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肯尼利
根据需要，娜奥米为两个外科医生做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师。米奇手下的澳大利亚护士和红十字会志愿者学得很快，已经成了包扎的专家，就像娜奥米姐妹一年前的样子。米奇戏称红十字会的女人们为“英伦玫瑰”，不过她们之中有些人是女性平权运动的支持者，似乎塔尔顿夫人也是其中一员。许多人来自英国人所谓的“上流家族”，口音和塔尔顿夫人相差无几。她们的父母或许认识塔尔顿夫人，相信她可以成为他们女儿的良师。有几朵英伦玫瑰不是护士，坚持要做厨师和帮厨——这是对她们曾经娇贵生活的反叛，也是因为她们相信，女人在苦工面前也是跟男人平等的。娜奥米和米奇的同乡得意地告诉她们，澳大利亚女性已经拥有选举权——算算多久了？——十二年了。但是她们无法谎称这让女人摆脱了照顾家庭的责任，也没有让女人免于岁月和忧劳带来的衰老。
达灵顿少校对病理实验室有一份无法撼动的痴迷，即便在与护士和卫生员聊天时——或许是特别对他们——他也总是把这个实验室挂在嘴边。他认为在处理伤口时应该佩戴口罩，还曾经关于这个与上级争吵。如今，在这间他自费购置器材的小病理实验室里，他有了机会做这方面的实验。他把护士和卫生员叫去，用药签探入他们的喉咙，并留存起来。他要求护士和卫生员在特定的病房护理伤口时戴上口罩——醒目的“戴口罩”标牌贴在两间病房门上。另外两间则贴着“不戴口罩”。花园里刚刚建好的那些棚屋病房没有纳入实验范围，因为那会使样本过大，他没有时间处理。他走到各个病房——自己也戴着口罩——提取创伤组织样本，把它们放在玻璃皿上带走。他工作的时候，偶尔会用断断续续的句子告诉忙碌的护士，他怀疑他们喉咙里的链球菌会对伤口造成危险。“并不是说有链球菌是什么滔天大罪。”他笑起来，是那种几乎无声的笑——只张开下巴，好像一连串点头。“链球菌喜欢我们，”他告诉娜奥米和其他护士，“总要拉着我们跳舞。”
说到这里，他发出咳嗽一样的笑声。
随后，他的瘦脸——刚来的时候曾是面色蜡黄，一副警惕又不耐烦的样子——恢复了平静。
大群大群被人类已知最残忍的武器和最恶毒的化学品杀伤的伤员持续到来。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澳大利亚人——应了这家医院的名字——而且越来越多。医院不接收炮弹休克症患者，虽然有伤员夜晚醒来，喘气或尖叫，但是澳大利亚慈善医院并没有配备精神病医生。
医院为军官和士兵设了分开的食堂，供可以下床的人过来吃饭。随着夏日渐深，饭桌有时会摆在城堡前的路面，军官和士兵也就开始像战斗中那样混桌吃饭了。在塔尔顿夫人的坚持下，晚餐会有一两杯葡萄酒，给恢复到开始馋酒的人享用。她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负责采购美酒。这些酒十分民主地摆在桌上，没有任何区别对待——来自福南梅森的蜜饯、调味料和黄油酥饼也同样供所有军官和士兵分享。“这是尊重现实。”有一天，塔尔顿夫人这样对娜奥米说，那时她们正透过柱廊望着走路的伤员和咖啡桌旁坐着的康复者，他们中有教师、神职人员和记者。她没有提起满手老茧的乡下小伙儿，和早熟而天真的贫民窟孩子。不過——跟军队里的信条相反——塔尔顿夫人准许军官和士兵平起平坐，这不会让天塌下来。
比娜奥米想象得还要快，白昼开始缩短，树叶开始变红和枯萎，提醒着将军们这个失败的夏季。医院的野花——风信子和报春花也凋谢了。天空变成顽固的灰色，压低下来，好像从城堡的灰石板屋顶触手可及。早晨总是雾蒙蒙的，太阳光也化不开。病房里搬来了火炉。雨变得冷飕飕，比利姆诺斯岛上下得还要斜——从海峡吹来的一股寒风使然。过夜之后，城堡门阶上的小水坑会结冰，通往棚屋小径的雨水坑则成了凶险的陷阱。在花园中的接收病房和城堡之间的路上，一名英国护士扭伤了脚踝。还有一个在端热可可的时候烫伤了自己。但是志愿者们没有离开——她们完全有权利离开。塔尔顿夫人是个磁石般的人物，而年轻的英伦玫瑰们在艰苦环境中显露出坚强的意志。除了这里，整个西线战场她们还能在哪儿实践她们的女权原则呢？
在寒冷的第一轮侵袭之下，年轻的苏格兰外科医生艾尔德里总是穿着一件羊毛衬里的皮毛大衣，看它又旧又破的样子似乎是军官或士兵穿剩的。战争势必蔓延到圣诞节和1917年，他们正在做着应对寒冬的预演。艾尔德里穿着一件漂亮的猎靴，看起来就像正准备去高地上远足、骑马或猎鹿。她姓艾尔德里，潘妮洛普是她的名字，但是没有人用这个称呼她。大概是因为她没有遇到过其他女医生，又对男医生的傲慢不屑一顾，所以总去跟护士们聊天，好像与她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学问上的隔阂。等到战争的巨轮停息之日——如果有这一天，她回到民用医院里，为人处世方面一定会被人教上一课——以她的行医生涯为代价。
娜奥米看到，艾尔德里似乎别无选择，只好在茶歇时跟她们聊天。从许多方面看来，她都是城堡里最孤独的人——由于接受过大学教育，无形中跟护士们有了分野，却又不可避免地被达灵顿少校视作另类的“女医生”。她告诉娜奥米和其他人，她发觉跟她共事的那两个得过肺病的病房医生相当乏味。“他们每天就会摆弄那点儿药，好像还没有长大成人。妈咪好想让她的小男孩儿当医生！”她嘲讽道。
她喜欢跟人说长道短，而且话题颇受欢迎。“塔尔顿子爵拥有半个班夫郡。”她对别人说。他的祖父是一个英国殖民者——艾尔德里如此描述，把他土地上的所有人都送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我叔叔对现在这位塔尔顿略知一二，”她说，“还有一位表兄曾经当过他的地产经理人，不过我没跟塔尔顿夫人说过这些事。至于塔尔顿夫人，她的名字是茱莉亚·亨宁，是个英国人，确切地说，生于曼彻斯特。她在伦敦西区拥有自己的女帽店，顾客都是贵族血统纯正的女士。不过，在那些人眼中，一个做帽子的——无论做得多精美——只是个下等人。我母亲说，他们结婚的时候简直要了命。帽子店夫人，每个人都这么叫她。你们知道，多少妈妈，就算女儿相貌平平，也都眼巴巴地觊觎着塔尔顿夫人的名头。所以当他选中美丽的亨宁小姐的时候，简直成了惊天丑闻。第一眼看上去，塔尔顿是个迷人的家伙，有点儿达灵顿少校那种思虑重重的样子，但是那背后没有深度。他不过是个保守党的一个高级跑腿的。”
“我是说，”她继续说道，“连军方都抛弃了他。我相信他在你们国家也没有挽回名誉吧。他的太太是个有手腕的人，从一开始就想办法跟他分居了。那么他们干吗要结婚呢？唉，让贵族头衔归贵族头衔，让美丽的帽子商人当美丽的帽子商人不好吗？亨宁小姐可能觉得她可以影响和利用他，但是塔尔顿没过多久就冷落了她，不再如最初那样，像只发情的公猫跑遍伦敦追求她。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遍地都是私生子——我知道他在帕特尼就抚养着一个。虽然澳大利亚人讨厌他，但是他有那么一丁点儿魅力，在那儿也留下了私生子——跟大牧场主的女儿。他把自己惹得一身腥，得罪了所有大地主……你们有个什么词称呼他们来着？”
“占地者。”娜奥米补充道。
“对，就是他们。”
“你一定在夸大其词吧，医生。”娜奥米说。
“我不觉得自己说得很夸张。”艾尔德里想了一下后回答，“我想说，在帝国里，塔尔顿夫人是最有理由找个情人的。”
“情人？”娜奧米问。
“情人？”英伦玫瑰们一齐问，“谁？”
“嘿，擦亮眼睛看着吧……”艾尔德里说。
娜奥米发现，最初听到这句话的惊愕很快就消退了，代之以对艾尔德里的厌烦，还有对她自以为了解塔尔顿夫人的不屑。
“你是个忠诚的好女孩儿，”艾尔德里医生用肯定而非嘲讽的语气说，“你站在塔尔顿夫人一边，对吗？想为她的名誉辩护？我不认为你有这个必要。在我眼中，她的名誉屹立不倒。”
这时候，娜奥米看到几个英伦玫瑰把目光转开，似乎知道些娜奥米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宽容的人，杜伦斯，我是指对于塔尔顿夫人和达灵顿少校的事。祝她好运吧。”艾尔德里说，“不过好笑的是，她竟然喜欢那种有点儿呆头呆脑的家伙。你以前不知道这事吗？没关系，知道这个对你有好处。”
知道艾尔德里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娜奥米在脑海中重新塑造着塔尔顿夫人的形象。这比她预想的要容易接受。如果是一年或者更久以前——或者说，在阿基米德号沉没之前，这种事一定会令她感到天翻地覆。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件小事。前线的硝烟让一切都无足轻重。
娜奥米转身离去，准备回去工作，艾尔德里向她走过来。
“对不起。”她说，“我是有点儿招人烦，但我刚才不是针对你。你可能觉得我是个长舌妇，没错，我是。我喜欢说长道短，可是我忍不住。原谅我。”
娜奥米径直走开，不在乎是否唐突了艾尔德里。
傍晚，她收到了来自艾尔德里的字条，她向娜奥米道歉，并邀请她去维姆勒吃午餐——这个周六卡灵可以把她们捎过去。这自然取决于是否有新的伤员送过来，“不过青口和炸薯条是加来海峡的特产，美味极了！”艾尔德里兴致盎然地写道，“而且你跟我说的所有东西——我发誓——都会保守秘密。”
外面下起了雪，这预示着凛冬将至。米奇手下的几个澳大利亚护士在花园洁白的雪地里跳起舞来，英伦玫瑰们饶有兴味地看着她们。到现在为止，娜奥米已经听到一个受了轻伤的澳大利亚军官小声议论，说达灵顿少校颇受夫人赏识。不过就连热衷于风流韵事的澳大利亚人，也在表达他们对此事的兴趣时小心翼翼。他们当然不能袒露艳羡之情，于是只好用男人间的密语嘲弄一番。如果塔尔顿夫人和达灵顿少校没有那么值得尊敬，大家的言辞会更加露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晓他们的情事，大家似乎达成了某种强大的默契，不再评论这件事情。能走路的伤员有一次去布洛涅，跟其他士兵聊起来，发现一种谣言流布甚广，说澳大利亚慈善医院是个离经叛道而又浮皮潦草的地方。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些伤员十分愤慨。
私情没有影响塔尔顿夫人保持三餐丰盛和病房温暖——尤其是在这样一座大城堡里，每一次打开正门都会带进一阵寒风。
潘妮洛普·艾尔德里和娜奥米来到维姆勒吃午餐，从寒风中躲进餐厅，心中感到一阵快慰。她们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看过了那片长长的潮滩，还有笼着白雾的阴郁大海。
“我从来没到过海边。”艾尔德里坦白。
餐厅里烧起了火炉。她们点了一瓶热葡萄酒。接着，一大碗青口和一大盘炸薯条送上了她们的餐桌。她们围上围嘴，掰开一只只青口大快朵颐，吃完之后，各自用一碗清水洗手。艾尔德里医生透过花边窗帘向外望去。
“每年这个时候，从来没有好风景。”
借这个机会，她问娜奥米澳大利亚的天气、天空和海岸是怎样的。很奇怪，谈起天气的时候会引发一个人身上的爱国情怀，风暴、浓雾和寒霜都避而不提，她只描述着夏天。当她聊到潮湿的日子常常有雷雨时，艾尔德里医生抬起双手捂住了脸。
“你感觉不舒服吗？”娜奥米问。
“我有点儿不对劲。”艾尔德里说，“听你说话，我有点儿不对劲。我觉得我陷入爱情了。”
娜奥米觉得聊起这件事，自己起码该洗洗手，停止吃东西。“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对幸运的男人不感兴趣。我爱你。”
娜奥米感觉自己被钉在了椅子上，一股电流向上涌起，贯穿她的身体。现在轮到她捂住脸。她无法理解这件事，不是道德上的困惑，而是太怪异了。
“请什么也不要说。”艾尔德里轻柔地说，“我细心观察过你，还有你工作的样子。你是那么智慧、克制和坚韧。”
娜奥米想要逃出餐厅，一种恐慌驱使着她，这恐慌来自智慧、克制和坚韧这几个词。她的胯部已经不听使唤地开始挪动。她早就可以不管不顾地跑到街上，可她心里冷静的一面告诉她，艾尔德里傍晚也会回到城堡，她们还需要一起工作。她曾听皇家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的一位护士长谈起过，要警惕“萨福情结”在护士中间兴起，一旦发现，要与之斗争，而且要上报。不过，在经历过利姆诺斯岛、弗洛伊德的强暴和其余种种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对艾尔德里喷涌而出的感情的错愕，而非关于这位医生道德上的质疑，更不是如那位悉尼的护士长所呼吁的，上报。
她曾经爱上过女人——或者说自以为爱上过，是麦克利中学里的一位法语老师，一个阳光的年轻女人。她嫁给一位旅行者，移居到了悉尼，伤了女孩儿们的心。娜奥米想象过跟那位法语老师的亲吻，但那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儿的胡思乱想，并没有持续到今天，映射到一位女医生和一名护士之间。
“抱歉，”艾尔德里立即发觉自己太过轻率，“我什么也不该说的。”
娜奥米知道自己不想要艾尔德里，但是也不想让艾尔德里难堪——虽然不满于这个女人的鲁莽。难怪她跟护士们聊得那么热络，娜奥米心想，她的渴求，她的“萨福情结”折磨着她，让她喋喋不休。
娜奥米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只是像一个女人握住另一个失意女人一样。艾尔德里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对男人没兴趣，”她坦白，“虽然我喜欢有他们陪伴。吸引我的是女人，是你。”
“听着，”娜奥米说，“你是一个好医生，人们都很敬重你。但是我不希望你爱上我——如果你真的怀着爱意，而且不只是由于孤单。你说的那些话让我很难堪，也让我很羞耻。”
艾尔德里褐色的眼睛闪过一股怒火。
“爱会让你感到羞耻？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怜你。”
“也许你是对的。”
艾尔德里的怒火熄灭了，它可能只是挫败和难过的产物。两人摘下城里人吃青口用的滑稽围嘴。她们的午餐结束了。
“我们还能一起工作，”艾尔德里平淡地说，“无论你怎么想我。这件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娜奥米说，“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共事。”
艾尔德里带着怨气的锋芒完全收敛下来，变成了讨论问题。她喃喃说道：“如果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示爱，那是浪漫。可如果一个女人向另一个女人示爱，天都要塌下来。更糟糕的是男人爱上男人。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长老会家庭，我害怕别人的那种目光，还有你的。我犯了罪。”
“不，不。”娜奥米说，“我所知道的一切罪行都发生在前线。”
“要是你大发脾气，提着裙子站起来，请上帝谴责我，然后拂袖而去，我可能反而更容易处理自己现在的感受。”
“如果在以前，我可能会谴责你，因为我的视野还太狭隘。”
艾尔德里叹了口气。“所以，我们一起在塔尔顿那里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摆出轻蔑的样子，对吗？我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躲到一边吧？”
“别说这么荒唐的话。”娜奥米说。当艾尔德里——一個本该保持矜持的医生——表现得像个紧张兮兮的女学生，她真有些束手无策。不过她的样子也很讨人喜欢。
她们端起酒杯。娜奥米盯着她的眼睛，仿佛这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娜奥米发现，虽然这个医生比她大了一两岁，但在某些方面，她显得比自己还要小。
“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妹妹？”娜奥米说，“亲妹妹，就在这条路另一头的鲁昂。”
“真的？”艾尔德里说，“你不是来替她牺牲的吧？”
这话不值得回答。
“我们关系一直不好，直到这场战争才有所改变。我知道这样想问题很愚蠢，也很没意义……”
她向东边挥了一下手，指着狂风中的那场惨败，在那边，人们正站在雨水泛滥的堑壕里，在胸墙下等待时机出去做无谓的侦查，或者等待枪林弹雨落在他们身上。
“战争好像一台让我们成为真正姐妹的机器。”娜奥米继续说，“这样想很愚蠢，但事实就是这样。它不对夫妻或者母子起作用。有朝一日，我也许也会有个丈夫——虽然现在还无法想象。但如果我没有丈夫，我还有我的妹妹。也许我们会住在同一座城镇，在同一片屋檐下终老。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成了可能。在利姆诺斯的时候，我们常说法国和比利时不会比加利波利的状况更糟，但实际上这里比加利波利糟糕很多倍！我们如今已经见惯了可怕的事情，也许我们俩需要在一起生活，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理解我们见过的那些东西。”
两人喝完了葡萄酒，窗外肆虐的狂风像是这场战争的缩影，没有停息的意思。
娜奥米拒绝艾尔德里医生之后——她从容地化解了午餐的尴尬——似乎艾尔德里的话让她认识到了自身的孤独。她的房间在城堡背面，夏天的时候过于炎热——它吹不到海风，只面对着从南方吹来的熏风。现在它又太冷，需要一个火炉，但是她犹豫着没有要，因为火炉总是不够用。她用破帐篷的帆布塞住窗框的缝隙，但是寒冷依然萦绕着她，似乎不是一种温度，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血肉由她的孤独化成。
夜晚，她躺在那里，开始明白艾尔德里医生在她身上发现的——并视之为机会的——正是她不自知的对温暖的需要。她需要一个身体把她和残忍的寒冷分隔开。塔尔顿夫人抱怨，没有火炉的办公室隔夜之后，墨水都结成了冰，把钢笔都冻裂了。城堡里的水管也冻住了，护士们不得不用融化的冰块给病人做热可可。当寒冷快要把娜奥米撕裂时——虽然有毛毯、军大衣、军袜、长内衣，甚至一顶巴拉克拉法帽——她明白了她需要被拥抱，肉贴着肉，血贴着血。过去的那些冰冷彻骨的夜晚让她渐渐形成一个念头——她也许该有所保留地见一见艾尔德里。也许可以有些不含激情的亲密，比如某种——而非另一种——拥抱。每天早晨，她都庆幸自己没有向这个念头妥协。每个夜晚，在粗得扎人的毛毯之下，她又恐惧着无情的寒冷钻透她的灵魂。
麻烦在于，去艾尔德里房间的路上会被人看到。或者在某个寒冷的时刻，娜奥米到了那里，艾尔德里却被叫去做手术。但是，到了一个再也无法独自忍受寒冷的夜晚，她踏上了走廊。如果被人撞见，她准备找借口说，她要去一间储藏室，那里可能有多余的热水瓶。她在心里练习着如何跟艾尔德里达约法三章。
可是，当走到这位外科医生的门口，低下头准备偷偷敲门时，她听到房间里有人在对话。声音不大，像是在讨论着什么。她可以听到一个尖尖的嗓音，带着她熟悉的声调和节奏。那是这里的一个英国女人——塔尔顿夫人手下一个出身高贵、年轻优雅的女权主义者。
一瞬间，娜奥米寒意全无，惊愕令她血液翻涌。出乎意料，她被愚弄了。这就是艾尔德里医生的爱情！娜奥米的拒绝让她失落了——如果有的话——顶多一周的时间。或许她也只是太冷了，找到了另一个寻求温暖的女孩儿。可是，如果艾尔德里真的曾经爱上娜奥米，她另寻新欢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些。穿着军大衣和军袜，独自站在走廊里——丑陋、寒冷、羞耻，被自己轻信艾尔德里的天真所愚弄——她转过了身。懊悔和狂喜同时袭来，刺痛着她周身的血脉，让她暖和起来。
娜奥米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被吞进它冷飕飕的空气中。虽然心怀庆幸，但是当她躺在冰冷的床单上时，阿基米德号沉没后时常困扰她的一个想法再次来袭，而且更有力量：我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说封闭自足的人。如果我是，为什么要去艾尔德里医生的房间呢？为什么我先前觉得寒冷无法忍受，现在又能忍受了呢？我是与环境碰撞产生的一连串反应，只是由这些不同的我串成的一根细线，无论有没有找艾尔德里取暖，都是一样。假如我待在了自己的房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我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
就这样，一个娜奥米待在房间里，忍受着寒冷的胁迫。而另一个平行的娜奥米，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被一名外科医生温暖。她一直怀疑，一个随着阿基米德号沉入深海的娜奥米和另一个拒绝死亡的娜奥米住在同一副躯壳里。此时此刻正是这个困惑的回响。就这样——随着四分五裂的自我散布在空气中和寒冷的大地上各行其是——她再也无力抵御彻骨的寒夜，沉酣入梦。“今晚有人在冰冷的战壕里过夜。”她嗫嚅着，作为最后一句清醒的控诉。他们全都缺少一个艾尔德里。
责任编辑：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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