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母亲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辞世了。
返回军营的飞机上我泪如泉涌,引来司乘人员惊诧的目光。旁人纳闷,这几近花甲之人,有何等难以逾越的坎儿,竟然如此伤感?空姐起初很惊诧,似乎想安慰我。但善解人意的她们很快便意识到,不应该轻易打扰,任凭我那断了线的泪滴跃染笔尖,洒落纸上。
那时,我曾强烈地期望能够写一点关于母爱的文字,但几经痛苦挣扎,终于不了了之。原因是当我平静下来后,觉得在儿女心目中,母爱都是伟大得不能再伟大了。自己的母亲也没干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赘述半天,自己伤心得死去活来,别人却乏味至极,空费纸墨。
近日,细细咀嚼李云迪的《母亲像一缕阳光》的佳文后,我突然明白,普天下的母爱都是伟大的,但母爱却各有各的伟大之处。于是,我颇费周折查找到了五年前那半截子文章,决心将其完整地画一个句号。
电脑中尘封了五年之久关于母亲的那段文字,似乎啰啰嗦嗦、皱皱巴巴,蒙上了厚厚的计算机尘埃,但母爱的平凡之处愈加闪烁出其伟大的光芒。
一、坦然的诀别
母亲离世的惨烈场面,是我戎马半生见过最为触目惊心的。几分钟之前,我刚刚离开她的病床时,她还能够和我平心静气地讲话,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我折返回来的车子像箭一样飞驰。车子还未停稳,我已迫不及待。车门还在来回晃悠,我已消失在医院楼房间的捷径小道中,直奔母亲的病房。我的狂奔惊呆了两侧的路人,他们诧异的目光随着我的身影移动,恰似两道电波瞬间划过医院偌大的广场,直指母亲住院的五楼病房。等待电梯,显然太慢,爬楼梯才是最快的选择。
当我上气不接下气推开病房时,母亲殷红的血,像爆裂的水管从嘴边喷涌而出。病床被褥的雪白颜色已经荡然无存,进而使地面湿滑,以至于穿梭往来的医护人员随时都有被摔倒的可能。
几乎整楼层的病友都在楼道注视着我的举动。他们深信只要我到现场,这个老太太的性命肯定能够保全,因为他们知道我就职于一所著名的军医大学。病友们庆幸老太太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力挽狂澜、定局无疑。
然而我自己知道,我虽然是军医大学的教授,但我不懂医。我惭愧啊!我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医学专家,但他们现在在哪里啊?他们能帮助我这个还算有点名气的军事学教授,挽回老母亲的性命吗?然而,他们远在边疆海岛,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所地方的专科医院呢?
我无助,我自卑,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但我不能露出我不懂医的破绽,生怕引来专家们哪怕是半点的怠慢。
我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命令妻儿家人把即将脱缰的痛哭声,无条件地再吞咽下去,避免对医护人员有丝毫干扰。此外别无他用。
其实,一切能到的专家在我到达之前早已到场,一切能用的急救措施都已用过。然而监护仪连续不断的报警声和那屏幕上纹丝不动的直线,其实早已宣布了结果。专家们的急救并没敢贸然终止,负责心肺复苏的大夫依然挥汗如雨。医学专业出身的妻子用几近哀求的目光望着我说:“不要再给专家们添麻烦了,也让妈妈安详地走吧!”
这就是结果吗?没有别的任何可能吗?几近半百的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心碎,什么叫晴天霹雳、束手无策、回天无力。
从病情突变到生命结束其实前后不到五分钟。母亲选择这种极其突然的方式西去,是谁都未曾想到的。
母亲是在她自己不太情愿,而我又执意坚持的情况下,从大山里的小医院来到我所在的这所赫赫有名的大医院的。乡里乡亲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有点小题大做、小病大养的嫌疑。当然了,更多的人都羡慕母亲有我这样一个所谓的好儿子,能够把老娘接到大城市去看病。我曾向兄弟姊妹打了保证,这点小病到了我们的军队大医院那就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如今母亲突然离世,我却束手无策。出现如此尴尬的结局,我无法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兄弟姊妹交代,我甚至感到从今以后都无颜再面对乡里乡亲。
母亲去世后,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回放着,我试图寻找到自己不孝的点点滴滴。“单位遇到总部大考,没时间回家看母亲,但我可是把她接到了大医院了啊!”“母亲从千里之外赶来,我虽然奔向百里之外的训练场,但身为医生的妻子忙前忙后也没有耽误半点时间啊!”“母亲看病按规定可以减免部分费用,但妻子嫌审批程序复杂,全部自费也没有耽误时间啊。”我一次次近乎苛刻地寻找自己不孝的证据,但一次次合理或者不合理地为自己解脱。多少个深夜我无法入眠,我的心里在苦苦挣扎。
在闷热的夏天,我却感觉到寒冷刺骨。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天寒地冻的漫长冬夜里,母亲在被窝里用她那宽大的胸怀向我冰凉的脊背传递的温暖。然而此时,这种温暖已经遥不可及。我感觉到脊背寒冷无比,我在拼命地追赶着远去的母亲,我追赶得浑身大汗淋漓,但那汗水也是冰冷刺骨。我感觉我快要喘不过气了,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寒冷的冬天,我却感觉到燥热难耐。我想起小时候夏日里跟着母亲上山砍柴,在返回的路途中艳阳高照、蝉鸣四起,母亲背着小山似的柴禾挥汗如雨,我行走在母亲身后留下的大山似的阴影里,那个凉爽、那种惬意无与伦比。然而此时,母亲伟岸的身躯若隐若现,行走和干活的身手更加敏捷,但身后再也没有了避风挡雨、消暑纳凉的影子。我感觉浑身燥热,我在拼命地寻找母亲身后留下的影子,我寻找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但身上却冒不出半滴汗水。我感觉我像一个滚烫的火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的心脏万马奔腾、无规律地狂跳着……
多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一定不是梦。是幻想、幻觉还是痴狂?我不得而知。
对于母亲的离去我是没有半点心理准备的,其实母亲在冥冥之中是给我暗示过的。那时我们部队像打仗一样迎接上级的大考,一年多节假日没有休息,临近国庆节党委集体决议给全体官兵放假一天,我和妻子计划好利用这一天去医院看母亲并且带她到美丽的秦岭山里去转一转。夜色渐晚华灯初上,电视机里国庆晚会即将鸣锣开场。连日里带领官兵训练筋疲力尽的我突然从沙发上翻滚起来,不由分说地要赶往几十里开外的医院。现在回想只能理解为母亲在催促我和她见上最后一面。母亲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够的愿咋价了。”意思是她现在什么也不害怕(包括死亡)。其实当时母亲的病情非常稳定,我只当她想给我解除压力,跟我开句玩笑话。谁知五分钟后她就坦然地与我们诀别。
母亲选择了国庆节前夕坦然地离开了我们,农村里生活的嫂子们说母亲是专门挑选了这样的日子,她计划着孩子们利用国庆小长假可以处理完她的后事,害怕耽误孩子们的正常工作。
母亲就这样有计划地走了,坦然地与我们诀别。但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得了病害怕影响我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害怕我在部队医院沾公家的光,故意隐瞒了病情。母亲去世后微微失去血色的脸是那样的白嫩,仿佛又恢复了年轻时庄重而美丽的模样。以我多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判断,如果不是耽误病情,再健康生活十年不存在任何问题。
与长年奋斗在边疆海岛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在母亲离世前五分钟,我能够和她说句话,已经是千千万万从军报国男儿中的幸运儿。只可惜母亲一辈子吞糠咽菜、积劳成疾,甚至几度劫后余生,如今生活好了却坦然离去。真可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二、伟大的爱情
母亲是陕北唢呐队响吹细打、八人大轿从八十里之外,翻越黄土高原腹地数不清的沟沟梁梁嫁到我家的。那时我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爷爷是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大小庙宇数不清的神像,大到玉皇大帝小到山神小鬼,在他的手下可以雕塑得活灵活现;上下五千年的传奇故事壁画,被他的笔绘制得古色古香。
母亲凭着她聪慧的天资、美丽的身材,一眼就被爷爷看中。十四岁的她就与十六岁的父亲成了亲。外爷家也是家教极严的书香人家。迎亲的前三天开始,只允许母亲吃少许的鸡蛋清,避免在八十里的迎亲路上出丑(上厕所)。迎亲那天,红得耀眼的八抬轿,黄得灿烂的唢呐队,再加上两对漂亮的迎亲、送亲女人,在那冬天银装素裹的山川里格外显眼。纷至沓来的雪花,慢慢悠悠漫天飘落,更加映衬出了母亲的俊俏。震天的铁炮声、庄重的古号声、勾心的唢呐声,唤醒了沿途村村寨寨因为下雪而紧闭的门户。剪窗花的婆姨们、捻毛线的后生们,撂下手中的活计,簇拥在涧畔上,传出了叽叽喳喳的祝福声、赞叹声、嫉妒声以及年青后生埋怨、悔恨的跺脚声……
日子并没有像娘家人出嫁时祝福的那样一帆风顺。我家曾经殷实的家底很快在父亲修筑窑洞中花费得所剩无几。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生产队的大锅饭,使“吃饱饭”成了最严峻的问题。父亲的一场病更是雪上加霜。于是我家成材与快要成材的树木,成了买药的首批牺牲品。我无数次地陪着母亲在供销社木材收购门市把它们换成了少得可怜的钱。这些钱在母亲口袋里还没捂热,就在公社医院里换成了药。紧接着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被一件一件变卖。印象最深的是家里镶嵌着梅花鹿、摇钱树的上等羊毛地毯,在母亲几近哀求的目光下,才被公社来的驻队干部发慈悲似的买走。父亲在医院里急着等钱用。连日下雨导致小理河河水暴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汹涌澎湃。还没有成年的哥哥步行三十里路,被洪水挡住了去路无功而返。是母亲不知绕了多远到达河的上游,蹚过了齐腰深的洪水,终于把一把皱皱巴巴的钱塞到了父亲的手中。
父亲得病的日子太长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是哪天好的。似乎曾有邻居窃窃私语说父亲是在装病,然而母亲全然不顾。母亲汗流浃背变卖家产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的记忆太多了,以至于到后来我都不明白她卖了啥。再后来干脆我也不关心了。我只管陪她同行,因为年轻漂亮的母亲胆小害怕,她怕狼、怕狗、怕坏人……
一次,我的眼光无意间落到了母亲左手的手镯上,她无奈地说:“唉,不是银的。”那是出嫁时她的奶奶戴在她手上的(后来知道是纯度不高的硬质铝)。母亲还是来到了十几里之外的供销社,想碰碰运气。收购柜台里的人叹惜地说:“要是铁的,还可以卖五角,这个贵贱不要!”
人穷志短啊!后来不知何故,还没有完全病愈的父亲常常成为夜晚生产队社员大会上众人围攻的对象。每当这种时候,母亲就把全家饭菜中所谓的精华,几乎全部集中在爸爸的碗里,双手递到他的手中,瞬间就会传递出足以让父亲永远挺立、不被任何邪恶势力压垮的强大精神动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村子,这帮驻队干部发动群众斗群众,纠集一帮不干正事的人揭发甚至捏造父亲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如何如何打伤了生产队正在行凶的公牛影响了生产;下种时如何如何故意少撒了种子影响了产量;土改时如何如何拉走了自家的马,退出了农业合作社……父亲甚至被这伙人认为罪大恶极,足以达到送去羊肚子湾劳教的程度。母亲依然默默地送他上路,临行前忘不了说句打气的话:“咱们白天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事情果然不出母亲所料。公社书记认为父亲问题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而且大多事出有因,当天就让回了家。而驻队干部反倒挨了批评。
其实,母亲哪能料事如神?她不懂大政策,但她懂得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大道理。她只知道自己钟爱的男人没做坏事,只是在那人心叵测的年代,无法改掉他刚直不阿、爱讲真话、不溜须拍马的秉性而已。
三、艰难的四季
日子更加艰难,饥饿比阶级斗争更加可怕。保住全家人的性命成了母亲一年四季的奋斗目标。春日,春寒料峭。
菜地冻土未解,还没达到长苗的条件。母亲带着我们提着大桶小桶浇水化地、盖草保暖、追肥育苗。于是,我家几乎年年是全村最早吃上新鲜蔬菜的家庭。母亲这样做,并不是今天我们想象的追求新鲜、增加维C,她的目的很直接,就是为了接济不够吃的粮食,缩短青黄不接的煎熬。春季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母亲播下希望的季节。她劝我们勤快地照料小山羊,好秋后卖了钱买花衣裳;她劝我们精心管护自留地,好来年能够吃饱饭;她劝我们努力学习,好长大后能吃“公家饭”,祖祖辈辈再也不做“受苦人”。当然了,春季虽然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但随着四季轮回,我们心目中花衣裳和吃饱饭的奢望却被岁月打得粉碎。母亲也明明知道春天的希望,需要坚持不懈的守望,但终究摆脱不了年复一年的失望甚至绝望。因此,春季也就成了母亲自我安慰,甚至自欺欺人的季节。
夏日,酷暑难熬。
为了多挣点工分,母亲一天不落地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劳动,即使在返回的路上,还要挖上整筐的野菜。此时,繁重体力劳动后的“受苦人”们已经饥肠辘辘、横七竖八躺了半炕。然而母亲带着姐姐们会马不停蹄地开始烧火做饭。常常是别人家的火还没有烧旺的时候,我们家的饭菜已经端上了炕。她之所以这样麻利,目的其实很直接,即她认为即使饭菜营养匮乏,但只要及时端上炕,也是解除人们乏困、维系生命的最佳办法。
母亲知道我们上学的弟兄几人若不吃午饭,便无法坚持到四点多放学的时候。于是,在父亲的策划下,母亲常常派已经辍学的二姐,拿着刚刚做熟的野菜团子给我们往学校送。二姐躲在学校窑洞的后边,好不容易等到了课间活动的时间,她先是招呼我们弟兄三人中的其中之一,他会像传递鸡毛信一样将“野菜团子”到达的消息在我们兄弟之间传递。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在同学面前吃这样劣质的东西,绝对是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于是,我们像做贼一样,一个一个溜到窑洞背后,狼吞虎咽般吃完,嘴一抹,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小学生打打闹闹的行列中。当然了,那野菜团子味道苦涩、难以下咽,搁在今天恐怕连猪都不一定喜欢吃,但这些东西那时却是我们维系生命的唯一希望。那野菜团子营养极度匮乏,但母爱却浓烈无比。因为夏季我们家常常青黄不接,挨饿是家常便饭,因此,夏季也就成了我们一年四季最恐怖的季节。
秋日,硕果初成。
母亲把我们家自留地里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东西,经过简单蒸煮,就迫不及待地送进了我们的口中。
嫰得几乎没有米粒的玉米棒子、小得不能再小的土豆下了锅,我们无法等到完全煮熟就偷偷地捞了出来。那些滚烫的玉米棒子、土豆,烫得我们小手通红,疼得我们吱哩哇啦乱叫,左手倒在右手,右手倒在左手,小嘴还不停地吹着降温。还是母亲聪明,她舀来了一瓢凉水浇过来,玉米棒子降了温,烫红的小手也解除了疼痛。母亲看着我们把玉米粒连同玉米芯、土豆连同土豆皮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她愁苦了大半年的脸,终于笑了。
没多日,我们蜡黄的小脸就泛出了红晕,个个像欢实的小猪仔一样,高兴得活蹦乱跳。因为秋季我们能够填饱肚子,秋季也成了我们一年四季中最高兴的季节。
当然,起初母亲这样做也曾引来不少非议。女人们背地里议论母亲“不会过光景”,也就是不会计划、不会过日子的意思。这样的结论在封闭的家乡是对家庭主妇最大的否定。更有难听的话是说我们家是“有了重吃,没了寻吃”。意思是有粮食时过度消耗,粮食浪费完了就四处讨饭。这实际上是对母亲最大的误解,甚至是侮辱。当这些风言风语传到母亲耳朵里,她也不辩解,最多自言自语、唉声叹气地说一句:“唉!饱汉不知饿汉的饥啊!”我能够感觉到,自从她经历那次上吊自杀的生死考验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她已经是无足挂齿了,她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带着全家人活下去!后来邻里们挨饿了,也效仿母亲的做法。我这时候反倒自豪起了母亲的先知先觉。
多年以后,我在生猛海鲜、大鱼大肉的应酬中,也吃到了大厨们精心烹饪的小玉米、小土豆。我惊奇、我感叹啊!那时母亲给我们吃“小土豆”是为了救命,而今大厨给我们吃“小土豆”是为了享受。此“小土豆”非彼“小土豆”也!
冬日,寒风凛冽。
母亲几乎天天起鸡叫睡夜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补已经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她甚至学会了补鞋,拆东墙补西墙地补好了我们白天磨破了的鞋底。天不亮又放下还没有补完的衣服鞋袜,像打仗一样烧开一大锅像猪食一样的高粱稀粥。那高粱稀粥色泽如血、味道苦涩,但孩子们像一群小猪,吃得狼吞虎咽。上学前,我们偶尔看到露出屁股的裤子、张开口的鞋子母亲还没有来得及补,面带难色。母亲像犯了错一样,常常愧疚地说:“先凑合一天,妈晚上一定给你们补好!”
我们也心疼妈妈,想尽量给她减少麻烦,但好动的年龄、不经磨的鞋袜,不几天就开了洞、张了口。补鞋毕竟不是母亲的专业,锥子刺破了手,她疼得眼泪花直往出冒,但她怕惊醒了我们,愣是强忍着不敢叫出声来;寒风刺骨,出门干活想戴个手套,那是富裕人家才有可能泛起的奢望。母亲的手冻得裂开了横七竖八的口子,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经验,她在冻裂的口子上涂上蓖麻油,在煤油灯上熏烤,蓖麻油烧得吱吱作响,母亲疼得直甩手,来回反复多次,直到杀死了局部神经,“活肉”变成了“死肉”,长痛也就变成了短痛。因为冬季是母亲最遭罪的季节,也成了我一年四季铭心刻骨、怜惜母亲最盛的季节。后来冬天一过,我们干脆甩掉破烂不堪的鞋子,甚至上身一丝不挂,只穿着短裤出入在学校里。
母亲期盼春天的到来,母亲期盼来年能有好收成,全家能够吃饱饭。然而连年干旱、天灾人祸,一年不如一年。岁月的折磨早已荡尽了她往日的俊俏与美丽。她面黄肌瘦,饥饿甚至致使她下肢浮肿。
那时候,村里的有线广播成天喊着要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母亲实际上天天在和饥饿作斗争;没完没了的社员大会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驻队干部整天喊着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而母亲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在为活下去而奋斗。当然那时的我也非常向往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够天天吃饱饭了。美好的理想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当你长期饥饿、挣扎在死亡边缘时,吃饱饭就是天大的事!什么理想、道德、情操等,都变得无足挂齿。今天饱食终日的人们如果不相信,试着三天三夜不吃饭,看看人世间哪件事最重要?
四、生命的抗争
我家的日子过得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们弟兄四人,外加两个姐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一个比一个能吃饭。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不满十七岁的大姐许配给了和我们家一模一样贫穷的家庭,大姐死活不愿意。父亲命令母亲说道了三天三夜,母亲也哭泣了三天三夜。三天后父亲嫌母亲思想工作不力,抡起磨棍打了母亲。大姐害怕母亲再受气,顺从了。1972年的前前后后,连年干旱再加上生产队大锅饭的体制,导致陕北出现大面积饥荒。那时候能吃饱饭活下来,成了人们一年四季的唯一命题。村子里家家户户没粮食吃,到后来甚至连野菜都没得吃。村子里不少人动了歪主意,五花八门偷吃偷喝的事情层出不穷。上山掐走了生产队山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谷穗糜穗;半夜里撬开了生产队存放种子的库房;夜晚和看管打谷场的人合伙偷了麦子,连夜人力哼哼唧唧磨成面,赶天亮变成了揪面片就下了肚。母亲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自然有严格的家教。她痛苦地坚守着“宁死也不拿别人半点东西”的信条。
可母亲终究还是没有坚守得住这个信条。她渐渐认为自己可以为了这个信条去死,但她的子女不能因为这个该死的原则而白白地丧命。
先是授意二姐砍了生产队喂驴的苜蓿给人吃。母亲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这个不算偷!因为全村家家户户都在与生产队的驴争抢着吃苜蓿。从春吃到秋,苜蓿老到能够划破口腔、划破食管,驴都不愿意吃的时候,人还在吃。不知是喂驴的饲养员有意而为之,还是我家的运气倒霉,二姐砍苜蓿时被逮了个正着。家里当天中午就没有下肚的东西,怎么办?七八张吃饭的嘴就靠二姐那半筐苜蓿填饱肚子哩。母亲发了疯似的数落了饲养员。大意是偷吃苜蓿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为什么偏偏挡了我家?她不由分说从饲养室抢回了二姐那半筐子苜蓿,拉着我那因饥饿而薄如蝉翼的手转身回了家。我当时真的不明白母亲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今天看来应该是母爱的本能使然。深夜,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炕上,我无法入睡。听到父母的对话:“唉!有什么活法呢?驴都不愿意吃的东西,人还要偷得吃啊!”
后来母亲终于不忍心看着孩子们被饿死,越了“雷池”。母亲偷着拔了生产队七颗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黑豆,准备回家给我们煮了吃。没想到让她姨家的孩子,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表弟逮了个正着。母亲当场跪地,央求表弟不要声张。她的表弟慷慨地答应说:“大姐,甭紧张。我不声张。”可第二天母亲就被押到了全大队上千人的社员大会上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站到了一起。
我那个应该叫表叔的副队长,亲自上台详详细细介绍了母亲偷黑豆的经过,并且揭露了母亲如何如何和他拉亲戚关系、他如何如何思想斗争大义灭亲。在这四五个小时里,大队领导头一天晚上就已物色好的、多少识几个字的社员们轮番上去批斗。我娘始终佝偻着头,背弯得像弓一样,断了线的泪滴落在了脚下操场的黄土地面上。毒辣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母亲站着的那块地面湿了、晒干,再湿了、再晒干……
我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兴高采烈地随着全校同学参加的社员大会。看到母亲被押上台的瞬间,我惊得目瞪口呆、天旋地转。
批斗会终于快要接近尾声了,台上的主持人动员亲属揭发批斗。上小学的我也认为母亲这一次的确有错,似乎蠢蠢欲动,有过想站起来划清界限的念头,但这个既合理又邪恶的念头很快就被我打压下去了。母亲为了我们活命才犯的错,我咋能再在她伤口上撒盐?今天想来,如果那天我站了起来,哪怕是表述一点点的不理解,顷刻间就会击垮娘唯一支撑她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大队决定罚没我们家二十斤粮食。批斗会刚刚结束,身为副队长的表弟带了三四个人兴冲冲地来到了我家。母亲打开了算是存放粮食的仓窑,来人翻遍了整个窑洞没有找到半粒粮食。有人似乎对存放谷幽糠(谷子最外层的壳,比糠的营养价值还低,通常是喂猪的辅料)的大囤子指指点点,怀疑谷幽糠下面藏有粮食。母亲三下五除二将两个大囤子扳倒在地,谷幽糠撒了一地,里面有没有粮食一目了然。随后,她的表弟带着那几个人扫兴离去。
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劝解说:“快甭折腾了,她家一粒粮食都没有了,会饿死人的。”其实我家断粮已经多日,七八口人全靠谷幽糠、苜蓿、苦菜等维持生命。
母亲的精神支柱最终还是垮塌了。她感觉拔了生产队的黑豆毕竟不同于砍了苜蓿,应该划入“偷”的范畴,这与她的家庭教育格格不入。何况自己在千人大会上和五类分子一样站了台,她无脸再见娘家人的面。加之家里断粮已经多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她对挽救这一家人的性命已经失去了信心。
母亲假借上山挖野菜,找了个僻静的山谷。饥饿使她无法爬上大树,她吊在了一棵不算高大的柳树上,欲结束自己才三十六岁的短暂人生。
然而,苍天有眼,这一幕被一位好心的放羊人发现了。母亲被抬放在炕上,她想一死了之的想法没能实现。哥哥姐姐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们用疯狂的干活和百般的听话试图唤起母亲活下去的意念。我一直蒙在鼓里,看着往日午间忙前忙后、火烧火燎地给我们蒸煮苦菜、苜蓿充饥的母亲,今日突然倒在了炕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母亲:“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看见母亲的泪水起初在眼眶里打转转,然而她强忍着。我理解母亲不想在年幼的儿子面前表现出懦弱和无助,而是想极力表现出“天塌下来有母亲挡着”的感觉。但她无法抑制的泪水,最终还是像两汪泉水一样奔涌而出,从母亲平躺着的脸颊两侧,沿着像山川沟壑一样的皱纹流下。母亲用她那像长了短刺一样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妈没病。”随后她像发了疯似的爬起来,不顾家人劝阻,像往常一样,投入到了姐姐们蒸煮野菜的行列中。
在她站起来的这一刻,她克服了多少身体的苦痛、多少心理的煎熬?饱含了多少对家的眷恋、多少对儿女的母爱?我不知道、兄弟姊妹不知道,我那个只懂原则、不懂人性的表叔想必不可能知道,只有苍天才能知道!
五、不止的奋斗
站大会挨批斗自杀未遂以后,母亲突然变得异常坚强。此后各种各样困难接踵而至,但她都默默迎接,主动担当。日子终于有了好转。
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的消息,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般地传到了万里之外陕北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官方没有明确表态,谁敢贸然破坏人民公社呢?
于是,村子里的人试着将大生产队分成了几个小生产队。因为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粮食当年就增了产。母亲和我们也就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挨饿日子。
村子里的人发现仅仅把大队变成了小队,效果就如此明显,况且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胆子就更大了,第二年将小生产队又分成了以亲戚、弟兄、邻里等为核心的若干“作业组”。母亲和我们终于过上了盼望已久吃饱饭的日子。
村子里的人发现政府依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等不到秋后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包产到户”。说是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谁愿意把粮食平均交到大队再平均分下来,那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吗?
母亲的聪慧、父亲的勤劳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们带领早已辍学的哥哥姐姐们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几个哥哥在父母亲的指导下成了身怀绝技的木匠、画匠、石匠等手艺人。他们早已蓄势待发,现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家很快成了当时名气很大的“万元户”。当然了,唯一还在学校里坚守的我,也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在众人眼里,母亲一下子变得高贵了。他们夸母亲聪明、能干、会过光景,针线活做得巧,饭菜也做得香。由于我学习还有点小名气,有人甚至夸母亲生孩子也生得好。母亲对此一笑了之。其实我也知道母亲还是那个母亲,没有任何变化。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军校,从此吃上了国家粮库按月定量供应的“商品粮”。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庆幸她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终于有了铁饭碗,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饿肚子了。不光母亲的想法不怎么宏大,其实,我当时考大学的重要动力也不外乎就是成为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一辈子不再有饿肚子的恐惧。
知识改变命运,“受苦人”的孩子上学可以跳出“农门”,父母亲看到了希望。然而哥哥姐姐们早已儿女成家,错过了上学的机会,跳出“农门”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我的侄儿侄女们身上。父母亲毅然决然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乡村,放弃了苦苦寻求了几十年才寻找到的能够吃饱饭的路子,决定带着七八个孙子到上百里之外举目无亲的县城求学。父亲是我们家庭这项伟大的跨代教育工程的主要推手,而母亲是这项工程的忠实捍卫者、主要贡献者。母亲负责孙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饮食起居。
早晨她像当年对待我们一样,将七八个睡眼惺忪的孙子们生拉硬拽起了床。很快,白得像雪、蒸得像花一样的馒头塞进了他们的口中。母亲蒸的馒头里加了胡麻油、地脚叶、仔蒙花等当地盛产的香油和香料,那馒头的香气很快唤醒了他们的精气神。之后母亲像赶羊一样,把他们送进了分布在小县城各个角落的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紧接着她会马不停蹄地跑菜场、进粮店、挑水、捣碳、生火做饭……
炎炎夏日,热锅燎灶,母亲忙得团团转。汗珠顺着她那花白的发梢滴落在衣衫上,滴落在窑洞的脚地上。很快一大锅消暑纳凉、降脂降压的荞麦凉粉端上了炕。母亲不识字,辅导不了孙子们,但她用那天底下绝无仅有的美味,滋润着孙子们一个一个走进了大学神圣的殿堂。
母亲老了。她花白了发,佝偻了腰,瘦弱了体。
母亲老了,她在这个小县城尽管衣食无忧,但无所事事。她顺路捡起了别人丢弃的易拉罐、塑料瓶……
兄弟姊妹说只有我能够规劝母亲。我给母亲打了个比方说:“我的官就和县长一样大,你想想如果县长的母亲捡破烂,县长该多丢面子啊!”母亲不但遭到了我的责怪,还受到了父亲的数落。母亲只辩解了一句:“看到能用的东西丢了,糟蹋了。”
此后母亲并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只是有人的时候绝对不捡起别人丢弃的废品,她想给我这个官比县长还要大的儿子留足面子。但当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她还会把它捡起来。她认为勤俭节约、杜绝浪费没有错。
母亲走了。我们惭愧没有来得及花多少钱给她看病,她就匆匆地走了。她选择了国庆小长假的前夜走了,她想着让儿孙们利用放假处理她的后事不至于影响到工作。这符合母亲的处事原则:不给别人添麻烦。母亲的后事,我们花了一切可能花的钱,我们想把应该给母亲看病没有来得及花出去的钱,统统花出去。今天看来尽管不符合国家新的政策规定,但当时这样做确确实实给了我们精神解脱。
母亲走后我翻箱倒柜,想看看母亲能够给我们留下点什么。我翻出了母亲因为舍不得花整钱,专门从银行换来的整摞整摞的块块钱、毛毛钱;我翻出了母亲还没来得及卖出去的半袋子桃仁、杏仁。面对着母亲留下的半袋子桃仁、杏仁,我浮想联翩。我感到我是多么的势利、多么的渺小。我又感到如获至宝,因为那是母亲像做贼一样,一粒一粒从外边捡来、去壳、晾晒的,它集中体现了母亲的勤劳、善良与仁爱。
善解人意的妻子将那半袋子桃仁装进玻璃罐中,抽气密封,永久保存在我家工艺品橱柜上最显眼的位置上。
追忆母亲,感慨万千,别样情怀。
追忆母亲,别人往往说她给孩子们穿的衣服多么干净整洁,但我的母亲不是。因为她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满足我们弟兄姊妹六人像长了牙齿、能够啃破鞋袜的脚板。
追忆母亲,别人往往说她多么受人尊重,但我的母亲不是。在那个饥肠辘辘、哀鸿遍野、人心叵测的年代,因为她的男人刚直不阿,她在那个小山沟里受到了人们的排挤;因为人穷志短,穷到了不但别人看不到这个家庭有能够翻身的希望,连自己也看不到了这个家庭能够起死回生的希望。
追忆母亲,别人往往说她宁愿饿死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但我的母亲不是。她自己连死都不怕,但她不忍心孩子们被饿死。她曾经为了我们活命,偷着拔了生产队黑豆给我们吃,站了大会、挨了批斗甚至自杀未果。
追忆母亲,别人往往叙述了母亲光辉的、高大的、出人头地的事情,但我的母爱不同。我的母爱是平凡的、不足挂齿的,甚至是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母亲为了救活我,让我在她虚弱的身体吃奶到七岁,才被姐姐连哄带骗隔离。母亲在一个被窝里搂着我睡觉,直至小学毕业的年龄。在北方天寒地冻的漫长冬夜里,她用那宽大的胸怀温暖了我冰凉的脊背……
母亲虽然后来花白了发、佝偻了头、弯曲了腰,但她遗传给我宽阔的脸膛、伟岸的身躯。
母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但她遗传了我不菲的情商、不算低的智商。让我惊奇的是,身为大学教授的我,与七十多岁的母亲对弈五子棋,竟然屡屡败下阵来。
母亲虽然为了救活嗷嗷待哺的我们,在批斗会上站了台,但她培养了我勤劳善良、公私分明的品德和顽强拼搏、坚韧不拔的意志。
母亲爱家庭,爱得死去活来;母亲爱丈夫,爱得轰轰烈烈;母亲爱儿女,爱得铭心刻骨;母亲甚至像对待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爱着她饲养的鸡鸭鱼鹅、猫狗猪羊。
这就是我平凡的母亲,她用再平凡不过的母爱哺育了我们成人、成才、成业,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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