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

　　我对母亲没什么记忆，我五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就从那里逃跑了。生日那晚，十八岁的母亲对我说，“石头，我想你能自己寻找食物了。”她的表情里也许流过了一丝不安，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一点即将离别的暗示。我像一只干瘪的气球躺在炕上，看着她室友们送的礼物，干枯的鼠毛，亮闪闪的瓷片，一枚来自某个故乡的松果……总之没有食物，然后在饥饿中睡着了。第二天，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上午，母亲晚睡起来，没有洗漱，那时她已想不起来还有这样做的必要，她匆忙喝了一碗面糊，看了比汤水还要苍白的脸影几眼，下定最后的决心。她掀开充当窑门的破被单，没看回头我一眼，从此彻底消失。破被单在她离开后一直挂着，只是八年里越来越破，零下十几度的风对它来说，像把刀。

　　我的出生对母亲来说是个错误。我和母亲，我们酷似一个被阴魂附体的公主和一只破碎了她梦想的洋娃娃，除掉象征她的不幸，我毫无功用。她从未对我说过我的身世。我的名字或许就是她的期盼——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多年后，我偶尔有过去寻找某个亲人的冲动，他们能够证明我的存在是合乎道理的。但我的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不得不承认，母亲对我而言也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象，和月光类似。

　　但母亲那天上午不像是逃跑，而像是赴死。她怀疑自己浮肿了，哪怕舍弃我也要用残存的气力一搏。不久，先是管理员言之凿凿地说她被狼吃掉了，然后人们都信了。有人专门去寻找过她的尸体。没有找到。当然找到了一些尸体，走出窑门不到二十米就躺着许多尸体。虽然他们都曾经活过，但死后简直分不出谁是谁来。母亲的室友们对我说，既然被狼吃掉了哪怕只吃掉了一部分，那也认不出来了啊。

　　八年后的一个夜晚，我也离开了那里。第二天，会有车来接我们出去，抛到外面世界的随便什么地方。十四年前，来了很多人。他们和母亲一样，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一个人来到这里，有时是需要对他们进行惩罚，有时不过是为了凑指标。但现在，他们只能塞满三辆货车。逃跑，我在这里出生，如果非要离开，我只能选择母亲同样的方式。那个夜晚没有一丝月光。同行者四人，我们走了一夜。我走过母亲曾经希望走完的路。她十三岁时生下我，我十三岁时逃离，好像冥冥中有什么早已注定。我从不怀疑她的死亡。我在趟着她的尸体行走。我笑着对同行者说，让我的母亲，让她的尸体保佑我们吧。我们没有遇到一头狼。八年来，随着尸体日渐减少，它们可能已经远遁他方。第二天，阳光普照大地，温度像温度计里的水银柱一样迅速升高。我们看见三辆货车从百米外的土路上驶过，慢悠悠地，像要载走不堪重负的历史。

　　一九八二年，我来到H城。此前，我干过裁缝、木匠、厨师，甚至伪装成风水师为人葬墓，没有人能怀疑我，因为在暴风雨中我也能听到三里外的动静。在我出生的地方，风不仅干涩、咸苦，而且很狂劲。我还隐居过一年，打猎为生，没有动物出现时，就挖野菜草根，一次也没有中毒。这得归功于那八年，是生存在逼迫生存的技艺，我五岁之后的身体很快就锤炼出求生的技巧。

　　来H城后，这些我都不干了，拉起了黄包车。我喜欢拉着空车走街串巷，像是拉着一段空虚的历史，一个由无数又无形的尸体填充起来的历史。这年冬天，H城没有下雪，冬季仿佛是秋季的延续，只不过更加枯瘦些。在柴家坞，一个人坐上黄包车。快到达目的地了，他说，“喂，石头。我就知道是你。”

　　我回头看他。他一定是没想好就跟我打招呼，现在后悔了。他脸上的欣喜很快被惊惧覆盖，像正在面对一个不愿见到却又无法自控非要说上几句的人。他是巴陵，逃跑那夜的同行者之一。

　　在我的租房里，我们面对面坐着，冬季的阳光不情愿地透窗进来，在我们之间轻手蹑脚地蹒跚走动，我知道我们都在急等时间流逝。但他还是开口了，“很复杂，我的故事很复杂。”我并不想听他的什么故事，宁愿继续沉默下去，然后他突然起身离开，不说再见，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我们的过去和不可更改的未来都不会来打扰我的现在。他可能也这样想，但似乎又有什么在逼迫他袒露心扉，在面对一个曾经彼此见证苦难与恶行的故人时，“七七年，我们逃亡的第二秒，我就后悔了。但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逃亡是活到那一时刻在我们生命中势必发生的，否则我没法向自己交代。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这些年都干了什么。我似乎只是在解决一件事情。石头你得告诉我，我能做到重新开始吗？”我轻轻摆手，意思他可能明白也可能不明白，那只表示我的五年生活不值一提。

　　他及时咬住了倾诉的欲望，然后我們一直相对沉默，没有人觉得尴尬，这是我们早已被驯服而永远无法清除的生活方式，天黑了，他准备离开，但还是决定把他的故事留下。去那里之前，他已经结婚。等他逃到家时，妻子带着女儿已另嫁他人。他支付女儿抚养费。五年后，他前妻的第二任丈夫要离婚。为避免婚姻再次破裂，她对那个男人说，“女儿其实是你的骨肉。”事实也是如此。巴陵来H城，向法院起诉追回抚养费。他说，“我们被囚禁了那么多年，连法庭都还没见过一次呢。”没错，这想起来确实让人激动。

　　不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决定陪他去看下法院。我目送他进去就离开了。我知道他不会重新走出门来与我相见，哪怕我等到明天甚至下一个冬季。以后即便擦肩而过，我们都会装作不认识。我回到租房，摊开那张卷角已经破损的地图，在一块沙漠里找到了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与附近的几个劳改场之间划上一道又一道粗线。我记得，母亲的一个室友曾像是开玩笑说，我的可能的父亲，也许是一个劳改犯。每个人都有自己缅怀过去的方式，我越来越预感到我不会只剩下看着地图发呆这一种。只要有什么曾经与你的生命存在交集，它就注定会以某种你注意到或注意不到的形式重新来临。

　　是因此，让我决定喊出黑子的名字吗？一九八三年春天的下午，他敲开我的门，很自信地站在门口昏暗的光线里滔滔不绝推销着他的保险业务。我不想买什么保险，但在与人世隔绝的下午，尤其是在地图上再也画不出一道可能的线条之后，我不拒绝一个陌生人的来访。其实不是这样，第一眼我就认出了他是谁。他没完没了地说着，仿佛我是一面用来练习的镜子，仿佛他真相信只要有了保险，就不会有死亡，这个世界也随之会得到拯救。我的沉默被他当成了机会。最后，他还抛出可能经常使用的伎俩，以现实的死亡来威胁我，“如果你坐飞机，坠落在沙漠里，你没有死，那么……”我终于想起来要打断他，我喊道，“黑子。”他惊慌地看着我，又望向门外，好像要确定是否有人听到这个充满意味的称谓。他走过来，坐下，却又立即站起来，像是下一秒就要逃走，以一种格外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你是……”。我等待很久，他却就是不说出藏在口边的名字。我只好帮助他说，“石头。”我的声音听上去几乎像在亲密地怄气，这让他更加吃惊。我想干脆还是跳过寒暄吧，“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如果我们见面，我们总该问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对我们竟然幸运地活到今天的不解。他似乎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我是石头的现实，我想他一定走过了内心的无数道坎，就像我一样，但他拒绝谈论自己，找了另一个人充当话题。他告诉我，毒药死了。他用两个小时讲述毒药逃跑后的故事。他最后说，“毒药这家伙啊，当年就应该活不长才对。我们都一直纳闷，他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他还非要和我们一起逃跑，我无法理解，你理解吗？不过这些年我不想那些事了。保险让我有种稳定感，虽然直接说成安全感不太合适，呃，其实就是那样。”也许他讲的毒药的故事只是在随着天边颜色的变化在即兴编造——从我告诉他我是谁后，仿佛我揭开一个恐怖的潘多拉魔盒，他始终看向窗外天空的眼里没了我，而且每一秒都在准备逃离。他说，毒药以前是个留学而归的工程师，回来后他主持电力修建工程。一年后，他忍无可忍提出意见，认为电力设施太靠近城区，不利于城市日后发展。然后，他被送去了那里。从那里逃回后，他应聘进了一个车间，既当电工又当木匠。两年后一个冬天的夜里，车间燃起一场无缘无故的大火。他被烧死了。后来证据表明，事故原因是漏电引燃了木屑。

　　在我的强求下，黑子同意和我共进晚餐。我们一句话都没有交谈。只是以相同的饥饿吃法表达了对毒药的缅怀。饭后，我透过窗户目送他远去，直至他在一个转角消失。我们没有道别。

　　时值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法院招聘司机的启事。我想起巴陵曾希望法律能给他保护，我并不确定这是他真实的想法，或者说，我从未相信。但我运气不错，在十三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可能因为我极力而且很自然地扮演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没过多久就得到信任，法院院长提拔我为专职司机。在三个月的试用期里，我向他展示了驾驶以外的技能，而它们恰恰是他需要的。比如，他连续四天穿着掉了两粒纽扣的制服，我对他说，“请脱下来吧，院长，我帮您补好。”我进过他家，寥廓的房间里空荡得除掉法律书几乎别无所有，但我怀疑他也没读过几本。墙上挂着的只有结婚照，照片中他有些显老，但他妻子看上去很年轻。不久我得知那是他的第三任。他妻子不在家，我又给他展露了厨艺，解除了他的饥饿。临出门时他送给我两本法律教材，也许是为了抵消我的情分。但他看我的眼光似乎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我想，我的法律时代开始了。

　　我对审判别人没兴趣。只是如果真的是身处一个法律时代，那么我至少可以利用它保护自己。和巴陵指望裁判者垂怜不同，我深入腹心之中，我想这就像我亲眼见过的狼吃人的尸体一样，先撕开腹腔掏出内脏。白天，院长需要扮演一个严谨寡默的角色，所以他无法阻止自己一上车就开始絮絮不休，包括他年轻妻子的出轨。又一年过去，他申请提前退休。我已经掌握了他一些微不足道的秘密。我未经他要求就指天向他发誓，绝不外传。我确实不觉得有那样做的必要，在我有限的生涯里，他毕竟可算是第一个亲近的人。在我入睡和即将醒来之前，在刻意模糊了他的面容之后，我甚至把父亲的角色想象成他；而且我一点也不排斥这种想象。他可能认为我是在拙劣而过火地表演，沉默良久之后堆上一种鄙夷但又包容的笑容，说他会安排好的。他没有食言。一九八四年秋天，乔治·奥威尔在三十五年前预言的场景一个也没有出现，我却成了一名法官。院长一定还另外交代了什么，所以整个秋冬之交我只是在法院内闲逛，有时还得重新坐在方向盘前拉一些犯人去法场什么的。我一点也不着急，更想不起来要去怨天尤人，但机会还是忙不迭地赶来了。冬天还没过去，我就坐到了审判席上。一起贪污案开庭的前夜，承办法官的妻子因离婚不得，翻箱倒柜要烧掉所有曾经情感的印记，却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丈夫在里面详细记录所收的每笔贿赂。只是出于对丈夫隐瞒钱财的愤怒而不是其他原因，她当夜便举报了法官具体的贪污证据。又由于各种因缘巧合一时找不到顶替者，于是，第二天我便临危受命，正襟危坐在审判席上。这时他们才发现，还没给我做制服呢。

　　在一起雇凶杀己的案件也被我查明后，他们几近惊恐地承认了我的断案能力。这已是一九八五年的夏天。然后转折点就悄然来了。一件大案仿佛是为我应运而生，一个下派的县委书记和一个年轻女子私通，他厌烦后申请调回H城，想乘机甩了她，她却辞职跟随。他日日被挤压在家庭与她之间，感觉处境越来越危险。三年后，他终于想出个好主意，物色到一个刚出狱的帅气男人，安排一些巧妙场合让他们相遇。他们好了半年，然后男人卷款逃跑，成了穷光蛋的她清醒过来，又来找他纠缠。此时她再无情感束缚而只有怨恨，所以不仅闹得他的家庭面临分崩离析，而且让他感觉多年经营的政治生命也有随时毁灭之虞。在一个谈判的夜里，他杀了她，分尸，然后带着尸块逃跑了。专案组的刑侦专家束手无策，但我不出三天就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所有人都很惊奇，“诀窍在哪里？”他们问。我思量再三，决定实话实说，“我对逃跑太有经验了。”几乎是鬼使神差地，我又说，“真的，我对人肉的气味很熟悉。”他们陷入长久的惊愕中。看着他们偷看我的眼神，我突然预感到，我的过去——没错，它就要重新来临了。

　　果然，不出三天，新任院长就召唤我。我刚走进办公室，坐在黑暗里的他就隔着仿佛沙漠一样遥远的距离对我说，“我决定给你升职。”口气听上去不容置疑，但我确实怀疑自己听错了。幸好他立即解释，“共和国需要你这样的审判人才。”我如果拒绝，当然会让他感觉奇怪。他说，“我想不出，你能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不好吗？”我想了一分钟才说，“您知道，我没有不同意，但是我也没有……”我想起来，并非是想干份事业我才来法院的，都不能说是为了生存。那么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对我的拖延产生不快，就像刽子手挥刀那样劈了下手，“那就算你同意了。”他有理由这样做，而且提拔下属这种事情，就像他在梦里想上吊一样，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近来，我声誉日隆。人们，包括我自己，都险些忘记了我曾经是一名司机。我想说，“非常好，只是......”但我什么也没能说出口，直到此刻，我仍然想象不出、更无从判断我的下一步命运是好是坏。而且，我从不认为好坏有那么泾渭分明。我的有限生涯早已明白无误又淋漓尽致地向我显示这一点，好坏会随时转变和互相颠覆，它们像光明正大的间谍似的潜入对方之中，很快就融为彼此。

　　他盯着我等待我的话，像审视一缕刺眼的灯光在等待灯泡突然爆破。然后很長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他不是为了打破沉默，而像是突然想起来说，“你是老院长的嫡系吧。按说，你既然是他的嫡系，我们不该无事生非，呃，不该多此一举。但是，你知道，档案毕竟也是需要的。开句玩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他尽力表现出不怀恶意。但这不是开玩笑，人人都需要档案。他命令道，“你跟人事处长一起去找你的档案。也许会办得顺利些。”这不是一个建议。我说，我得考虑辞职。但我没让自己发出声音。也许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再说，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告辞，他还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似乎要一直坐等我归来。是审核揭发我的材料，验证他的猜想吗？如果是，那么，提拔和开除就可以同时进行了。

　　我从哪里来？我得重新去那里。我好像只是在完成一个故意遗忘多年的必需的仪式。我希望时间像个神经错乱的人，突然发疯起来，以光速到达那里，然后一切结束，给我一个其实早就需要也早就该得到的答案。是夏天。一路上天气晴朗。我想过逃跑吗？但我没有那样做。我们走得很慢。我像个企图阻挠时间脚步的人，以各种方式延缓路程。我只对同行者过于热烈的祝贺表示了一下恰当又短促的注目，然后再也不理他。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怀疑他并不是人事处长，而是一个拥有更合适此行的身份的角色。这个可鄙的监视者。他即将成为押解的差人。我们走半天，歇半天。我长时间望向天空，像个求雨的虔诚巫师，最好来一场雪。冰冻，无法前往。我们只得打道回府。那些年，一年里有两百来天，雪埋葬了我们的脚，冰躺在窑洞里，夜雾钻进我们的被窝里凝结成块。但该来的总会来，去往那里的过程其实只像电影中的长镜头一样简短。在这个像默片一样的长镜头中，我看厌了天空之后当然只能看向窗外。窗外，先是青绿，然后焦黄，再是深红。像一摊锈红的沼泽，死气沉沉的海。好像从春天直接进入冬天。季节开始反向运转，八年前，我从那里逃出来。

　　我为什么要逃呢。尽管不复杂，但我多年来都没有勇气对自己复述。在长镜头的终端，我好像睡过去了。我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仿佛又回到了那里，但不是此刻，而是再次身处在那些年。世界其实不过是一个既不善良又不恶毒的循环。从五岁生日的第二天开始，我突然对生命有了印象。受惠于母亲，她打开了我感知的阀门，以不痛苦但决绝的抛弃方式。我的知觉里慢慢又只剩下尖锐的呼啸，风，裹着砂石的风，又从那些年吹来了。

　　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但这是个一点也不重要的问题。在母亲逃亡之前和之后，都经常有人承认他是我的父亲。即使她被狼吞噬了，他们也觉得死人的便宜占起来仍然是有快感的。我看见——影像是如此清晰，仿佛我已经又与多年前的我合为一体：我们正在吃什么。我们没什么可以用来吃的，我们吃过很多东西，我们吃蜥蜴。在马粪里，有尚未消化的豌豆，简直是完整的，完美无缺。一个人吃洋芋胀死了。头天夜里，他撅起屁股，让我给他淘粪蛋。用他吃饭的勺子。狼没日没夜地悲号。它们经常在一匹瘸腿的母狼率领下，像我们的同类一样蜷缩着身体钻进窑洞来。它们也很饿。我们没有武器，因为连最原始的武器，火，我们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杀死它们，那会是多少顿美丽的会餐啊，哪怕在争抢中有人被杀死也不可惜。他让我去偷猪食，因为瘦小的我可以从猪腿间爬过去，不惊动它们，我像一张纸。他报答我的方式是给我几根骆驼蓬。它是一种草，但晒干揉碎后吸起来像烟。烟让人温暖。他们都可能是我的父亲。他饿死了，带着半边眼镜被抛尸荒野。每个人都饿了，没有人还有力气埋葬他。如果不是因为恶臭，所有人都不会反对他就停尸在窑洞里，在我们身边。他如果能一夜就风干成木乃伊，谁说不能当被褥盖呢。沉重也让人感觉温暖。有可能是食堂里烧火的伙夫，要么炊事员。他们有权力。半勺稀汤，就可以让一个年轻娇嫩又单薄的女人解开腰绳。如果她还有腰绳的话。但不是他们。对，不是。因为母亲是受不了饥饿才逃跑的。母亲让一匹或无数匹狼免去了暂时的饥饿。母亲的死亡被描绘在宣传板上。粉笔印记一年之后才逐渐模糊。风是吹不掉人们心头的印记的。但没有起到警告的效果。陆续有人逃跑，在陆续有人饿死的同时。避免饥饿的方法有很多种。生糜子、沙枣树和白杨树的树皮，如果你能知道它第二天会长出新树皮而从黄昏就守在树旁的话。白刺棵。有人吃开红花的白刺棵。有人吃开白花的白刺棵。吃了开白花的白刺棵的人死了。那天，好几个吃了开白花的白刺棵的人同时死了。希望中间有我的父亲。我希望父亲死了。对，碱茅草，它也可以。但是它会纠结你的肠子。拌了农药的麦种。没关系。农药可以用口水清除。嘴麻脸肿算个毬，他们说。所有的麦种都拌了农药，管理员还有任何一个有权者都恨不得将所有能吃的都浸泡在农药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农药裹得像糖衣。原因？不言而喻。我们还吃过人肉。小孩最好吃。小孩的肝最好吃。小孩的肝煎炸最好吃。切薄了，黄黄的，像薯片，必须细嚼慢咽，一天吃一点，维持每天必须消耗的热量。我更愿意想象自己可能的父亲是一个劳改犯。这才是符合他的存在和意义的想象。如果他是，那么他就可能还活着。那些年，劳改犯在管理员的命令下协管我们。母亲时刻处于他的鞭下。在那里附近有几个劳改营。如今也许还在营业。如果他因为我的出生又重新劳改，我当然一点也不内疚。让我头疼的只是，他可能还在那里。

　　“人肉。”同行者嬉皮笑脸地凑过来，“那滋味如何？”我假寐时居然说出口来。他摇晃我，以一种要把我从车窗扔出去的劲道说，“你梦魇了吧。”我不知道他为何要给我找个理由。他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更隐秘的命令，而不仅仅是押解我回程的预示。我只有等待，也宁愿如此，干脆又假装睡着了。车窗外，黑子朝我走来，他流着口水说，“走，吃肉去。”吃人肉是什么时候？离逃跑不久。已经有小道消息传来，七天后，我们将被释放。小道信息很快被管理员证实。我们却没有力气高兴，还在看着一个人接一个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我的右边铺位，或者左边铺位。头顶或脚底。真让人悲哀。在重生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他们死去。死在最后一刻。但不是这样，不是一刻，七天，它很长。我们得熬过它。因为解放的临近，食物更加少了，仿佛是有人故意这样做。我们吃生糜子，开白花的白刺棵，没有洋芋，猪已经提前走了，它比人更值得保护。所以没有猪食。马和马粪也都不见了。我们即使兴奋依然没有力气捕获一匹狼。除非甘愿进入它的腹腔啃噬它的胃。我们去了食堂，偷生米，生面，生肉，炒粉。有什么就偷什么。熬过四天了，我们每天一碗面糊。照得见自己的影子，毛发毕现。但我是看不见了，因为没有力气辨认自己。我們没有力气，我们没有区别。我问黑子，你看得见吗？他说他看不见。我们什么也没有偷到。食堂，就像一只长了三十二条腿的动物，早已将自己转移。可是，管理员发现了我们。没有赃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偷盗。发生了不能称之为打斗的打斗，因为我们只是用最后一丝气力在躲避、承受和逃。他追出来，一步之遥就可以庆贺成功抓捕的时候，他跌倒了。没能立即爬起来。看来有点严重。黑子停在原地，喘得像只吞掉了自己嘴唇的濒死的狗，他突然看着我说，“那么，一不做二不休吧。”我回答他，“你看呢。”他捡起一块石头。那里到处都是石头。我也捡起一小块。他和我，我们合力砸死了管理员。我们不仅奇怪对方而且奇怪自己居然力气如此之大，在砸第一下之前，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记得，我很怀疑自己不仅不能砸死一只蚂蚁，就连管理员的一根头发也拎不起来。然后，我们吃了人肉。第二天，审问和抓捕如火如荼地开始。似乎暂时不离开了，因为还有一大一小的杀人罪犯没被揪出来。但人们还在做着被释放的准备。这可以给他们唯一需要的、哪怕是他们人生最后的希望。幸亏小孩不少。有些是生在这里的，有些是带来这里的。有些和我一样，宁愿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几乎全是孤儿。因为他们的母亲把自己的食物给了他们，然后饿死了。不像我的母亲，逃跑了，喂了狼。她活该，我就像宁愿没有父亲一样，宁愿没有母亲。在躲过一天的盘问之后，我宁愿没有自己。这时，离既定的曾经被已经死了的管理员证实的释放，还有两天之久。新的管理员正在赶来这里的路上，人们得到这样的通知。尽管，他两天之后可能就会失业。于是，我们逃跑了。四个人，巴陵、毒药、黑子和我。因为他们都分享了管理员。

　　终于到了。我们没费周折，就在一个窑洞里找到了一个管理员。我对他既不熟悉但也谈不上陌生，他仿佛来自我的梦中。对这里我太熟悉不过了。窑洞收拾得很整洁，简直可以说美观。它适合参观，类似于供人怀旧的接待室。若干年后，还可以成为展览室。但我的同行者显然受不了这里空气团成了棉球似的溽热，他显然想尽快完成某场仪式，于是大声说，“我把他给你送来啦。”他真不该说这样的话啊，多么直白的暗示。他认为我和管理员很熟吗？不，我们从未见过。管理员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但慢慢地，他酷似一万年前一片树叶的脸终于有了一点生气，一丝幽魅、怀旧、精准而似曾相识的光。我想有这样一束光在他的脑袋里闪过。

　　他终于问，“姓名。”

　　我回答，“马休。”这是成为法院司机后我给自己取的名字。我没有去想过它要表达什么含义，对我而言，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就像一块陌不相识的石头。以前我叫石头。

　　同行者又大声说，“石头。以前在你们这里的时候，他叫石头。”他挥着手搅动风，可是仍然无法驱除包裹他的热浪，他干脆手舞足蹈起来，更加大声了，仿佛对方是个聋子，“你们的石头，他就要被我们升职了。今天，我们来调取档案。”

　　“我們这鬼地方从来没有档案。”管理员平心静气地说。他还穿着盔甲般的厚外套，似乎窑洞的寒冷正从尚未远走的历史深处一丝一缕地侵袭他，也许是惧怕任何一个回访的人会成为攻击者。我知道，饥饿时，每样东西都会成为攻击者。哪怕是一朵小野花。他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觉得自己与窑洞是合为一体的，不容易被辨别出来，就像一块石头被埋葬在石头堆中，他问我，“当年，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明白，他是在提醒我，可以回原单位找档案，如果原单位认为我暂时还不会从世界上消失还觉得有保留必要的话。但我怎么知道我——不，我母亲——当年是怎么来这里的。

　　我说，“我母亲是一九六三年来这里。一年后，她在这里生了我。”

　　“一起强奸事故。一定是。”他若有所思地说。他绕着我摇头晃脑地转圈，长时间癫痫似的沉默着，突然又响亮地笑出声来，像在背诵案件卷宗似的说，“我想起来了，你叫石头。一九七七年，一个叫石头的小孩逃跑了，就在全体准备回程的前夜。还有……巴陵，毒药，黑子。他们为什么逃跑了呢？因为他们杀了人。是吧？”

　　我如释重负地说，“是的。”

　　我的同行者反对，“怎么可能。而且哪怕是真的也都是陈年往事了吧。没档案？我们走。我们不需要这种档案。他，马上就要被我们升职。懂吗，升职！”

　　也许面前的管理员也是我的一个可能的父亲。现在，他和我，我们以这种谁也意想不到和不愿面对的方式重逢了。他也许不知道我是他的一个可能的儿子。他看上去很兴奋，我理解他的兴奋，侦破案件后我也是如此。但他脸上的红晕正在一片片退却，仿佛一块块心病正在被剔除。

　　他对我的同行者说，“没有人能得到他不该得到的。”在确认等不到答复后又补充道，“他母亲死后，他居然在这里活过了八年。他逃跑也有八年了，八年，我们一直抓不到。现在你倒把他送上门来了。”他朝我的同行者伸出欢迎的手。我的同行者与他握了握手，但继续反对。管理员以要结束一切的口吻向他解释，“没错，是陈年往事了。但我们总得对历史负责任吧。”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