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约瑟夫·奥尼尔

　　[爱尔兰]约瑟夫·奥尼尔

　　我出事之后，妻子维基想要与好朋友帕姆、贝基见面聊一聊，她们不仅性格谨慎、老成持重而且又和蔼可亲，于是妻子写了一封信给她们：

　　嗨，好朋友們，星期三能拽你们出来吃个饭吗？稍作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想和你们商量。

　　那天是我准备了饭菜——黄瓜汤、烤鸡胸，还有一份扁豆大葱沙拉。做饭原本是维基的事情，我并不参与，但我在家已经困了好几个月了，厨房反而成了放松消遣的地方。也就是这段时间，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异样。

　　那天七点帕姆和贝基准时来了，疾病让我变得又小又清瘦，她们很温柔地和我拥抱。“他看上去很年轻啊，”贝基对维基说，“莫莉哪里去了？”

　　我们的女儿，莫莉，已经五岁了，她整晚都和维基的姐妹玛雅待在一起，玛雅和莫莉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就连我的医生也无法预知。

　　我照自己的习惯给在座的人各倒了一杯纯净水。维基没有丝毫犹豫地说了起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是我们计划好的开场白，众人都知道维基是神志清醒又健全的人，没有任何坑蒙拐骗和令人尴尬的黑历史。她来公布这个难以置信的新闻，实在是太合适了。我缺乏威严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是个不同凡响的蠢货，而是有部分身体孱弱的原因。维基说：“这件事十分敏感而且需要保密。”

　　贝基惊叹：“哇哦。”

　　帕姆说：“如果我们将要进行最高机密的探讨，那我马上坐下来。”

　　我们和维基围坐在桌子旁，我的妻子说道：“我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她用手指了指我：“他会飞了。”

　　我们的朋友陷入了匪夷所思和惊慌失措的沉默中——好像我们宣布的事是皈依了某个宗教。随后帕姆笑了几声问道：“怎么飞呀？”

　　“像鸟一样的飞行，”维基强调道，“是飞行。”

　　“像鸟，”我插嘴，“这样形容有点儿过分了。”

　　贝基回答：“我无法想象。”

　　维基给了我一个暗示，我拿来笔记本电脑。所有人都转向了屏幕，我播放了一段九秒钟的视频片段，这是维基用她的手机录的。

　　帕姆说：“我们还想再看一遍。”

　　我们所有人又看了两遍，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情景：我悬浮在那间屋子里，之后就这样从厨房又飘移到了十一楼公寓的窗户旁，我的胳膊防御式地伸展在身体前，并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天花板，片段就此结束了。

　　帕姆说道：“这也太逼真了。”

　　贝基说：“你知道这视频让我想起了什么？茱丽阿姨（茱丽阿姨是《欢乐满人间》的女主人公，一位会飞的仙女）。”

　　他们不相信，或者是无法理解眼睛所看到的，我们只得再次表演一下。维基给了我一个鼓励的轻吻，因为她知道我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厌恶和尴尬。

　　我的脚尖点地，随后便漂浮到了之前提到的那扇窗前。那是二月的一个晴朗夜晚，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纽约的摩天大楼，炫耀夺目而又毫无意义。

　　当我下降到地面，我们的客人惊悚地望着彼此，贝基用手捂着她张大的嘴巴。

　　“我们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认为这与他的病有关。”维其说道，随即又提议，“我们要不要喝点儿汤？”

　　喝汤时间又恢复了和谐愉悦的气氛，我们听贝基和帕姆讲去缅因州旅行的事，维基也谈及了莫莉的近况以及在幼儿园的探险经历。我们还探讨了有关一个叫安迪的男孩的一些事，但如今安迪在社交方面很成功。

　　这种交流我无法融入进去，也不能成为话题谈论的对象。当我说帕姆和贝基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时，我真正想说的是她们只是维基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和维基的关系，我和她们才有了接触。

　　我上了一份扁豆沙拉。贝基拿起叉子，却很唐突地站了起来。“现在我有点儿吃不消了，”贝基说，“真的很抱歉。”

　　我们的客人要离开了，帕姆把维基拉到一边嘱咐：“他需要上保险，我回头给你发邮件。”

　　三周以前，我的身体就发生了波动。我被差遣出去购买清理浴室勾缝剂的双氧水，当时跳过了一滩融化的雪——我却急速弹射到了远处的人行横道上，一辆从纽约大道驶来的车正要转弯，而我恰好从车前跃过，险些害死人。我马上掉头回家，脚步非常缓慢、非常轻柔。之后我在家坐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决定试着再跳一下，这次却撞到了天花板。

　　接下来的两天，我几乎全躺在床上，惊恐到不能动弹。幸好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最终我觉得是自己产生了强大的幻觉而已（这是我服用药物的副作用，毋庸怀疑），所以我决定再次出门，完成买勾缝清洁剂的使命。为了安全起见，我先用一只脚跳，然后，就又起飞了。

　　这件事没法解决了：我经受了一次改变，或者说是转化。我不是在做梦（虽然在梦里我也从不会飞）。我没法立刻告诉维基。我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自己全新状态下的行动（升空、盘旋、着陆）之后，接下来的一周我就向维基坦白了。我的这种空中运动好像是侧倾降落：可怕，有点儿恶心且令人不快。即便后来我接受了一些简单的精神方面的神秘训练，也能调整速度和高度了，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在空中悬浮时，我总感到不自然和孤独。

　　一天晚上，当莫莉睡着之后，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和窘迫，坐到了维基的身边，试着说出我发生了些什么。当然为了让她能相信这个事实，我只得现场演示了一遍。单凭语言是无法有效表达出这种有关物理、生物、现实历史交织在一起的矛盾状态。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也可以说不知道怎么给我治疗。我们没有讨论如何使用这个新潜能。“我觉得应该和其他人讨论一下，”维基说，“帕姆和贝基或许可以。”最后我妻子迅速付诸于行动。在听到、看到我这划时代意义事件的十分钟后，她问我那天还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她：“我终于完成了一项工作。”我指的是一个折磨了我很久的项目。我为一个金融集团做通信材料，但很愚蠢地卷入了起草年度报告的工作中，因为一切都要在法律框架之下进行，所以这工作并不好应付。由于无法诊断的疾病，我离开了办公室，但之后的事情并未因此而变得容易些。实质上我的工作是处理各种蠢事，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时的我就像是个傻瓜，现在可能依旧是。傻瓜主义的原则是在最有权势的部门里他们是傻瓜。当我们不需要他们愚蠢的时候，他们却恰到好处地愚蠢着。尽管我并不想做个蠢货（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很沮丧）。我意识到这个特异功能竟提高了我的智慧。以前，我会怀着敬意来听财政部长、蓬勃发展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甚至是常交谈的主管的发言，现在我觉得他们说得够多了。这很有启发性。当你承认这是一个由字符串组合运行的世界时，这个世界就有了更多的意义。并且一旦你意识到愚蠢的本质（是用来体现一个人和他所处地位的关系;是用来描述本应该理解、完成和实际能够理解、完成之间的差距），你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当然愚蠢并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是常态，但从长远看，它却总是很盛行。格林斯潘？最终证明他很愚蠢。奥巴马？一任期要结束了，也并不需要他太聪明。叫乔·施莫的路人甲？更是震惊般的愚蠢。

　　这个话题很私人，一个会飞的人就是十足的愚蠢，首先，我自己就觉得很蠢。

　　根据我的这套逻辑（逻辑本身不太愚蠢），我听从了帕姆有关上保险的建议。帕姆把我引荐给了她的一个朋友娜奥米·帕特尔，娜奥米在帝国大厦有一间小巧玲珑的办公室，帕姆曾介绍过娜奥米擅长精品险。我和娜奥米预约了时间，但维基迟疑地说：“我猜会有用吧。”

　　自从上次在纽约大道上死里逃生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步行出门，维基很早就下了班，我们走路和上出租车的时候，她都握着我的手。这样做是为了让我能够一直扎在地面上，也是为了表达她的爱意。

　　娜奥米和我们同龄（奔四了），有让人舒服和优秀的教养。她的办公室在七十六层，可以看到银光闪闪的哈德逊河和银光闪闪的纽约港。为了把依次出现的景色看得更清晰，我擦了擦眼镜，这种有秩的景色会让你想起类似于“银色”和“神圣”这样的词语。

　　娜奥米一直在听我说，并在一个黄色的平板电脑上做着笔记。当我讲完，她放下了笔，然后摘下了眼镜。“不知我是否理解准确了？你的丈夫，”她检查了一下笔记，看上去对我有点儿嘲讽，“会飞？”

　　“呃……没错。”维基回道。她做了一个我们都可以接受的表情，这个表情暗示保险经纪人，对待这个古怪的丈夫本应幽默一点。我们并不想让经纪人相信我是个真正的航天员。

　　“这太不正常了。”娜奥米·帕特尔继续说道，“我经手过许多高风险的活动——跳伞、羽翼飞行、真正的极限运动——呃，但从不是你们这样的。”

　　她思索了一会儿，计算了一下是否我的情况会产生佣金，以及会涉及多少工作量。你能实打实地看到那些加减等式符号从娜奥米的额头和嘴巴层层叠叠地冒出来。或者她正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我赶出她的办公室。她最后确定地说：“你需要把自己当作一辆车或者是飞机，你需要的是保护自己免遭意外伤害——它叫A.D.&D险，这个险涵盖了死亡和解体的情况——并且你需要一份责任险，万一你给别人带来损失了呢。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评估风险，我们会给保险公司一些提示。”她操作着键盘：“我正在给你发送申请表。”

　　实际上除了填写表格，一切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进展——好像在时间的小碗里又凿了一个新窟窿。

　　不过这样也很好。年龄越大，我对那些保障正常生活秩序的幕后工作就越发敬佩。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并没有人告诉我除了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外，我们还要接纳这种暗中被管理的生活方式。我不能相信这么多年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在这里我没有想过通风问题、网络环境的健康稳固、木制的调节、法律、信用等级评分、自动还款日期、储存空间以及丙烷。

　　回到家后，我吃了一个巧克力花生奶油冰激凌。这些卡路里都被我消耗在浴室里了，随后我便回到床上去填写调查问卷。而维基和莫莉在卧室里用黄色的小剪子剪纸玩。

　　请描述你想要投保的保险包含哪些活动，特别是活动的范围，包括频率、地点、安全程度。陈述有关经历或证明。

　　在此假设我可以到处闲逛。但在地球上我为啥要这么做呢？又有谁知道我在空中待多久呢？还有风、雨、光、射线和冷空气呢？我该穿啥？我的眼镜又该怎么办？還有无人机、飞机、发电风车、电线、烟囱和电线杆子呢？总得来说，随便一个城市都是一场死亡之旅。如果在农村，每个人都会锁定并上膛，他们会射击天上所有移动的东西。百万计的鸭子和火鸡被打下来，我只能像猫头鹰一样在夜间飞行。不，我只需要紧急飞行和非自愿飞行保险。谁又能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可能从飞机上掉下来，我可能会困在大火里或在涨潮中逃生。甚至，更极端的是，我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飞行。降落伞已经发明了，我们有火灾逃生出口、洪水预警以及疏散计划，我们也有灾害预防措施。大的战争并非善与恶的较量，而是重大危险与协议之间的博弈。

　　我站在卧室门口问：“嘿，莫莉。如果你会飞的话，你将做些什么？”

　　莫莉依然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甚至一个五岁的孩子都会认为这个问题很荒唐。她说：“我想飞向意大利面。”

　　我说：“还有呢？”我相信她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莫莉对她的妈妈说：“我还会飞向你。”

　　过了一两天，办公室要开会。会议的目的是回顾起草的年度报告。我本人被要求到场，并且首席执行官也要出席。这种大场面令我很兴奋，毕竟我进团队很久了还没遇到过。我打扮了一番，腰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太长了，让我看上去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不得不在带子上又穿了孔来调节。维基说：“你为什么不穿那件蓝色的毛衣呢，那样穿你会显得高一些。我说不出原因，但确实让你变高了。”

　　会议进行的很顺利。“我不懂‘快速反馈路径’是什么意思。”首席执行官说，“但我喜欢它。”大家都在笑，我等着某个人能够赞许我一下，但并没有。实际上，令我如释重负的是我根本没有被提及或被召唤。

　　之后，我和瓦莱丽·阿塞维多和亚历克西斯·陈去阳台抽烟，她们是我的同事，而且很有趣。我并不抽烟，但开完会就立刻打道回府，很可能会留下被人误解的印象。三十二层的阳台上正下着雪，日光退散之时，街的对面，光彩熠熠的塔上挤满了穿白衬衫的工人。

　　“那个地方最需要的，”亚历克西斯说，“是阿卡普尔科椅子。”

　　瓦莱丽问：“它们是哪一种椅子？”

　　“你懂得——是用有弹力的乙烯绳做的，专门用作户外，因此叫‘阿卡普尔科’。”

　　我放声大笑着，“等等——这是叫‘阿卡普尔科’的原因吗？”

　　亚历克西斯继续和瓦莱丽聊天：“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

　　“有趣，很好。”瓦莱丽回答。

　　亚历克西斯做出一副倾听的姿态。

　　瓦莱丽忽然也来了兴致，她说道：“这感觉就好比我是家餐厅，他喜欢我就像喜欢餐厅一样，类似于‘感觉不错，我应该再来一次。’”

　　亚历克西斯忙说道：“‘红焖小牛肘一定棒极了。’”

　　她们两个大笑着吸电子烟。我发出了相似的笑声，但很温和。我并不喜欢这种聊天，我对谈话内容一无所知。让我惊讶的是她们会谈论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如果男性在场的话这类话题会比较受拘束。或许我不在的时候，公司开玩笑的潜规则早就改变了。

　　亚历克西斯继续说道：“然后呢？”

　　瓦莱丽回答：“嗯，很甜蜜。他是那种……注重细节的人。要是用个随大流的说法，那个单词怎么说来着？是个手艺人。”

　　亚历克西斯说道：“哦，工艺酿酒师那种，专业但传统。我对此保持中立，不发表看法。”

　　瓦莱丽像个喜剧演员一样停顿了一下，然后干巴巴地继续说道：“不过，我很久没见到男人的那玩意儿了。”两个女人爆发式的大笑起来。

　　这一刻的我显得多么愚蠢，我把重心聚集在了膝盖上，然后从她们不远的地方，腾空到离地三英尺，向后飘进了大楼。我看了她们一会儿，她们继续腾云驾雾地交谈着。她们并没有发现（我很客观地说）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幕飞人景象。

　　当我回家时，帕姆正坐在桌子旁。她没有脱下她的外套，維基和莫莉坐在沙发上，正鼓捣着耳机和平板电脑，这在工作日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决定去沏一杯绿茶，却偶然听到帕姆告诉维基，贝基对她使用了暴力，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种情况让帕姆觉得陷入了致命危险。帕姆说：“我很怕贝基来这儿。”

　　维基说：“这太糟糕了。”她失态地绞着双手，现在的情形不同寻常的让人担忧。比起帕姆，维基对贝基其实更加信任。维基是五年前认识帕姆的，那时帕姆是贝基的第一个女朋友。而维基和贝基的友情可以追溯到波士顿大学读本科的那段日子，她们都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小组，小组成员们现在还或多或少有联络，维基自称他们是“旧神学帮派”。

　　我初次见维基就问过她神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她回答是针对神本质的研究。她一定知道这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对我这种无神论和亡命之徒来说。我问她相信上帝吗？她激动地低声说，当然。多年过去，这个话题再也没被提起。后来一天晚上，病痛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时，我在黑漆漆的卧室里对维基坦白，我就是无法理解神学。谈话陷入了沉默，她的声音冲破黑暗告诉我，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相信神迹。我说，能再解释一下吗？维基轻声重复，所有事情的存在都是为了接近神性。此时别的声音响起：那是莫莉睡醒后害怕的叫声。我们听到像短跑运动员一样砰砰地飞快而来的跑步声，随后门被冲开，她跑上了我们的床，睡在了她的爸爸妈妈中间。

　　帕姆并不是旧神学派的成员，她是在纽约的秘鲁人，当贝基开始和她偷偷约会的时候，就常叫她秘鲁人。贝基很直率，但我和维基都认为秘鲁人来自于安第斯山脉。在长岛市做销售经理的帕姆比我们年长而且强壮，初次相识时，我们都很震惊贝基有这样的密友，但我们现在很喜欢帕姆。帕姆温柔、活泼，而且会讲许多有关瓦库里斯兰猎鬼和在奥萨波河畔向福蒙特州姑娘们求爱的故事。很坦诚的说，这并不是刻意地去比较，但我们更喜欢和帕姆呆在一起了，而不是贝基。

　　尽管帕姆更有趣，维基就更左右为难。如果使用暴力的是帕姆而不是贝基，她面对起来还要容易一些。

　　我给维基和帕姆倒了一杯茶。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烦帕姆不脱外套，这行为增加了乱糟糟的感觉。

　　帕姆说这不是第一次讨论分手，这种讨论会激怒贝基。贝基会扔东西，贝基扔过一个玻璃的纸镇，如果帕姆被砸中了，很可能就砸死了。

　　我去过帕姆和贝基的住所好多次了。家里到处散落着物件。只要你想要扔，绝不会缺要扔的弹药。

　　“哦，我的上帝。”维基说道。

　　“贝基去找我的枪了，”帕姆说，“贝基知道我把枪放在了一个鞋盒里。贝基就这么看着我，然后想阻止我离开，我在被抓住之前跑掉了。”

　　“哦，我的上帝。”维基回应着。

　　帕姆给我们看手机屏幕，有二十七个贝基的未接来电。

　　我在厨房鼓捣晚饭。“你可以申请限制令，”我说，“可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

　　帕姆好像没听到我的提议。维基看了看莫莉，莫莉依然戴着耳机，她边手舞足蹈边咧嘴笑着，被她的平板电脑所吸引。

　　此刻门铃响了。

　　维基问：“我们今天有快递要到吗？”

　　家里的网上购物由我管，我说：“没有。”

　　门铃又响了。

　　“贝基来了，”帕姆说，“我告诉你，就是贝基。”

　　我关了煤气，给锅盖上盖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晚饭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甘蓝蒸好了，鹰嘴豆和洋葱也炒好了。

　　“太奇怪了，”维基盯着可视门铃监控，“我没看到任何人。”

　　我亲自过去看了看，门口确实没有人。

　　维基说：“贝基可能已经进来了，或许有人正好开门进来。”

　　我们的住所没有门卫，客人想要进来需要按两道门的门铃。然而要是有业主正好要出门，业主通常会礼让客人进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客人会直接上楼，因为电梯是由主人控制的。

　　对讲屏幕意料之中的变暗了。

　　我说：“看吧，可能并不是贝基呢。”有时候一个没耐心的外卖小哥也会让多户门铃嗡嗡响。

　　维基说：“贝基给我发短信了。”

　　“让我上去？我在电梯里呢。”

　　我家外门有两道锁，我全都锁上了。

　　维基说：“我要和贝基谈谈。”

　　我拿出三个盘子来盛食物，维基去卧室打电话了。帕姆和我并没有交谈，我想着要搂帕姆一下，但那厚重的外套劝退了我。帕姆也没有吃一口东西。

　　维基走出了卧室坐在桌旁。她显得很疲惫，维基缓缓说道：“贝基不愿离开，而且一直说‘我想和帕姆谈谈’，贝基出奇的平静，说‘我有权利和帕姆谈’，声音不对劲儿，贝基的声音很不对劲。”

　　我说：“或许我们现在要下决定了。”

　　“都是那愚蠢的枪，”帕姆说，“维基，我害怕。”

　　维基像是在自言自语：“在大学期间贝基就想当个传教士。你知道的，贝基想去非洲改变所有人的信仰。”

　　帕姆开始哭泣，她给我们看手机：电话依然不停地打进来。

　　我不知道帕姆对危险的判断是不是可靠，但我知道这个特殊的时刻与谋杀和骚乱有关，并且分手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说：“现在只有从大厅能离开这儿，我们必须报警了。”

　　“不，”帕姆的脸埋在双手里，“不行，他们会开枪打贝基的。”

　　帕姆拿手指着我时，我嘴巴里塞满了甘蓝。“你，你能做些什么的，你懂我的意思。”

　　维基用难以言说的表情打量着我。“对，”她说，“对啊，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的上帝，对啊。”

　　我喝了一小口绿茶。现在最重要的是不做傻事。当我冥思苦想，怎样在一个没有上保险的天空中来解决问题时，我被一种强烈的感觉所牵引着，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在长途跋涉，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在不知不觉中拐弯，最终在一条不知什么样的道路上，把我带向了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领域。

　　我慢慢站起来，走向窗户并打开了它。窗外满是明亮、拥有神秘气息的公寓。冷空气窜进屋子，我转身看向两人以便她们能看到我的表情。我像鸟张开羽翼一样伸展手臂。我飞了起来并说道：“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吧。”而她们的表情却充满敬畏和恐惧。

　　维基的姐姐玛雅，总是不打招呼就来了。为了减轻我们的厌恶，她总是持续性地按门铃以便提醒我们她的到来。当我依旧在窗户旁背对着闪耀的摩天大楼高高地悬浮着时，这特定的按铃方式又响起来了。

　　维基立即反应过来：“是玛雅？”

　　我飞向对讲机，果然是她，她开玩笑似地朝摄像头呼出一口煙圈，顿时雾气缭绕。我还没有回应她，玛雅正看着玻璃前门，朝里面的人挥手打招呼。那个人一定是玛雅认识很多年的贝基了。玛雅是可以随意进出住宅区的。

　　维基斩钉截铁地说：“玛雅能控制贝基。”

　　玛雅是个善良而又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她从东村地下室公寓出走之后，有一段奇特又出生入死的销售历险记。她有一把不会弹的竖琴，她对酸奶、蓝藻还有气场能量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觉得她的一切都很愚蠢。但是玛雅却吃惊地对维基评价我：“他有些不大对劲儿的地方，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他的能量场完全变样了。”

　　我该嘲笑第六感吗？我能清除这种超自然的念头吗？正是由于玛雅对气场的强烈感知让她捕捉到贝基那晚笼罩在“周身的反常”里（后面她将自己陈述）。玛雅说她很早就对贝基有这种难以解释的感觉。贝基“总是无缘无故的畏畏缩缩”，因此不得不“装出消极而又愤怒的姿态”。当玛雅看到贝基在大厅里溜达的时候，直觉告诉她有些不对劲儿。

　　“是贝基的马尾辫，”玛雅后来对女警官说，“它整洁而又让人感到凶狠。就像贝基这个人一样。‘太巧了，我刚到这儿。’女士，我脑袋里一直在想如何和贝基撒谎。”

　　玛雅和贝基进了电梯，她们在这个铁盒子里站了一两分钟。“我猜他们不在家。”玛雅说道。

　　“哦，他们在家。”贝基说，“帕姆告诉我要来这儿，他们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不想让我们上去。我有点儿着急，我觉得有些要紧的事儿要发生。我之前给他们打了电话，但是没人接，我们得想办法上去。”

　　玛雅向警官陈述：“我给他们发了短信，如果他们不及时回复我，我也要着急了。”随后她们走出了电梯，在大厅的长椅上坐下来。

　　玛雅给维基发的短信是：打911，我稳住贝基。

　　玛雅是如何做到在没有知晓事件之前，就快速准确明白形势的？她又是如何看穿贝基和那些假话的？她怎么就这么聪明？

　　维基总是很听她姐姐的话，她打了911。

　　六分钟后，闪着红白灯的警车出现在街道上。玛雅为第十九警区的十二名警察开了门。警察指认了贝基，并当场逮捕了贝基，显然这是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固定程序。贝基像只小羊羔一样安静地走了，玛雅说，正如她所预料的一样。

　　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和玛雅一起进来了。我们全都坐着，玛雅对警员说：“你发现她带枪了对吗？我感应到了有武器。”

　　女警务员回复：“我稍后确认。”

　　不一会儿玛雅的判断就被证实了，贝基确实带了帕姆的枪。女警务员分别对维基、帕姆和玛雅进行问询。有很多书面材料需要写，每件事都被有条不紊的记下来。我并没有参与笔录，因为当时我和莫莉还悬浮在外面闲逛，莫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好奇，她试图摘掉自己的耳机。女警务员向帕姆解释受害人的选择，并推荐一个“安全的计划”。帕姆说：“贝基很危险，我想强调很危险，我不想再看见贝基。”女警官向帕姆重复了一遍她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什么系统可以保护帕姆。女警官给了帕姆三个小册子，因为我们的朋友并没有状态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和维基浏览了一下。

　　纽约警察局，我念道，每年处理超过二十万起有关家庭暴力的报警。

　　穿着大衣的帕姆带着自己的一切去拥抱了女警官。警官训练有素地接受了拥抱，如何对待这些拥抱也是警官的必修课。

　　让我很触动的是这些警官是多么的有秩序，让我充满了希望。

　　我们商量了一下，帕姆先去几个街区外的旅馆住一晚上，维基陪帕姆走过去，玛雅回家。

　　奇怪的是莫莉依然不想睡。她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周身摆着动物模型和其他的摆件。她最爱的大猫们排成一排，还有一群独角兽、绿衣士兵、玻璃弹珠、熊，以及最少一条的鳄鱼，旁边还有一只比其他玩具都大得多的恐龙。莫莉有雪白的皮肤和深棕色的头发，她边摆弄这些动物边喃喃自语。我坐在椅子上想搞懂这些动物之间到底说了些啥，可惜一无所获。它们好像在合作着演一出戏，好似有一个障碍物，类似冰川裂缝或者是一条河，动物们相互协作着通过障碍。之后战争爆发了，士兵与鲨鱼搏斗，与独角兽搏斗，打败鲨鱼，再次进攻。当白虎受到猞猁的威胁时，海龟和绵羊飞来支援。斗士们接连倒下，然后又被女孩巨大的手掌捡起复活。她要是这么一直玩下去就好了，但愿吧。

　　她打了个哈欠。

　　“咱们睡觉吧。”我牵着她，“早上它们依然会在那儿摆着。”

　　大概两千个早晨过去了，我在几周的时间里丧失了飞行的能力，如果我真有这种本事。我觉得原因是我体重增加了，变得很重，但是谁知道呢。我从没有和任何人讨论个这个奇怪的话题，包括维基。渐渐的我都不确定我是否真的会飞过。记录我飞翔的视频已经丢失，但我自己深信不疑。莫莉的玩具被收进盒子里放在床下，随时可以方便找到，她每年都会饶有兴致地让白虎和它的帮派复活一两次。

　　而我曾经亲自见证了一个飞人的存在。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