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持同意,在当下的这位作家发言结束后,我就可以上台。
会场非常喧闹,玛莎翻译台上的讲话内容给我听:他建议要保护白俄罗斯语言,支持白俄罗斯诗人诗集的出版等等。底下的作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说自己的。
但是,当我走上主席台开口说话,会场出乎意料的安静下来,大家都专注地看着我,尤其是我正对面第一排有一位美丽优雅的女士,直直地盯着我,每次我抬头看下去,她总要和我对视一下。这让我有一点点紧张。
大家好:
有机会和世界各地的作家交流,非常开心。
现在按照中国的时间,还在传统的春节当中,所以,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猴年幸福!
中国这几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很大。但春节回家过年,却没有任何变化。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用各种交通工具,想方设法回家,甚至步行走过几千公里,只是为了回家与亲友团圆。所以,亲友得知我春节要来这里,都很同情我。
前几天,我在北京和表哥表姐团聚吃饭的时候,因为一部我责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讨论,而引起了长辈们的集体怀旧和回忆。
我丈夫从小在湖北一个小村子长大,他表哥说,在他上到高中以前,他连自行车都没见过。但他这个表哥却是一个小神童,上学时连跳两级,不到十六岁就考上大学。所以之后,他不仅见到了很多自行车、汽车,还见到了火车、飞机,而他的研究方向则是核物理。
但我们引出这个话题的原因却是因为表姐的女儿打算离婚。她的妈妈充满了不安和焦虑。女儿想安慰妈妈,告诉她,自己有能力过好生活。但妈妈觉得,假如一个女人离婚,她几乎不会再有好生活了。
出现这样的沟通上的障碍,是因为这位妈妈,从小在一个几百人的村子里长大,她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她对生活的理解。而她的女儿,十七岁就离开了那个小地方,到大城市读大学,后来又在北京工作,工作中够独当一面,非常优秀。因此,她对自己独自一人的生活充满信心。
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从确定封闭转向开放多元,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一辈子好像活成了几辈子,还时时处在巨大的变动之中。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处在失重当中。
上个月,我有一个女友间的聚会,来了三位80后女友,其中两位怀孕4个月。我们四位都爱好文学,热爱写作。但这次见面,话题全部围绕着生育和孩子,她们三人之间还发生了激烈的语言上的冲突。
两位怀孕的女友,一位家庭和睦幸福,对于生孩子非常期待。另一位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从事过六七种工作。怀孕后,觉得因为丈夫喜欢孩子而自己应该把孩子生下来,但内心却很不情愿。喜欢孩子的那位女友很生气,认为她不应该这样嫌弃腹中的孩子,对孩子的成长不好,正在这个时候,没有男友也不打算生孩子的女友却伤心的大哭起来。她觉得她被我们的生活排除在外了。
看起来,很多女性还是在传统和现代的观念中挣扎。因此情绪非常动荡不安。也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她们自己的身体能够自己做主,但现在显然不是。
我长久以来思考一个问题,过于追求物质对人类的伤害,尤其是对女性生活的侵扰,也许物质对人的生活是好处坏处各占50%。但现在我们对物质的依赖,在现实中,已经远远超过了50%,更恐怖的是为此而放弃自己的尊严,完全的放弃自己精神部分的诉求。
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想表达的就是假如一个女人完全放弃对物质的占有,她到底能不能活下去和能不能获得活着的幸福感。不过,我写了很久还没写完。
面对多变的外部世界和庞杂的信息,书写变得越来越艰难,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一方面,身边发生的事情不断超过想象的限度,另一方面,对它们的记录也由于角度和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文本。
大到整个世界,小到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不再循着固有的轨迹清晰可辨,具备了多重性。不过,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经说过一句话:小说的作用,就是告诉读者,身为人这种动物,活着到底他妈的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身为一个当下的中国女人,正在体会一种罕见的超过我们祖辈很多很多种类的滋味,而身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创作的感受也是如此。
发言结束后,玛莎很满意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对你的讲话很感兴趣,他们听得好认真。我脑海又浮现出那位很专注看着我的女士,心想:玛莎说得对。可能他们对一个大国发生的事情,兴趣总还是比一般的国家大一些。
不过,紧接着出现了一件超级讽刺的事情,同事报告说,在对面的大商场发现了一个在明斯克卖的超便宜的西班牙Deslquae牌子的衣服,建议我去看看。艳丽的花朵、波西米亚风,然后我买了好多好看的裙子。
这个行为,直接否定我刚刚讲过的女人应该摆脱“过于物质”的观点,我也再一次领教了自己作为女人爱美善变复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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