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7月30日零时53分，我的夫君文兰走了。都说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我的天塌了。泪水一直在流，心一直在颤。朋友们都夸我是个坚强的女人，可我一遍遍地自问自责：吴兰兰，你的坚强哪里去了？

　　文兰是2017年4月25日下午3时由老家南辛头村，一路心惊胆战地慢行至西安，黄昏时才住进西京医院急救中心的。之前的三四个月里，他经常犯困乏力，咳嗽气短，全家人都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了。可都遭到文兰的坚决反对。他总是说：“看啥呢，我的病我知道，买点药吃吃就好了。”我知道他放不下写作，放不下手里正干的活——长篇小说《乱世鸿儒》。

　　这是一部反映国民党元老、一代书法草圣于右任先生，追随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斗争，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敢冒杀头之险、为国共两党合作、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奋斗终生的故事，情趣盎然、精彩纷呈、波澜壮阔。文兰写作数年之久，现在已接近尾声，好几个地方等着要看稿子，他说多好的机会呀，我自己不抓住，能怪谁呢？小说有二十多万字，光资料就备了两大箱子！

　　2013年初夏，文兰接受《望大陆》电影剧本的创作任务。他用三年时间做准备，半年时间将剧本完成，由《延河》杂志首发。剧本被列为省上的重点项目，省委宣传部、《延河》共同组织召开了专家学者研讨会，会后便有人提出，何不就此将小说与电影同时推出？

　　文兰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将小说更名为《乱世鸿儒》，并多方联系于家子孙，继续丰富小说内容，将日头月亮星辰都搭上了，酷暑严寒，废寝忘食，不辞辛劳。

　　2017年春节过后，几乎被绑架到医院去的文兰被查出肺纤维化，医生两度开出了住院单，可他死活不住，人一天天往下瘦。我的心里酸酸的，我深知文兰创作的艰辛与执着。他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天爷就给了我这个性子，一天不写就觉得心里慌慌的，有啥办法呢？”我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遣将，搬来了救星杨争光和村干部、也是他好兄弟的胡平仲。

　　杨争光一进院门，屁股没挨板凳，端直冲着躺在吊床上的文兰喊：“文兰，你想死了没人挡你！可你别害嫂子！”胡平仲说：“好我的哥呢！你都是有知识的人么，咋这犟呢！把病耽误了咋办呢？明天一早抬也得把你抬医院去！”

　　就这样，文兰被迫踏上了他的不归路。

　　从医护人员的淡定看得出，这样的病人他们见多了。呼吸机、氧气机处理完毕，告诉我们明早五点抽血，撂下一串子陪护人须知的话就走人了。第二天，经过一通详尽询问、轮番检查后，文兰被初步诊断为双肺感染、贫血、心功能不全。

　　起初，我和文兰都没多想，总以为来到西京医院这个国内外知名医院，文兰很快就会好起来，很快就能回家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入院第三天下午，文兰开始身体发热，体温一下子飙升至39.3度。其后每天下午发烧，高时达40度以上，浑身发冷、寒战不已。我和儿子都紧张起来了，文兰更是焦虑不安。我安慰文兰：“你别怕，小时候我也有过这种现象，大人们管这叫‘发半晌，我婆说娃一定是经过祖坟时被某个先人问了，便让我平躺在炕上，一把筷子半碗水，你说怪不怪，筷子咋就端端地立在了碗中央呢？这时候我婆一手握着筷子一手端着碗，嘴里念叨着，将那驱邪的清水用筷子蘸了，均匀地洒在我的全身。你别说还真灵验呢，我没吃一粒药竟然就好了。”文兰笑说：“你（wo）是哄三岁娃呢。”但我能感觉到，这瞬间的默契带给文兰和我的，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情感记忆。那天晚上，我俩都做了好长好长的梦，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有趣故事。

　　我二十岁结婚，别人都说我俩是娃娃亲，就是父母包办的那种，其实不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自由恋爱。只是文兰大我九岁半，长得不好看，显老气。我呢，又是个娃娃脸，永远长不大似的，就越发显得不般配了。

　　我和文兰相遇是在“文革”那个非常的年代里。

　　1969年初，文兰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周至县等待分配，由于能写能画，他被县文化馆临时借去画大幅油画毛主席像，画室就选在停课后的周至中学空教室里，几块单人床板将教室一隔两半。周中是我俩的母校，那时我正好在文化馆当讲解员，有时会在付平老师的房子里遇见他，他也会邀请我去他的画室里看他画画。我那很看重他的知识和本事，就这样，我们相互有了好感。

　　其实我俩初次见面更早一些。

　　1968年年底，我刚上初中不到一年，就赶上停课闹革命。家在农村的同学都被放回家等待复课通知，因為我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一直留校排练，下乡演出。后来县百货公司宣传队需要个人，我被选中了。白天，我在小百货柜台当售货员，晩上便和公司的文艺队员们一起拉二胡、唱红歌、排节目。

　　我被安排在百货大楼的二层住宿，和潘民娥同学同住一间房子。一天晚上，我在房子里拉二胡，来了一位没戴红领章的军人，说是找民娥的。我说民娥不在，让他改天来找。他说没事，说民娥让他在房子等着，说着便坐在对面的床上了，还盯着我说：“没关系，你拉你的，我在部队曾是宣传干事，上千人的大会，会前合唱，都是我一个人领唱指挥呢。”对他的见面熟感觉很别扭，又不好将生人一个人留在房子里，只好没话寻话说，有一句没一句地支吾着。过了一会儿，他见我不耐烦，便起身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柜台前又来了一位没戴红领章的军人，进门不看货先瞅人，我有点受不住，红着脸说：“同志，你想要点啥呢？”他说：“不忙不忙，我先看看。”再后来，隔三岔五，这两个复员军人便频频出现在我的柜台前，不好意思了就买个橡皮、铅笔什么的，趁机和我搭讪几句。就这样，生人蹭成熟人了。文兰告诉我他叫安文斌，战友叫高辉杰，他们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又一同被分配到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上班。那时候公检法统称军管组，他说民娥是他的外甥女，他是民娥的舅。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民娥替她舅有意安排的。

　　有一次，父亲捎话来说想借五十块钱应个急，安文斌得知后慷慨解囊。

　　后来我去他单位还钱，他说啥也不肯收，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的心怦怦直跳，我说你没做贼跳啥呢？他说你太漂亮了，是周至的一朵花，我长得丑，满脸起疙瘩，想抱一下又没贼胆，手都出汗了。

　　文兰说他长得丑，一点儿没夸张。我常说文兰四十岁以后才越来越好看的。刚认识他时，他很瘦，细高细高的，像秋后的高粱秆子。脸色也不好，青春痘挤过一茬又上一茬，小眼睛、大额颅，穿着很不讲究。难看的旧布鞋，少颜寡色的军袜经常掉到脚面。冬天里，因人瘦怕冷，七层八层地套着，总怕掉裤子，裤带便扎得很紧，扯得腰间一疙瘩一疙瘩地窝囊着，怎么穿裤腿都不正，一边长一边短，即使再厚的衣服都显单薄。他说这是在部队落下的病，怕冷。再加上家里穷，连双鞋都置办不起，一个冬天都穿着复员时的大毛头靴，走起路来很吃力，鞋后跟一直在地面呲啦着，一步一响的，后跟便缺了一大块。同学们都说我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没多久，文兰提出要见我父母，尽管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但还是紧张了两天。都说丑媳妇怕见公婆，可领个丑女婿回家见祖母、父母、弟妹，也是要大勇气的。十几里路步行，我们各自想着心事，倒也不觉得累。走过凉水泉村，我想在路边的医疗站里给母亲包一点阿司匹林，就几毛钱。文兰拿出十块钱硬要塞我，我不要，便推来搡去的。我说我有钱，为什么要拿你的钱？他不高兴了，说这时候了还你的我的，拿他当外人。

　　世上很多事情是很难趸拂清白的，该成的婚姻就像前世注定的一般。

　　那天在半路上，我俩竟然碰到母亲正拉着车子去县城赶集，我赶紧将文兰介绍给母亲。

　　文兰又惊又喜又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嘴里姨长姨短地叫着。

　　我的母亲虽是老派人物，但思想很开明，她尊重女儿的选择，认为女儿能看上的，一定有他的优秀之处。父亲那边我早有吹风。母亲对文兰说：“只要兰兰愿意，姨和你叔都没意见。听说你比兰兰大不少，我和你叔心里思量着，也好，大了有个让头。”

　　定心丸没走到丈人家就这么吃了，文兰激动不已：“姨，您放一百二十个心，天底下就数我爱媳妇，不信您走着瞧！”母亲临走撂下一句话：“姨给你说，彩礼的事，没啥样子，你看着办，别叫人笑话就行。”

　　果然没过三天，这个“名正言顺”的女婿送彩礼来了——200元人民币用红线线扎了，交我母亲手里，一套毛泽东选集共四卷，恭恭敬敬地放我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毛主席去安源的陶瓷大纪念章给我戴上。从父母和祖母的表情看，她们都还满意。父亲是个老艺人，拉得一手好胡琴，见到爱文艺的文兰，话很投机，很是喜欢。不料晚饭时，隔壁四伯家弓弓妈站在院子当间大声喊母亲：“何家，你听我说，咱咋能给娃寻那么丑个女婿嘛！”

　　1969年5月底，由于公检法实行人员交换政策，文兰离开本县，进入兴平县军管组政法组工作，我随后被招进兴平玻璃纤维厂织布车间，当了一名装梭工，学徒一个月后调离。

　　1970年五一节前的一天晚上，我照常下班回宿舍，刚漱洗完毕躺下，室友进来说，外面有人找你。我急忙去看，原来是乡党王保国。只见他车不熄火，手不离把，一只脚撑向地面，严肃着脸：“兰兰，赶快跟我走，安文斌有点事情，头儿派我来接你。”

　　我的心一下子紧了，揪了，那是个人人自危朝夕不保的年月，我哪还顾得换衣服。

　　车子一路飞奔，王保国一言不发，我一句不敢问。

　　摩托车端直冲进军管组大院，戛然而止，停在会议室门口，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只听王保国高喊：“安文斌，快出来接新娘嘛！然后就有人将一脸无奈的文兰推向我的身旁。”我傻了，愣在那里半天没说一句话。文兰急了，在一旁耳语：“兰兰，你千万别生气，给大家点面子，等完事了我再给你解释好不好。”

　　原来为办这场婚礼，军管组的同志们可是动了心思了。大家见安文斌没日没明地忙碌，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等啥呢，加上他们也非常喜欢我，王保囯等几个乡党便提议将安文斌这月工资扣下买喜糖吃，管工资的王增成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大家一拍即合，并将此事汇报给韩介斌副组长。韩组长山东汉子，军人气魄，雷厉风行，怕我和安文斌不同意，把事情搞砸了，就将这场喜剧演绎成了现在的样子。

　　其实我和文兰在调来兴平之前，1969年11月5日就已经在周至县城关公社做了结婚登记。那时候的我可真是个小傻瓜，傻到认为男人和女人只要肌肤挨到了就会有小孩的，便坚决不同意提结婚的事。文兰说我们只登记不结婚，什么影响都不会有的，我信以为真，结果不但招工出了问题，报文艺兵更是没了希望。当时我为此事还哭了好几回呢。见文兰窘迫难堪，满脸通红，再看看同志们一片真情，我默默地坐在了椅子上。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简单而又隆重。简单的是，长长的会议桌上只摆放着几盘水果糖和葵花籽，还有人人都有份的淡茶一杯;隆重的是，原西北局干部处处长、时任兴平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法组组长傅春杰老前辈为我们证婚。老先生戎马半生，跟随习仲勋同志闹革命多年。副组长王维明（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吴文邦老领导也前来向我们祝福了。军管组副组长韩介斌先生亲自主持张罗。政法组、军管组的新老同志全都前来祝贺，机关大院的许多干部及其家属子女闻讯也赶来凑热闹，司仪则由政法组办事组组长马海宗担当。

　　马组长诙谐幽默，仪表堂堂，他大声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作为婚礼的开场白。领导讲话时，傅组长微微欠身，向我和文蘭微笑致意，他说婚礼仓促了些，但现在提倡新人新事新办，再说这也是同志们的一片诚意，相信今天也会成为你们一生的美好记忆，希望你们珍惜。他赞扬我们是一对新人，郎才女貌。他鼓励我们要牢记毛主席教导，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干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语重心长的话语、长辈般慈祥的面容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突然，有人在门外大声喊：“安文斌！今天给门背后划杠杠咧没有？”一句话博得个满堂喝彩。

　　原来文兰多次向我提出结婚的事情，我总说再等两个月吧。他便在门后偷偷划起了杠杠，想以此消解等待的焦虑与不安，同时也缓解一下工作带来的压力。那时候正值一打三反运动刚刚结束，每个人手上都压着一堆案子，文兰是个办案能手，大案要案都由他扛着。这划杠杠一时间成了同志们饭后茶余的笑料，文兰皮实，爱开玩笑，别人笑就让他们笑去吧，每天照划不误。

　　就这样，我们的婚礼在始料未及中开始，在欢乐和笑声中结束。那一年我刚刚20岁。

　　婚后的日子并没多大改变。我们的婚房就是文兰的办公室，一间12平米的房间里外隔开，里间住宿，外间办公。我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文兰接我回到军管组，我们一起去县革委会大灶吃饭。但文兰的工作很忙，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加班、学习、开会。饿了，就啃几口冷馍。

　　一天，我对文兰说：“咱们要有个能热饭地方该多好。”第二天，等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惊喜：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子和一个小铝锅，他说掏八块钱买的，那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当。

　　礼拜天，我买了把挂面，一把青菜，我们尝试着做饭了。挂面煮青菜，醋和盐是去大灶外面的餐厅拿了点，因为大灶礼拜天只供两顿饭。记得当时我们怎么也把煤油炉子摆弄不好，文兰说买时杂货店老板说蓝焰是正常，红焰不正常，费油还没火力，可我们就是折腾不出蓝焰，但不管怎么说，挂面还是闷熟了，一人一碗，没个油星，可吃得贼香，记了一辈子。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我每月21元工资，文兰31.5元，我们每月能给父母省点，再能给自己添置一件生活用品就心满意足了。

　　婚后的一年多里，看望父母成了我们唯一的奢望。我们仅回过三次家。

　　那是个多事之秋的年代，文兰没日没夜地扎在案子里，我们聚少离多，很难有休息的时候。

　　记得第一次要回家了，我兴奋极了，将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从枕头里全掏出来摆在床上，其实都是平时穿过的，一件一件往过试，一遍一遍地跑到外边的玻璃门上去照。文兰则摆弄着那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他说得把油提前膏饱，防止半路上耍麻达。

　　军用挎包里装着头天晚饭时就备好的四个蒸馍和两包咸菜。水壶也是军用的，水早早灌好了，天刚麻麻亮，我们上路了。

　　自然是文兰骑车驮着我。

　　北方的10月天，早晚是很冷的，特别是碰到刮西北风的时候，文兰说不怕，咱们是往西走，我正好给你挡风。

　　那时候通往回家的路，除了土路就是沙石路，路面很窄，没有人行道，将近一百四十里，路面上多是坑坑洼洼，汽车马车架子车自行车手推车，还有挑担赶集的行人穿梭往来，络绎不绝。我们的车子骑得非常艰难，快到马嵬坡了，就是唐安史之乱，玄宗奔蜀，途经马嵬驿，被迫赐杨贵妃死的地方。一码的上坡路，呈蜿蜒状，两边的土坎齐头顶高。开始时坡缓，文兰不让我下，见他的胸膛快贴上车头了，我便抱住他的腰，头紧紧地贴着他的背，使劲地往前拱着，他大声喊：“傻瓜蛋！好好坐着，没看见车头都拐线了。”

　　使不上劲，我干脆跳下车掀着车走。到了贵妃墓，我说我要上去抓一把墓上的土带回家去，文兰正好可以歇会儿。女孩子爱美，都知道兴平有个美丽的传说，说张员外生了个丑女子嫁不出去，因嫌自己太丑，爬在贵妃墓上哭了一夜，哭着哭着睡着了，清晨醒了，当她洗去满面尘土时，发现自己变成美女了。从此远近的游女都来取土，贵妃墓就被挖成了平地，仅剩一石碑了。

　　近午饭时，我们到了渭河北岸，文兰满头大汗，我们已经骑了五个多小时了。那时候渭河没桥，从兴平——武功——周至过，“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远远望去，黄水波涛汹涌，暗流湍急，我俩只能可着嗓子向船公喊话。那是条小小的、仅有的一条小木舟，见有人呼唤，便顶着风浪向我们驶来。

　　船公是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拴好缆绳，帮文兰将自行车抬了上去。我被他扶着坐在那一直晃悠的小船中央，一动也不敢动。

　　文兰一手扶车一手紧紧地搂着我，说让我把眼闭上，唯恐有个闪失。小木舟逆流而上，忽高忽低，老态龙钟，吱吱呀呀地呻吟个不停。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只听老人在喊：“女子，到咧，赶紧下。”我睁眼一看，离岸还有二三百米远呢，怎么就叫下呢？老人瞅着前方说：“水太浅，走不了了，自己淌着过吧。”

　　我们脱了鞋袜挽起裤腿，文兰一边扛着自行车，一边用力拉着我，他说一定要快步走，因为脚下是沼泽地，一不小心陷下去就拔不出来了。人常说：事到着急处，就有个出奇处。那天我俩竟然像秦腔苏武牧羊里苏武走台步一样地走完了沼泽滩。上了岸，抬头再看对方时，哭笑不得了。我们简直就成了两个大花人了，黄泥点点溅得满身满脸全是。我难过得快要哭了，文兰憨笑着说：“哭啥呢，回头给我娃买身新衣裳！”

　　1972年7月29日，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我们的儿子诞生了。那是上苍的眷顾，文兰已经三十岁出头了。孩子出奇的漂亮，医生和护士们交口称赞，都说这孩子生来就是福相。

　　文兰每天抱著个字典给娃起名字，起一个不行，起一个不行，起到最后竟然不知道娃姓啥了。连续几天都回不到自家的安姓上来，还时不时地对我说就叫李啥啥你看行不行？我晕了，无语，哭笑不得，但细细一想，又觉着文兰还挺可爱的。

　　名字终于起好了，望子成龙心切，就叫安今尧。

　　1973年四至十一月间，公检法分家，时任法院院长的吴文邦老领导特意点名，将文兰挑了去，办那些大案要案疑难案件，这一干就是七八年。文兰常说，别人十天半月审不动的犯人，他一去就搞定。他说看守所里的犯人，三教九流，能人多的是，仅凭着恐吓威胁说大话想掰开犯人的嘴，那只是白日做梦，你得攻心，得与“君”周旋。好猎人是不会空手而归的。七八年里，他以智慧和能力，挑起大梁，办了发生在兴平的十几桩大案要案，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尊敬，也得罪了几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小人，可没少给他做醋、穿小鞋。那是个吃大锅饭的年代，你想出头，总有人掐你的尖。但我一直佩服文兰的坚强和毅力。那时候同志们常常开玩笑说：吴院长的语录就是“黑咧白日弄”。可就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文兰从没放下过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在那样的环境下，搞创作写小说常常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

　　1980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幸存者》在《延河》杂志发表，并被多家选刊转载，这给了文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当年里，他辞去法院工作，顺利进入咸阳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当起了专业作家，做起了他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梦。亲朋好友同志们都不理解，说别人削尖脑袋钻都钻不进去的地方，瓜怂说不干就不干咧。

　　随后的几年里，他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创作中，中篇小说《转弯处发生车祸》（上海《小说界》1985年第四期）等多部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后被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结集出版。

　　我是1984年调入文创室的，两人同一单位，条件很差，宿办合一。儿子已上初中，三口之家挤在32平米的简易房里。那时候没电脑、没手机，文兰兼任一年的《秦都》杂志主编，组稿、审稿、画版样、跑印刷厂一身担，全凭两条腿，忙得不可开交。说来也怪，文兰说越是挤压的空间里，他的思维越发地活跃清晰，他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

　　他用实践验证着自己的真理：“写作空间越大，想象空间越小。”

　　我们住三层，四层的李春光有时将房子借给亲戚住。一对小年轻，不上班，黑咧白日房事不断，简易楼嘛，放个屁大家都能听见，何况“地震”呢。文兰说我们是重灾区。没办法，他就躲在厕所里写，在不到两平米的狭小空间里，每天晚上创作一万多字，全是手写，文兰说这都是逼出来的本事。

　　1986年，文兰根据震惊全国的、也是他一手经办的一起典型案例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十二盒录音带》（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就发行了30万册，后再版又发行了30多万册。十几家影视公司追着抢着要拍影视剧，把我家门槛都快踢断了。文兰不同意，说自己编剧更得心应手。数月后一部电影剧本搞定，交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投入拍摄。为了配合拍摄，责任编辑苏宁将文兰请了去，吃住在北影厂红楼一月有余。不幸的是导演都宇先生突然发病，死在了拍摄现场。文兰说这就叫命，老天爷和你作对，有怂办法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影视梦就此流产，北影厂照付了稿费，后将剧本发表在《电影作品》杂志。可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第一部反腐倡廉的小说，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为文学界所震惊。

　　之后的十年，文兰为充实自己，大量阅读中外名著。他一边读书做笔记，一边写些中短篇小说，但他时刻不忘为下一部长篇《丝路摇滚》的创作做准备。文兰说：“上帝不赐予我以诗人的天赋从而去写一部史诗，我只想为生活在古丝绸之路边上的人们——传奇而又现实的生活——谱写一曲类似美国西部民间的摇滚乐。”

　　机会总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1994年8月，作家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杨德华来咸阳组稿，就住在秦都饭店。杨德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学英国继续深造，是位很有建树的文学编辑。之前他已得到文兰创作《丝路摇滚》的部分信息，很感兴趣。42万字的小说，杨德华先看文兰的手写稿。为了不耽误出版时间，他在秦都饭店等，我在我们的小斗室里、在那台128旧电脑前整整熬了七天七夜，录字打印。流水作业，打出一部分就赶紧送给杨德华去看、去审，文兰则负责改错。就这样，我们仨人拿出了战酷暑、斗严寒的精神，终于将这部小说交了满意的答卷。十天后杨德华离开咸阳。

　　当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当代小说文库》隆重推出文兰42万字长篇小说《丝路摇滚》。这部作品融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先后有《文艺报》《作家报》《文学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香港作家》《小说评论》等全国30多家报刊评介。2000年，获陕西省作家协会设立的“双五”文学优秀作品奖。它的编后语这样写道：“身为广州某水泥厂的女工程师海风在火车上邂逅了来南方学习考察的西北莽汉狼娃，一种崇尚古樸自然的情感强烈冲击着她，使她竟然抛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并不幸福的家庭来到了埋葬着汉唐帝王的大西北山村，和狼娃的情感碰撞和性爱经历，让这个‘南国女子真正感受到了男子汉的伟岸挺拔，而狼娃与同父异母妹妹畸形的婚恋关系和乡村中的封闭落后观念又迫使这对有情人出走南方。在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的一次次较量中狼娃真正体会出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浪迹深圳、创业捞世界的过程中，这位西北莽汉开始成熟起来。

　　作品一改大多数陕西作家将浓墨重彩融注到历史与文化土壤中的做法，而是将关注点投放到当今色彩纷呈的现实生活之中，用‘土得掉渣儿的语言、新颖独特的小说结构和耐人寻味的思想主题展现出封闭乡村与开放都市的不同风貌。”

　　没过多久，陕西省电视台便与文兰签订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合同，并按规定预付了稿费。

　　1995年9月4日-15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的代表150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为配合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活动，当年年初，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郑定宇先生亲自找到咸阳我们家来，邀请文兰创作六集电视连续剧作为世妇会立项剧目，时间限定在两个月内。我有点担心时间紧，怕文兰误事。可文兰爽快地答应了，并信心满满。郑厂长很高兴，第二天就在西安宾馆为文兰安排好了吃住，不许任何人前去打扰。可喜的是文兰仅用了十八天就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六集电视剧，起名《啊，妈妈》，由著名演员朱琳主演，西影厂拍摄，中央电视台二套、陕西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先后播出。郑厂长激动不已，见人就夸文兰这活干得漂亮，夸文兰有水平。

　　对文学的热爱，文兰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专于塑造人物的他却不善于在众人面前塑造自己。他不追名、不逐利、甘于寂寞、潜心写作。他总是暗地里和自己较劲，给自己上绞绑：“我这辈子非要写一部好书留在世上不可。”他做到了，2004年7月，他的45万字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那是他几十年孕育的结晶，读者好评不断，当年就荣登中国小说排行榜，并入围首届陕西文化大奖，同贾平凹的《秦腔》和红柯的《乌尔禾》，被省作协推荐，代表陕西角逐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给了文兰极大的动力。随后的日子里，他将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创作。文兰说：“我只要成果，真正的作家应该以作品说话。”

　　文兰是个内紧外松的人，走路慢悠悠、吃饭慢悠悠。他说他走路时总是在想小说，脑子经常会抛锚，忘了要去的地方。

　　一天，我让他下楼去扔垃圾，他二话没说就提走了。吃饭时还不见人，我正在埋怨，人回来了，进门就笑个不停，说：“你看我啥脑子？把垃圾提到11路公交车上去了，要不是大家都看我，司机师傅提醒，恐怕把垃圾提到巿内去了。”

　　记得在兴平时，我们有几年住在十三化建的过渡房里，那房里正好有之前东北住户留下的大锅灶台，文兰说大锅灶台不拆，下面条、做饭，紧火、快当。因离我上班的厂子很远，我每天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带着孩子早出晚归，风里雨里。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大雪天，天不亮就出门，路面又窄又滑，骑在车辙辗出的冰溜子上，一不小心娘儿俩连人带车便狠狠地摔倒在路边上，孩子哭我不敢哭，爬起来强忍着，更不敢迟到，可每每回到家里，当孩子告诉爸爸，妈妈和我又摔倒了时，我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甚至会呜呜地哭上几声。文兰见我辛苦，心疼，说他如果回家早，就先把稀饭熬上，等我回来再做菜。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可事与愿违，几回的稀饭都熬砸了。他说他拉着风箱就不由自主地要唱歌唱戏，三唱两不唱的，稀饭糊了，光锅就剋呲了一个多小时。还有一次他正在唱雷开元的“刘彦昌哭得两泪汪，怀抱着娇儿小沉香”，风箱的节奏正好合拍，正唱得得意时，稀饭把锅盖都沸腾到地上了，他才意识到糟了，再看锅里，仅剩半碗饭了。

　　二

　　病房外嘈杂的脚步声将我和文兰很快拽回至残酷的现实，又一张化验单送来了：病毒系列检测提示流感病毒A型抗体阴性，EBV早期抗原抗体IgG呈现阳性，稍有偏高，而在模棱两可查不出病因的情况下，被诊断为“疑似为甲流”，文兰被要求转院至四医大唐都医院感染科。

　　当头一棒！文兰怒火中烧，有气无力的他坚信自己与甲流无关。他拉起我的手反劝我一定要相信他。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说：“安斌，你要挺住，你如果倒下了，靠谁来拯救我们？”我几乎用撕心的语气喊出了安斌这两个字。

　　文兰和我相差近十岁，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关于称呼，他常说，我一辈子光叫兰兰这个名字，恐怕要以亿作单位了，几百亿都不止。我则叫他安斌，安文斌，这是他的真名字，文兰是他的笔名，中间的文字叫着叫着就被我吃掉了。年轻时我们都摽劲儿地工作，特别是累得要死要活时，进门的一声安斌，便顿觉弛缓的舒适和家的温暖。可这不是家呀！我说：“安斌，急救中心是什么？就是个解急的地方，咱们得往治病的地方去。八天了，病情没一点转机，这次恐怕是你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大坎儿，我坚信我能闯过去，因为在我的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坚强的你。”

　　起初的唐都医院感染科，给了文兰如获重生的希望和力量。孙永涛主任的一句话让处在炼狱之门的文兰和我如释重负，文兰更是激动不已。孙教授看完所有的检测报告后，果断地否定了甲流之说，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说眼下这种怪象完全是一个误区。他随即选定汪春付医生为文兰的主治医生。

　　“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敬业，年轻有为，视病人如亲人一般。”这是文兰几乎每天的念叨。他以嘴角一丝温暖的微笑回报着汪医生，这种温暖与沟通也抚慰着我时不时揪起的心。

　　孙教授隔三岔五地来指导看望。

　　我们住的是单间病房，两张床，文兰和我一人一个，因病情危重，文兰享受着一级护理。

　　例行检查有增无减，几乎每天都在抽血化验，一管、两管、三管五管、有时甚至十二管。看着文兰瘦骨嶙峋的躯体，看着那满是针眼血痕斑斑的胳膊、肿胀的手脚，输液杆上不停变换的、五颜六色的药瓶药袋和艰难寻找血管的护士，我常常躲到卫生间里去哽咽。

　　高烧依然持续，由开始的每天一次转而两次、三次，文兰被冰褥冰袋挟持着，嘴里喘着粗气。

　　清晨，他醒了，眼里透着生的欲望，与死神的搏斗终于有了间歇。他拉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求助着：“兰兰，你救救我吧！让我别发烧了。”我的心碎了，我与文兰四目相对，十指紧扣，泪水长流，我说：“安斌，你放心，有我呢！”

　　求医问药成了我和儿子唯一的选择。疯了似的儿子为父亲做着一个独生子该做的一切。他将半尺厚的病历资料彩印五六份，日夜不停地联系着那些国内外知名医学专家——西安八院、一附院、二附院、北京三二三医院、协和医院……在京的周明兄几次打电话催问，说不行就去北京看，说几个大医院，他的专家朋友都有，很不错。可文兰经不住长途跋涉了。汪医生更是竭尽全力，请来了血液科、风湿科、肝胆科的专家为文兰会诊。然而這一切都无济于事，高烧依然持续，病因成为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造血功能出了问题。鉴于此，我们不得不转入血液科继续做系统的分析治疗。

　　住院一部血液科设在十八层，病房里拥挤不堪，男女老少混搭。文兰被特殊照顾在二人病房。可令人焦虑的是，高烧似魔咒般吸附着文兰，常常会突如其来。

　　血继续抽着、输着，亲朋好友能献血的都来献血，孩子们说，只要能治好叔叔的病，抽多少都愿意。病因仍无法确定，白血病？淋巴瘤？嗜血细胞综合症？各项检验报告都不能明确给予支持。医生只能用减排法做试验性治疗了。这期间，文兰必须经受住化疗药物带来的极大痛苦和伤害。

　　希望——失望——绝望，或许，只有经历了才能领略其中况味，想过很久，想过很多，却总是让人无法预想，难以接受。

　　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和护士们，他们将各种治疗方案一一尝试过，仍毫无进展，至6月13日，文兰已整整高烧48天。这骇人听闻的记录折磨着我，我的心就像被人灌满了水，容不得轻轻一握，稍微的力量，就可以让我哭出声来。有人说过，当你想哭的时候，只要抬起头来仰望，眼泪就不会落下来。可是，无论我再怎么抬头仰望，它还是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夜里，住院部大门紧锁，灯光暗淡，病房里时不时传来几声惨叫。黎明的曙光告诉我这是个晴朗的天，可我却有种不祥的预感。

　　上午10点多，我被主治医生刘医生叫了去，谈话很人性，也很简短。他说他很不愿意将这个消息告诉我，说科里已尽了全力了，问我们是继续留下来治疗呢？还是选择……刘医生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善意地补充一句：“很多人都选择了后者，让病人回家静养。”我知道这不是刘医生的意思，我说：“刘医生，病人连医院门都出不了，我选择留下来继续治疗，一切后果由我承担！你该用什么药就用。”说完，我把自己塞进水房的夹道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那是我一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了。

　　当你抱着必死的信念踏入深渊，才会有绝处逢生的喜悦。

　　就在我和文兰深陷绝境的时候，儿子请来了西安交大二附院血液科张教授。儿子轻轻地唤醒了被高烧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父亲：“爸，您醒醒，张教授来看您了。”文兰慢慢地睁开双眼，当他感觉到张教授那只温暖的大手正摁在自己的额头时，浑浊的泪水从深陷的眼眶里涌了出来。张教授一边安慰着文兰，一边将病历资料一一详尽看过，他断定病因出在免疫功能低下上，与白血病、淋巴瘤无关，嗜血是有，但不是主导，并果断开出了新的治疗方案。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用药两天，文兰烧退了。记得那天他饱含热泪激动地说：“兰兰，张教授是我的救命恩人哪！”我说：“不，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文兰一天天好起来了，多日不进食的他开始想吃饭了。起初我还顾虑，说他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可被张教授一句话全打消了：“叫吃，能吃多少吃多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说人血白蛋白几百块钱一瓶，打十瓶不抵吃一碗饭补充的能量和营养。就这样，稀饭、肉夹馍，面条、羊肉泡、甜玉米啥饭都吃了。慢慢的，文兰可以下床走路了。开始孩子们架着搀扶着走，后来他竟然扶着楼道里的栏杆自己走了。文友、也是好兄弟的王海来看望他，一进门大吃一惊：“好我的安哥呢！咸阳多少人都说你不在了，我把悼词都写好了，还给西海、信义都布置了，一定要把追悼会搞得轰轰烈烈。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嘛。嫂子，收拾安哥，叫他再甭吓人咧！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饭没吃赶紧往医院跑。”文兰开玩笑说：“我就是想看悼词写得啥呢。”

　　情深恭敬少，知己笑谈多。

　　在文兰病危的日子里，我向朋友们转达了医院的禁令：谢绝一切亲友探视。

　　但在文兰人生最困苦的日子里，唯一能让他慰藉和开心的莫过于偷偷来看望他的这些文友兄弟们了。省作协黄道俊书记正开人代会，午饭没吃来到病房，站在病床前，手拉手与文兰亲切交谈;平凹与文兰电话、微信，询问病情;骞国政夫妇冒着40度高温，病房含泪问长问短;远在美国的张锐、北京的雷达老师将爱心和温暖时时传递;新疆的王甫写来风趣幽默的《赠安兄》诗篇博得文兰一乐……高远、王海、西海、李小超、杨争光、刘鹏局长更是挡也挡不住。其实，论年龄他们是两代人了，忘年交吧，可大伙儿都喜欢叫文兰“安哥”。他们嬉笑怒骂调侃，谈创作聊人生谝生活，无话不说，笑声一片，让文兰疲惫的身心得以稍许安慰。

　　不发烧的日子对文兰来说弥足珍贵。他逢人便说自己是活几辈子的人了。说二十多岁时在部队执行任务，一次大车祸，同车四人就活了他一个。还有一次是在兴平法院工作时，骑自行车过铁道，因边走边构思小说，被呼啸而过的火车蹭倒在两米外的荒野里不省人事，之后竟然侥幸活过来了。我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见文兰病情好转，多日没回家的我，想在自己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自打文兰住院，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守着他，我已身心疲惫，近乎崩溃。凌晨两点多，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从沉睡中惊醒，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是文兰。我赶紧问：“安斌，你怎么啦？又烧了吗？”他这才意识到吓着我了。赶紧解释说没烧，只是想和我说会儿话。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走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才黑时先是唱戏，把我一辈子没唱完整的戏齐齐唱了一遍，你说怪不怪，一句词都没落下，全想起来了。接着还构思了一部电影，名字都起好了，叫《西游记2018》，就想把故事和情节讲给你听听。”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每当有新构想，必然要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听。我说：“大作家！我都快困死了，咱能不能明天再讲啊！再有一两个小时我又该往医院赶了。”半天不说话的文兰突然伤心了，他的语气在自责，他埋怨自己说我咋这么犯糊涂啊！老婆也快累垮了。第二天探视时，他强撑着病体，将故事情节有声有色地讲给病友、医生、护士及探视的亲属们听时，病房内响起阵阵掌声，大家都在为他的坚强、为他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感动不已。我赶紧打开手机视频，录音录像，唯恐落下每个细节。我很兴奋，也很吃惊，吃惊文兰病成这样，竟能将一部电影构思得如此引人入胜，完整、离奇、曲折和富有时代气息。更让我深感欣慰的是，48天的高烧未能摧残文兰的大脑，这对一个专业作家来说是多么值得可喜可贺啊！这简直就是奇迹。

　　可这样的惊喜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伤了元气的文兰面色苍白、呼吸短促、四肢乏力、动则汗出。中医说这叫脏腑功能减退，清阳不升，无力以率血行。文兰饭量大减，一天比一天虚弱。

　　7月20日一大早，心情烦躁的文兰不吃不喝，一言不发，医生、护士、儿子、孙女、老婆、保姆，谁劝都不听，他绝食了。条件只有一个，答应他出院回家待几天，吃吃家里的饭菜。最后他竟然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哽咽着说：“好人躺久了都躺成病人了，你们谁来试试？我几个月没见过天，没见过月亮星星，没看见一棵树，陪走了十四床的十几个病人了。”

　　见文兰落泪了，晦暗的目光充满悲愤，白被单遮掩不住骨瘦如柴的身躯，我红着眼圈委屈地说：“你以为我爱待在这鬼地方？不想回家吗？你想把命搭上了咱就出院！”我冲进卫生间，泪水泉涌而下。文兰的话像刀子一样直戳我心。

　　入院以来，每当邻床的病友出院，我都要开个玩笑：“安斌，你快好起来吧！你都十四朝元老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今天却被文兰含泪说了出来。他太想家了，想我俩含辛茹苦十年像燕子筑巢一样搭起的家;想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想那凝聚着我俩的辛勤与汗水、倾情与欢乐的祖屋和小园。

　　2008年，文兰和我做了件让所有城里人都羡慕不已的事——在老家修起了房子。我们的老家在秦岭脚下，道教圣地楼观台附近，山麓隐隐，四海居仙，是块福地。我们原计划盖个漂亮的草屋，房前屋后种植各类奇花异草，以供我俩养老休憩。没想到对传统古建筑艺术痴迷的我们竟然心血來潮，改变初衷，做起了园林设计。那时候我们住在咸阳，都有工作，只能每个休息日开车一百多里路急急往回赶，选木材、跑市场，有时候一天吃不了一顿热饭。顶着月亮走，伴着星星回。文兰亲手制图，农村的工匠悟性差，文兰干脆用硬纸板做起一个又一个模型，标好尺寸，同比放大，手把手地教，苦口婆心地讲。农村人朴实厚道，我们盖了房子，也结识了乡友。就这样，我们前后劳作了十年，终于将一座故园民居展现在众人面前。占地三亩的院落辟九畹，开三径，植兰蕙，迓宾朋。古木参天，水声噌泓。燕雀为我们报晓，蝉儿为我们唱吟。更让我和文兰欣慰的是远近文友闻讯，纷纷前来做客游玩，交流创作灵感。2014年元旦，在周至文友的呼吁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先生和张长怀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散文学会周至创作基地”挂牌仪式正式在我们的兰园府隆重举行，至此，也算我们为家乡的文化艺术事业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那时候，我们甚至为了寻找一株珍稀的牡丹而不顾倾盆大雨，找遍了杨凌农博会;为了寻得一方奇石而不畏酷暑严寒，跋山涉水;我们也曾有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惬意……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远离我们而去，变得可望而不可即，文兰说他快要疯了。

　　我终于妥协了。尽管医生和护士都苦苦相劝说这样做很危险，病人随时有可能大脑出血。鉴于此，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将文兰接回西安的家。

　　三

　　回家的感觉真好。

　　文兰躺在自己的床上，神情悠然自得，目光恣游于满墙的藏书不肯离去。孩子们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尽管是家常便饭，但他吃得有滋有味。音乐响起，是《二泉映月》，他说换成秦腔《诸葛亮祭灯》，我说太晦气，还是来段袁克勤的《打镇台》解馋。晚上九点多，文兰突然提出：“兰兰，咱能不能来一盘？”哈！文兰犯了棋瘾。我欣然接受，转而又有些犹豫，怕他坐得艰难，便叫来孩子们先将文兰栽葱似的用被子枕头围裏在沙发里，随即摆好棋盘开战。

　　文兰棋臭，十回九输，但斗志昂扬，决不输势。经常是写得累了，一放下笔就叫阵。但凡有人观战，他总要给自己贴金：“我是让着娃呢，你当娃真的有本事呢？”说话间又输了，朋友在一旁嬉戏嘲笑，文兰话锋急转：“有啥呢，男不和女斗么，赢婆娘有啥意思呢！”我有时为了文兰高兴，故意输他，只见他像孩子般把袖子往上一抹，裤腿一提，一只脚踩在椅子上，马王爷似的，摩拳擦掌，眉开眼笑，说：“没想到你娃也有‘死娃抬出南门的一天。”这是我的话，被文兰趸了去，又还回来了。

　　我们玩的是一种奇异下法的棋，属于文兰和我自创，集象棋围棋跳棋于一炉，即兴开棋，随机应变。但这棋盘格式必须是象棋的。我们有时外出忘带了，文兰便找来一张大纸，三下两下搞定，画得很规则，他喜欢画画，有这个本事。他常说：“兰兰，全世界恐怕就咱俩下这个棋吧。”我说：“安吴棋法，正好不用申请专利。”

　　今天文兰又叫阵，可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赢他，便趁着他不注意，想偷偷走错几步，却被文兰识破了。他说耍就要来真格的，不然赢了也不光彩。这是文兰的性格，一辈子从不认输。

　　第二天，我和孩子们为文兰擦洗全身，剪了指甲，理了发，换了衣服。文兰向我示意要照镜子，我借口他的小镜子不好找，我不想让文兰看见化疗药物带给他的摧残与伤害，可他执意要照，我只好从他。

　　镜子里的文兰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悲哀。他显得很平静，淡淡地说：“你们都是好心，我知道，可叔讲不起好看难看了。”

　　我的眼圈红了，我多么希望看见那个神气十足、充满活力的文兰啊！

　　“兰兰，你过来！”

　　“干啥嘛？我忙着呢。”

　　“就一下嘛。”

　　我知道文兰又在捯饬。他转过身来推着我的肩膀走到镜子前，对着刚梳洗完毕的自己说：“兰兰，你说实话，你男人到底丑不丑？”

　　“半点都不丑！”

　　“嘿嘿，这怂人。我就说么，吓死胆了，你敢说你男人丑！”

　　“安斌，你到?臭美啥呢？”

　　我一边干活一边对文兰喊。

　　每次出門，文兰便要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尤其喜爱白色，衣服常常以淡色为基调。平凹在给文兰的中短篇小说集序言里开首便写道：“文兰什么都好，就是眼睛小了点，又特别讲究服饰，干练警觉，疑心他时时在做侦探。他确实干过侦探的职业的，是很潇洒的男人，很刚强，也很风趣。这种做派带到他的小说写作里，当然没有了那些女人气，不玩成年人的天真，不渲染不铺排，重于情节线条，行文机智幽默甚于放荡和刻薄。”

　　陈忠实老师每每见文兰，都要先评论一番文兰的服饰。早年间，一次文兰穿黑色西服去作协办事，邹志安、忠实老师直说好，文兰说，我回去就照做两件送你们，被二位笑言谢绝了。

　　文兰与忠实老师交情深厚，源于他对文学的一片痴情。

　　“忠实老兄对我有恩，到死我都忘不了。”这是文兰近十多年里吊在嘴上的一句话。不管在啥场合，只要有人提到忠实老师，他都会脱口而出。

　　这还得从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说起。

　　他是个创作极其刻苦认真的人，用十年磨一剑的坚强毅力，完成了他的代表作——50多万字的《命运峡谷》。可令文兰没想到的是，完稿后，却在出版上卡了壳。因小说内容反映的是“文革”题材，在对“文革”及其扭曲的人性的揭示与抨击上虽然保持了客观的态度，但仍然尖锐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均认为作品在写法、技巧和解剖人性诸方面是成功的。但都选择退稿。大删大改？要么重写？文兰说那样的作品还有什么意义。这真是要命的事，他日夜煎熬，纠结得寝食难安。这件事被忠实老师知道了，他毫不犹豫地给文兰出主意：“稿子给上海文艺社吧，上海是中央领导的根据地，牌子大，有点事也能扛得过去。”因为他太体谅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很快和总编郏宗培通了电话，让他们尽快先看稿子。审稿时间长达一年，社里依然犹豫，认为作品的思想性太过尖锐深刻，又涉及到当时的创作禁区——文革、军营。忠实老师也很急，多方协调。总编郏宗培又给时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的雷达老师打电话，请求帮助审稿把关。碰巧雷达老师此前已读过此稿，回答是：“此作以揭示人性为题旨，军营、“文革”只是背景，完全可以出版。”忠实老师闻讯非常高兴，就这样，在他的极力推荐和催问下，《命运峡谷》终于出版了。拿到新书的那一天，文兰激动万分，泪眼蒙眬地说：“咱们去看忠实老兄吧，向他报个喜。”

　　2004年11月10日，在省作协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的《命运峡谷》研讨会上，忠实老师发言说：“对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而言，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提出，到了《命运峡谷》则是一种‘总结性完成，是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一个贡献。”紧接着又在北京，由中国作协、上海文艺社、中国小说学会联合召开了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给予作品高度评价。会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忠实老师的发言录音整理成的评论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并在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评选中一举中榜。自那以后，忠实老师在我们心中如同兄长一般。他曾为文兰题词：“笔端真有如虹气，常使墨龙脱纸飞。”可他走了，走得那么匆忙。

　　我抹抹眼泪，尽量不让自己再深陷悲痛之中。

　　第三天了，正当我们沉浸在文兰回家的幸福欢乐中时，不幸接踵而至，文兰又发烧了，来势凶猛，命悬一线。

　　病床上，文兰处于半昏迷状态，时而清醒一下，浑浊凄凉的目光没着没落，茫茫然不知所措。在亲属们的求助声中，干部病房杨主任、张教授鼎力相助，他被送进全封闭式ICU重症监护病房。

　　有一堵墙，它横亘在生死之间，它无情地分开垂危的患者和悲痛的家属，它也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在医院，那堵墙后的世界就是ICU（重症监护病房）。

　　ICU是医院危重病人集中监护治疗的场所，24小时监护。我以前只在电视剧里见过，但当我真正面对它时，我被那堵冰冷的墙威慑住了。把文兰交给一群陌生人之后，我的心随即悬在空中，纠结、不安随之而来，忐忑着那堵墙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樓道里站满了等待传唤的亲属们，大家侧耳拭目，紧盯着那扇随时可能被打开的门，空气似乎凝结了……儿子执意不肯让我等，将我强推进回家的车上。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就像一生一世那么长。恍惚间，文兰唱着军歌向我走来，他迈着正步，胳膊甩得很高，豪迈的步伐落地有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那嘹亮的歌声飘荡在田野上空，月亮将银白色的光辉洒向大地，星星点亮漫天的小灯，为我们拍手称赞。

　　不知不觉，思绪飘到了我俩第一次回文兰家时。

　　婆婆眼神不好，小脚，很瘦弱，稀疏的头发勉强扎起个小纂，一身黑粗布衣裳显得又宽又大。她坐在灶火的柴草堆里，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着火棍扒拉着，锅底的火焰伸出长长的舌头，似乎要舔平婆婆满是皱纹的脸。见我们进来，她赶紧起立，用手拍打着沾满衣裤的柴草。大哥大嫂高兴地招呼我：“炕上坐，炕上坐。”

　　文兰说：“妈，这是兰兰！”他的声音很大，因为他母亲耳背。

　　婆婆一边说好，一边先上炕坐了，然后摸把小笤帚，扑扑地为我扫出一块干净地儿。大嫂赶紧从锅里端出两碗热腾腾的荷包蛋，先递给我一碗让趁热吃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我未来的家。

　　这是间低矮的、后来被母亲称作柯叉房的三间小瓦房，两根巴掌粗细的立柱杵在当间，熏染得黑乎乎的土墙壁因年久脱落，伤痕累累，三个小小的窗户只竖着几根木条，没有窗扇，用旧报纸糊着挡着风寒，土脚底坑坑洼洼，刚进门时的一脚闪空告诉我，它比院子低出一截。屋内没一件像样的东西，挨炕的、也是仅有的一个黑色板柜破旧不堪，柜盖上方的墙壁上，锈死的大钉子上挂着个不大的镜框，里面夹着二哥二嫂和母亲的合照，还有文兰的戎装照和战友们的合影照。西边的墙根下堆满了杂七杂八和几双满是泥巴的布鞋。厚厚的案板支在窗下，右手边塌陷进去脸盆大个坑。架板上两个盛米面的黑瓦瓮被大嫂刚刚擦过，发着湿漉漉的光。

　　这是个极其贫困的家庭。文兰七岁丧父，母亲一辈子守寡，泥里水里地淌着，拉扯着三个儿子长大成人。苦难的种子过早地根植在文兰那颗幼小的心灵里。文兰的求学之路非常艰辛，除了勤劳善良的大哥的关怀呵护外，是靠着寒暑假期、星期天到普集火车站拉煤挣学费才勉强读完高中的。他常说七个硬得像铁一样的玉米面黄黄，就是家里唯一能提供给他的、一个星期的干粮，一年四季开水泡馍，撒一把盐，没见过油花花。文兰是1961年从周至中学高中毕业的，毕业后在县西街小学当了一名教师，那时候教师奇缺，加上他的教学方式别开生面，常常被省上和县上有关部门列为重点观摩教学示范。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将课本内容制作成一个个图画卡片，形象生动，灵活多变，加上想象力丰富，很快就成了教学明星。可文兰志在远方，仅教了三年书就毅然辞职了。他要去参军。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在周中时还同校长张志寿老师合写过电影剧本，那时候的文兰一心想当个战地记者。

　　1964年，文兰参军了，他没有例行一道道繁杂的手续，是在征兵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他的一幅绘画无意中被首长看中而特招入伍的。在部队，他做过文书、电影放映员、文工团编导，很快有了名气。但战地记者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

　　我抬头看着照片里的文兰，突然意识到天色已晚，便跳下炕对文兰说：“我该走了。”并示意让他送送我。谁知婆婆和大哥大嫂执意不肯，说一定要等天亮了再走。看着这纯朴善良的一家人，我不忍他们为我担心，点头答应了。

　　文兰赶紧抱来他的复员军人行头，在那三个泥坯的小土炕上为我铺好被褥，并找来几本书当枕头。

　　婆婆和文兰对面坐着，盖着那唯一的、可怜巴巴的死套子粗布小黑被，夸着未来的儿媳妇，拉着她们攒了一辈子的家常话。我和衣躺下，在骨肉亲人的絮叨声中进入梦乡。

　　第二天，我早早爬起，不想打扰天亮才睡下的文兰和婆婆，想先去洗洗脸，洗去满脸的尘灰和睡意。大哥挑着清凌凌的两桶水倒进瓮里，说让我尽管用。他说是大槐树下辘辘井里的水，村子就这一口井，得起早排队，他今儿排第一个。大嫂为我温好了水，她将水瓮跟前的一个黑色小瓦盆涮了涮，从锅里舀了一马勺温水倒进去，随手从头顶的竹竿上抽下一条黑乎乎的毛巾递给我。我犯了难，不想洗又怕大嫂多心，便将那瓦盆端在院子里，胡乱地撩了两把，用衣袖擦了擦。回到屋里，我问大嫂要镜子，想梳梳头。这回大嫂犯难了，说屋里从来没人用过镜子。我很后悔不该问大嫂要镜子，可爱美的我还是想照镜子。我猛然想起王宝钏寒窑内一盆清水照容颜的情景，便趁大嫂出去的时候，偷偷舀了一马勺水倒在小黑盆里低头照了，看见水盆里蓬头垢面的自己，我对着水盆说了句：“是你自找的！赖谁呢？”

　　手机在书桌上嘣嘣地转着圈圈，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是儿子打来的：“妈，跟医生协调好了，您下午一点半进里边看我爸。您先别着急，到时我接您。”

　　哪能不着急？三天三夜了，我的心被时间的钟摆扯着，痛不堪言。

　　一辈子追求自由的文兰被五花大绑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粗细不一的管子，瘦骨嶙峋的躯体如标本一般一动不动，只有头颅倔强地左右摆动，呆滞的眼神失去目标，机械地在天花板上滚动。呼吸罩固定在嘴上，下半张脸被紧紧地捂着，右边的耳朵由于绳子勒得太紧而朝前爬着，没了半点血色。那一直张着的嘴里时不时发出一声沉闷的呼叫。我抓住文兰冰凉的大手哭叫着：“安斌！安斌！是我呀，兰兰，你看看我呀！我怎么犯糊涂，让你上这个地方来呀！”

　　恍惚中，我似乎是被人拖出了ICU。

　　第二天中午，文兰生命体征急剧下降，血小板降至3，低压40，我断然拒绝治疗，文兰必须活着回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周至县南辛头村。

　　救护车走得很艰难，长途跋涉，文兰几近昏迷。“到家了！”儿子趴在父亲耳边泣不成声：“爸，我们回家了，哪儿也不去了，妈和我都在这儿，您累了，就闭上眼睛睡吧。”

　　我已嗅到了生离死别残酷气息。这个我少年时的伙伴，青年时的丈夫，老年时的伴侣即将离我而去，直至永远地闭上双眼。

　　我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呼叫着：“安斌，你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啊！”

　　四

　　断肠人的哭声传得很远、很远……

　　被惊醒了的乡亲们闻声赶来，唏嘘不已，惋惜不已，他们叹息着：“多好的人呀，咋说走就走咧！”

　　这些天来，我一直挣扎在理智与情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文兰是大作家，关于生与死，他在小说里的阐述很是精辟。他热爱生活，即使在一息尚存的最后时刻，他也不曾放弃对生命的信念与希望。我相信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那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而那希望只对刻苦者有意义。文兰说他还有写不完的东西，他的床头厚厚的笔记本里，满满地记录着他的素材、他的计划、他的设想、他的希望。他热爱传统文化，他对我国儒家经典《易经》的痴迷不亚于对文学的痴迷。由卦、爻两种符号重叠演成的64卦、384爻，就装在他的脑子里，那本《周易》和《词海》《词典》一样，他说那是他倾其一生都学不尽的经典，已经被他打满了补丁，缀满了释文。可这一切都被死亡终止了，因为，它断绝了希望。

　　关于生与死，这也是我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话题。我不止一次地对文兰讲，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绒仙花树下（那是我亲手栽培的，学名叫合欢树），我要看着它年年花繁叶茂，装点着蓝天。他说：“我不会把你火化的，这事由不得你，咱俩得埋在一起，一辈子了，离不开了。”是啊！一辈子了，离不开了。这种难以割舍就埋在文兰心底，是深爱还是依恋已不重要了。虽然如今时代不同了，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文兰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无形羽翼下，有些东西是印烙在心灵深处的。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是屈原的话。

　　首丘夙愿，是文兰久已怀着的愿望，我不想違背，也不忍心违背。

　　五

　　文兰的葬礼很隆重，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来帮忙了，他们感念先生生前为村里所做的一切善事：为扩建村小学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为搭建古庙会平台慷慨解囊;为搞好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献计献策。《情系桑梓》《功在后学》的两块牌匾，都是师生们和乡亲们前些年敲锣打鼓送来挂门头上的。

　　近200人的治丧委员会很快成立了，名单就贴在大门外的墙壁上。人们各行其是，有条不紊，做着我和儿子该做却无能为力去做的一切事情。

　　作为回报，儿子说，乡亲们的礼钱分文不收。

　　长长的村道上站满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两边的花圈层层叠叠。

　　园子里，花间小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前来吊唁的人们。孝子们白衣素裹，端着茶盘提着电壶穿插在人们中间招呼着、奉着茶水。参天的古树枝被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绳子拉扯着，上面挂满了挽幛挽联，一阵风起，呼啦啦在空中鼓荡出声响，有老者自言自语：“风木之悲、风木之思啊！”

　　灵堂上，文兰的遗像立在正中，花团中最显眼的要数那两朵正在盛开的荷花了，是儿子刚从园子的荷塘里现摘下来的，他说这样文兰就不会因为没看上今年的荷花而遗憾了。子孙们长跪不起，迎接着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人们。

　　县剧团的大戏一连唱了三天四晚上。

　　周至县皮影剧团的张团长说文兰生前为他的皮影剧团申遗没少跑路操心，现在他们的皮影都演到中央电视台去了，先生功不可没，一定要好好为他唱两天。中午来打的招呼，没停就搭台子，连夜晩戏就唱上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位八十多岁的老者，他做了一辈子的寿材，是远近闻名的高手，可近几年因身体不大好，已经多年不做了。听说文兰不在了，他义无反顾地破例一回，亲手来做细软，那精湛的工匠技艺堪称一绝，令观者称道咂舌。

　　七天里，前来吊唁的亲友络绎不绝。省作协领导黄道峻、贾平凹、李国平、阎安、王海、雷涛等，他们闻讯，第一时间赶来吊唁慰问。平凹本来在住院，是打完吊针赶来的，经过一百多里路的颠簸，与儿子和我屈膝交谈，问长问短。

　　咸阳市的文友们近百人参加了追悼会，他们将六米挽幛悬挂高空，倾情疾书：“文坛痛失骁将，兄弟痛失大哥。”周至、兴平、武功、乾县、礼泉、永寿等诸市、县作协、文联的文友们，他们不顾路途遥远，烈日炎炎，自发地前来追思吊唁，幅幅挽联凝结着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限哀思。

　　叶广芩也来了，他是文兰的挚友，她说武汉长江大桥上五人起誓历历在目，可如今仅剩自己一人留在世间。当她走进灵堂，面对文兰遗像的一瞬间泣不成声。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兰兰，保重啊！最终没见到文兰，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不能原谅自己的遗憾。我们是发过誓言的好朋友啊……”

　　还有恩师魏毅老师，快八十岁的人了，顶着酷暑高温，从咸阳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来到南辛头村，挥泪凭吊学生，我不禁感慨万千：“文兰呀！你就安息吧。”

　　这两年，我们常住老家，清闲的日子多了些。沐浴在自然里，与花草竹溪朝夕相伴，与树儿鸟儿知心交谈，它们将生命的真谛传授给我，我按捺不住地也学着写点文章。文兰开始不屑一顾，可我跟屁虫似地将写成没写成稿子念给他听，慢慢地，文兰开始夸我了，说：“你如果年轻时听我的，写到现在也成大作家了。”大作家？梦都没做过。他过去让我写来着，是我没底气，怕糟蹋行道不敢写。近几年，我时有文章发表，文兰说他开始刮目相看我了，这话里虽有爱屋及乌的成分，但得到文兰的认可，对我来说就像吃了定心丸，他说他一辈子不写散文，也不懂散文，但他的支持和鼓励不添加半点水分，瞎（ha），决不说好，好，决不说瞎（ha），而一针见血恰恰是我所需要的。那天在医院里，我收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社寄来的赠刊，我的《平凹琐记》发在这一期。文兰翻了翻说：“兰兰，你写张三、写李四，咋不把你男人好好写一下呢？这一句玩笑话，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和伤痛，以至在文兰走后的多少个日日夜夜里，我食不知味，夜不成眠。我与文兰结发整整四十八年，近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近半个世纪的酸甜苦辣，恩恩怨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破碎着我的心，破碎着我的梦。

　　我开始写文兰了，是在他走后百日前夕。题目是阎纲老师起的，他说就叫《我这样和他告别》。那天阎纲老师在电话里鼓励我一定要写。

　　一百天了，我的心就像窗外那棵秋树，叶片无奈地飘洒一地，只把寂寞挂在枝头。

　　周明兄来看我，他对着我空落落的心说：“兰兰，别难过了，文兰没走，他是给忠实做伴儿去了，他俩那么好，肯定有说不完的话。”我说他们也吵架呢。周明兄说：“兄弟间哪有不吵架的？狗皮袜子没反正。”

　　可我知道他在想我呢，他撂不下我和儿子，撂不下两个孙女，撂不下这个家呀！我也想他，睁眼闭眼都在想，无以自解。我想对文兰说：“宁愿你著作适量，不愿你著作等身。劝你别费心伤神，你竟然呕心沥血至死。这辈子算你和我犟到了底，来生若还这样，定不理你。你最爱的书山书海，我放在床头，虽不是你犹如见你。你最爱吃的食物，每顿必备，魂兮归来，常享常食。未了之心事，常托新梦，未竟之著述，其谁能继？哀哉文兰！痛哉夫君！”

　　责任编辑：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