印花纹布。门则又退上一个台阶，窗户用的是南北朝时期直棂窗的样式，不过没有挂帐幕或是帘子，用的是单向透视的毛玻璃，像是嵌在墙里。每次路过，上面都有一个小木牌，写着今晚几点营业，请电话预约。不知道老板的电话有没有响过，也不知道整条街安静下来时，小酒屋里会有多热闹。可它总该抚慰过一些个在这个大家挤破脑袋拼命往前赶的时代里失意的人吧，我猜。

　　对面是一家网红火锅店。在店还没有装修好的时候，我已经刷到了店面的成品图，以及一个极拗口的名字，并且记到现在。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手段，借助网络，基本上消除了地段差异，甚至越来越呈现出地段繁华程度与受欢迎度成反比的怪异现象。经常有人会以驱车数十公里来彰显某网红店是多么值得一去的宝藏小店，而极少有人质疑原本就是小店在选址的时候选在了近郊的偏僻巷落。至此，我已经分不清网红这个词的词性了。

　　同样也在学校对面，毗邻火锅店的是一栋两层带院的房子。它拥有两扇巨大的红色铁门，门口张贴着房东电话。房子正在对外转出，大概无论是出租或是出售都可以。从院子里落满的枯叶和斑驳的墙皮不难看出，为它找到下一个人家是多么仁慈的决定。我们无数次路过这栋房子，每次同行的人都会发出想要买下它的感叹。其中也包括来探望我的好友，她居住在一个四线以下的城市。对于旁人，我是不好开口询问的，但我们二人无需顾忌许多。我问她出于怎样的心态发出如此感叹。她回我闹中取静，快节奏里能有这样的地方让自己慢下来，不容易。我没有和她辩证这种想法的可行性，只是又问她，为什么不直接选在小城。她思忖了一会儿才告诉我，她在小城也买不起，因为口袋空空，嘴巴才能放风。

　　此刻的我站在学校旁的菜市场门口，准备找一家店解决午餐。这里是看不到前街的，饭馆里热腾腾的香气和一声撵过一声的吆喝，裹缠着后街的铺面。正午的阳光照在菜贩子的手上，她用一个扎了洞眼的塑料瓶往菜上淋水，不停地翻动着它们，以期那些娇嫩的阔叶菜始终像刚摘下来时那样新鲜，悬翠欲滴。尽管此时早已过了菜摊一天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也还是会零零散散地卖出一些，其中不乏应客户要求临时出来买的店家。我就曾经执意要吃一种青菜——如您所知，那是我们老家往围子餐桌上的当家菜——那家和善的老板娘花两块钱买了一把，十块钱卖给了我。菜摊前也有捧着白色塑料袋，边吃边走马观花似看的，偶尔腾出一只手来回翻几下，嘴里嘟嘟囔囔地走向下一个摊位，菜叶子上留下肉夹馍或是油馒头明晃晃的油水，以及不常见，但确实有的一个抽着烟的阿姨。她并不东张西看，停在路的当间点上一支香烟。烟盒看着很眼熟，但不是福来街，也不是她这个年龄会抽的款式。她抽着烟，径直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有时选择太多，反而会成为一件让人为难的事儿。我依然没有想好在这个有一些暖阳的冬日吃点什么。那家有着和善老板娘的餐馆？公司里的聚餐大多是在这家店的，六个人的话八个菜肯定是吃不完的，人均不过十几二十块钱，实在不能不算是物美价廉。最受好评的就是她家二十块一条的黄河大鲤鱼，先用油炸了，再裹上糖醋汁儿，端上来时还带着造型——浇汁儿从高高翘起的尾巴上滴落在白色盘子里，绽出娇艳好看的红。可那是很多人一起吃才有意思的……煎饼果子肉夹馍，四川小面串串香，或者麻辣香锅烤冷面？都不对，从我一家家走过去却没有停下就说明了。那么，就只剩下热干面了。

　　它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一家店。既然有了前缀限定的这个曾经，就足以佐证如今的局面。开店的是我老乡，他家与往围子只隔一条小河，做的是原汁原味的地道家乡味儿，和这边全是用芝麻酱泡得像胖大虫一样的面条完全不一样。他每天等顺风车从老家捎来用麻油盘好的面条，全使红油给它调香。我曾像个疯狂的销售般兴奋地把这家店推荐给身边的同事，以及我的那位好友。有次她来找我正值双休，我们仍旧坐了地铁过来吃。我固执地认为大家会像我一样喜爱这个味道，却忽略了我所追寻的家乡的味道，对别人来说并不也是如此。所以他的生意一日淡过一日。

　　直到前几天我去的时候，店里仅有我这唯一的客人。老板头也没抬地去后厨做面，兴许他没认出我来。可就在之前他还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在翻新店面，会增加一些家乡的特色菜，到时候让我带同事们多来吃。面我没有吃完，默默付了钱。他告诉我面涨价了，要十块一碗。我依旧没有作声，再给他扫过去了三块。他突然问我，你最近怎么不带同事来了，你看我刚装好的店面……他的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埋怨，好像这店面是为我而装的。我无比庆幸当时戴着耳机，假装没有听到，离开了那家店。sorry，我不能绑架别人跟我一起喜欢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哪怕是一碗面。

　　想到这里，我打算回去，吃泡面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阳光大好的冬日，只要是热乎乎的食物，想必都会让人产生莫大的满足。于是我掉头朝公司走去，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小铺面，它就躲在菜场的后面。许是新开的吧，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我一步步走近，它没有门头，甚至没有名字。只在门框上方拉了一张红色的塑料条幅，上面写满了它能卖给你的所有东西。最中间的手擀面和焖面字样特别大，不知用的是明黄还是拿坡里黄，看上去更像是婚庆典礼上“恭贺××× ××喜结连理”的滚动字幕。灰青色的铁板门锈迹斑斑，上面的粉笔字掉得快要看不清了。房檐下的蜘蛛网结了一层又一层，与那扇老旧门上随时会掉下来螺丝完全不同，它结实地负担着上面那只足有巴掌大的蜘蛛。这个八条腿的怪物在网上东奔西走，似乎急着为它正名，一直以来，是我无视了它。

　　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从中间隔成两半，里面是厨房，外面是餐厅。屋里坐着一男一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男人胡子拉碴的，穿着也不甚讲究。第一眼以为他穿的是深蓝色的毛衣，不过翻出来的特别靠近大臂的那一小段却揭晓了它真实的颜色，是起码要亮上五六个度的浅蓝。他手上在择菜，面前放着一个红色塑料带洞的沥水篮，我们老家叫它笊篱，里面已经装了大半篮深绿色的长叶菜。门口正对着过道，我看到他的一条腿伸出来翘着，脚尖指向隔壁桌子的女人。女人坐在那里抽着烟，像刚刚在街上碰到她时一样。我十分能确定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时看到了我，因为我们此刻的表情如此相似。

　　两人的谈话并没有想要终止的意思，男人——也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招呼着问我吃点什么，然后迅速接起了刚刚的话说下去。我觉得自己好像那个见缝插针的针。这也没什么不好，只是觉得自己的打扰有些不合时宜。我问他，有砂锅吗？老板说，整面墙上就只没有砂锅。我于是又抬起头，重新看了一遍墙上的菜单，一共十八道。早知道进来之前先去买两注彩票了。最后我要了一碗烩面，那个女人对老板说她也要来一碗。然后解释似的冲着我说道，就我一个人，不好叫人家动火，谁吃啥我就跟着吃点就行了。我也点了点头，她其实没有必要向我解释。

　　我在老板对面的那张桌子坐下，和他们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生活中我们常认为的最稳定的形状。在心理学上，经常把这个位置认定为时刻保持防御的一方。当然，作为当事人，我可以更为深刻地解析这一行为：店里总共只有六张桌子，三张一列，他们两人各坐了一列。所以不论我选择坐在哪里，都会形成一个三角形。再直白点说就是，我们一共三个人，除非我坐进谁的怀里，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街上的光亮被门前的菜摊遮住，照不进来，整个屋里只有一盏灯，被划分在厨房那一半里。老板坐在紧挨着厨房门的那张桌子旁，一直把手里的那把菜择完，起身准备要去后厨，灯光才跑到前面一些，落在了他腰间浸满了历史的厚重的围裙上。他站在隔断的墙前，那里放着一个食材柜。他从每个篮子里取上一些，围裙却没能随着他上下翻动，即使是他将掉落在地上的粉条再捡回篮子如此大幅的动作。

　　女人却不看他，把之前没有说完的话题又捡了起来，也不管我知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她对着我说：“人可不能摔跤。摔着了，躺下可就再也起不来了。”我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却并不想搭话。她应当也觉得自己讲得很有道理，点点头继续说道：“更不能感冒。三五年不进医院的人，突然感冒了躺下了，肺立马就衰竭，人很快就不行了。”

　　我在她的道理前像个没道理的听客，因为我并没有附和她，也没有展现出听下去的强烈兴趣，只是木然地看着面前桌子上的一只苍蝇。它起飞的姿势甚是优美，降落得也很自然。它原本跟人类就是近亲吧？

　　“就我妈，就我妈。”她伸着胳膊招呼我听。我丝毫不怀疑，如果坐在她旁边，她的手就扒拉到我的肩膀上了，“我妈在医院住了六年，我看了她六年。”一个感冒住了六年？我开始怀疑她话的真实性了。“有一天，俺妈隔壁病床上住进来一个老太太，就是感冒了，要住院。我记得可清楚，她是头天下午进来病房，第二天上午转出去的，第三天就进了ICU。”听到这，我倒不怎么质疑故事的真假，反而是担心起她的精神状态来。正常人哪有这么编故事的？

　　“老太太住进来的当天晚上，就糊涂了。一会儿指着天说我要吃馒头，刚蒸出来喧乎的馒头。一会嘴里说着我不吃，手上抓起一个梨——那梨，还是我买给俺妈的。八九十岁的人，一分钟不到咔咔啃完了，就剩下个核儿。”女人连比画带说。烟夹在她熏黄的手指上，兀自燃烧着，托着长长的烟灰。“还有更邪乎的，她指着我后头说有个小孩儿。那可给我吓得不轻，我头都不敢扭，叫她别胡说。她非说就在我背后。她那会子，能瞧见不干净的东西了。”为了让人信服，她极力还原当时的情景。昏暗的前厅里，我只能看见她脸上那双被黑眼仁占满的杏核眼，遮蔽在某种情绪之中，空洞无神。

　　“她家的姑娘还厉害得很，总是凶人家医生。那医生又是个面瓜子，人家凶起来，他就手足无措，不知咋办好了。”她注定认为在她做了手势之后，我一定在认真倾听，就那样自顾自地讲开了。她的嘴周围长满了皱纹，皱巴巴的沟壑，面部却光滑得看不出年龄。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吃饭，我也是嘴巴不停，什么东西都要拿来讲一讲。母亲安静地听，不厌其烦地回复我，哪怕是诸如我今天少吃了一口稀饭这样无关紧要的废话。从我离开家乡，我们颠倒了位置，她变得唠叨起来了。偶尔打来电话，说不了几句我就想要挂掉，或是把生活的不如意通过电话转嫁给她。似乎，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

　　“我问那闺女，你妈感冒发烧，怎么住到肾科来了？她憋了半天才说，是找了人的，人家安排的。我跟她说，老年人得病，不能大意，赶紧给老太太转走吧。她压根不知道多严重，硬是让老太太挺到第二天，说了一夜的胡话。她也顶不住了，才转走。出了门，哪个科室都不敢接了，直接就进了ICU。这才知道感冒能有多厉害！”天！她这逻辑，到现在我才扯白清楚。感冒不是死亡的充分条件，这分明是有病乱投医嘛！说白了，和是不是感冒没关系，砸了脚捂脑袋，哪哪都不挨着。

　　老板终于端着面出来了，在女人又点起一支烟之后。我注意到，从进来，不，从在街上看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她手中的烟就没有断过。眼见着刚点着，猛吸了几口，还剩着好长一截，她再拿出一支新的，把剩下的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仿佛那燃着的烟头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她不能忍受黑暗，哪怕只有片刻。又或许，她点烟时，火机呲溜烧过烟头那一刻，能让她得到片刻的安宁。总之，她坐在的桌子脚下，已经扔了七八个烟头了。一锅只出一碗面，我让了。但女人朝我举了举手中的烟，说：“你先吃吧。”我才看到她抽的是小目标，大约十六一盒，流行在福来街之外的一种香烟。倒是很配她纹丝不乱挽起的发髻、齐整干净的衣服，以及腕上满满当当的首饰。我只能看着老板把面端到了面前，拿出浸在汤里的大拇指，在那块密不透风的黑色围裙上把它擦干净，回到厨房去做下一碗。

　　不得不承认这碗面的卖相是让人满意的，如果是外卖，看到这样的成品我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回购。老板把烩面扯得很细很薄，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多了，尽管买的是一样的面片，手上的功夫却是买不来的。面上头片了几片牛肉，还撒了一些碎香菜，颜色煞是好看。我看了一眼筷篓里的筷子，还是选择了一次性用具。尽管它不环保，但我需要说服自己过去心里这一关。上下一翻搅合匀了，里面还有海带千张，以及粉条。只是不知道刚刚掉到地上的粉条，是在我的碗里，还是在下一碗里。就是这样，我压根不觉得它可能会躺在垃圾桶里。

　　“我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信了他的话。我明明感觉他心脏是有问题的，但是信了他，没把他送去医院。”她又继续讲起来。我不知道她说的“他”是哪个，是她的母亲吗？但我不会问，我向来都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兴趣。

　　但是我很快知道那不会是她的母亲，因为她说：“我每天都很注意他的。我白天要去医院看俺妈，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今天咋样，有没有摔倒？有没有摔倒？要是摔倒了，就得赶紧去医院。之前隔壁家老白的嫂子，就是摔了一跤，肺衰竭死了。”我想她可能是真的糊涂了，刚进来的时候，她说的是人感冒了会肺衰竭，听着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怎么这会子摔跤也能摔出肺衰竭了？

　　“妮儿，你不懂这哩。”我想她的故事应该讲给过好多人，也被人质疑过，不然她怎么知道此刻我十分想要反驳她。“她是摔着小腿了，那有穴位，俺们俗称叫‘人的第二心脏’。那个血栓，不到十五分钟，就从小腿直直跑进肺里了，人当场就死了。”我将信将疑地打开百度，确实是有这种说法。我有些为自己的妄自推断感到羞愧，而她还在继续说着。“俺老头之前是脑血栓，我花了好多钱才给他治好的，就是走路颠颠簸簸的，真是生怕他摔了。所以他再烦，我也得问他今天摔了没有？他忘性大，万一忘了就大麻烦了。我还老是跟他讲，你要是走不动了，哪怕前头是泥地，你待在那里或者打里头滚过来都行。衣服脏了好洗，人别出事就好。可千万千万不能摔！”

　　或许老白家嫂子摔死了这件事儿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毕竟是亲眼看着一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死去，仅仅是因为摔了一跤。也或许是经历了一次差点失去丈夫的恐惧，才让她更加恐惧。她在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明显地罩上了哀伤情绪。那情绪正具象为烟雾，从指尖飘过她的脸，紧紧地将她缠住，久散不去。

　　“有时候说多了，他还烦。他说街上邻居见到他都只会说别摔了别摔了，好像成口头禅了，还不是因为我天天这么说他？你看看这叫什么话！他还说梦里头走路碰见一条小狗，打他旁边过的时候，都会突然开口对他说，别摔着了。可还是有这么一天。”她新点上一根烟，猛地吸了两口，用手把烟拂散了，好像努力把自己从烟雾里拽出来，“我千防万防，这一天还是来了。”

　　我停下手里的筷子，盯着她手里的烟，觉得是到故事的高潮了。我的心率突然加快。

　　“他还是摔了。”她忽然朝我摆一下手，好像是想阻止我说话，怕我打断她。我赶紧把自己的目光挪回碗里。

　　“邻居们给他送回了家。我那一天都特别紧张，给他倒水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睡觉之前都在问他到底有没有不舒服？他说没有一点事儿，我还是不放心啊，我说骑车带你去医院看看吧？妮儿，你不知道，他是最讨厌听120 的声音，他老说那一声一声的，是催他的命。”

　　“他一声不吭钻进被子里，翻了个身，不搭理我。妮儿啊，打他瘫了，我就没见他翻过这么利索的身儿。”她又点了一根烟，火苗差点烧到眼睛，她也没在意。“到了夜里，他突然坐起来，围着床转了几圈儿，又上床睡了。我想着这是不对了，赶紧叫了救护车，送的路上人就死了。我怎么就信了他的话？摔跤了，就得立刻去医院！”

　　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悲伤着她的悲伤，该说句什么话安慰她一下。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我即使已经进入到她的故事里，还是有一种抽离的感觉。她的丈夫最终还是死了，像她一直害怕的那样死去了。但在她的叙述里，那死好像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而这个过程将会无限期地反复出现。她像怀揣着一部电影，维持着那样的叙述姿势，陷在自己的回忆里。

　　直到老板把她的面端上来。“不过我闺女说，那是她爹的命。”她闺女的话一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陪着她度过了好些个日子。那份遗憾直到现在都没能完全释怀，只能靠复述来开解自己。“这些年，可能他自己习惯了。可在外人的眼里，一个跛子，活得多艰辛。”她说完这句，踩灭了烟，呼呼噜噜开始吃面。

　　老板又坐在笊篱前，拿起一把长叶菜，问她道：“老白家的大嫂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是啊是啊，死了好几年了。不过也应该，她们那帮人下三着呢，打个麻将净玩些手段把戏。”她吃着面，头也没抬。

　　老板没接她的话，好像同意了她说的“不过也应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近人情，即使打牌有点下三儿，也罪不当死吧？然后我听老板又对她说道：“以前总觉得老白的脾气怪，他那个儿子比他还要古怪些。”中国人说话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提出一个两人都感兴趣的话题，绕到自己想说的话上。福来街的人与别的地方不同的是，真要是绕不上去，也就直说了：“前两天我看到老白接送他那小孙子，叫他儿子好一通呲哒。”“哪来的道理！帮他接送孩子，还得挨他的骂？”她端起碗来喝碗底的汤，最后半句话淹没在汤里。

　　老板刚要说些什么，屋外来了一群人，三四个小青年，要吃饭。老白家的故事该留给他们去听。

　　我付完钱出来，听见那个女人对老板说：“你家门口的台阶可得注意，容易摔着人。”话音还没落到地上，我从最后一节台阶踩空了，差点没摔个屁墩儿。

　　对面的一个小裁缝铺里，凳子上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小男孩，他的校服裤子在老板娘的手里。大概是挂破了，不敢叫家长知道。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初中时我们学校的凳子还是木质的，流转了好些年，用来固定的钉子时不时就会在凳面上探头。每次母亲把补好的裤子扔给我时，总是告诫我这是最后一次，再弄破就只能穿破裤子上学。放学时我依然不负众望地回到家，带着我的破裤子。不是没放在心上，我每次坐下的时候都很认真地看了，确保钉子是没有起来的，只是防不胜防。这种情况在我读高中时才得到改善，因为那时我住校了，不必每天因为裤子被耳提面命，反而没有再被挂破。所以坐在那里的小朋友，不必难过呀，谁没有经历过不敢面对家长的时候呢？我在心里悄悄对他说。

　　太阳还是那么让人舒服，店铺的排风扇齐刷刷地运转，香味儿争抢着福来街有限的空间，往行人的鼻腔里窜。我戴上耳机往回走，在上电梯的时候，睁大眼睛看看有没有一个台阶，抬高了脚跨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