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查尔斯·伯恩斯坦 著

　　杜琛 陈锡生 译

　　

　　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1950年出生）是美国当代先锋派诗人兼文学理论家，语言派诗歌（Language Poetry）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唐纳德·T·里根荣休讲席教授，曾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诗歌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6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著有40余部诗集、论文集和诗歌理论著作，编辑、出版了众多诗集和论文集，在500多家杂志和期刊发表过诗歌作品。荣获古根海姆奖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创意写作奖金等奖励及荣誉，并在2019年荣获博林根奖。

　　“哦，宁愿？嗯，是的，怪词。”

　　—— 梅尔维尔《书记员巴特尔比》

　　美国诗歌从一开始就受到审美反自由主义和审美正义之间不可调和冲突的困扰。审美正义是在寻求审美时对道德规范的抵抗，这里，审美被理解为反设事实的一个暂时、不定的区域，这些反设事实允许可能性、反思、强化的感觉，以及猜测，也就是我所说的形而超学诗学探究。

　　当直觉偏好比合理化原则更胜一筹时，审美正义便会发生。

　　将挑战非享乐主义合理化和表达规范化现状的诗歌判定为“精英”诗歌，这是裹着左翼外壳的右翼臭弹。如果用是否通俗易懂这一具有传染性的标准来作为检验诗歌的标准，那么，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审美探索就会得不到其应有的合法地位。给精英和普罗大众所传递的原初信息是他们不仅缺乏超脱这一标准的思想和经验，而且，超脱这一标准的思想和经验还会对他们的本土主义身份构成威胁。道德表达主义对审美的压制，剥夺了身份认同的多重可能性，仅仅在名义上对关于表达和自体再现的传统思想赋予特别优待，同时积极否定超乎常规的身份认同、欲望、恐惧与困惑。这种道德规范有违于诗歌本身作为杂合文体的这一“使命”，是对纯洁性的崇尚，对真实性与“灵性”的虚伪言辞的崇尚。

　　我在这里所说的“古老的敌意”，响应了北岛与诗人里尔克之间的共鸣，并不存在于伟大诗歌和平凡生活之间，而是更为鲜明地存在于诗歌和日常生活之间。那些表面上过着最平凡生活的诗人，都创作出了非凡诗歌。而且，残酷的现实是，那些过着动荡生活的人往往没有写诗的意向或机会，或者，当他们有这个意向或机会的时候，他们的诗歌可能会喜忧参半，由经历而产生的创伤与激励并存。糟糕的诗歌既可能来自那些似乎遭受过痛苦的人，也可能来自那些似乎未遭受过痛苦的人（而且，不论是似乎遭受过痛苦的人还是似乎未遭受过痛苦的人，都有一门共同的艺术）。

　　艺术是不公平的。

　　那些我们希望成为最好的人，而且理应成为最好的人，却往往事与愿违。最糟糕者创造出了一批最棒的诗歌，然而，他们的伟大艺术创作并未弥补他们的残酷，反而加剧了这个矛盾，在他们的成就上投射出惊心动魄、恶魔般的光芒。

　　在但丁的世界里，作为异端者，我可能会永远受难（也许我正在受难）。但丁美丽的三行诗并没有让我所受到的难有多大缓解（我宁愿把我的那本卡瓦尔坎蒂的诗集带入烈火中）。我憎恶但丁的君主至上主义和宗派基督教至上主义，但喜欢他由此而创作的音乐。

　　诗歌并非是对原本就“无法补偿的生活”的一种补偿，这使得其成为诗人和读者的有力慰藉。但是，诗歌会因其自身的困扰、动荡、委屈、欣喜若狂、孤独凄凉、生离死别、绝望——平庸或滑稽、极端和危险而使日常生活备受折磨。

　　不管怎么样，我提出了一个虽然残酷但也具有解放性的幻想：诗歌与其创作者的生活经历是割裂的。本人弱弱地认为，诗歌体现的不是创作者的生活经历，而是作品本身这一审美体验——无论我们多么抗拒这个象征性的现实，多么衷心希望把诗歌看作是创作者苦难（或者喜悦、羞怯等）的延伸。

　　诗歌和自传的关系是借喻性的，而不是具象性的；用符号学奠基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的话来说，这种关系是指示性的，而不是像似性的。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在历史语境和语境中来看待一部作品，而非其作者的话，那么，我们这样的对待方式，无论怎样都不为过。歌手成为歌曲，但正是歌唱让这种蜕变发生。

　　悲剧可以激起愤怒或悲伤，以及在这二者之间（和之外）的每一种情绪，但是它不能成为诗。尽管生活艰难，但还是产生了诗歌，虽然诗歌同样也是艰难生活的结果。

　　太多东西都依赖于怨恨。

　　我想要的那种诗歌的愿景，是它对现实的拒绝，哪怕它根本做不到。

　　美国人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对个人经历的叙述，而不是一首诗的审美特征，比如泰德会议演讲和“真实生活故事”。我承认这些偏好比我的偏好更有分量。但是我的痴迷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不同而已，正如对我的攻击所说的那样，是不受欢迎和不时髦的。我想要的那种诗歌，也是我的那种诗歌，就好比穿着不匹配的袜子和有污点的领带出现在舞会上，还以为这是一个集会。

　　诗歌可以被当作具有虚构性和象征性（修辞性）的创作来加以解读，并且以辩证的方式来对照日常生活，而不是代表日常生活。这使得与诗人里尔克产生共鸣的北岛，所激起的古老敌意，也是艺术自由的愿景。

　　欧希普·曼德斯丹在1937年，即他在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高峰期去世的前一年，展示了这一愿景：

　　如果他们胆敢将我像动物一样对待

　　把我的食物扔在地板上

　　我不会沉默或压抑剧痛

　　而会写下我可自由书写之事

　　将十头公牛拴于我的嗓子

　　在黑暗之中移动我犁一般的手

　　然后带着这份收获的沉重倒下

　　出于复杂化的目的，北岛通过他的文章，让读者意识到了幸福生活与杰作创作之间显然不可能具有相关性，尽管我们可以将诗人兼哲学家卢克莱修发展后的伊壁鸠鲁哲学视为对这种观点的反驳，并将他的杰作《事物的本性》作为证据。也许我在本文所提出的乖张、有悖常理的观点是一个即使不一定拥有幸福人生，但也比大多数人拥有更多个人和经济保障的人所进行的报复或者拥有的特权。

　　伟大的诗歌憎恶安全的空间。在唤起读者对诗歌和安全之间的“古老的敌意”的关注时，北岛指出了不同政见、内部冲突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压迫在诗歌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我和他都关注抵抗，即诗和世界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可能意味着各种不和谐相处：艺术家和家庭、社会、上帝之间的古老敌意。然而，我想要的那种诗歌不仅反对团结和群体认同的表达，同样也反对自言自语式的抒情。

　　大多数美国诗人和诗歌领域的官员会认为这些奇异的反对立场等同于自断职业生涯。他们嘲笑和讥讽那些走歪门邪道之人。他们应当知道，那些赞同国家、宗教或群体的伟大诗歌要比那些不赞同的诗歌要多。

　　任何政治情结，“左倾”、右倾、中庸或反对，都可能成为循规蹈矩的牺牲品。循规蹈矩是大多数诗人、诗歌老师和权威人士的目标。审美正义仍然与堕落或颓废联系在一起，并与不断更新和改进的规范化相争，这些规范化打着对群体团结赞同、群体认同和道德规范的幌子进入了以往有关不同政见或背有污名的领域。

　　如果我们看重的不是诗歌，而是诗人像似化的生活经历，我们就好比贬低了诗人的作品，对其雪上加霜。怜悯（或其“近亲”同理心）取代了敬畏，虔敬战胜了幻想。

　　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待艺术不仅是过时、保守或反动的价值观问题，道德规范也可能成为对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正义呼吁的基础。审美正义并不像反律法主义者那样逍遥法外，它超脱道德法则，正如诗歌让我超脱自己，将我的灵魂撕成涟漪。审美正义是其他各种正义的基础，但它并不为它们服务。它的活动范围具有虚构性或象征性，必然与日常生活相悖。

　　也许我已经尽我所能地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意味着也包括了我不幸福的成分（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我看起来脾气暴躁吗？做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是诗歌的精髓吗？

　　为什么不和谐相处呢？

　　我宁愿不。

　　因为我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