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墙》，寻求长诗写作中物性与诗性的完美契合，从而完成对汉民族心灵史、成长史与再造史的史诗性叙事
远村的诗歌创作状态一直很活跃，总是以超乎常人的抒写方式，表达他对生命与所处世界的独特理解。最近，他写的长诗《向北的高墙》，又是一次艰辛而富有创新的尝试。整个诗作充满瑰丽多姿的画面感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心性意象，在多元化的、新颖的形象符号元素的相生、相克、相融中完成了史与思的诗性表达。《向北的高墙》由九首长诗和五首小长诗组成，目前已完成的是九首长诗。这九首诗紧紧围绕“高墙”这个物象大枢纽来构建诗歌的宏大篇章，他“通过诗意的还原与理性的复述，进而给我们打开由多民族在黄河“几”字形大湾里相融而生的汉民族的心灵史、再造史、成长史”（远村《向北的高墙》按语）。这首诗从诗歌形式的构成，已经能感受到诗人的匠心独运，“九”这个数字本身就具备了强大的民族基因和文化认同，从《易经》易数中“九”是“极阳”，是“老阳”，是天，也是父，乃至于九九归一，到官本意识中的“九五之尊”，到民间诚信体系里的“一言九鼎”，到文化书写中的“九歌”“九章”“九颂”“九天”；“五”这个数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金木水火土等宇宙的构成要素，代表天地万物构成元素的极限数。“五”与“九”有同样的意思，是汉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数字崇拜。远村在诗歌写作中有意用“九”用“五”，显然是有极强的意图和指向，从本质上说就是寻求与汉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与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形成完美的统一。
《向北的高墙》是一部长诗，更是一部史诗，诗人并没有按照固有的历史时序、历史纷争、历史沿革来叙述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果，而是一反传统史诗的时空模式，跳出具体的历史烟云，去挖掘历史背后的生命密码，从而实现诗人对于一个民族浩瀚历史的思考与探究。这个不同于历史学家们研究和看待历史的视角，是专属于诗人远村的叙事视角，是彰显历史诗性的视角。他站在人类学的高度，着眼于寻求汉民族在历史长河的纷争中一次次被消解、掩埋、重生并生龙活虎地生存发展壮大的内核力量。
诗人远村面对黄河，尤其是面对黄河在北方大地上形成的“几”字形大湾，感受到的是一种动荡与再造的威力。在远村的诗歌里，黄河不只是一条大河，更是一道天符，一道“飘忽不定、左右摇摆”的生命之咒。而高墙的本质是阻隔，是保守，是防范，更是逾越。在诗人远村的笔下，高墙就是一个隐喻、一个民族难以抹掉的疤痕和记忆。黄河“几”字形大湾，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有强烈的雄性指向，张扬着一个民族积极向上的高蹈精神与舍身大义。
向北的高墙，是防守，也是一种拒绝，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激越。无论是高墙以北的人，还是住在高墙南边的人，都有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即北边的人，以为只要越过高墙，天下就唾手可得；南边的人，老想着守住高墙，只要守住了，天下就还是我们的。正是这个无可救药的病态的“高墙心理”，让入侵者与防御者双方在进退、飘忽、摇摆、争夺中不断洗牌，最终浴火重生……
那些失算的游牧人，又一次借着黄风的气势/翻墙而下/说唱的盲艺人，夹在他们的马队中间/想要扶起被践踏的村庄，搜集越位者，败走时留下的暗伤/他拿着一把三弦琴，走遍整个高原/都不曾停下来/四月狂风大作，一支远征的白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居地，人数那么稀少/还没有来得及追问/一阵马啸声，又毁坏了更多亲人/接着是匈奴、突厥、鲜卑、党项、羌、蒙古、女真等族/像一阵又一阵大黄风，从高原上呼啸而过/他们的脚跟始终在马背上高悬着，不敢有丝毫松懈/也不敢抱着自己的女人在炕上安睡/背靠着苍天，一种舍弃一切的豪迈，越过烈火/直至域内归一，恢复了祥和
——（《浮生不居》）
就这样，一个新的民族在不断的纷争、纠结、冲突、抗争、妥协、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我们今天汉民族的生命状态不是单一的传承和单一的衍生，而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在远村的诗歌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黄河一直庇护的这方土地，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这片土地上很难有长期稳定的界面，始终是漂泊、流动的。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是“浮尘”“迟迟不肯发芽的植物”“悬空得不肯落下的雨水”“荒凉的沙地”“不愿歇脚的蚂蚁”“蹈火之巫”“醒来的河神”，是天地人互相成就或毁灭的一种大自在。这里的一切不是靠指令或者儒学能黏合在一起的，是雨水、泪水、血水在大地上不断交织、渗透，从而衍生出来的根苗，并在轩辕、雷电、河神、山鬼、女巫的咒语里黏合，长在一起，成为一片苍茫的大森林。“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去，都不能将他们分开”的天地大象与万物复合。
谁是我们膜拜的先父，谁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后人/此刻，我已无法将他们辨认/他们的根，深扎在彼此澎湃的身体里/我写给他们的赞美诗/是一些孤儿的理想，所有的身体，长在一起/就是一片苍茫的大森林/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进去，都不能将他们分开
——（《颂歌无约》）
远村的诗宏大厚重，靠的是他高蹈的诗歌抒写能力，在整部长诗里，他的诗歌语言有着无可抵挡的衍生能力，意象不间断地跳跃变化，时空不间断地轮回转换，人称在第一人称“我”“我们”和第三人称“他”“他们”之间不断切换。即便是第一人称“我”，也不是唯一的指代。“我”在诗歌中所指的是不同主体的存在，是过去时、现在时，也是将来时。通过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纷繁多变的人和物的各种存在场景复合叠加，将诗歌的单一的历史情节变成了多元的叙事推进，将固有的历史长河浓缩在特定的空间里，形成语言的核裂变效应，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能量。即便翻墙而下的游牧民、口吐烈焰的女巫、游手好闲的炼丹士、疾如残风的骑士、穿着云裳的诗人、手执弯刀的酋长，这些片言碎语里的形象闪现，留给读者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印痕，想想都是奇妙的。
在远村的诗里，虽然没有王朝的兴衰更替、攻城略地的短兵相接、谋臣术士的锦囊妙策、佞人死士的倾心博弈，但是，在他的文字背后，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战马嘶鸣、血流成河的恐怖，耳闻的是妻离子散的哀嚎，嗅到的是尔虞我诈的颓败，当然，更多的是他对这片土地上浮生的悲悯与爱怜。诗人在诗歌中充当了叙述者、歌吟者，既是书写的主体，也是客体，是这片土地上的一粒尘埃、一滴雨、一个羸弱的士兵、一只拖着断落的树枝奔跑的蚂蚁、一个失去方向的箭矢、一句没有回应的口令、一片裸露的岩石、一张等待一场雨的干裂的嘴唇、一份无家可归的伤痛……但他更是一个布道者，他诅咒暴力、强权、野蛮、抢掠、厮杀，他诅咒偷窥者、觊觎者、传谣者、说谎者、不思悔过者……
我的神啊，我的幸福不在此处/他乡的炊烟，在雨水击打的今夜冉冉升起/那些肮脏的事物秀目而过/那些未亡人叫着自己的乳名，遍地忙碌/我们身体里的盐水，与地上的盐搅在一起/难以辨认/我们所承受的，或将要承受的煎熬/在某个时间的节点上/会卷土重来，又被雷公打发掉/忘不了朔风在嚎叫，黄沙的尖厉忐忑而可疑/仿佛年幼的先祖，在辽阔的马背上跃起/又落下时瞬间/见证了一个氏族，难以释怀的大苦大难……
——（《雷公无畏》）
他以雷神的名义，渴望成为一种强大、一种庇佑、一把打开雨水牢房的钥匙。面对干旱、苦焦、“多病的河山”，诗人渴望一场“暴雨倾盆”，而不是“置身于空荡荡的诗句里”……
我们的钥匙就打开了雨水的牢房，想想这暴雨倾盆的/情景吧，被我们守护的万物，不听从神的召唤/只在雨水淋湿的路上，传颂人间的福报/再度上岸的河神啊，思乡的曲子，开始澎湃/劳作的庶民红光满面，犹如岩石在扩张/何时能把我们的脐带解开，与幸福并存的颂歌/献给醒来的女王。还有几字形胎记，飘移不定的马啸/会扶摇而上，或者悄然而立。哦，河神啊/我们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一边呐喊，一边在奔跑/天空和大地之间白浪滔天，是苍茫，还是寂寥……
——（《醒来的河神》）
历史总是不断向前行进的，偶有遗落，但绝不会停滞、终结。终结的只是一种现象片段，延续的才是内核与本质。对，是本质上的一次次浴火重生，是重生，必然就会有新的生命出现，更大意义上是再造，成为一种更为丰富、更为强力的存在。华夏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演进中成长为一棵坚不可摧的大树，是天地大合……
把用来逃难的地图与一首颂诗抱在怀里，让它们/坦诚以待，必要的时候，再让它们结为兄弟/在玉帝面前，巧言令色，又相互遮掩，直至一块石头/忍不住内心的孤独，而信口开河，直至草木的/灵魂，从高处飞回来，甘愿替人类吃苦，受过/直至雷电，成为安静的羊群，在一块盐碱地上/被饥饿放生。早出或晚归，是否，应该有意外的/萤光，等着我们来取，而低沉的河水，一再收缩/自己的身体，不卑不亢，最终成为上天的一小滴/眼泪，打湿南瓜地里的月亮、麦秸堆上的星辰/我们因仰望而写下的万古愁。关于天地与万物/我是否应该，用我此生来修复，减轻或加重/它们之间忙碌的危机，让它们互为彼此，疗伤，止痛/让它们眼里没有孤寒，只有乱花飞渡。时间的辞令/必须在诗人的手指上，结出硕果，直至，向北的高墙/被造物主视为敝履，帮我们把善恶分开，事物领回/各自的意旨，之前的误会，瞬间化为乌有，直至/还没有回暖的城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更深的/夜，又在下一个十字路口等待，埋伏，我是否/应该，应该提前打开袖中的锦囊，或者取出通关令牌/收编这些失散的兵车、社稷。大雪会把我的行踪/寂然覆盖，整个世界，必然要呈现一片辽阔的白/与我们料想的结局，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值一提的偏差/纷乱的世道，在人间，与墙为伴。我只身犯险，进入它们/易帜的营地，一手拿出面包，一手拿出一个好汉的赤胆/捂暖寒意，一万封家书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我为它们备下/一万个大野……
——（《天地大合》）
行文至此，我们总算明白诗人的真实意图，他除了指明历史在自己的坐标系上应有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自己对民族的人文观照——舍弃小我，成就天地间的大开大合，“时间的辞令/必然在诗人的手指上，结出硕果，直至，向北的高墙/被造物主视为敝履，帮我们把善恶分开，事物领回/各自的意旨，之前的误会，瞬间化为乌有”。他要人类在必要的生存基础上放下内心以身犯险的念头，把思维中的固化之念视为敝履，“让世界呈现一片辽阔的白”，“为生民备下一万个大野，让他们自愿归家务田”。
天地大合，我是否应该，是否，至少应该/成为它们之间的稻草人，把我们的庄稼和孩子/细心照看。即使一雨难求，天也塌不下来/如果真的，天塌下来了，我会隐身在耕者中间/等待，观望，再等待，直至某个时辰，一粒种子/在大地上偶然复活，躲在塔楼里的钟声才会/不失时机地叫醒众生……
——（《天地大合》）
《向北的高墙》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还原了历史人物在民族融合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从而建构了长诗写作中一种新的高蹈的人文精神与价值指认
绝不重复自己，这大概是远村在艺术创作上一直努力追求的方向，而且从未间断。平静而从容的生命状态，让远村的诗歌抒写更加自由奔放，超然逸脱。他的诗歌表达以桥段式的搭建方式一步步逼近事物真相并强化自我判断，在厚重的人文气度及其神谕般的智慧支撑下，呈现出个性化极其鲜明的诗性世界。史诗的题材多为大众所熟知的传统故事，读者能立即进入故事情节而不至于感到迷惑。但远村的《向北的高墙》这首长诗避开了固化的传统史诗的“陷阱”，没有固定的故事情节、没有必然的起承转合，有的只是自我主观能动性的诗性表达、镜像式的再现、心性式的自我还原。整部长诗由九首组诗和五首长诗组成，关于前九首组诗，我已做了专门的分析；现在来只对后边五首长诗中的五个人物做一番深层次探究——他们是轩辕黄帝、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李自成。
诗人在文本里，把五个人物置于广阔的华夏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里，通过在民族交融的核心地域，即黄河在北方大地形成的“几”字形大湾，既让个体生命在各民族不断角逐、糅合、撕裂、交融的情景里活力四射，也对整个华夏民族文明史构成做了深刻的探究。诗人用他的诗歌告诉我们，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他一直崇尚安静、和谐、平等、自由，并通过消除野蛮、暴力、离乱、血腥而形成强大的文明合力，不断走向繁荣。每一次相融与发展，使华夏民族变得更有张力与弹性。史上真实的他们总是充满血性和豪气，即是明证。
在远村的诗歌里，轩辕黄帝是一位半人半神的巨大存在，命运注定他要“调理山河，喂养日月/偶尔有一小会儿的空闲，还要侍奉上天”。他从洪荒中走来，“光着身子赶走了妖孽”，在“文字至暗的年代”以超拔的智慧，将混乱与蒙昧的人间唤醒，并给予命名和指认。在他精心“调理”下，世界上一切灵性之物都在瞬间变得格外的明朗化，五谷、草药、指南车、文字、历法顺势而生……
那些地上的万物，各有所安，天上的雷电听从他一个人调遣/毒草为药，猛兽可驱/那些暴禽，衔来了第一粒黍米，比邻而居/那些相互仇杀的部落，因为他的召唤一夜之间成了/不离不弃的骨肉兄弟/那些泛滥的洪水，已经退去，河南、河北、河西/牛羊遍地，树木向荣/一派祥和景象
——（《轩辕黄帝》）
透过远村的这些诗句，我们不难看出，是轩辕黄帝开启了仁爱的先河。时至今日，我们民风淳朴、内敛谦虚，除非不得已，不轻启战端、珍爱和平等这些人类的美德，都来自我们的人文始祖。
当然不是所有的融合都是在平和中完成的。后来的每一次大融合，几乎都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的，是在各民族之间不断冲突、纷争、杂糅中获得的。征战和讨伐使百姓饱受离乱之苦，人们因此而渴望天下太平，渴望早一天结束兵戎相见的日子，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豪杰站出来，替天行道，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没有足够的理由，他不会停下来/向南，或向北/过多的危险，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赫连勃勃》）
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人，一反游牧人居无定所的天性，在奢延河上游牢牢实实地建了一座城池，自诩大禹的后代，国号大夏，以此号令天下，统一万邦。他挥师南下，尽占秦岭以北的肥沃土地。史书里的赫连勃勃，志向远大，集聪明、机智、奸诈、蛮横于一身。诗人在诗中这样写道，赫连勃勃“看见自己的父亲和乱世在一起，他毫不犹豫地对天发誓/奢延河的水不能白流/得让这个嗜血成性的天下先安静下来”。
他把杏花和桃花摆在鄂尔多斯南边/让逝者生还。又在高墙以北，放飞天鹅和白鹿/让大雁不孤，向它们中的每一个/献上圣洁的长调。并请来遍地的芳草，赞美它们/也不谦让/他左手举起长河落日/跟我们对冒险家的想象，毫无二致//除了歌唱，他一直在那里领料着那些散漫的牛羊/给它们安魂/右手牵着大漠上的孤烟，骏马在草地上嘶鸣/头羊顶着风暴一起回来/他站在白墙上/像站在高阔的苍穹，他的威风/在向南的路上，已经无人可挡。
——（《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成为大夏国主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不忘认祖归宗，把从爷爷辈失去的赫连氏寻找回来。当初他的祖先为了依附大汉改为刘姓，他叫刘勃勃。他觉得有失皇威，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回赫连勃勃。把王城称为统万城，在这里，赫连勃勃建了一个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政治和社会形态，成为民族融合史一面鲜活的镜像。
诗人的视角总是独特的。当一些史学家带着社会学的偏见，对西夏王李元昊口持否定，捶楚挞伐，臧否有加，冠之“叛宋”“僭号”“僭逆”等罪名。史籍也不见为李元昊单独列传。但在诗人远村的诗里却对其充满了溢美之辞，李元昊是一个“打一声喷嚏能让整个天下都开始战栗”的非凡人物。
一个补天的人，李元昊，能把灾难的后院/腾出来。把人间的有化为无/像一块布遮挡住太阳的光芒，那个穿着羊皮袄/在危难时刻可以横空而出的人/月光放弃了沙棘和棉花，风声进一步收集零散的情报
——（《李元昊》）
北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同时存在的北方国家有三个，即辽、金、夏。西夏立国时间最长，达一百八十九年。境内民族主要有党项、汉族、吐蕃和回鹘。元昊效法汉礼治国，有自己的文字遗世。其实，西夏是从汉文化中抽身出去的一部分，是已经汉化了的党项人的一次集体叛逃，也是汉文化对河西走廊的一次扩展与渗透，它持久的存在，客观上加剧了民族融合。当然，李元昊功不可没。他不仅为我们注入强悍、血性、无畏的精神元素，更重要的是他还给后世提出了一个强大的警示，家国兴衰，未必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困，关键是文明的溃败。偌大个北宋，被辽金欺辱，先是二帝被掳，后又退缩一隅，苟且偷安。而西夏在这三个强敌先后消亡与肢解之后，还存活了很多年。所以，诗人远村不无惊喜地喟叹道：
李元昊，带着自己的影子/不给更多的人透露实情。他的疑虑太多，就交由时间来解答吧/他的王朝，只需要一把弯刀一次性雕刻，悬挂在雨后的贺兰山下，而不是放在我们面前/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一些传说/让我们在长安，遇见一些沟坎还能扛起大风长啸，迈开大步赶路
——（《李元昊》）
远村的这首长诗展示的每一个人物都与黄河在北方大地形成的“几”字形大湾有直接的关系，轩辕黄帝如此，赫连勃勃如此，李元昊如此，接下来的成吉思汗更是如此。整个河套地区就是他重整河山的根据地。他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更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这个认识不只是单一的、薄如纸片的对民族身份的狭隘指认，而是一个开阔视野下的文明碰撞与交融的真实存在。
成吉思汗来了，在诗人的诗歌里，他的分量比任何人都要重。面对迎面走来的成吉思汗，诗人内心的激情之火在熊熊燃烧，他任由发生在眼前的一幕幕搅得欧亚大陆天昏地暗。成吉思汗，“这个过于热闹的世界，没有一个人/能与你相提并论”。在诗人眼里，成吉思汗不只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汉，更是一个有着过人智慧与超凡能力的天之骄子。他知进退、善谋断，在自己力量还弱小时，他克制、隐忍，绝不贸然行动。还告诫自己的族人：
就让那些仇视我们的人，把我们的亲人/当羔羊一样宰割的人，那些霸占我们牧场的人/那些趁着我们弱小，而抢走我们马匹的人/那些追杀我们的人/就让他们，暂且疯狂一会儿吧/长生天看着这一切。一定会让我们活下去/给我们以呵护，以爱//兄弟啊，你不知道，此刻，我有多么愤怒/多么想是一支利箭，把仇人的喉咙射穿/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多么想我是一条毒蛇，趁着天黑钻进敌人的帐篷/咬烂他们的心脏，让他们流血而亡/不过我不能，我的母亲啊/“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逞强/我们应该忍让，违心的忍让 ”
——（《成吉思汗》）
当他强大了，像天上的雄鹰展翅高飞。他告诉族人，“不要想着有人保护你，不要乞求有人/替你主持公道/只有学会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来 ”。他奋翅一展，就扶摇而上。
多么奇怪啊，不可一世的霸主/被你的威名，吓得逃之夭夭/草原上的部落，纷纷来降/那些蔑儿乞人、塔塔儿人、乃蛮人、花刺子模人/回鹘人、女真人、党项人，那些精于算计的阿拉伯人/离开了故乡，要为你效力/你给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在草原上愉快地奔走/你对他们说：/“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让他们远去 ”
——（《成吉思汗》）
这就是我们的成吉思汗，他的胸怀一如广袤的蒙古大草原，他仁爱、宽厚、有慧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是这样，才有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让整个世界为之震颤。“我战败之后，再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你披荆斩棘的某一天，希望你还能/记起我这个曾经的敌人。”诗人对他的礼赞是显而易见的。紧接着，诗人又情不自禁地写道：
我知道，这是你最后的忠告/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也会心潮澎湃，而奉若神明/你就是那个人，那个要毁掉我们的高墙/还要我们挺直腰杆的牧羊人/我们的长调，忧伤无尽/有人感到十分惊讶，说在你醒来之前/人类还没有世界史，只有地区史/而你淡然一笑，你说：/“黑暗总要过去，阳光一定会来/长生天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 ”
——（《成吉思汗》）
远村的诗歌写作很少有旁观者的抒写，他始终在场，与主人公面对面甚至融为一体。他从来都是一个事件的亲历者，是冰与火、真与伪、善和恶相互交锋的见证者和言说者。他会冷不丁地站出来，为诗歌的主人公壮行喝彩，抑或促膝长谈，把酒言欢。写到高兴处，他会替主人公代言，俨然与主人公貌合神一，价值取向也会同频共振。
李自成是诗人《向北的高墙》这首长诗中写到的最后一个人物，着笔也最多。我印象中远村给李自成不只写过一首诗，至少我见过三首。可见诗人对诗歌的主人公有多么偏爱。眼前的这一首我更为喜欢，诗人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陕北信天游式的叙事语调，让读者与李自成一起经历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击掌言欢。就是这个邻家大哥，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以最后一击。他成功了，但也败北了，并一退再退，退到无路可走。
一个带病的中年人/满嘴的陕北方言，在向西的路上/丢盔弃甲/活像一匹老马/眼里含着一些只有盗火者才能拥有的哀伤与惊诧/而且，这匹马累了，它一定会在睡眠中认出一个叫米脂的县城
——（《李自成》）
远村以镜像式画面呈现出的李自成，形象而妥切。作为诗人和画家双重身份的他总是能出其不意地捕捉住最能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画面，用极其简约的笔触，勾勒出所要表达的意象，构成生动而富有张力的意境。这样的精彩，在他的诗歌里随处可见，我就不一一赘述。
远村没有过多地写李自成攻城略地、杀伐决断、势如破竹的事实，而是更多地注重从人物的心路历程来展开必要的想象与复原。
我们的史书向来是一言不发，许多人和事不断被后人篡改/其实，他已经尽力了/累倒在向北的路上，为了势单力薄的高墙/他要给亲人招魂/为黑夜里赶路的难民掌灯/为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寻找最后/一块干净的墓碑
——（《李自成》）
李自成虽然鲁莽，但他开启了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站在民族融合这个立场，李自成的功劳是不言而喻的。诗人毫不含糊地表达：“其实，他已经尽力了/累倒在向北的路上，为了势单力薄的高墙”。从民族融合的历史角度来看，轩辕黄帝是个开头的人，李自成结了个尾，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融合闭合圈，而这两个人又来自同一个地方，即黄河“几”字形大湾，中间跨越了数千年。而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恰恰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不过是这个闭合圈上的三颗极其耀眼的永不坠落的星辰。
远村的这首长诗，让那些历史人物带着我们穿越了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史和发展史，让我们近距离地跟他们一起出发，远征，回归，这真是一个近乎神谕的精神漫游。正如诗人在一首诗中所言，“没有他们/我们活着多么冷清/多么暗淡”。所以，我要说好的诗歌就是这样，不光能调动读者的想象，还能拉着读者跟那些高处的星辰一起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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