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原本已经习惯了日见平静地送一位又一位亲人和朋友赶赴黄泉路。然而消息被证实的一刹那，我还是忍不住心中一阵剧痛、头脑一片混乱。肃立片刻，我忍住泪水，转过身来，朝遥远的白鹿原方向连鞠三躬，并在心里默默祈祷陈老师一路走好！
我与陈老师相识，缘于我的长篇散文《走进大秦岭》。
2007年10月，《走进大秦岭》出版后市文联筹划搞个首发式和研讨会，想请雷达老师来天水给我撑撑门面。不巧，时间临近，雷老师因公脱不开身，提出他可以帮我请贾平凹或陈忠实参加。贾老师和陈老师都是秦岭山中诞生的大家，我自然求之不得。第二天，雷老师来电话说陈忠实答应来天水参加我的活动，让我直接跟陈老师联系。
当时，我与陈忠实老师无片纸之交，心想陈老师可能碍于情面答应了雷老师，我贸然联系，人家肯不肯接电话？事情会不会有变故？犹豫再三后，我诚惶诚恐地拨通了陈老师电话。
意想不到的是，电话里听到陈老师那瓷实而富于刚性的关中口音时，我忐忑不安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从语音上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和他的作品一样真诚可亲的前辈。电话里，陈老师让我给他寄一本书，说：“我得先读读作品，看了书才有发言权。”那时，距市上确定的时间只有一个多礼拜，我答应托西安朋友送书给他。但当我提出到时候请他带夫人一块来，单位派车到西安接他时，陈老师却直言拒绝说：“不了不了！就我一个人。我坐火车来，没那必要。”
几天后的2007年12月21日，陈老师果然一个坐着火车到了天水。
在火车站，接站的天水日报社社长张智明再次表达让他一个人旅途颠簸的不安时，陈老师哈哈一笑，说：“没啥没啥。娃娃把我送到车站，一觉睡醒已经到了，感觉还在西安一样。”
也就是那次活动上，陈老师从张智明手中接过聘书，担任了天水日报社文学顾问。第二年，陕西电视台准备拍摄八集纪录片《大秦岭》邀我做撰稿，后来才知道是陈忠实和叶广岑推荐的我。
从此以后，我和陈老师交往日渐频繁。每次到西安，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他在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坐坐，代朋友请陈老师题写书名或带朋友向他求字，只要提前约定了，陈老师从未爽约。
那几年是中国书画市场火到疯狂的时期，但陈老师给自己立了个规矩：给文友题写书名分文不取，却很少为商业店铺题写商号。2009年5月，我和张智明社长从四川返回途中路过西安，请陈老师一块吃饭。谈兴正高时，陈老师接了一个电话，刚说了几句突然提高嗓音吼了两声“我不写！我不写！”，啪一声挂断了电话。末了，他告诉我们说打电话的是广东一位商人，要买他的字。一次，西安朋友要我帮他给一位做魔芋生意的老板写几个商品盒上用的广告语，并答应按字付钱，我一张口，就被陈老师拒绝了。他说生意人要的是他的名，不是要他的字。不像文学作者，特别是基层作者写一本书不容易，所以凡是给作者写书名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分文不取。过了不久，天水一位酷爱文学的朋友和我一块找陈老师写字。字的内容和数量电话上已经告诉了陈老师，聊天过程中陈老师了解到这位朋友也是苦难中熬过来的，且对文学非常执着、热爱，不仅给了鲜有的优惠，还签名送了一大堆他的书。临走，朋友又看上了写好的一幅6尺整张，陈老师告诉他那是给别人写的。最终，陈老师还是没有抵抗住我朋友的死缠硬磨和殷勤真诚，哈哈一笑说：“拿走吧，谁叫我和王若冰是朋友呢！”
2010年春天，报社新任社长王小熊提出去西安看望陈老师，顺便把应该给陈老师的顾问费付了。
去西安之前联系时，陈老师说如果你有事到西安，来坐坐可以，如果没事就不要专程来了。到了西安寻找吃饭地方时，西安日报社总编室主任曹军华建议订在西安美院附近的荞麦园。他说荞麦园是西安文化名人雅聚之所，饭店给陈老师、贾平凹、刘文西各有一个包间，只要请他们，什么时候都能订下包间，而且饭菜不贵，氛围很好。
荞麦园是一家陜北风味餐馆，不仅装修充满陕北情调，有唱陕北民歌的民间歌手助兴，饭店给我们预留的包间还挂着陈老师的字。下午六点一分不差，陈老师自己坐车来到了饭店。
那晚参加聚餐的还有诗人娜夜、三色堇和另外几个想见陈老师的西安朋友，原本只能坐10人的包间挤了十二三人，社长觉得不好意思，陈老师却说：“这样好，热闹！”
菜是地道的陕北菜，酒是天水带去的本地酒，陈老师兴致很高，频频举杯，喝了两瓶啤酒，一桌席吃了不到700元。吃完饭，送到楼下给装在信封里的顾问费时，陈老师怎么也不接手。推来搡去相持了好一阵，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说：“无功不受禄，假如你请我到天水讲个课、干点活，你给我还有道理。我那名字不值钱，你们挂就是了。我又不缺钱，要那么多钱干啥？”执拗不过，我们只好把钱带了回来。
和陈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2014年10月2日。
那年重阳节，参加完黄陵县民祭黄帝活动后返回西安，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王晓民主任想请陈老师一块坐坐。电话上，我提出派车接他，陈老师怎么都不肯。晚上6点，陈老师又是一分不差，准时赶到位于吉祥村附近的东方大酒店。
王主任表示失礼，陈老师仍然是爽朗且富于感染力的哈哈一笑说：“我又没到走不动的地步，有啥不好意思的。”
那天晚上陈老师是自己打的过来的，他说一上车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下车时付的费对方死活不收，陈老师只好说不收钱以后不敢坐他的车了，司机才接下了陈老师硬塞过来的20元车费。
落座时，又出状况了：主宾位原本是给他留着的，可任凭怎么劝说，陈老师就是不坐。最后，他说：“谁召集谁坐。”就这样，我被推到了主宾位。
那天，陈老师依然谈兴很浓。他给我们讲年轻时在公社当干部的经历，谈白鹿原上自己的老家，讲自己抽烟喝酒的故事。在座的有几位第一次见陈老师，一会儿要合影、一会儿要签名，然而任凭大家怎么折腾，陈老师都一副平平静静的样子，任我们摆弄。只是那时候陈老师已经啤酒也不喝了，但为了不扫大家兴，他还是以水代酒，接受大家的敬意，末了，慨叹道：“老了，身体各个零件都出问题，我现在得听大夫的话！”
吃完饭，他还是自己打车，无声无息消失在古都西安流光溢彩的夜色里。
没有想到，那晚一聚，竟会成为永别！
去年春节，我照例用短信向陈老师拜年，送上我的祝福。春节过后，报社筹备创刊30周年展览，领导要我请陈老师题词，拨通电话，陈老师照例是那种一听就让人感到踏实并底气十足的嗓音。他让我拟好写什么话发他手机上。挂断电话，我将事先想好的“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八个字用短信发过去。两个礼拜后，我收到一封陕西省作协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是陈老师的题词。
其实，对陈老师病情，去年五六月份我就有所耳闻。
去年7月在西安，想约马召平去探望。召平在陕西电视台工作，和陈老师儿子是同事，他告诉我陈老师得的病很不好，病情还在保密，探视多有不便。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关注着陈老师病情，并默默祝愿上天保佑这位真诚善良、可亲可敬的老人早日康复。先是从媒体上看到陈老师去年10月出席陕西省一个文学活动，元旦前后马平川电话上告诉我和谷去医院探望，说病情恢复尚好。今年前后，多方得到的消息都说经过治疗，陈老师病情稳定向好，只是不能多说话，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即便如此，我还是深信老天是有眼睛的，即便天理如何不公，也不至于讓既有一品君子风范，又淳朴善良如一位心无杂念的西北老农般可亲可敬的文学大家，就这么过早离开成千上亿挚爱着他和《白鹿原》的读者吧？
然而，我的真诚祈祷还是被老天残酷回绝了！
此时此刻，面对弥漫三秦大地甚至整个中国文坛的哀悼与悲恸，我不禁要向上苍质问：昊昊苍天，你何德何能，怎么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夺走一位，既像父亲一样可亲可近，又如高山巨人一样让人敬仰的当代“文坛老农”的生命呢？陈忠实走了，他留给中国文学的空白，又有谁能够弥补？
陈老师，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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