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说及江南，人们最先想到的总是水——那纵横交错、丰沛发达的水系，昭示着生命的源头、文明的肇始。就如黄河、长江孕育了煌煌的中华文明一样，众多的江南水系也一定参与过文化的滥觞，编织过文明的经纬，造就过历史的绝响。作为江南水系中一条重要江河的曹娥江，又怎么会缺席这般精彩的聚会呢？如果说，乡愁就是一个人离开了某个地方总会不断想念的一种情感，就是家乡的味道、故土的情结、精神的依托的话，那么，曹娥江就是我的乡愁，它扎根在我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在浙江东部的宁波、台州、绍兴等沿海地区，有三座颇具灵秀之气的名山，呈“品”字形巍然耸立。其南部是以天台山为主要区域的天台山脉，东面是以宁波、余姚、上虞为主要区域的四明山脉，而西侧则是以绍兴、上虞、嵊州为主要区域的会稽山脉。正是在这三座大山的交界处，一条大江蜿蜒而出，这也就是浙江省的第三大河——曹娥江。曹娥江干流发源于金华市磐安县，自南向北流经磐安、新昌、嵊州、上虞，于绍兴三江口汇入杭州湾，全长193 公里，流域面积6046 平方公里。属钱塘江水系，是其最大的支流。通常将嵊州城关镇以上河段称为上游，嵊州城关至上虞百官段为中段，百官以下为下游。

　　一条逶迤曲折的曹娥江，一条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几乎找不到踪迹的江流，却因为它滋养、哺育了彪炳千秋的诸多文化名人，促进、助推过文明的发酵、生长，因而其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版图上赫然在目。曹娥江无疑是有故事的，行走在曹娥江两岸，那幽静的大山深处，若隐若现的村落，蒹葭苍苍，风情丛丛，像是故事的发生地，众多故事都等待着我们去打捞。

潮水托起孝女曹娥

1990 版《上虞县志》附录《上虞县名考》一文，有《水经注》引（晋）《太康地纪》：“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又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曰上虞。”《汉书?地理志》有云：会稽郡有余姚上虞两县，皆置于秦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因舜姓姚，号虞，故名，与舜姓姚氏虞相吻合。因了传说上虞是舜的故乡抑或虞舜后裔的封地，因而曹娥江原名就叫“舜江”。自从出了孝女曹娥，后人为纪念她的孝德孝行，便改名为“曹娥江”，并专门为她造了一座“曹娥庙”。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曹娥庙是绍兴最不褪色的一抹亮点，它的背影一直晃动在曹娥江水的皱褶里。

　　曹娥庙，位处绍兴市上虞城区曹娥江西侧。庙顶中间镶嵌着的那面镜子，在太阳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似乎正向前往参观者讲述曹娥“投江寻父”的孝德故事，传递着她代表日月光芒万丈、照耀众生的教义。我知道，在全国众多的庙堂中，曹娥庙无论年轮抑或规模，怕都难以跻入前列。然而，其声名与日俱增，响遏行云，只是因为曹娥的孝德。

　　《曹娥碑》记载的是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碑文虽仅仅只有442 字，但“彰孝烈”其情其旨自溢于言表。如果用现代汉语解读之，我们便能谛听到这样一个凄美动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孝女曹娥是上虞曹盱的女儿，他的祖先和姬姓周王朝有着共同的血统，只是年代久远，迁居到上虞后就被人们遗忘了。曹盱不但有边打击乐器边唱歌的艺术才能，而且还能和着曲调在祭祀仪式上舞蹈，使神高兴。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的端午节，正是民俗祭祀潮神的日子，迎神的船队由曹盱指挥，船逆着江流行驶。这一日风急浪高，主祭船被浪打翻，曹盱落水身亡，人们许久都没有打捞到他的尸体。曹娥当时年方十四，她在江边大声哭喊着寻找父亲，一直寻至第十七天仍不见父尸，便投入江中。五天后，曹娥抱父尸浮出水面。也不知为何，从汉安、永嘉（永熹）到元嘉辛卯都没有人向朝廷呈报彰扬曹娥孝迹的奏表。后上虞县长度尚主持追悼仪式，并在悼词中说：孝女曹娥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这个知礼贤德的女子的音容笑貌使人难忘。曹娥呀，你本来住在江水的北岸，一家人和睦相处，可还没有来得及施及笄之礼，就失去父亲。苍天啊！没有父亲你依靠谁活下去。你向神灵诉说心中的悲伤，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投入江中，你怀着不怕死的勇气，所以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投入浊浪滚滚的洪流之中。是啊，孝女在波浪中盘旋漂流，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起来。江浪载着她的身体，有时候被沙滩搁住，有时候又漂到水中心，有时候跟着激流快速漂移，有时候又被波浪追赶。许多人对孝女的死悲极气咽，泣不成声，哀悼的人阻塞了大路，悲痛的场面惊动了遥远的皇城，好像当年的哀姜哭市，崩塌了城墙一样。有的人为此对着镜子剺面，或在江边呆坐，直到潮水涨时也久久不愿离去。曹娥呀，你的孝道是如此的美盛，远远超过了你的同龄人。有哪一个大封国的人们，礼仪人伦教育得这样好。更何况你出身低下，好像长在破屋中的杂草，没有人扶，它自己挺直；没有人砍削，它自己萎谢。看中原大地，没有比你更出众的孝顺儿女。但愿这块碑石千秋万代，永世长存。真的太痛惜了！将曹娥的孝迹刻在碑石之上，作为从此留在人世弘扬孝道的开端。为曹娥建庙修坟，使她岁岁年年都能享受祭祀。显扬她的名声，使之在华夏大地发扬光大。孝女虽然生前低贱，但死得高尚，为许多百姓家庭作出了榜样，花落虽早，但又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呢？美丽漂亮的孝女，永世配为神灵，就像尧的女儿已化为湘夫人一样，为子孙后代仿效学习树立了榜样。

　　《曹娥碑》的文字虽简洁却生动，读着读着，不由得让人遥想起当年曹娥江两岸人们祭祀伍子胥的盛大场景。是的，那江水与岸石亲密相拥发出的拍打声，间或由逆流的潮水与上流的江水相互顶托发出的浪击声，总是引领人们去猜想并还原当年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细节。其实，对于后人，真正重要的并非当年曹娥江上迎潮神的场景有多热闹，曹盱落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是曹娥“投江寻父”的果敢行为。须知道，其时的曹娥，身份虽然卑微，然而，恰恰是因了其的毅然“一跃”——没有丝毫的彷徨，没有丝毫的怯弱，只有无泪的怆然，只有决然的孤行，在孝德的历史长河里曹娥的行为终究定格成凄美的优雅、永恒的美丽！真得感谢《曹娥碑》，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曹娥“投江寻父”的故事，更给我们解读曹娥的孝德留下了无限的联想空间和丰沛的诠释空域。

　　想当年，因了曹娥的孝德感动了四周乡邻，人们便用最隆重的仪式，将父女俩分别入棺安葬，并在她“投江寻父”的江边建造了曹娥庙，把原来的渔村改名叫“曹娥村”，又把“舜江”改名为“曹娥江”。每逢曹娥救父的五月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二日，曹娥庙里都要举行七天的盛大庙会，以寄托人们对孝女的哀思。于是想及，历代帝王对曹娥孝德的褒旌，也是有着极其广泛的民意基础的。否则，曹娥的“投江寻父”的故事怎会久久流传于今？过去，我一直不解为什么古人喜好造庙。到访过曹娥庙以后，我方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与其说，后人是要给前人造庙，倒不如说，是后人为了给自己造一个血脉绵延、传承赓续的精神驿站。事实上，过往真够资格被造庙纪念者，除了帝王和英雄豪杰，也还有像曹娥这般在某一方面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于是乎，当朝廷与民间、官令与民意合而为一、良性互动时，曹娥庙显然成了人们存放乡愁的陈列馆，安放灵魂的栖息地。是的，不论是谁只要趸拥着一份虔诚，走入曹娥庙，我们自能充沛地感受到一种无可替代的孝德、孝行膨胀发酵的氛围。一张张精美的壁画，就是对曹娥孝行的生动再现；一簇簇精微的雕刻，就是对曹娥孝德的热力烘托；一轴轴精妙的楹联，就是对曹娥孝心的绚烂升华；一幅幅精湛的书法，就是对曹娥孝举的华美定格。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细细谛听，我们仿佛能够感觉到曹娥的存在——曹娥的脚步声以及心跳与呼吸声，似乎正从壁画里、雕刻处、楹联上、书法中透射而出，悠长绵延而又含蓄、内敛……于是觉得，虽然曹娥已远离我们而去，可她并没有走远，她就在我们身边，且每时每刻都在给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以温暖的浸润。

　　君不见，世上有多少风物，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况千年流光，岁月如洗！然而，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千载流传的故事，让一些古迹遗存也成了一个进入历史风情的渡口。曹娥庙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几经兴废，屡经重建，现建筑为1934年重建。曹娥庙面朝曹娥江，背依凤凰山，坐西朝东，占地6000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840 平方米。从外观看，曹娥庙与其他庙宇相异无几。然而，因了曹娥“投江寻父”的故事，以及庙内因壁画、雕刻、楹联和书法“四绝”与之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更兼与《曹娥碑》有关的摸碑、题碑、问碑、解碑、书碑、读碑的一个又一个隽永故事的锦上添花，终令曹娥的孝行闻名遐迩，千古不衰，以致曹娥庙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庙”。

　　一条流经浙江上虞的舜水，因为在其和煦温润的臂弯里，曾经收留过一位为孝殉身的女子而改称曹娥江，并得以青史留名。我深为自己是曹娥的乡人而自豪，每每徜徉于曹娥江边，我便会油然默读《曹娥碑》。而看曲曲折折的江湾，便想到了曹娥当年在江边跌跌撞撞寻找父亲的行踪；观一碧江水，更恍如看到了她那颗纯纯真真的孝心。曹娥之举，可谓孝感动天。光绪末科状元、民国时任中国图书馆馆长的刘春霖有一副刻在曹娥庙内的对联，更把曹娥的那泓至孝情愫倾诉得可歌可泣：“百行孝为先至性感人余热泪，大江流不尽夕阳终古咽寒涛。”

　　孝德，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孝德本身就像一条河流，亲情之溪，亲乡之河，亲国之海，流淌着的是一种同样质地的水。古人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该是一致的孝行吧？孝女曹娥“投江寻父”之孝行，为以后历代封建帝王累加敕封，硬把她标为“三从四德”的典型，自是为愚弄人民、维护自我统治地位服务。然而，从另一个侧面窥视，亦可知孝与忠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是的，几千年来，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忠与孝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多民族封建集权的格局下，忠孝既是哲学、伦理准则，又是宗教信仰准则。多民族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忠孝既是思想保证，又是组织保证：政治组织为忠，家族组织为孝。忠与孝便是古代中国团结、教育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教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一家的孝道与国家的治道有机地联系起来。“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之位，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这里忠与孝已交织在一起了。

　　拂去封建糟粕的尘埃，我们似能发现这样一条定理：侍老尽孝者，多能敬业勤业、“精忠报国”。是的，《曹娥碑》的香火，熏陶过一本本古代的线装书；曹娥江的流水，养育了一位位后来的上虞人——汩汩流动在曹娥血管里的那份至善至美的孝德因子，因为它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而非满足感官刺激的，它是以平等的视觉让你去感知，而非以居高临下的视觉来对你告知的，因而更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可比可学。如果说，曹娥是上虞的一份骄傲和自豪的话，那么，拂拭曹娥刻下的历史刻度，仰望曹娥留下的孝德坐标，在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前程里，传承曹娥孝德，也自成为当代人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曹娥江，一条诗性之江，它从大山出发，曲曲折折，奔奔波波，流到了曹娥庙门前、“舜耕”群雕脚下，然后又在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墓道的岩岗峭壁下，绕了一个小湾，挟带着风声与豪笑，直奔钱塘江口而去……独自漫步于曹娥江边，我都会深情地眺望曹娥庙，而一遍又一遍地重读《曹娥碑》，前尘往事便如滔滔的江水沿着记忆的裂缝流动起来，而流动的最丰沛、最恣意的便是孝德，便是无数令人敬仰动容、感慨不已的孝行。

“指石”顶托“东山再起”

江南的景致，风和日丽，有千种妩媚明艳；烟雨迷蒙，亦有万种凄清婉约。曹娥江畔，尤能牵动游人记忆的神经，开启游人澎湃的心扉。当你到达曹娥江与剡溪江的汇集之处，通过那块从山岩逸出江面的“指石”而眺望成语“东山再起”之地——东山，你会突然觉得时间亦变得暧昧起来，只是那一瞬间的凝固，迷惑了多少人对晨昏更替的拷问，亘古即在此刻，千古不朽的一幕幻化在了你的眼前。

　　西晋末年，一支浩大的人马携辎负重、风尘车马，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一路逶迤向江南进发，此乃因永嘉之乱随西晋皇室南迁的阳夏谢氏家族。作为一个名门望族的阳夏谢氏，当年何以要选择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东山作为南迁的终点，自古以来，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有说“远避政治中心”的，东山离东晋皇都建康（今南京市）有五百里之遥，离辖郡会稽亦有百里之远，实乃“世外桃源”；也有说“交通便捷”的，东山在今上虞市西南部上浦镇境内，西濒曹娥江，对交通主要依靠水路为主的南方来说，曹娥江可谓四通八达；更有说“深造有所”的，当年东山上有寺，偌大寺院，高深学问的长老多多，自是修心养性、深造求学的好处所。或许上述三个方面该是谢氏家族选择东山而居的理由，或许只是其一，或许都不是，而是其他别的原因。其实，谢氏家族何以选择东山归隐的缘由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定居东山后的谢氏家族随着西晋的南迁而愈益光大。继东山谢氏的始祖、一代硕儒谢衡官至西晋国事祭酒后，谢衡的孙子谢鲲、沙裒官至太常卿，玄孙谢尚又官至镇西将军。而更让谢氏家族无上荣光的，是公元320年降生的谢安，其一段东山再起的史诗，令谢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

　　出山以前的谢安，虽然早以白衣名士的身份闻名于东晋朝野，并于二十岁那一年因东晋开国贤相王导之邀到宰相府中做过短短数月的“佐著作郎”，但不久便称疾归隐东山，与大名士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遁等过起了“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的隐居生活。他还参加了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著名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咏诗抒怀，演绎出一阙千古佳话。隐居期间，谢安除因扬州刺史庾冰的敦逼、荆州刺史桓温的盛邀，先后到庾、桓两府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外，一直以栖迟东山、远离庙堂、韬晦自处为乐事，他甚至顶住了朝廷下令“禁锢十年”不准出仕的巨大压力，继续以悠游山林、诲导子侄、谈笑风生为快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东山再起”以前的谢安，近乎遗世独立之人。

　　人至半山腰，回望近在咫尺的曹娥江，突然觉得其一夜间就失了枯瘦之态，丰丰盈盈地溢流着。站在亭中，居高远眺，山脚下那“指石”依然，其雄踞江边恍如高人指点江天。对岸一块若隐若现的沙洲，溪江环流围成琵琶形状，与“指石”逼真地构成了“指石弹琵琶”的情状，故又有“江南第一指”和“会稽琵琶洲”之称。相传当年谢安与会稽高僧墨客在此石下弹琴下棋赋诗作书，留下了许多佳话。

　　稍稍收回些眼光，临江崛起的一块大盘石又突兀在我的视线里。据介绍，这便是有名的剡溪钓石，又称谢安钓鱼台。钓台之下，渊潭藏鱼。鱼是“太傅鳊”。史载，此鱼“头尖身扁尾似扇，眼红鳞白无腥味”。谢安出东山贵为宰相后，还常思“东山鱼”，这当是后话。如果有心，在这块具有神奇色彩的盘石上细细寻觅，便可发现一些大小不一、形似木屐的脚印迹。有人说，是谢安当年留下的，信乎？

　　钓鱼台也好，“谢安屐”也罢，它们自是见证了谢安闲隐山林而不出仕之意。综观古代隐逸之法，不外乎三：一者深居山林，如唐尧时，居箕山的许由、巢父；二是静坐水湄，如处渭河而设钓的周公太望、悬丝饵鱼的梁仁昉；三者自娱山水间，如汉严光。都说“君子求隐，反致成名”，谢安的东山之隐，虽说是“避难逼隐”的又一种隐居形式，可又何以不合乎上述规律？

　　或许，在谢安远不是为了个人扬名，但既然是“避难逼隐”，又何以甘心被逼？又何以甘心安逸悠荡？透过谢安那表面的放荡，何以不能窥见那颗忧国愁民之火热心？

　　东山之上，曾经彩轿翩翩，载着文人雅士，托着红粉佳丽。而今已是风流云散，声息早无，湮入了岁月的烟尘。惟古树健在，惟古道依然。

　　当我们一行来到两垅山脉相抢处，扑入眼帘的是一块平地，四周由蔷薇花织结而成一洞穴。原来，这里曾是谢安邀歌伎“丝竹歌舞”之地。我们久久徘徊在洞穴门口，附近的一草一木好似已被我们读熟，洞穴的寂静则如同翻开的线装书。那带着清香的芭蕉和翠竹，那铺展在地的菜薤以及悬挂披载的青藤，都在雨中显示出历史远去的痕迹，侧耳谛听，似乎偶尔还能听见幽深含混的笑声或是低回迷离的吟读。想当年，谢安对朝廷的征召不闻不问，不应不至，恍若自己早已与世隔绝。什么君君臣臣，他都抛至脑后，携妓相游，可谓优哉游哉！“伟哉谢安石，携妓入东山。云岩响金奏，空水滟朱颜。兰露滋香泽，松风鸣珮环。歌声入空尽，舞影到池闲”，诗人孟浪的歌咏声色摇曳。然而，作为江东新一代青年名士领袖，朝野普遍看好的谢安，岂可长此风流？姗姗来迟的顿悟，终于出现。史载，一天，有位姓李的歌伎突然问谢安：“谢公，要想救国安民，必先做到什么？”安答曰：“必先积蓄其德义。”李曰：“德义不厚却想救国安邦，乃‘伏而舔天’也！”说罢，刎颈倒地，血溅花叶而死。谢安悲痛至极，抱李仰天长啸：“安不如一个纤弱女子也，羞矣！”自此以后，谢安废丝竹歌舞之习，除肉林酒池之嗜，日策马于崎岖山道练骑，夜博览群书运筹帷幄于油灯之下……李白当年寻迹至此，写下了“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的诗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当年登览东山，也写下了“几更梵宇勋名在，不与蔷薇一样残”的赞句。

　　从蔷薇洞再往上登，便来到东山国庆寺，这里是块山巅平地，四周早已为青青翠竹簇拥。谢安当年苦心经营的“明月堂”“白云轩”“两眺亭”等许多名胜古迹，大都不复存在，但断壁残垣历历在目。寺院左侧有个曲状的池子，是谢安为洗木屐而挖掘的，名曰“洗屐池”。池不大不深，但池水冬夏不枯。过国庆寺遗址有一山塘，塘周古樟、麻枥遮日，塘边有一碑，上书“始宁（东汉曾设始宁县，东山一带是上虞县与始宁县交界处，归属始宁县）泉”。青绿雾罩下的始宁泉，终年流水汩汩，四季不竭。有水则绿，无水则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灵人杰，正是这青绿清甜的水土养育了谢安这出类拔萃的青绿本色，孕育了谢安旺盛不衰的气象，以及其不甘心于庸碌度过一生的胸襟。

　　谢安在大自然里陶冶情操，其胆识，其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气度，早已为人们所识。《世说新语》载：“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突然转急风，谢安才慢慢地说：“如此将何归邪？”驾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难怪编者云：“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而时任宰相的司马昱一番话，更让人们有理由相信谢安的智勇豪爽。他说：“安石既与人同乐，必肯与人同忧，召之必至。”这位后来的简文帝对谢安的看法果然是正确的：既然能与大家同乐，亦必然与人同忧；一旦国家有难，召他必然出山。

　　谢安其时屡辞不就，到底出于何因，从史书上似乎很难找到答案，而其最后的出山，倒是让人明白了个中缘由。步入中年之时的谢安，面对东晋政权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面对时人的期待，又兼其兄豫州刺史谢奕的去世，以及其弟中郎将谢万因北征失败被废为庶人，谢氏家族确乎需要有一个新的人物出来支撑局面。于是，年逾四十的谢安，重步仕途。

　　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明帝的女婿征西大将军桓温来请谢安做他的军府司马。《世说新语》中生动地记下了谢安出山时的场面：“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至此，谢安以“世道未夷，志存区济”慨然应诏。谢安东山再起之后，历任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中护军、尚书仆射、中书监、录尚书事、司徒等职，迅速登上辅政的地位，施展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他“镇以和靖”，维护皇权，重振朝纲，阻止了朝廷重臣桓温的篡政意图。同时团结各大士族，平衡各派势力，广纳贤士，减少了内耗，稳定了统治秩序。谢安还致力于改革内政，废除了度田收租之制，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招募流亡江南的北方子弟组建北府兵，加强边境防御。无疑，谢安的一番表白，谢安的一身才气，谢安的践诺行动，早已化作世人对其毋庸置疑的信任。

　　当我们来到墓地，但见墓地周围长满了萋萋青草，不过守护墓地的那几棵古松却老枝苍劲，昂首云天，为整座墓带来一地凝重而爽朗的绿荫。那“晋太傅谢公墓”碑虽已斑驳尽显沧桑，但在我却是那样的肃然起敬。雨帘濛濛，似乎梳理着历史，似乎诉说着往古。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八十万军队大举南侵，一时间狼烟遍中原，烽火燃苏皖，东晋朝廷危在旦夕——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胜者一时的骄横所酝酿的却是日后的惨败。时年六十三岁的谢安临危受命，出任征讨大都督。如果说，谢安的出征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出征更多的是基于谢安的深谋远虑和拳拳报国志。面对北方强敌前秦，深知一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战争不可避免。而国家要战胜强敌，除了必胜的军力外，还得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并以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于是，改革税制，革新政治，施行廉政措施，便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了。

　　秦军声势浩大，晋朝京师震怒。在野草迷岸、浊浪翻滚的淝水河边，谢安亲率八万“北府兵”，起用弟谢石、侄谢玄、子谢琰等一批足智多谋、满腹韬略的年轻将领，以逸待劳，智战骄兵，创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淝水大捷。

　　一千六百多年前，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苻坚八十万大军，在宁静的江淮平原席卷起一片冲天胡沙的时候，坐镇八公山下的谢安是怎样的一种意气和仪态呢？秦军被战败，前方送来驿书。其时，谢安正与客弈棋，接书匆匆一扫，随手放在床上，继续下棋，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神色。客人问：“你看的什么书信？”谢安徐答：“小儿辈遂已破贼！”当下完棋回到住处时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真可谓“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宋朝诗人叶梦得“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这首《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让我们重睹了当年谢安的一袭风光英姿，恰似复活了一段辉煌激荡的岁月，吟诗者进到了时间隧道的那一头，滴血的金戈铁马仍壮人的心魄。是啊，曾经的一介东山钓隐，一旦放下手中之竿，换上一面令旗，竟使得千军万马势如破竹，霸横天下，真叫天下钓徒目瞪口呆了。

　　淝水大战的胜利，不仅使一度惊恐万状的东晋朝廷和江左百姓转危为安，南北朝局面进一步定型，并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保护了江南的文化传统，也使谢安及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其时京城建康盛传一时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即改为“谢与马，共天下”。后人还把谢安比作管仲、诸葛武侯，是东晋中兴的功臣，是民族英雄。

　　然而，从来功臣多招妒，遗恨宿命总系身。史书记载：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安位高招忌，奸佞构扇，为避祸，携家出镇广陵，拟俟时局稍定，由江道回故居东山。适遇疾笃，遂回京师建康。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卒。谢安死后赠太傅，谥文靖，“葬埋南京，裔孙为酬祖上‘东山之志不渝’”之夙愿，迁埋会稽东山。谢安之于东山，自是情有独钟。其出仕并身居高位，但对隐居多年的东山仍一往情深，不能忘怀，以至于耗费巨资，在东晋的首都南京附近“固筑土为山拟之，寄怀欣赏”。至此，亦不难理解，其子孙何以要迁葬于会稽东山了。

　　从浙东曹娥江畔东山之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隐士，到安徽寿县淝水河边驰骋疆场、指点江山的战将，谢安以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中国士大夫由隐居山野、轻薄红尘到出仕济世、建功立业的风流豪壮的神曲。谢安墓，或许是其告别世人之后最后一盏温暖而苍凉的明灯，在这幽幽的东山上，它连同那个“东山再起”的骄人故事，自是成了谢氏家族，不，东晋真正雄起的见证者。

江湾筑就“峰山道场”

言及“峰山”，其实它只是一处平原孤丘，位于绍兴上虞百官城郊。说是山，其实不高，海拔40.3 米，远远望去恰似一个低矮的土墩，“峰山道场”就坐落于此。没有参天大树，没有奇峰秀岩，目光所及，无非十数棵松杉杂木，最能引人注目的是道场的十余间小屋、二进三开间殿宇和山上一尊半身石佛。千余年前，这里还是面临曹娥江的一个江湾古渡口，却曾因建立过一座辉煌历史的“峰山道场”，并且与日本国的佛教结下了师承渊源的不解之缘，于是而声名远播。

　　走进“峰山道场”，透过历史的帷幕，我总是感念那苦难的岁月，那些朦胧在岁月尘烟里的人物潜藏着圣洁、肃穆的韵致，是他们虔诚地把佛法像一粒种子那样撒在了古越这块土地上。而此中的流脉，因了日本一个叫最澄的法师的浸淫而日渐丰沛。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19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欧风美雨”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越人古多淫祀，对自然物莫不祭祀崇拜，故自然宗教流传甚早，汉时始有佛教、道教活动。佛教中有一句术语，曰：“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说的是，中国佛教自汉朝白马驮经而来，而到东吴赤乌年时建邺建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一开始，佛教是在中原一带流传的，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之际，佛教和越地不能说没有关系。东晋政权在今天的南京，当年的建康建立，佛教开始南移，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们才有可能相继来到江南建寺。

　　南北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痛苦的年代，一面是血腥的战争，一面是渴求宁静的心灵。皇族和门阀纷纷投向佛教，南齐与梁时，佛教甚至被奉为国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菩萨，就是梁武帝萧衍。作为南朝的属地越州，正是在这时候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杨广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又笃信佛教，正是在他的王朝中，又促进了南北禅宗合一。盛唐之时，佛寺多多。虽有唐武宗发起的“会昌法难”，但这只是一次短暂而又激烈的毁佛运动，很快就随着武宗的去世而宣告结束。

　　隋唐，越州佛教兴盛，高僧云集，高丽、日本诸国来华僧人多至境内名刹求法，一时成为江南佛教中心。“峰山道场”的诞生，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亦是其所以跻身江南著名道场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越地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是啊，尽管在不断矗立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峰山道场”正日益减弱着其当年的巍峨和轩昂，但其终究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新古越大地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

　　“峰山道场”之兴盛，正是隋唐越州佛教兴盛时期。然而，因非取名寺院而是道场，故有人误将此“道”与彼“道”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不是。佛教是虔诚崇拜，望立地成佛；道教是虔诚炼丹，渴求成仙。佛教与道教弘扬佛法、传道之所，名称各不相同，佛教是寺院、道场，道教是宫、观、道院。佛教的道场，自可追溯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皈依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这大约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出现“道场”两字，自此道场为佛地风行。然而，寺院与道场，也有一定的倚重，恍如现今大学与研究院所相似。教学场地是大学院校，研究之处为院所。寺院与道场亦是如此。《绍兴县志》载“南朝，绍兴佛教理论兴起，出现慧皎、昙斐、洪偃、惠举智永等一代佛教理论家”，“隋代，境内佛教始有新教学、新宗派建立。高僧吉藏于嘉祥寺对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学说进行研习，演讲达十五年之久，创宗立说……隋大业二年炀帝皈依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从中不难看出，道场有研修佛学、宗立说之功能。

　　“峰山道场”，其与佛有缘，佛迹厚重，一定程度上，怕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要知道，峰山在当年会稽东岳之西，是明州（现宁波）至越州的水陆中转码头。而翻阅隋唐时期地图，则可一眼看出会稽东岳至峰山路能直达。明州至越州水路有百官渡口，接近峰山。而天台国清寺至峰山，则可由剡溪经曹娥江亦能直达峰山。陆路骑马坐轿或行走均可，明州经驿亭驿站可直达百官渡口而至峰山，越州从郡治至峰山由古栈道直达。从山的本义出发，峰山自不能与普陀山、天台山相比，然而，其享尽地理之利，借交通之便，自佛缘广结，佛迹颀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诚乃此之谓也。

　　峰山有幸，幸在与佛有姻；与佛有姻，姻在与大师有缘。据《显戒论》《显戒论缘起》记载：顺晓和尚居“镜湖（即现在的绍兴鉴湖）东岳峰山道场”。宋代以前，鉴湖区域东侧直抵峰山。东岳便是鉴湖东端之山，“峰山道场”是顺晓和尚修研佛理、传授佛法的地方。

　　说到顺晓和尚，便须提及日僧最澄。唐贞元廿年（公元804年），最澄和尚随第十二次遣唐使入唐至明州求法。先在明州景福律寺学习，后转赴台州临海，在天台山佛胧寺（属天台宗）学习。其时，天台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并与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等一起，纷然蔚起。天台宗渊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而盛于唐。该宗自称是与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玄朗、湛然等祖一脉相承。该宗思想，虽说肇于龙树，实则启蒙于北齐慧文。而其创始人则是身处陈隋之际的四祖智顗。智顗于南陈太建七年（公元562年）率弟子20 余人居天台十年，故以“天台宗”名。该宗奉《法华经》为经典，以智顗所撰《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依据，所以亦称为“法华宗”。该宗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日本僧人最澄到中国学习天台宗，回国后，被天皇封为“传教大师”，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后天台宗在平安时代（公元784—1192年），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此是后话，暂不赘述。

　　且说最澄和尚，在天台学一家之法门，并取得法华真经后准备回国，由于遣唐使在长安办事未回，明州刺史郑审则接待他，得悉最澄已学得天台一派佛法，郑便告之，还值得去越州学习密宗佛法。最澄一行接了明州度牒，乘舟经宁绍运河抵达曹娥江，即峰山，幸遇时在“峰山道场”弘法的顺晓和尚。

　　密宗出于印度后期佛教中与显教相对而言的密教，由唐玄宗开元中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翻译传播而成。其时，顺晓向最澄传授了密宗佛法的“两部灌顶”和部分“种种道具”，并介绍其去绍兴龙兴寺寂照和尚处购买了其他一部分“种种道具”……

　　随后，最澄带走了102 部（115 卷）密宗经书和道具、法器，从而令自己在中国取经之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了还愿，也为解思念之苦。数年后，最澄法师重回峰山。然而，终究是物在人离，一股莫名的沧桑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见不到顺晓大师，最澄的心情自是沉郁寡欢。让什么来表达自己对大师的忆念呢？用什么来表达对这块曾经造化自己的佛地的感念呢？此刻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开山凿佛的念头，于是鸠工觅材，历经风雨，在峰山上凿就佛胸像。

　　佛胸像，仍然是“峰山道场”众多长满了历史的苍苔和敲戳着文化印痕的构筑中，最令人缱绻、最使人感慨以至块垒于胸久难释怀的所在。

　　去“峰山道场”拜谒，拾级而上，在峰山山顶东侧崖壁上便能看到这尊佛胸像。佛胸像依山开凿，通高3.4 米，其中头高2.3 米，周长6.1 米，肩宽3.3 米。发髻高踞，宽额广颐，身着圆领通肩袈裟，法相庄严，透着一种王者之气。修长的秀目微微俯视，恰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交汇。丰满的面庞上，嘴角略翘，两唇稍厚，微含笑意，倒也透出点古朴与豁达。所有这一切，交织出一派雄伟庄严气势却又不失睿智与慈祥。尤其让我不舍离去的是它那恬淡静穆中所显示出的一种无喜无悲、无思无虑、无欲无忧的宁和纯净心态，一下子就荡尽我内心中的浊躁与不安，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

　　因为年代久远之故，以及后来人为的破坏，佛胸像自不能如当年那样鲜亮、光彩，但最澄其情其愿早已深深嵌入其中，却终究未能被风吹雨打去。细细回味，这不也是最澄鉴因如果，避恶趋善，净化生命本体，发扬人性光辉的结果吗？最澄再次离开“峰山道场”之时，虽有惆怅，但亦释然。那尊佛胸像，恍如一枚记忆的火漆，将思乡（第二故乡）的情感牢牢地册封起来，永不褪色。

　　佛讲缘，缘无时不在，缘无处在不。1996年，浙江省旅游局的何思源赴日本考察中，于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偶然发现最澄曾到过“峰山道场”求学的踪迹。回国后，省旅游局组织专家和宗教人士，从古水利学、密宗史与地方史志等研究入手，并在绍兴、上虞一带踏勘山峰数十座，最终才得出上虞的峰山确是最澄受法地的考证结果。尔后，日本天台宗宗典编辑所所长野本觉成又数次率队来上虞“峰山道场”进行考察，最后获得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召开专门会议的共同认可。

　　1999年5月，这是一个让世人共同铭记的年月。由日本国佛教协会会长、天台宗座主渡边惠进为名誉团长的天台宗朝拜团一行240 多人莅临峰山考察朝拜，渡边惠进还题写了“传教大师最澄峰山受法灵迹碑”。碑既立于峰山之上，便再次令曾经千年寂寞的“峰山道场”再现昔日的辉煌。站在“峰山道场”之巅，极目远眺，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日本的学者井真成。十九岁那年，他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了中国。公元734年，他在长安去世了，他把自己的身体永远托付给了中国。唐玄宗得知消息，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有一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一千二百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说得多好啊！“峰山道场”不亦记载了中日佛教界的盛事，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历史吗？笔者曾去过日本，一路上遇到过大量的日本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忘记了唐代，没有一个不歌颂友情，没有一个不谴责战争，没有一个不企盼和平。而今，我们重读最澄及其“峰山道场”，亦是出于一样的心愿：和平和友谊，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往事如烟，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步出“峰山道场”，千余年前的一桩一件，都历历在目。只是发端于中国的天台宗，以及早自成体系的密宗，在跨越不同时空以后，亦须对各自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正确阐释。要知道，这些传统佛教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和平等方面是有益的。与时俱进，自同样适用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它们都可以发掘各自教义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不同的贡献。

墨韵镌勒“天香藏帖”

《天香楼藏帖》虽无皇家之光晕，然作为私家刻帖，则实属首屈一指，魅力永存。其魅力既源于《天香楼藏帖》主人的历史担当和文化自觉，也源于曹娥江、大运河的“穿针引线”。正是曹娥江、大运河，带给了《天香楼藏帖》主人无论遍访书法名家、搜寻书法精品还是邀约镌勒工匠、采购名石佳材终以巨大的交通便利。而一旦得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他怎能不成功呢？

　　说到刻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宋太宗时所刻的10 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不错，这些刻帖携皇家风威，自能光照四野，晻晹私家刻帖的——即便像《天香楼藏帖》这一为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因未能幸沾皇家之边，兼以身陷乡野，故一时难于声名鹊起。

　　因为帖需置于室内或镶在壁上以供观赏摹习，所以，其形式比较单一，一般是长60 至100 厘米，宽30 厘米左右的标准石材经过精工磨制而成。有时，为了帖本装帧方便，而将书法作品安排成一个个局部，使帖本可以装订成一个统一的规格，以方便携带流传。作为一种特殊形制，这也恰恰是其魅力所在。有科学研究显示，人的双眼平视时，最舒适的视界是落在竖短横长的符合黄金比例的矩形之内，并且视角在120 度，这大体与碑帖张开的角度和长宽比例相合。想一想吧，如若没有刻帖，后人怎目睹摹习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等巨擘书法的风骨神韵？又怎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的存在？

　　说到《天香楼藏帖》，则不能不说及天香楼主人王望霖。王望霖，清代乾、嘉年间人，字济苍，号石友，浙江上虞梁湖乡人。由太学生捐“中书”。平日喜读书藏书，尤喜吟咏，现存诗稿四卷。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有书数万卷，并建“天香楼”收藏。与此同时，王望霖的深情还体现在各种义举上，他对地方公益非常热心，周济百姓一向毫不吝啬，诚如其长辈为其所取之字“济苍”的深意——救济苍生。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上虞县志》记载：“王望霖，家富饶千金，一举施济不吝，尝董筑沙湖塘、无量闸，为一邑保障。捐设社仓，建文昌阁及太平桥，置义塾、义田、义冢，以惠里族。”其实，细细想来，王望霖刻帖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投入更大、惠及人更多、传之更长远的文化公益吗？饱蘸公益之心，自令王望霖对《天香楼藏帖》这一公益做得更欢实、更精到、更彻底。

　　书写，是汉字的艺术实践过程，是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面对汉字，我们何以百看不厌？就因为汉字造型美观，结体和谐，赏心悦目，散发着美的气息。而书法，恰是书写汉字的法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就是在汉字“书写”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书法艺术，作为一代又一代不断综合传承不断创新发展，“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且融入个人意趣，体现书家文化修养和造诣的产物，其被镌刻入碑而得以永久流传，也是情理中事。对《天香楼藏帖》而言，哪怕选用的是太湖石，其与翡翠、白玉、黄金、精铜相比，也不见得太过名贵，但一俟以石为材、以刀代笔，经了艺术家的精心、精湛、精致的凿刻，始点石成金、脱胎换骨。

　　有道是，文人文房，向来翰墨一体，诗画同心，书香墨香相和而不相分。王望霖自不例外，他广收历代名家墨迹，钩摹镌石，汇集《天香楼藏帖》。该碑刻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至道光十五年甲子告竣，前后历时四十年。此碑刻共200 余方，现尚存100 余方，分《天香楼藏帖》《天香楼续刻》《诒晋斋法书》《刘梁合璧》4 部分共12 卷，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101 位书法名家190 幅共计40000多字的墨迹。其时，碑刻就躺在天香楼，在王望霖的精心呵护下，它便恍如躺在了世外桃源里，没有尘嚣，没有污染，没有破坏，静静地就像睡着了的美人儿。

　　《天香楼藏帖》中的书法名家，可谓多矣，且各具神采，这不能不说是其不同凡响之处。有称为“明末四书家”的邢、张、米、董的书法，有称为“吴门四子”的唐、祝、文、周的书法，有绍兴青藤道士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有孟津痴仙道人王铎的“凤林戈未息”的草书，有户部尚书上虞倪元璐的“思母给献汝弟”行草书法，等等。细细观赏这些书法，或笔法遒逸、古朴老辣，或生气勃勃、灿若晨星，或雄强浑朴、俊逸奇纵，或雅逸娟秀、精正中和。而这又何以不归功于藏家之严、刻家之精呢？要知道，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纤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究其实就是一次艺术的再创造过程，刻石的匠工若没有深湛的刻石技巧不行，没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的修养不行。是的，在精心选择将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以后，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便成了王望霖的下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经人介绍，他终于找到了摹勒刻石的一代名匠仁和（今余杭）的范圣传，并重金聘请他领衔主持刻碑事项，同时又请了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自然，王望霖自己更是成了不是住持的住持，不是顾问的顾问。因为在他心里，没有比刻碑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不是因为他投入了太多的资金，而是因为艺术呼唤他叮嘱他，要求他必须对艺术负责；历史召唤他苛求他，要求他必须对历史负责。可以想见，四十年里他对勒石刻碑的现场不可能不管不顾，除非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置抑或有重要贵客需要接待，吃喝拉撒睡以外，他自己把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乃至每一秒的时间都倾注到了这唯一重要的事项上。“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可谓明证。是的，他的生活早就和石头融合在了一起，或者说，他已然成为另一尊活的石头，沉重而踏实，沉静而秀雅。更可想见的是，其时勾描轮廓的每一笔、抡锤凿刻的每一次，都重重地落在了他的心里。谁都知道，镌刻书法是一件不容出错的艺术，一笔凿错便有可能前功尽弃，这也就是工匠石刻都要秉一颗虔诚之心，保持清净和平静、心无旁骛、聚精会神的道理。是的，唯有从神态上保留了书法不同的原貌特征，从神韵上凸显了书家各自的精气，才能让王望霖心悦神安。史书上虽并未有他对工匠勾勒石刻不满的记载，但我相信，一个对书法艺术如此痴情痴爱的人，不可能没有不满意、不认同而令返工重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王望霖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便无以有《天香楼藏帖》的问世。

　　《天香楼藏帖》，终以藏家校勘之严、刻家用刀之精而让后人叹为观止。正如中国书画理论家、书画家、中国美院教授王伯敏所言：“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帖中如刻文征明、唐寅、董其昌、莫是龙等的行书，点划不苟，飞白处，得虚中有实之妙。又如刻祝允明、王铎、陈洪绶、笪重光等的行草，均于撇捺刚柔中，相得益彰。其妙绝之处，尤见秀逸。凡此等等，都是使这套藏帖比之‘五花马，千金裘’的价值更高之所在。”

　　如果说，明朝初年沿袭了宋贴学之风，以复古为口号，学习晋唐书法，但又因书帖的反复翻刻，出现了所谓整齐呆板、一字万同的“台阁体”，丧失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天香楼藏帖》广收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徐渭、唐寅、王宠、沈周、米万钟等名家名作，是不是为明代书法艺术的辉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扶助呢？如果说，清朝“康乾盛世”之时，“书道中兴”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其时承绪帖学比较著名的北方号称四大家的翁方纲、刘墉、成亲王、铁保，南方与翁、刘并称的梁同书、王文治，还有姜宸英、陈洪绶等名家名作尽被收入《天香楼藏帖》，是不是“书道中兴”必然中的必然呢？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多墨宝收集的真实性。可不是？这样的名人墨宝，即便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王望霖之所以能担当如此大任，则缘于两个互为补充、不可偏废的原因：一者，他出生在一个腰缠万贯的千金之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中书”，属于负责北京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特殊的职位，为他能够亲手触摸并目睹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就有54 位书法名家所作的91 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每每徜徉于上虞市博物馆《天香楼藏帖》碑廊，吾辈莫不情动于衷。要知道，后人对王望霖的敬慕，绝非他官做得有多大，而是他收集名家墨迹的虔诚、亲自双钩的至诚。正如他在《天香楼藏帖》题跋上自述的那样：“余幼耽书法，每见名人墨迹，辄沉玩不置，可购者，谨贮之。其或什袭于友人，非我所得晨夕欣赏者，则借以双钩。”这位做官的藏家，从小就喜欢书法，并千方百计出资搜集名人墨迹，对那些无法买到的，就“借以双钩”，唯恐错失，仿佛历史对他委以了重任。是啊，他除了从皇宫中借阅，还从家里万卷藏书中寻觅，徐渭的《煎茶七类》就是他的曾祖益斋公所藏；他还托在京城任刑部郎中的叔父王允中搜集，《刘（墉）梁（同书）合璧》的原迹就是叔父所得，尔后特意请假还乡给王望霖来看的，王望霖观其笔力沉着、神奇浑雄后爱不释手，于是而双钩入石；七十岁始中探花的姜宸英的六方行楷，原为武林（杭州）王桐墀旧藏，后为鸣野山房沈氏所藏，王望霖在从沈氏处借阅；龙华老人赵金简的楷书诗，也是同僚见他爱慕不已才赠予他镌石的。

　　然而，终究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碑刻完成一年后（公元1836年），王望霖竟撒手他钟爱着的碑帖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匆匆离世，卒年六十三岁。我心里明白，与其说王望霖是病死的，倒不如说他是累死的——他是为心爱的碑帖累死的，他寻觅搜罗书法累，他担心碑刻质量不保累，他时时事事过问累，他风雨无阻督阵累……为了《天香楼藏帖》，他硬撑着羸弱的身体，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尽管这个过程也同时充满了欢乐。然而，他到底还是累了，太累了。上帝让他在完成《天香楼藏帖》这一彪炳千秋的伟大工程一年后走，或许是给他安排另一种特殊的方式，让他永远静静地休息。而今，去上虞梁湖镇虽已看不到当年藏过书的天香楼及其陈列过碑帖的总房培德堂，唯独能够看到的只是保留相对完整的王望霖的住所天香楼别墅。踯躅其间，我似乎还能依稀听闻他曾经孜孜不倦地读书声、忙碌不堪的交谈声和劳累不止的咳嗽声——不正是这声声相应和，成就了王望霖在收藏书法艺术上的不朽，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吗？微阖双目，我似乎觉得王望霖正向我走来，他在嵌满碑刻的回廊中指点，定睛看去，那笔墨的酣畅淋漓、刀锋的遒劲有力，已然穿透了历史的重峦叠嶂，直达我的内心。

　　在我心里，碑刻之于《天香楼藏帖》就如钢琴之于《钢琴师》，苏格兰风笛之于《泰坦尼克》，风之于舞蹈，云之于天空，脉动于生命，激情于艺术。然而，也毋庸讳言，《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深藏若虚，铮铮铁骨埋没荒野，少为人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在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原先，这些碑刻都安置在天香楼旁的总房培德堂大厅中，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王望霖的长房王佐卿牵头将《天香楼藏帖》拓帖外卖，拓100 部，每部售银圆20 元。后来，王佐卿的堂侄串通外人盗拓碑帖20 多部。起争议后始停拓，众人商议从大厅中移出其中十多块由王望霖膝下四房强恕堂、燕翼堂、经仪堂、承茂堂分管。于是乎，这本出于保护目的的行为，无奈成了散失的肇始。有道是，悲剧还在延续，再后来便是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或作奠基，或为路石，或筑猪圈。若王望霖地下有知，能不扼腕乎？

　　然而，勒马回望，而今刀刃上跑马的年代过去了，万马齐喑的年代过去了，古道荒漠西风惨烈的年代过去了，当长长的一百九十年过去后，《天香楼藏帖》终于迎来了它自己的喜庆之日——1985年，上虞文化馆已故老馆长朱瑞钱将散失的碑刻一一搜寻回归。初步修复后，先陈列于曹娥庙内，2000年5月迁移到上虞博物馆。目前尚存128 方，这些碑刻经历了一个甲子的飘摇，终于找到了一处温馨的归宿。而更令王望霖地下笑慰的是，早先几年，上虞市文化部门出巨资让这套映照上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天香楼藏帖》重新面世。书法泰斗启功先生闻之，评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这既是对刻帖的高度评价，又何以不是对王望霖所作历史贡献的生动褒奖？

　　有人说，在经纬万端的宁绍大地，一旦没有水，没有了曹娥江，就将归于死寂，时光之箭就会黯然落地。曹娥江，一条千百年来“生我养我”而给人们带来无法估量的物质财富的江流，也因为文化而成为最宝贵的智慧和精神之源，并终将成为一项永远也不会枯竭的人类记忆和书写。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新文化的嫩芽绝不会凭空萌生，它离不开那些虽然已经衰老却蕴含着生机和活力的老根……忘却了乡愁，我们的历史就会被割断，我们的心灵就会将日趋空荡，我们就会丢失文化记忆，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智慧和根基，我们的生活就远离了诗意，我们民族的生命就没有了灵魂。于是想及，曹娥江不就是横亘于我心间的一道既轻且重、既淡且浓的乡愁吗？行舟在曹娥江上，我愿意成为一个新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