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

　　4月29日是个黑色的日子。

　　早晨起来，打开手机，看微信，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映入眼帘：今晨7：40左右，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

　　虽然我知道陈老师罹患重疾已有一年之久，但还是不能相信，网上常有虚假信息传播，我希望这一条消息是假的。可我的希望落空了，原因是陕西省作家协会随后发了讣告。

　　只觉得一阵心痛。多好的一位老人，说走就走了……

　　想写点啥，却神思恍惚，脑子里尽是陈老师往日的笑谈和身影……

　　此时此刻，从书架取出《白鹿原》，坐在书桌前，手里翻动着书页，思绪一片翻腾，回忆与陈老师的种种交往……

　　1993年《白鹿原》面世，轰动文坛，一时洛阳纸贵。我托朋友在西安买了一本《白鹿原》，一连读了三遍，感叹：咋就写得这么好！就想见见陈忠实。

　　其实，此前我多次与陈忠实老师见过面，只是没敢上前说过话，心虚。尽管在1987年我的短篇小说《黄虎》和他的短篇小说《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刊发在同一期《延河》（第4期），这是我的作品首次上《延河》，心中兴奋之情满满，但我深知自己是文坛无名小卒，而他的名字闪光耀眼，心还是虚的。陈老师不仅是陕西文坛的一颗大树，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也凝聚着睿智。一部《白鹿原》不仅是他百年后的枕头，更是当代文坛的一座高峰。面对这座“高峰”，我这个无名小卒哪能不心虚。

　　2002年7月29日，杨凌示范区文联、作协成立，请来时任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会上，他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名字，握住我的手，嘘寒问暖，一口的秦腔，溢满着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说话。他笑我也笑，他说话我点头，我的模样很傻，可他似乎并不觉得我傻，这个我从他的神情和眼神中可以看出。

　　那时照顾我生活的嫂子刚刚去世，陈老师问我现在和谁生活，我说和侄子。他沉吟半晌，说：“要成个家，生活会好一些。”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我去省作协参加一个会，妻子陪着我，见到了陈老师。陈老师握着我妻子的手连声说“好好好”。午饭时我们和陈老师在一个餐桌用餐，令我没想到的是，陈老师端起酒杯给我妻子敬酒：“谢谢你！把绪林照顾得这么好。”妻子没经过这样的场面，加之不善言辞，只是感动得眼里泪光闪闪。

　　回到住处，妻子跟我说：“喔，老汉那么大的名气，咋没一点架子。”

　　我说：“那叫大家风范。”

　　不久，杨凌一位作家出了本诗集，开研讨会，邀请陈老师参加。吃饭时，他扫了一眼饭桌问我：“你媳妇咋没来？”我说，来咧，在外边。他说：“赶紧叫来。”我说，她不好意思，不愿来。他说：“说的啥话，给她打电话，就说她不来今儿的席就不开。”

　　不大的功夫，妻子进来了，陈老师埋怨说：“来了咋能不吃饭？赶紧坐赶紧坐。”说着端起酒杯给妻子敬酒。妻子诚惶诚恐又站了起来，红着脸不知说啥才好。陈老师说：“你是个实诚人，不要客气。我还是要谢谢你，你把绪林照顾得这么好。”

　　在座的人都很感动，我尤甚。妻子照顾我是她的责任，陈老师却每次见面要感谢她，而且是由衷的，怎能不让我动容。我心底翻滚着一股热浪，久久不息……

　　2011年陕西文学基会成立，大会礼品有一本陈老师的书。会后许多人拿着他的书围着他签名。我的轮椅不能靠前，便让妻子拿着书也去请陈老师签名。陈老师拿着书问妻子我在哪里，妻子指了我一下，陈老师冲我笑了笑，埋头签名。片刻功夫，妻子拿回了书，我翻开一看，“供绪林一笑，陈忠实”。

　　陈老师是大家，亦是我的文学前辈，写下这样的话，实在令我诚惶诚恐，汗颜不已。但陈老师的谦虚由此可见一斑。

　　2013年五月，省作协召开第六次作代会，我再次见到陈老师。一次会后许多人和陈老师合影留念。我也想和陈老师照一张。陈老师被很多人围着，一个个地照下去。照完了，我转动轮椅，准备靠近陈老师。没想到，陈老师快步走过来，把我的轮椅转正，贴着轮椅的轱辘，蹲了下去。我恍然一惊，赶紧伸出手臂，扶陈老师起来。会务组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匆忙去搬椅子。

　　椅子搬过来了，陈老师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心底再次涌起一股热浪……

　　作代会结束了，大家都准备打道回府。在电梯里我和陈老师相遇。电梯里人多，只是打了个招呼。电梯到了大厅，他让我先下，随后他出了电梯，走出几步，忽然转回身来对我说：“需要我帮啥忙就说，不要有啥顾虑。”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那是感动的。

　　那次作代会，陈老师继续担任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虽然这不是什么谜底，没有任何悬念，但公布的那一刻，与会的文学同仁们给了他最热烈最持久的掌聲。

　　作家都是有个性的，轻易不会浪费自己的掌声。一个人能赢得他们这么热烈、持久的掌声，是这个人的人格魅力！是他业绩的伟大！

　　去年我的“关中枭雄”系列长篇出版，省作协在杨凌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想请陈老师出席研讨会，电话给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说了我的愿望。国平老弟说，陈老师因病住院，来不了。这真是天大的遗憾！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了他的病况。

　　几天后，我去省作协给出席研讨会的评论家送书，自然给陈老师也送了一套（那时他还在医院，书有人转交）。

　　研讨会后，我给陈老师发去一则短信：您好陈老师！送您的书收到了吧，想请您出席我的作品研讨会，国平说您的身体欠佳，住院。不知您康复了吗？感谢您对我一直的关心！祝您早日康复！

　　几分钟后，陈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虚弱，说他的病情不太好，又说祝贺我的五部作品出版，连说了两遍。我说想去看看他。他说，大夫不让见人。我说，您多保重，祝您早日康复。他又说，祝贺你作品出版。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很沉重。电话中听声气，他的身体很虚弱。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可怎么也没料到这是和陈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此后几次给他发过问安短信，他没有回。西安的朋友不时给我消息，说陈老师在康复，情况还不错。春节后还看到他出席活动的网络视频，从面容上看，他似乎还胖了些。我很高兴，默默地为他庆幸、祝福。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走，而且这么快。

　　手捧着沉甸甸的《白鹿原》，看着作者像，禁不住黯然泪下……

　　在网上看到上海女作家潘向黎纪念陈老师的文章——《忆陈忠实，一位用血写作的作家》，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名作家，不一定是文学史范畴里的好作家；一个好作家，也不一定是日常意义上的好人。但是陈忠实，他是位真正的名作家，更是一位真正的好作家。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好人。”

　　诚哉斯言！

　　现在都说文学创作有高原没高峰，我以为《白鹿原》就是一座高峰，一座当代文学的丰碑！行笔至此，脑子里忽然闪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白鹿原》做枕，先生可以安息了。

　　先生的名字将与《白鹿原》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