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新作《老生》试图从小说进入历史，小说截取了革命、土改、文革、改革四个时期的横断面，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通过四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篇章，试图重述中国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老生》延续了八十年代以来重述历史的风潮，采取民间立场，杂以象征、反讽、互文等创作手法，以“怀古”为表，以“喻今”为里，是感时伤世之作。
一、四个故事，展示了百年历史
四个故事分别讲了革命年代、土改时期、“文革”动乱、改革开放四个时期的四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又连接在一起，唱师贯穿始终，既是当事人物，也是小说视点所在，他在期间既是这四个时代的见证人，也是言说者。他像一根绳子将这四个看似分离实则精神相通的故事联成一个整体。
第一个故事可概括为正阳镇游击队革命的故事，我们体会到的是人性“残忍”。主人公之一老黑，不仅人生得黑，而且命硬，克母克父。老黑被正阳镇党支部书记王世贞鼓动参加了保安团。后来在表哥李德胜（延安进步青年）的怂恿下想脱离保安团拉杆子造反，却被王世贞发现。杀死王世贞后，跟随李德胜闹革命。这个老黑下手狠，保安团造反计划泄露，为求自保，残忍地对待答应跟他一块起事却被王世贞逮住的两个兄弟，一个直接被他活活撞死在墙上，一个被他逼着咬烂了自己的舌头。匡山在老黑影响下参加了游击队。在遇到老黑之前，匡山是一个只知道吃，连鸡也不敢杀的人，在老黑的指导下，学会了杀人、绑票、敲诈、勒索，成为游击队员。游击队战斗失败，李德胜的尸体被保安团挖出来示众，老黑眼珠被打烂，尘根被砸烂，死得惨烈，老黑的未婚妻四凤也被轮奸发疯，许多游击队员被活埋。
在革命的最初期，往往充满着血雨腥风和变数，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有很少一部分如匡山等凭机遇活了下来。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革命就是胜者为王。曾经的波澜壮阔，你死我活，已经变得风平浪静。过去的劣迹或者说英雄行为，还有谁能清晰地记忆起？
第二个故事可概括为老城村马生土改的故事，我们体会到的是“无耻”。因缘际会，孤儿、混混、村子里最穷的马生当上了老城村农会副主任。先是土改分地，后是胡乱定成分，大权在握的马生无恶不作，害苦了村民。凭借手中权力鱼肉村民，借助国家名义干损公肥私的勾当。强给张高桂定地主成分、抢分其辛苦整理的土地，逼死了张高桂;因金圆券失效、却还拥有一些薄田的王财东也没逃脱马生的迫害。因为觊觎庙里的二十亩良田，和垂涎白菜的美色，马生盯梢经常去庙里进香的白菜，结果发现了白菜等村中妇女与和尚的奸情。没占上白菜的便宜，用耙子将白菜的相好——已经死了埋在庙地的庙里的和尚头盖骨耙开，直接吓疯了白菜。本身品行就不好喜欢听人墙角的他，掌权后更是变本加厉，特别是趁火打劫糟蹋了地主婆玉镯，甚至在玉镯嫁给其他人之后也不收手，直到逼得失去了土地的白土带着玉镯离开老城村，到更偏远的首阳山开挖山地活命，更让人增添了对马生这个人的厌恶。马生利用桃色事件，搞掉了对手——农会主任拴劳，还卑鄙地占有了拴劳的妻子。
第三个故事，可概括为“棋盘村”刘学仁文革故事，我们体会到的是“荒诞”。镇书记老皮的手下刘学仁是文革狂热分子。包扶棋盘村工作的他，不折不扣地落实老皮的指示。每天逼人们写标语、唱革命歌曲，棋盘村的村长冯蟹就是老皮书记和刘学仁的棋子和傀儡。这个冯蟹，就像螃蟹一样在村子里横行。早年能用非人道的方法管住正吃奶的小牛嘴巴，还能把鹅训练得像人一样步伐整齐的他，当了村长后更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不仅让棋盘村人统一发型，而且在刘学仁帮助下，统一服装、吃大锅饭，让棋盘村很早进入了“共产主义”，成为全镇的样板村。为抓资本主义尾巴典型，刘学仁把房东马春立活活逼疯。鼓励人们检举揭发，弄得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嫌村民如竹节虫一样狡猾，就骗人们吃真话药（其实是驱虫药），让他们说真话，结果却拉出了很多蛔虫——真是办法使尽，无所不用其极。
学习班的教育更是骇人听闻。负责人阎立本不仅用充气管给那些牛鬼蛇神肛门里打气，而且对破坏军婚的小学教师张收成的惩罚方法是：给他的生殖器上帮上秤砣转圈，直到最后张自己把自己阉割了;对有写“万言敌对书”嫌疑的苗天义，他们更是严刑拷打，办法用尽，简直比国民党渣滓洞还黑暗！让人不寒而栗！
不仅棋盘村如此，周边的琉璃瓦村也是这样。琉璃瓦村新任支书黄忠，也是对老皮言听计从，无限效忠。凡事必请示汇报。风声鹤唳的时代人也发生变异，因为镇书记老皮身体有病，黄忠还专门做了个酷似老皮的稻草人放在村子醒目处，让“草人”恩泽时时刻刻沐浴全村。将权威崇拜演绎到了极致。
第四个故事是新时期“当归村”戏生的故事，我们感到的是“悲观”。这个故事主要写，改革开放后，地方的发展冲动，这种冲动既有基层官员政绩的考量，也有村民致富的驱动。当归村的戏生被镇干部老余提拔为村长，他们开始了一场发展大戏，村民用普通的柿饼冒充帽盔柿饼，为了柿饼好看好吃，用糖水浸泡柿饼，拌白面冒充柿饼上的霜，实际是糖分。但是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孕妇吃柿饼，胎儿流产，孕妇差点死去，提到了社会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拉开了当归村食品问题的序幕，“有人反映当归村的豆芽吃了拉肚子，西红柿、黄瓜、韭菜吃了头晕，这类事情反映多了，县药监局和工商局就派人暗中来到当归村调查，发现鸡场里的鸡有四个翅膀的，有三条腿的，多出来的那条腿在屁股上吊着。猪养到八个月就二百多斤，肥得站不起来，饲料里除了激素，还拌避孕药和安眠药。各类蔬菜里更是残留的农药超标三十倍。”（《老生》86页）戏生被撤职。戏生被老余介绍到矿区，但是开矿结果是，生态被破坏，后来矿洞坍塌，死了二十几个人。接着是拍老虎事件，实际也是地方政府放任发展冲动所致，要发展，要资金，就要发现老虎，合谋的谎言被戳穿。老余再次提出发展药材经济重新振兴当归村，戏生再次被推到历史前台。戏生重新变成有思想有抱负的乡里能人。其当归生意越做越大，成了回龙湾的首富，县城也被誉为“当归之都”。然而，盛极必衰，当归村却突然发生了瘟疫。这时，戏生在别人帮助下，已经见到了匡山司令，然而在和匡山见面时，心情激动急于想给匡山表演的戏生准备掏出剪刀来给匡山爷爷表演时，却被警卫误以为行刺，一脚将戏生踢飞——爷爷摆摆的身份匡山再也不会出具什么证明了，梦境破碎了。从省城归来的戏生尽管捐献出了三吨板蓝根，却还是被村人当成瘟疫去防——不让进村。后来村人同意戏生回村，但必须隔离。当归村有了瘟疫，政府封锁了当归村。为防止瘟疫蔓延，许多当归村人把自己的房子烧掉，把亲人的遗体深深掩埋掉，还是没有大的作用。当归村成了瘟疫中秦岭里死亡最多的村寨。戏生也在救援村人的过程中累死在自己家中。
这四个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与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基本同步。通过四个故事基本反映近百年来的大事件和历史概况，可以说是作家重述历史的大作。
二、民间立场，寻求历史的真实
作家采取了和主流疏离的策略，采用了民间立场的叙事角度。民间对应的是官方，对应的是主流，民间体现的是个人化、戏谑化。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兴起了一场重述历史的风潮，发轫于莫言的抗日题材小说《红高粱》，其呈现了不同于官方立场的抗日故事。在陕西，杨争光的长篇《从两个蛋开始》就是站在民间立场重述历史的佳作。《老生》延续了这一立场。曹文轩说：“历史在这里被处理成世俗化的历史。一切正史中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重大问题，不再是小说家所依赖的唯一资料。小说面对的是趣闻轶事、民间传说和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甚至这一切也不采摘，而仅凭借作家个人生活经验去虚拟历史——民间色彩的历史。无论是采摘于民间的，还是虚拟成为民间的，所有这些故事，都远离了‘上层和‘中心，而走向‘下层和‘边缘”。优秀的作家往往把历史和民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老生》就是这样一个小说。
革命本身是具有崇高意义的行为，在革命语境下，革命者都是视死如归的，都是大义凛然的，都是智慧超群的，都是血泪仇深的，也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但是在《老生》中完全不是这回事。第一个故事中的老黑，他的革命很随意，就是因为延安来的表哥李德胜的怂恿，对革命目的很盲目，老黑自己说：“前头路都是黑的”“刀子让杀谁我听刀子的”。老黑被正阳镇党支部书记王世贞鼓动参加了保安团。后来在表哥李德胜策动下想脱离保安团拉杆子造反，却被王世贞发现。杀死王世贞后，跟随李德胜闹革命。这个老黑下手狠，保安团造反计划泄露，为求自保，他杀人灭口，把和自己一起起事的战友杀死。
后来成为大官的匡山，其实是一个乡间的游民，为了吃饱肚子，参加了革命，“游击队干得是革命，但匡山不晓得，只知道革命了就可以吃饱饭，有事没事便往队里的伙房里钻，打问早晨的馍还剩下没有，饷午又做啥饭呀。”（《老生》16页），他胆小怕事，不敢担当，老黑要求他保护自己的妻子，匡山只是把她藏到窖里面，后来四凤被抓住，被强奸，后发疯，被老黑杀死。匡山因为没有死和二十五军去了延安，成长成一位将军。成为将军完全是一种巧合。小说中游击队负责人雷布在墙上刷写标语“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老生》P20），当下留存下来的革命标语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洋县华阳镇红二十五军司令部墙上的标语就是：“只有参加红军，穷人才有饱饭吃。”比这个更实际的还有标语“你想吃粮不交租吗？你想分地主的东西吗？你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吗？跟着红军走！”。这也是一种真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马生是一个混混，他借土改工作，打击别人，满足自己私欲，特别是为了占有白菜，将和尚处死，分掉土地。商定地主对象也是几个人商量办事。农会主任栓牢家有二十一亩五分地，栓牢就把中农条件从五亩到二十亩的标准改成五亩到二十二亩，在小说中成分评定的标准是可以随意变化的，没有一丝的严肃性，在这里，作家用了反讽的手法，把土改的重大意义消解掉了。这就是民间立场。
在“文革”也是如此。墓生父母莫名其妙地被处决时，娘一头窝在沙坑里生出了他——所以叫墓生。因为会学牛叫，所以被书记老皮留用。墓生每天的主要职责就是往高高的婆椤树上插红旗。有趣的是，在他以前，这个工作是由一只猴子完成的。在这里作家用了戏仿的手法，把老皮书记当成领导人来刻画，扎一个书记的草人在村里，让“草人”恩泽时时刻刻沐浴全村。
历史是什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是胜利者的赞歌？《老生》就是作家站在民间立场对于历史的反思。《老生》可以说是作家深度反思历史之作。小说中说秦岭地委组织革命后代编写秦岭游击队革命斗争史：“但李德胜的侄子，老黑的堂弟以及三海和雷布的亲戚族人都是只写他们各自前辈的英雄事迹而不提或者少提别人，张冠李戴，将别人干的事变成了他们前辈干的事，甚至篇幅极少提及匡山司令。”（《老生》53页），这说明亲人的口述史也是不真实的。匡山司令阅读后非常生气，要求重写，历史再次受到权力的干扰，匡山指定唱师再写，这就是历史。唱师叙述中有当年匡山正在偷吃杏，战斗打响，在逃跑途中，把口里面杏核吐进峡缝，很多年后，杏树长大，就有人专门把杏树保护起来，竖上牌子，成了革命历史教育点。这是一个戏谑的故事，这就是历史，作家在叙述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生》是一部反思历史之作，是我们了解当年中国历史的一条通道，显示了作家的立场，也展示了他的批判锋芒。
三、反讽修辞，深化了作品主题
《老生》可能是作家最具有批判锋芒的作品之一。在小说修辞上，作家运用了反讽的手法，使作品既含蓄又深刻。李建军认为反讽是：“它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弊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它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结构的调整、过度陈述、克制陈述、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如果说民间立场是《老生》的基本立场的话，反讽修辞就是《老生》的基本叙述策略。
开篇，作家就暗含嘲讽，主要方式是对照性叙述，上元镇的棒槌山，山下有一个石洞，凡有大人物，就要流水，当年冯玉祥经过时，流过水，李先念经过流过水，梅兰芳、虚云和尚经过流过水，匡山去西北大军区当司令经过这里，流过一次水，但是七年前，省长来检查抗旱，没有流水，唱师说，省长不是大贵人，石洞里流不了水的。在这里包含着对于省长乃至当下的嘲讽，理由不是大贵人，和冯玉祥赶溥仪出宫、李先念后来当国家副主席没有办法比，和梅兰芳和虚云和尚这些德高者也没有办法比。
墓生在“文革”中负责往树上插红旗，每天早晨从书记办公室里面拿出一面红旗，挂到婆椤树上，“插红旗是老皮来到过风楼决定的，他学习北京天安门广场每日升旗的做法，要镇上的人一抬头能看到红旗，激发一种革命激情……（以前）插旗就是一只红屁股的猴子。”（《老生》P55）插旗本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对应的却是红屁股猴子来完成，同时墓生和猴子并列对照，委婉道出了“文革”的荒诞。婆椤树以前硕果累累，并且依据枝丫结果子多朝向哪里，哪里庄稼就会丰收。“但是，自从每日插起红旗了，差不多的三年里，婆椤树再没结果”（《老生》P55），虽然后面也提到说因为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属于金，而金克木，所以没有结果，以此来自圆其说，但是作家对于文革混乱造成的巨大危害还是隐晦地表现了出来。
反讽修辞，更多来自于作家的戏拟手法，也可以成为仿拟或者戏仿。陈望道认为仿拟：“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仿拟必须要有仿拟的对象，通过仿拟对象和本身叙述想成对比，在对比中达到讽刺或者揭露，达到批判的效果。鲁迅的《我的失恋》就是仿拟张衡《四愁诗》的作品。《老生》中也多次出现仿拟的修辞。
第一个故事中的革命叙述中，就是仿拟旧时代农民起义寻找祥瑞的做法。陈胜吴广用朱砂在绸子上写“陈胜王”藏在鱼肚子里，然后打出来，制造舆论，假扮狐狸说“大楚兴，陈胜王。”刘邦在大泽杀死白蛇，自称红帝子，为他出身草根当皇帝寻找合法性。书中李德胜在革命时，也寻找祥瑞，“虎山在当月出了件灵异事，有人放牛，忽然雷电四起，云雾把山谷都罩了，就有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李德胜得知灵异还特意去见了那牛，说是祥瑞，这牛要生麒麟呀。放牛人高兴，自告奋勇到山下村镇里散布消息：鲤鱼跳龙门那是秀才要中举呀的，龙从天降与牛交配，这是英雄要行世呀，果然山里有了游击队啦！”（《老生》P16）这一段就仿拟了祥瑞的说辞，让革命变得滑稽。提到游击队员时说：“人人系着条红腰带，腰带上别着斧头和镰刀。”（《老生》P16）党旗上就是斧头和镰刀，这是革命的象征，这里却是实写，挂在腰上。展示的是滑稽。
第三个故事其实整体上是对“文革”的仿拟，棋盘村是文革的缩影，统一穿帆布劳动服，统一吃饭，免费理发，直奔共产主义，但是却发生了吃观音土、剥树皮，甚至吃死孩子的事情，本身就是一场闹剧。特别戏仿了宣传。刘学仁天天让群众唱革命歌曲，灌输观点，要把人的心魂控制住，冯蟹不相信能够控制人的思想，刘学仁就以老村长做试验，挑选十几个人见到老村长，都说他瘦了，硬朗的老村长真的瘦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是专制舆论工具的秘诀。琉璃瓦村支书黄忠，扎个草人模仿老皮书记，镇牛鬼蛇神。老皮考察冯蟹时，冯蟹揣摩老皮书记的意图，指着乌鸦说是喜鹊，仿拟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冯蟹和寡妇相好，当了村长后，把自己的球毛剁了，做个了断，戏仿《三国演义》中曹操断发代替杀头的情节。
仿拟是表，反讽是里，作用是批判，把悬殊的两件事物放在一起，通过比照，让读者对作家的立场态度了然于心，但是使作品更加含蓄，意义更加深远，也体现了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锋芒。
四、“互文性”写作，丰富了作品内涵
众所周知，“互文性”这一概念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姬·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说：“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的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的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的演变过程。”朱丽姬的互文性理论直接受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等的启发。而德里达也指出：“文本应该被看作一股川流不息的能指”，“每一个文本被利用后就与‘元文本形成互文关系，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或“纺织品”。“互文性文本是不同文本间的组合。任何一个文本置于一个庞大的网络中，构成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引证参照体系，‘互文性呈现了一种非线性的、开放的、多向的、呈辐射状展开。”我们说，《老生》小说明显具有互文性特征，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与文本中四个故事相关节点相互诠释、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老生》小说中的四个故事，每个故事之前（或者中间）都引用了一定篇幅的《山海经》内容，这些内容看起来是碎片式的，其实集中了作家的阅读智慧，是后面故事的引子。加之老师的阐释，更加清晰地把作家的写作思想彰显了出来，后边的故事就是印证、展开《山海经》中的相关描写和主要思想的。
小说在整体上采用了“互文式”讲故事的手法，三个人直接介入故事现场，一个是给孩子讲故事的老师，一个是听故事、也讲故事的老唱师，一个是听故事、也问故事的小孩子。这种三人角色齐头并进的叙事结构在作家以往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创新和冒险。从小说来看，讲故事的老师的主要作用是，给受众解读《山海经》，并以之引起小说中的四个衔接紧密的故事。唱师的作用是四个故事的见证者、亲历者。我们读者就像小孩子一样，被他们和作家引入故事的胜境。
第二个故事这部分引用《山海经》内容写得很清楚，人与兽的关系，现在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生就是兽，祸害乡村的无耻的兽。人们生活在兽的魔爪下，备受煎熬。
正如作家所说，一解放，这世上啥没转化呢？“马生是小鸡成了大鹏，王财东是老虎成了病猫，而药铺瞎眼的徐老板也沾革命的光，当上了副县长，唱师也进入了文工团，做了公家人。”作家在这里提出问题，革命成功了，如何保卫政权、建设政权？如果本质尚好的人，拥有了权力，可能给国家带来安宁，如果是别有用心者如马生一类混入新政权，那我们的行政效力、政权亲和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个故事引用《山海经》所讲，泾渭流域奇木怪兽少，矿藏多，金克木，草木就少。人一发达，怪兽肯定就远避了。革命虽然是人事，但人事一定意义上也阻碍了社会的超前发展，甚至对人文环境生态环境也形成了影响。在“文革”过程中，每个人都很亢奋，呈现出一种集体精神狂欢。从小说写作来看，老皮和刘学仁们抓工作不是真心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分、前途、政绩，千方百计去攀高枝、求晋升。刘学仁偶然从唱师口中得知当年在棋盘村打过游击的匡山司令，曾经在某处留下过一枚杏核，这个杏核已经变成了大树的消息后，如获至宝，在老皮的直接支持下，棋盘村成功进行了革命文化遗址开发，原本很普通的杏树被人为制造成了“神树”。而且在老皮的授意下，还非常隆重地大张旗鼓给杏树过了生日。为了让书记老皮重视自己的问题，一个村民故意砍掉了杏树的树枝，结果老皮第一时间赶到了。看到棋盘村革命遗址申报成功，周边的几个村也纷纷效仿，弄虚作假也要争取游击革命老区的名分，演绎出了更多的笑话。
第四个故事老师对《山海经》的释义，黄河是大水。凡是大水，必然泥沙俱下。转型社会，市场经济导向下，改革进入深水区，各色人等都像演员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展演。
这四个故事中的四个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与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基本同步。正如《山海经》的相关内容：长在山里的人多有兽相，长在海边的人多有鱼相。环境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得适应环境。什么样的社会就呈现出什么样的人性！不管是早期夺取政权之争还是后面的土改巩固政权，甚或文革异化政权，到当下的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可以发现初期的社会往往是混沌的、模糊的。老黑代表着初期的革命势力，我们早期的革命也是目标不明，且充满了血腥。反而是匡山这个糊里糊涂闯进革命队伍，被革命启蒙的“后起之秀”，坚持到了最后，享受到了革命的果实，被人敬仰。马生是土改时期农会干部的代表，这个浑身缺点的人竟然掌握了农会大权，整人是必需的。分地、划成分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抢占别人的财产我们脸上不青不红。文革和当下，更是人的兽性的巨大爆发。我们可以发现，四个故事中，人性和兽性的争斗一直是焦点。人性和兽性就像跷跷板的两端，被时代这个轴心子忽悠得忽上忽下。之所以人性和兽性一直呈胶着状态，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的欲望，想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欲望。只有相对的旁观者——唱师因为无所求，所以保持了自己相对独立、淡定的人生姿态。与作家其他类似小说相关的是，作家仍然只是展现生活，他没办法解决生活，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了读者。值得提及的是，四个故事中老黑、墓生、戏生都死得很惨，而马生没死。——说明像马生一样无耻和贪婪的人在当下这个社会依然存在，马生就是镜鉴，让当年参与过这些运动的、和当下还在鱼肉乡里的人们羞愧。墓生的遭际也很深刻，“文革”时期，个人崇拜无以复加，整人运动和造神运动此伏彼起，那些竹节虫样的人们啊，谁还记得起我们亢奋的神情、极端狂热的面孔？全民唱红歌、理统一发型、穿同样色彩衣服、吃大锅饭饿死人、跳忠字舞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在想起来为什么心情还是如此沉重？戏生的故事告诉我们，进入20世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事情不断发生，人格扭曲、变异成为潮流。如金矿、当归等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了瘟疫的发生——这只是自然一个小小的警告，以后经济发展的道路何去何从？
正如作家所说，小说始终在关注生命，许多人物命名都和“生”有关。无论是老而不死的唱师（最后死了），还是马生、墓生、戏生，都充斥着一种感时伤生惜生意识。从第一个故事人心的残忍，到第二个故事人心的无耻，再到第三个故事人心的滑稽和荒诞，以至于第四个故事人心的悲观，小说完整地呈现了人心溃败史。读这部小说，你完全能感觉到作家内心的深深的悲凉，对过去运动至上、民不聊生社会情状的叹惋;以及对当下人文精神失落、伦理关系失调的焦灼。如同写“文革”题材的《古炉》小说一样，作家用如椽之笔，为我们重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争斗，以及社会正反两种势力的此消彼长。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运动中，始终有一个无形之手在操控着人们的心脑，人们就像棋子一样被拨来拨去。真是让人“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