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陕西茯茶长什么样？是黑茶、白茶还是绿茶？我们从历史中寻找茯茶最初的样貌，从其原料主要产地湖南安化到陕西泾阳，这款中国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泾阳这个地方赋予了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并有饮茶习惯的国家，是茶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从战国时期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茶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要考证陕西茯茶，先要了解它的历史。

　　历史上，茯茶的生产有“离了泾河的水不能制，离了关中的气候不能制，离了秦人的技术不能制”之说。泾河源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东麓，向东流经甘肃省，至陕西省高陵区注入渭河。茯茶最早就出自泾阳，这也正应了一句老话：“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阳出名茶。”

　　泾河是渭河的支流，渭河又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和渭河在西安市高陵区交汇时，因为含沙量不同，呈现出一清一浊的特征，由于清水浊水同流一河互不相融，形成了奇特的景观，这也是成语“泾渭分明”的来源。现在，常有地理迷和旅游者来此寻踪，探究这一自然奇观。

　　泾阳位于泾河之北，古以水之北为阳，泾阳由此得名。泾阳之名最早见于《诗·小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战国时期，秦灵公即位后，“以泾阳为秦国国都，约十年”。战国晚期，秦设泾阳县。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命司马错为将伐蜀，司马错南下平定了蜀地，也顺道灭了巴国。之后，巴蜀地区就成为秦国茶叶主要的出产地之一。

　　秦国素来有重用客卿的传统。秦王嬴政即位后，在公元前246年，邻国韩国为了自救，派郑国作为奸细来秦，说服秦国修水利，用“疲秦”之策来消耗秦国，保存自身。当时，秦王嬴政将重用客卿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韩国间谍郑国的到来，正顺应了秦王发展农业灌溉的想法。郑国的真实身份在渠开凿到一半时被发觉了，秦王嬴政欲杀郑国，但郑国一句“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郑国对秦王嬴政说，水渠工程只不过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对秦国来说却是万世功业。嬴政最后接纳了郑国的意见，让他继续主持此项工程。十年以后，历史上这项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终于竣工了。

　　郑国渠全长300余里，西引泾水东注洛水，使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变。《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郑国渠的开通，加快了秦统一的进程。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郑国渠开通的十五年后，秦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以咸阳为首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郑国渠被历代政府所沿用，泾阳也因为这项伟大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业大县。如今，郑国渠遗址已成为泾阳县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效益的文旅景点。

　　汉惠帝四年（前191），泾阳改为池阳县。从汉武帝时期张骞开拓丝绸之路起，泾阳就成了南茶西运和加工、中转的重地。“西汉以降，茶叶市场不断发展，茶商队伍也随之壮大……”中国茶叶对外传播路线基本上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辅而行，后期茶叶的贸易远超丝绸，所以丝绸之路亦被称为“丝茶之路”。日本《植物和文化》1973年九号桥木实《茶的传播史》中记载，中国产茶地的茶叶向长安地区集中，然后经甘肃，过天山，再运往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及东欧地区。

　　汉宣帝神爵年间（前61—前58），辞赋家王褒在《僮约》一文中两次提到茶，即“脍鱼炮鳖，烹茶尽具”和“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虽然六百多字的《僮约》是一篇与髯奴有关的契约文章，但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足以说明西汉时饮茶之风已相当流行。王褒在不经意中让我们窥见了西汉从事茶叶买卖的商人，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东汉时，泾阳属司隶校尉部左冯翊池阳、云阳县和京兆尹阳陵县。汉唐时期，今陕西地区商人就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与先行者。他们以“忠、义、仁、勇”，“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事以仁，作战以勇”而被世人称道。

　　唐代开始实施茶马交易政策。唐贞观元年（627），泾阳县属关内道雍州所辖。泾阳与都城长安毗邻，唐代是茶叶生产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为往后的泾阳茯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茶税在唐代是一项重要的税收。当时设有茶政，主要管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茶税等，这说明茶已经成为政府贸易中重要的收支之一。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可见，北方的饮茶习惯，是借着禅宗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说明禅宗对茶的推广作用是相当大的。

　　茶的沉静与内在的谦恭特性非常符合佛门的教义，茶的提神保健功效也受到僧众欢迎，因此茶在佛门中是一种特别的存在。特别是对讲究平心静气修行打坐的禅宗来说，茶与禅犹如一件物什的外形与内涵，“禅茶一体”之说深入人心。

　　唐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李世民册封宗室之女为文成公主，并将她许配给了吐蕃王朝三十三世赞普松赞干布。吐蕃是青藏高原新崛起的一个王朝。这位有着“饮茶皇后”之称的大唐公主入藏时，陪送队伍中有唐王朝派去的大使、太医、乐舞师、画家和各个行业的能工巧匠，皇室给文成公主陪的嫁妆还有丝绸锦纶、琉璃器皿、粮籽茶叶等特产作物。据陕西省茶人联谊会会长韩星海先生说，藏史中记载：“赞王松布之孙（即松赞干布）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文成公主入藏后，给藏王松赞干布建议，用出自吐蕃的特产，如牲口、皮毛、鹿茸等与大唐交换茶叶。松赞干布听取了文成公主的建议。从此，吐蕃王朝的雪原上饮茶之风日渐盛浓。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之后，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居住了三十年。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拉萨仍保存藏人纪念她的塑像。这段唐蕃联姻的历史，也是文成公主入藏传茶的历史。藏谚云：“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藏民认为茶叶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西藏图考》记载：“西藏婚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若干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达问，并献茶酒”。今天，行走在唐蕃古道上，仍旧能闻到茶的醇香，这里的人们一天都离不开当地的酥油奶茶。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相对文成公主而言，金城公主在吐蕃留下的史料及传说较少，但她对唐蕃关系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特别是她促进了唐茶文化在藏区的传播。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大唐与吐蕃王朝之间的茶马互市逐渐演变成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历史友好贸易。这个时期，泾阳属关内道京兆府，是丝绸之路南茶北运重要的中转码头。

　　如果把茶马古道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分析，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就是唐朝的首都长安。它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源头。现在，我们通常讲的茶马古道主要指的是这三条—陕甘茶马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与滇藏茶马古道，而其他的茶马古道大多是在这三条古道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而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唐蕃古道就是茶马古道的前身，它通过农耕地区的茶换取游牧地区的马匹等，通过这种贸易方式，中原王朝把茶叶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中国茶学界的一部经典专业著作—《茶经》问世，作者陆羽亦因《茶经》一书闻名于世，被尊称为“茶圣”“茶神”。《茶经》七千余字，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习茶文化的著作，堪称一部茶文化的百科全书。《茶经》共分为上、中、下卷三卷，其中包含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等十章内容。了解陆羽与《茶经》，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茶文化及其体系的进一步认知。

　　陆羽的一生传奇悲苦，这或许也是他愿意于茶中寻找心中宁静的一个原因。相传，陆羽年幼时因为相貌奇丑而被父母抛弃，后被竟陵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带回寺中抚养。回到寺中后，智积禅师以《易》占卦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就给他取姓为“陆”，取名为“羽”，取字为“鸿渐”。

　　在龙盖寺中，陆羽渐渐长大。智积禅师不仅是一位颇负盛名的饱学之士，而且还喜好烹茶，茶艺甚是了得。在他的悉心教导下，陆羽不但认识了好多字，而且还慢慢地学会了烹茶。

　　寺院教育培养了陆羽良好的品格，但佛门的清净寂苦并没有让陆羽服膺，他并不愿意皈依佛门，而是志向于儒学。九岁时，因为智积禅师让他抄写佛经，陆羽竟然反问师父：“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死后无嗣，这能说是孝吗？”对于这个小小年纪便如此桀骜不驯、无视尊长的弟子，智积禅师以打扫卫生、背瓦牧牛等繁重杂活惩戒陆羽，期望他能幡然悔悟。然而，事与愿违。陆羽的求知欲更为强烈。这一度又使他被幽禁于寺中。十二歲那年，陆羽逃出寺庙，后入戏班为伶人。虽说陆羽天生有些口吃，但机敏与幽默却还是让他展现出难得的表演才华。

　　唐天宝五年（746），陆羽在一次演出活动中与竟陵太守李齐物相识。李齐物欣赏其才华与抱负，随即赠予诗书，并推荐他到火门山的邹老夫子处研习深造。天宝六至十载（747—751），少年陆羽在此渡过近五年光阴，完成了系统的“经典”学业。

　　天宝十一载（752），陆羽作别火门山。又与不久前被贬谪为竟陵司马的崔国辅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随即同游四方，品鉴茶水，吟诗论文。天宝十三载（754），陆羽出行考察茶事，崔国辅赠以牛、驴、书函等物。陆羽先后游历了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对这些地方的茶与水一一进行了品鉴，记录下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撰写《茶经》奠定了基础。上元元年（760），在忘年交诗僧皎然的帮助下，陆羽在风景秀丽的苕溪（浙江八大水系之一）之滨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潜心创作《茶经》。至德、乾元（758—760）前后，《茶经》成书。

　　《茶经》之前，茶没有被专门研究过，饮茶的程序也没有被系统化过，关于茶文化只有零散的一些文献有过记载。陆羽生活的年代，饮茶之风盛行，这也是《茶经》得以问世的时代背景，毕竟专门以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的出现，本身就是茶事兴盛的一种表现。

　　据查，陆羽撰述《茶经》期间，唐朝对于“荼”与“茶”是并用的。陆羽在写作中，没有用“荼”字，坚持选用了“茶”字。最后书稿脱稿付梓的书名《茶经》也对“茶”字的推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茶经》面世五十多年后，“荼”字最终被唐代文坛抛弃，“茶”字从此流传开来。

　　《茶经》所记，全是唐代的真实情况。“茶之源”主要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主要产茶区的土壤、气候、种植及生长环境和茶的性能、功用等。“茶之具”讲采茶、制作、加工茶叶的工具。这一章内容中第一次出现了“茶人”这个词，那时的茶人指的是采茶的人，与今天的茶人不同（今天的茶人泛指精于茶道或制茶之人）。“茶之造”讲了制茶的过程。“茶之器”主要讲煮茶、饮茶所用的各种器皿，共计20多种，同时还对唐代各地瓷器予以精要点评，是中国茶具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这里，陆羽把“茶之具”“茶之器”分得很是清楚。“茶之煮”讲的是煮茶的技艺及过程。“茶之饮”讲如何饮茶、品茶及鉴赏茶。“茶之事”讲的是中国茶饮文化的历史。“茶之出”详细地描述了唐代主要产茶的地区与情形，并对这些区域的茶进行了具体的评价。“茶之略”讲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茶叶采制工具和饮茶用器。“茶之图”是前九章内容的图谱，看图识《茶经》，以达到一目了然。据考证，古时家用屏风多以四六幅为主，陆羽所述之图可以是挂于墙壁的挂图，也可以做成屏风放置家中。可以肯定地说，陆羽为写《茶经》，参与了茶叶种植、生产制造的全过程。

　　由于幼年深受佛教文化熏陶，后又研习儒家经典，广交博学之士，所以在写作《茶经》的过程中，陆羽有意识地融入了儒释道的精神。他提倡茶饮是要有审美的追求，这种超越性的追求或是精神，与传统的儒释道精神非常接近。陆羽为后世喝茶立下了规矩，也是饮茶之道的法门。唐朝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人乃至世界所有饮茶人的审美取向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唐贞元十九年（803），一代茶圣陆羽在浙江湖州苕溪之滨的青塘别业去世。陆羽一生始终与茶相守，过着闲云野鹤般的自由生活，他的高寿或许正得益于此。

　　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杨晔所撰《膳夫经手录》成书，书中记载的“渠江薄片”运至湖北江陵、襄阳一带销售，后进入都城长安，成为宫廷贡茶。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渠江薄片”为十大茗品之一。可见，安化一带的“渠江薄片”在唐代已享誉九州了。五代时期毛文锡《茶谱》中记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说明“渠江薄片”这种茶为黑褐色，但那时还没有黑茶这种叫法。

　　北宋至道三年（997），泾阳区域属于陕西路京兆府泾阳县、耀州云阳县管辖。宋代是茶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上至宫廷，下至乡间小庐，饮茶、斗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細腻讲究无可比拟。中国茶文化在宋代达到空前的鼎盛，泾阳在这个时期仍是南茶北运的重要加工与运输基地。

　　民间传说，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有泾阳茶商将从南茶运至泾阳，在泾河码头搬运时，装入竹篾篓的茶包掉到泾河里面，捞起后改成小包入库。时隔不久，茶工打包检查时，发现掉入泾河的茶叶片上出现了许多米状黄色斑点，闻后并没有发现霉变的味道，有人煮泡喝后，茶汤平稳醇厚，后味带甜，夹杂着茯苓的草药味。之后，发花的茶得到边区民众的认可，泾阳茶商逐渐开始摸索制作能“发霉”的茶。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没有可考的依据，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泾阳是南茶北销的重要中转基地与加工基地。

　　熙宁五年（1072），宋置永兴军路，泾阳属永兴军路京兆府泾阳县、耀州云阳县。据载，在北宋神宗赵顼的熙宁年间（1068—1077）就有黑茶了。但那时的黑茶与今天的黑茶不同，指的是由四川绿毛茶“做色”后变成的黑毛茶。这种茶的做法是将绿毛茶堆积二十天左右，使茶叶颜色变成油黑色。四川黑毛茶的制作原理与湖南安化制造黑茶的揉捻工序基本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追溯出，安化黑茶揉捻的程序是从由四川而来的。安化茶人在此道工序上将干毛茶揉捻后湿化，这样就加速毛茶的变化，同时也缩短了它的发酵时间。

　　宋代茶文化高度发达，出现了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及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等一批茶学著作，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日本镰仓时代的高僧荣西和尚在1214年游宋归国后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对饮茶的功效到茶叶制法，书中一一作了介绍。这是日本第一本关于茶的专著，堪称“世界第二部《茶经》”。20世纪初叶，美国人威廉·乌克斯撰写了一本《茶叶全书》，被称为“世界第三部《茶经》”。世界三大茶叶经典著作中，后两本可以看作是后世茶人对陆羽《茶经》的补充与延伸，这也是《茶经》对世界茶文化的一种影响。《茶叶全书》的作者威廉·乌克斯也曾在书中说：“中国人对茶叶问题，并不轻易与外国人交换意见，更不泄露生产制造方法。直至《茶经》问世，始将其真情完全表达。”

　　元皇庆元年（1312），泾阳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元英宗至治期间（1321—1323），全国当时划分为13个一级行政区：1个中书省、1个宣政院辖地、11个行中书省。其中，四川与陕西并为陕西四川行省，属于11个行中书省中的一个。其间，汉藏官员、商人来往密切。陕商自文成公主入藏传茶后，再一次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进一步在唐蕃古道上促进并繁荣了茶马贸易与文化交流。

　　沈德符在《野获编补遗》中记载：明朱元璋时代，诏令“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从此茶叶生产以团饼为主转为以散茶为主。同时国家强化茶政茶法，延续宋代政策，设立茶马司，专营“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以茶、马匹等主要物资作为交换的一种贸易方式。茶马互市不但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还为化解战争起到了关键作品。

　　明朝初，陕甘茶马古道形成。明朝建立不久，为了增强国防力量，需要大量优良的战马。从明洪武五年（1372）开始，在秦州、洮州等青藏高原的入口处设立了掌管以茶易马的茶马司（官署），负责在陕西今紫阳茶区、四川保宁一代收购茶叶，去西南地区换区优质的战马。

　　陕甘茶马古道以陕西的紫阳为起点，到汉中后经“验收”，分两路走向青藏地区：一路经勉县、略阳，出陕西经甘肃西，最后抵达洮州，这条道被称为“汉洮道”;一路则是过留坝、凤县、两当，最后到达秦州，这条道被称为“秦汉道”。秦汉道在天水又分为两道：一条直接去往西藏草原地区，一条则走向宁夏、兰州方向。可见，陕甘茶马古道延伸、覆盖面积很大，是当时东西茶马贸易最重要商道之一，同时也为陕西在中国茶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陕甘茶马古道，另外一条著名的茶马古道—陕康藏茶马古道也是从陕西出发的。陕甘茶马古道之后，明朝政府又开通了陕康藏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从今天西安地区出发，主要分为六路，六路全部汇集到汉中，再从汉中出发到达康定（明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在康定设立茶马司）。康定不但有西安来的茶叶与茶商，还有很多来自西藏的茶商，一度康定成为陕康藏茶马古道最重要的茶马交易枢纽站。后来，在陕康藏茶马古道的基础上，又延伸发展出了一条新的茶马道—川藏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从产茶区雅安起始，经康定到拉萨，再中转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可以说，这条古道是古代内地与西藏联系的重要桥梁。

　　嘉靖三年（1524），御史陈讲疏在奏疏中提到了黑茶：“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关于“黑茶”较早见诸于历史文献资料。另外，《明史·食货志》也有相关的记载：“神宗万历十三年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私茶。”茶史上关于黑茶的记载资料很多，但真正让黑茶一词走上朝堂，应该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一年，御史徐侨上了一道折子，说湖南黑茶产量高，价格合适，相形之下，产量少，价钱高的四川黑茶，实在难以满足边区的贸易。明神宗权衡再三，同意了徐侨的奏疏。从此，湖南黑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官茶”。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在《茶马》一诗中写出了黑茶的贵重，也记录下了以茶易马互市时代：“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

　　据《明史·茶法》称，用陕西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万匹。也就是说，100斤茶可以换1匹马，可见当时的茶很贵重。湖南黑茶从水路或陆路运输到陕西泾阳，在泾阳压制成砖，运到甘肃的兰州，然后再逐步开始运销。这一条的运销线路穿越了河西走廊一带，经过茶盐交易，兑换兽皮，可以说各取所需。

　　现代意义上的黑茶，即黑毛茶加工后的黑茶成品，是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前后出现的。清雍正年间（1723—1735），泾阳见证了茶马交易制度的兴盛，这里有茶号多达86家。这期间，泾阳出现了来自湖南、山西和陕西人共同经营茶市的和睦局面，泾阳茯茶在这个阶段形成了非常大的规模，“泾阳砖”作为重要的边销茶颇为盛行。道光元年（1821）之前，陕西茶商专门有人在湖南安化、益阳等地长期驻守，也有茶商汇款到湖南定购黑毛茶原料。有时，“滚包商”（陕西商人驻益阳委托行栈汇款到安化定购黑茶，或以羊皮、皮袄换购，因资金较少进货不多，人称“滚包商”）因资金短缺，就用羊毛、皮袄换购黑毛茶。由此可见，泾阳茯茶在当时十分抢手。

　　在明清中国商界，陕西的商人被称为“陕棒槌”。陕西人性情爽直，做事喜欢直来直去，从不二价，被外界概括为“忠、义、仁、勇”，十分符合陕西人的性格特点。陕商的“陜棒槌”与徽商的“徽骆驼”、晋商的“晋算盘”同获明清中国商界三大良商的文化符号表征，从而表明陕商作为当时商界劲旅的历史地位。

　　明清的茶马交易是在茶马古道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而来，陕商抓住了这个机会。借助泾阳地区水陆交通要道的优势，泾阳成了茯茶的再加工和运输的重镇。泾阳在明清两朝间，一直保持着西部的“经济中心”的优势高位。

　　清晚期，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之前曾在湖南安化茶镇小淹陶澍的家中教书，左宗棠与陶澍属于忘年之交，后结为儿女亲家。左宗棠在安化的这段经历让他对这里的黑茶非常熟悉。陶澍是道光时期的重臣，他对家乡安化茶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唐代陆羽没有在《茶经》中记载安化茶，他曾说“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这种愤懑与不平，恰好说明了陶澍对家乡茶有着深情与厚爱。陶澍在茶会或雅集中多次推荐、作诗吟诵过安化茶。可见，他视黑茶为安化的骄傲。

　　陕西、甘肃是采购湖南安化黑茶的主要区域，于是与陶澍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湖南籍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朝廷，在奏折上写道：

　　国家按引收课，东南唯盐，西北唯茶。茶务虽课额甚微，不足与盐务相比，然以引课有无为官私之别，与盐务固无异也。道光年间，两江盐务废驰，先臣陶澍力排众议，于准北奏改盐票，鹾纲顿起，且有溢额;曾国藩克复金陵，犹赖票盐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验也。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拟仿准盐之例，以票代引。

　　以上内容是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于是援引原两江总督陶澍在官盐经营方面的盐票法，要在茶叶的经营方面借鉴他的儿女亲家陶澍的盐票制度，革除以往茶政之弊。左宗棠的茶票制度得到了朝廷准许后，于1873年“改引为票，增设南柜”。

　　左宗棠改“茶引”为“茶票”，为了鼓励茶商运销茶叶，安抚边疆民众，他规定，凡是持有陕甘茶课的茶商，运茶过境只纳20%的税，陕甘总督府负责补贴余下的税。左宗棠的减税改革措施深受茶商们的欢迎，大大激发了茶商积极性。1873年，陕甘总督府试发行835张茶票，很快被茶商一抢而空。1875年，再发1462张茶票，茶商领票后直接到湖南安化等地购茶。时在新疆的左宗棠亲历并见证了陶澍家乡黑茶发展的鼎盛时期，尽管此时陶澍已作古四十余年。这一阶段，有湖南十多家茶商（称“南柜”）相继在泾阳开业制茶，泾阳茶业由此迎来最为兴盛的黄金时代。

　　1900年，“老佛爷”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居西安时，泾阳当地经营官茶的安吴寡妇周莹将本地压制的泾阳茯茶敬献于她。时至今日，陕西的民间仍然有不少关于周莹的故事在流传。今泾阳博物馆所在地泾阳县文庙，就是周莹捐白银四万两，于光绪十一年（1885）重修的。

　　1914年，泾阳属陕西关中道，此时境内的茶业商号有22家，除陕西省内，甘肃民勤县等地也设有分号，专门经营泾阳茯茶。

　　泾阳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茯茶加工工艺，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泾阳位于泾河下游之北、北仲山之南，属于典型山南水北为阳的地理位置，一年四季有着非常充沛的日光。这也对应了陆羽在《茶经·三之造》中所说的“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的制茶工艺所需要的丰富日照。南来之茶，在这块古为京畿要地、三辅名区，今又有中国大地“原点之城”“关中白菜心”之誉的泾阳有了第二次神秘的生长与发育。

　　古语说：“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南来之茶在泾阳独特工艺制作的过程中有了二次发酵，经过一道道繁复不可缺少的程序，在此地生长并繁殖了一种有益菌，这种菌学名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原茶的品质和风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与功效，深受北方边疆饮茶民众之喜爱。发花的泾阳茯茶准确的制造时间现在已无可考，但在中国六大茶类中，它是黑茶中最早自然生长出这种“金花菌”的一种茶，这种自然、有益的菌在上千种茶品系列中独一无二。

　　追寻陕西茯茶本来就是向老秦人致敬的一次精神之旅。在当下的关中，煮一壶老茯茶，畅谈古今无阻。茯茶的故事，就是泾阳乃至整个秦地最值得叙说的文化故事之一。

　　进入21世纪，公众对包括茯茶在内的黑茶认知度与认可度都不断提高，黑茶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而厚道的陕西人一直坚守着做老百姓喝得起且安全的茯茶。饮茶与茶价本来没有多少关系，当我们真正与茶味相遇，一口茶，喝的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遇合。喝一口安全、健康的茶，远比喝一口价格昂贵的茶更重要！这是好茶之道，也是我们在泾阳追寻到茯茶的最初样貌。

　　茶如“上善之水”，你在茶汤里感受到土壤、阳光和水所赋予它的自然风味，进而达到养身、养心之境，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茶道境界。

　　安化茶最早出现在唐宣宗中大十年（856）。当时有位叫杨晔的人写了一本《膳夫经手录》，书中提到了“渠江薄片”;之前，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蒸压穿焙的小片紧压茶，可能就是早期的安化茶。五代毛文锡在《茶谱》中提到，潭（长沙）邵（邵阳）之间的渠江茶颜色如铁，气味芳香。可见，茶色如铁的渠江茶片早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开始流行了。

　　安化茶属黑茶类，中国黑茶因产区和工艺上的差别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四川边茶和滇桂黑茶之分。湖南安化是中国黑茶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黑茶因产自安化而得名，安化又因黑茶而驰名。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出土有“竹笥”，内有黑色颗粒状实物，考古人员难以辨别，后来专家通过显微镜切片观察，最终被确认为茶。经相关专家从多方面证明，出土自西汉初期的马王堆墓里的茶叶带有湖南安化一带茶叶和制作工艺的特征。

　　安化古称“梅山”，这里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瑶族、苗族的民众奉蚩尤为祖先，居住着星罗棋布的被称为“洞”的民族村落，过着逍遥自在的渔猎生活。据考证，安化得名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民众粗野横蛮，也不受当时朝廷的管制，被称为“梅山峒蛮”。北宋熙宁五年（1072），时任湖南、湖北察访使的章惇收梅山，安化置县，取意“归安德化”。元祐三年（1088）在资江滨设立了茶场制茶。在1368年前后，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输茶于陇青（甘肃、青海），逐步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把安化的茶运至陕西，再从陕西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在运输的过程中，因茶叶蓬松而不便，陕西茶商在泾阳把茶叶制成砖块后，再运往销售地。这就是早期的泾阳砖茶。

　　唐至明代，制茶时是有茶膏的。蒸茶时，害怕茶膏流失，并以珍膏涂抹在茶面上。因为茶膏色泽不同，就会出现各种茶色，黑色也是其中的一种茶色。但那时的黑色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黑茶。明《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碾末，以酥滫为团，宋世尤精，元时其法遂绝。”此诗印证了唐宋时期制茶之精。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安化芽茶被定为贡茶，规定安化每年贡芽茶22斤。

　　明代的《明会典·茶课》中有相关记载，“令今后进贡蕃僧该赏食茶……不许于湖广等处收买私茶，违者尽数入官”。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黑茶”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商茶低伪，悉征黑茶，产地有限……”《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中也印证了黑茶一词出现时间，记载中，有一御史疏奏：“茶商低伪，悉征黑茶，仍第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徐侨奏称“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湖南茶人应该感谢明朝的徐侨，他认为湖南黑茶比四川、汉中的茶口味更适合西北少数民族的口味。万历皇帝后来批准了徐侨的谏言，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湖南茶从此也成了运销于西北的引茶。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在安化黑茶被正式定为官茶后，西北茶商重点转移至安化采购茶叶，安化黑茶很快就占领了整个西北市场。由此，安化黑茶逐渐取代了四川、汉中的边茶，四川引票锐减，可见湖南黑茶在当时影响很大。

　　湖南安化黑茶成为官茶以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成茶后通过水路运往老河口，在老河口上岸后改用马帮驮到泾阳。在泾阳压成砖茶后运销至甘肃、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泾阳的砖茶其实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路线进行运销。

　　明清时期的安化县有江南、黄沙坪、东坪、小淹、苞芷园、酉州、边江、鸦雀坪等八大茶镇，仅小淹镇至东坪资江沿岸就拥有30多个茶商专用的码头、300多家茶号、10万多名茶工。明清时，仅黄沙坪就有茶行35家，鼎盛时达52家之多。清代安化知县刘翎忠咏黄沙坪盛况：“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茶业的繁荣场面。

　　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记载，清初茶法沿袭明代，官茶由茶商自陕西领“引”纳税，带引赴湖南益阳等地采买，每引正茶50公斤，准带附茶7公斤。“顺治初年，定易马例，每一茶篦，重十斤，上马给十二篦，中马九篦，下马七篦。”泾阳砖每封旧秤五斤，每二封装一篦篓，称为“一篦”，此与上列记载相吻合，这应该是最接近泾阳砖的相关文字的记载。

　　清康熙《湖广通志》记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泾阳县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清雍正年间，泾邑系商贾辐辏之区。”这是安化黑茶和泾阳茯茶的最好的时代。其间，泾阳经营泾阳茯茶的商号有裕兴重、恒昌堂、昶胜店、泰合诚、元顺店、庆余店、茂盛店、天泰店、万兴生、祥盛永、福茂盛、协和源、协信昌、天泰运、义聚隆、合盛行、德泰行、周泰和、天泰生、天泰通、乾厚意、乾益成、积成店等，计86家之多，每年这些商号每家能销300—500吨的茯茶。当时泾阳茯茶除销往少数民族居多的边疆各地外，还远销至俄国、波斯等国家。泾阳茯茶一度驰名海内外，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都喜欢喝。至今，在一些边疆地区还流传着“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1959年时，安化县羊角塘镇苞芷园一家张姓的茶园里，保存着清雍正八年（1730）的一块黑茶禁碑。禁碑中有“禁参杂使假，禁外路茶冒充安化茶”等八条内容。

　　湖南安化何时大规模开始生产黑茶？现在已经无法准确考证了。安化黑茶如果从苞芷园算起，距今也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清人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记载：“泾阳县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可以想见当时泾阳县境内茶行、茶作坊及茶商号林立，一派繁荣景象。乾隆之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贸易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边茶贸易”制度取而代之。道光元年（1821），陕西茶商雇人下乡采办茶叶原料，将采收回来的黑茶原料捆成包，这种踩压成包的黑茶被称为“澧河茶”，随后又对茶包作了改进，将重量100两散黑茶踩压捆绑成小圆柱形的“百两茶”，从安化运回泾阳。

　　清代《丹凤三字经》描写当时的情形是：“骡子帮，铃声响，分两路，运输忙。北路帮，出潼关，西路帮，经西安。两湖茶，入陇甘，再炮制，成磚茶。往西运，向北转，出国境，销路宽。”每年的产茶季，大量的陕西茶商便去湖南安化一代收购黑毛茶。仅清道光元年（1821），安化黑毛茶销量达4000吨，其中50%以上被运至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茶”。

　　曾任安化茶叶协会首任会长的伍湘安先生说：“安化就得种茶。这里到处都是山，没有办法种庄稼。”安化县地处湘中偏北，素有“山奇、水碧、洞幽、林茂、茶丰”的美誉，境内峰峦挺拔，溪流纵横，山高林密，茶树“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安化山水宜茶，有着丰富的矿物质，有机质含量非常高，天生适宜于茶树的自然生长，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茶系生长带。安化黑茶的核心产地有云台山、芙蓉山和高马二溪，三足鼎立，而云台山是安化黑茶大叶种茶树的发源地，这种茶树是安化一代最为珍视的茶树之一。大叶茶树是云台山的野生品种，也是茶树品系中育种的优良资源，十分罕见。这也是安化作为中国重要茶区的地方性特征。据说，高马二溪村片区发现的一棵古茶树，经湖南省茶叶研究所专家鉴定，树龄已有四百多年。

　　茶行有句谚语说：“三分原料七分工艺。”

　　安化的黑茶到了陕西泾阳，在特定的环境、气候、工艺下，生出神秘的“金花”。从古至今，陕西的茯茶大多是以湖南安化的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的。制茶让叶子的生命有计划地延续，并最好地保留了它的色、香、味。炒茶对水的要求较高。泾阳水资源很丰富，水携带盐、碱，最适合炒茶，这是陕西人对茯茶的一大贡献。叶子失去了一部分水，而另外一部分水又稳住了叶子的最佳状态，不同的水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泾阳的地下水非常适合炒茶。泾阳水的PH值为6—8.5，与酸性特征的黑茶相遇后极易发酵，然后产生出了对人体有益的金花。民国《陕行汇刊》中记载，炒茶“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而泾阳人在制作茯茶时炒茶所用的搅拌木棍及捶茶的茶锤，大多选用果树木或枣树木材料;炒茶时所用的燃料也是干透的果木或松木。而在煮茯茶时，当茶叶在高温的水中被完全唤醒、复活，这时的茶叶不再是茶叶子了，水也不再是水了，茶汁在茶叶与水的相互交融中诞生，茶与水脱胎换骨成新的生命—茶汤。

　　几百年来，泾阳人用独特的泾阳水与纯熟的技艺，经过二十多道工序，使黑毛茶自行发花，创制出了独具泾阳特色的茯茶。

　　从安化运黑毛茶料到泾阳，在泾阳加工筑制成砖，再运兰州，然后转销西北各地。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在这条路上，足足走了五百余年。压得厚实坚硬的泾阳茯茶如厚实的陕西人一样，从明末清初一直到民国都始终扎根在西北的茶市场。有一首《湟中竹枝词》是这样来形容陕西商人做生意的：“匹马单骡车是圈，黄烟东去布西旋。高坡欲不先麻脚，加套扶轮曳岭巅。”茯茶市场的繁荣，也让陕西商帮有了发展与兴盛的机会。明清两代，陕西商帮在各地都建有宏伟的会馆。可以说，在陕商历史贸易中，茯茶占有一席之地。

　　泾阳茯茶的黄金时代，每年生产4100万斤以上，这些茯茶均由马帮、驼队运往西北各地。每次运茶，马帮、驼队络绎不绝，成为泾阳当时的一大景观。火车通行后，由益阳换大帆船运至汉口，沿平汉铁道至河北之正定，转正太路车至太原;陕引、甘引至河南省之郑州，转陇海路车到西安、咸阳，甘引再换汽车或牲口车至泾阳;在泾阳压制成砖，每砖重五斤（连纸包五斤四两）为一封，装兰州包，每包四十八封，再运兰州。

　　清末泾阳经营茯茶的吴家生意兴盛时，民间这样一句话：“吴家伙计走州过县，不吃别家的饭，不住别家的店”，“安吴寡妇”周莹执掌吴家时，一跃成为当时陕西的女首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爆发，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两百年的茶叶之路被迫中断。

　　在抗战前，泾阳设在湖南的茶厂有60多家;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武汉的沦陷，泾阳在湖南的茶厂仅剩天泰、裕兴中、延顺、裕民、昌盛等八家。湖南至西北地区的交通断绝，西北市场砖茶奇缺，而湖南黑茶“引茶”积压量很大。社会的动荡与时局的混乱，加之交通梗阻，陕西的茶商也无力去湖南安化去采购茶料。幸运的是，被称为“安化黑茶理论之父”的彭先泽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经多次试验，于1940年3月在安化成功压制出了第一块黑茶砖，终止了“在安化不能压砖”的历史，由此改变了安化只为边销黑茶提供茶叶原料的历史，有力推进了黑茶的发展。1942年，中国茶业公司湖南砖茶厂与安化江南砖茶厂都曾试压制过茯茶，因不能发花或发花不好，均未获得成功。这也印证了茯茶离了泾阳人的技术和泾河水、关中气候不能制茶的说法。1947年湖南砖茶厂及华湘茶厂也恢复生产黑砖茶，部分私商也有生产，不分等级，都被称为“八字砖茶”。

　　1951年，泾阳辖区的茶厂都统归于“泾阳人民茯砖加工厂”，加工生产的茯茶商标统一为“人民牌”。

　　1953年，湖南方面邀请了三名有经验的陕西茶工和武汉大学生物系共同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块发花的茯茶，但由于气候和水质的不同，湖南茯茶发的花，品相与品质都比不上陕西泾阳本地压制的茯茶。

　　1958年，全國供销合作总社茶叶局考虑到在泾阳生产茯茶，会因为二次运输造成成本偏高等诸多原因，便关闭了陕西泾阳茯砖厂，将压制生产茯茶的任务交由湖南省承担。

　　总体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安化黑茶产量大幅缩水，以至于其后来在茶叶市场上默默无闻。

　　如果说，湖南安化提供的优质黑毛茶让泾阳压制出了中国第一块黑砖茶与第一块茯茶，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泾阳茯茶就好比是从安化走出的子女，来到陕西，在泾阳被创作成了中国最好的茯茶！

　　茯茶就是秦与湘沟通的媒介。探寻茯茶的源头，也就是寻找秦楚的精神源头。寻找茯茶并不是因为好奇，更是一次了解过往，一次复兴年代了解陕湘本心的“茶之旅”。

　　安化茶厂有一口历经了两百四十多年风雨的古钟，其上有清晰可见的文字：

　　冷信大清国山陕两省众商等捐资善铸洪钟一口，重一千余斤，于湖南省长沙府安化县十三都桥口关帝庙永久供奉，乾隆贰拾捌年岁在癸未季春月孟旦。

　　晨钟暮鼓，是为了警醒世人，是为了让后人牢记这茶道与商道中的和谐友爱、诚实守信的美德。

　　“茯砖古茶，秦人所创。绵延四朝，戊戌移湘。历经半世，乙丑归宗。”曾任陕西省茶叶协会会长的李三原用这24个字总结了泾阳茯砖茶六百多年盛衰起伏的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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