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

　　英国现代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成名作《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中塑造的纯洁乡村女孩形象——苔丝是一位成功女性自省的形象。自从这个形象诞生以来，曾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同情。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纯洁的乡村女孩在短短几年内沦为杀人犯，走向绞刑台？其悲剧命运值得探索。无独有偶，中国当代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中女主人公英芝的命运表面看来与苔丝命运也有几分相像。主人公英芝在几年内由平凡、淳朴的乡村少女堕落为卖唱女、卖淫女及杀人犯，读过该作品的人无不在内心深处对其产生深切的同情，引发了对女性自省历程及其代价的思考。

　　一、悲惨世界之悲惨命运

　　苔丝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十九世纪末。由于市侩气十足的父亲在当时浓厚的门第观念的影响下，幻想通过自己的姓氏与当地的富绅之家攀亲，苔丝被怂恿去德伯家里做女佣。苔丝的清纯与美貌让品行低下的富少爷亚雷垂涎三尺，在一次出游时伺机将苔丝残忍强暴，由此将苔丝的生活推向了地狱。她不仅经历怀孕和孩子夭折之痛，还要面对当时社会对她的指责和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生活在地狱当中。

　　为摆脱窒息的生活环境，苔丝外出务工，期冀开始新的生活，并与牧师之子克莱尔相恋结婚。但自私、狭隘的克莱尔却在新婚之夜得知苔丝的不幸遭遇后弃她而去。走投无路的苔丝只想回到乡村去生活，发现曾强暴她的暴徒亚雷已成为牧师，并遭遇后者的无耻纠缠和强迫，最后只得与他同居。醒悟的克莱尔终于前来寻找求苔丝的谅解，看着眼前的幸福与被羞辱和被损害的一切，苔丝杀死亚雷后与克莱尔私奔。在逃亡过程中，苔丝被捕，走向了绞刑架。

　　方方笔下的英芝形象很简单。主人公英芝漂亮、好吃懒做，有几分爱慕虚荣。在一次对唱活动中认识了油嘴滑舌、好赌的贵清，失身怀孕后陷入悲惨的婚姻生活当中。在遭遇公婆不公对待，丈夫数次毒打之后，英芝将生活的信念和希望都寄托在对金钱的追求上。犹如张爱玲笔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认为只有金钱是真实的，在贵清戒不掉赌瘾，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她的希望之后，她用汽油烧死了丈夫。欲望之火让她遍体鳞伤，锒铛入狱。

　　二、酿制悲剧的凶手

　　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这两位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苔丝所处的时代中，封建色彩仍然十分浓重，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对财富占有多少是衡量家庭地位的主要因素。高高在上的富二代“亚雷”为所欲为，不用计较和衡量自己恶劣行径对苔丝产生的影响，浓厚的封建思想和流言蜚语也是苔丝走向绞刑架的隐形杀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苔丝有何幸福保障？富有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谁会审判犯有强奸罪的亚雷？在与克莱尔的关系中，虽然克莱尔也坦承了自己婚前的不洁性关系，但社会和舆论可以轻易原谅男子的不洁行为，而女性的婚外生活只能遭到全社会的歧视，其中包括女性本身对同类的侮辱和歧视。

　　英芝面临的环境与苔丝的有几分相像。中国工业化进程亦很快席卷了乡村这个小群体，极度挑起了人们对金钱欲望追求的神经。随着资本入侵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农耕社会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道家理想生活的方式“邻周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发生。在这一环境中，英芝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当村里最有钱最风光的乐手组成的三伙班邀请她加入时，在巨大的金钱诱惑下，她没有任何的迟疑，开始了对金钱疯狂地、飞蛾扑火般地追求。然而无论她在这个家里赚取再多的金钱，都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在夫家老庙村，家训曰：“天地君夫亲”，也就是支撑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纲常。在父权、夫权社会里，男人是一切权利的象征，女人只有被动地承受一切苦难。男人永远没有错，女人怎么努力都是错。在她从卖唱走向卖相、卖淫这一过程中，油嘴滑舌、懒惰、好赌的丈夫贵清是直接的凶手，对她没有真正的感情，视她为泄欲对象的文堂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引人注意的是其中同类女性本身的作用，她们是更大的帮凶，愚昧得折磨自己的同类，她们一起构成了强大的君臣夫父纲，最终让英芝的生活走向毁灭。

　　三、谁之过

　　掩卷沉思，我们不由对几千年来形成的浓厚的父权社会的影响之大感到震惊。纵观历史就可发现，正如著名女权学家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男女皆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时，由于女性承担着生育的角色而男性又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性自尊时，女性地位较高，崇拜“母神”的现象特别普遍。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到三千年时，战争的频繁，金属及交通工具的运用以及社会上一系列的变化才使得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日渐衰落，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及控制的父权社会才逐渐形成。从那以后至今，女性的社会角色由男性界定，她们的教育、财产、权利、生活的境况均受到男性限制，被母亲的义务、孩子的义务和家务所桎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性”，低一等的性别。因此，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天生被形成，哪个性别起主导作用其实是一系列的额外原因决定的，不论是女权社会还是男权社会都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苔丝悲惨命运的直接原因是父亲视苔丝为改善家庭生活的工具，让女儿踏上了人生毁灭的第一步。个体发展的不自由是整个时代不自由的表现。英芝在婚姻中面临困境时，父亲、哥嫂对她的悲剧也置之不理。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她是否幸福，而是担心她婚姻失败后会给娘家丢脸、抹黑。反之，如果英芝的命运能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那样嫁入有钱人家，或是像《红楼梦》中的贾元春那样嫁入皇室，让家族引以为荣，这是最重要的。父权夫权的意志决定了个体的发展范围，注定梦想自由的个体改变命运的道路会非常艰难。

　　在两位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中，男性的出现总是将她们逼向绝境。女人甚至是整个人类，应该如何存在？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指出，人之存在先于本质，而在人存在的过程中，个体追求自身自由时，置于特定中的人，却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他者”制造的环境让我们在不自由的境况下做出一系列不愿意做出的选择，因而，人之存在，更确切地说，是处于“他人即地狱”的结果。当自私虚伪的克莱尔将苔丝推入绝境，她不仅再次感到被整个社会抛弃的绝望，再一次否定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克莱尔是苔丝悲剧的重要元凶，加速了悲剧的进程。

　　英芝与油嘴滑舌、好赌的贵清经营的婚姻无疑是失败的，丈夫在父母的教唆下屡屡对她施暴，对丈夫的不甘心的妥协和对自己要盖一座属于她自己的大房子的两个追求犹如一个拉紧的绳子，最终被丈夫的不负责任拉到了最大张力。她发现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丈夫对她的控制后，失去了理智的她用汽油将丈夫烧死。方方在《奔跑的火光》后记中写道：“英芝这个人，她是不安分的。她是不想读书的。她是不喜欢劳动的。她是喜欢以轻松的方式赚大钱的。她是风骚的。她也是传统的。她是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她却是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她是野心勃勃的，她又是心怀一份胆怯的。她很粗糙。她又很精细。”由于英芝性格充满了二元矛盾，因而个体的悲剧也充满了张力，耐人寻味。

　　英芝的悲剧和软弱在于她一开始就陷于情欲中，偶然怀孕后迫于环境压力为一桩不可能幸福的婚姻买单，婚后又软弱地陷于对金钱狂热追求的泥潭里。在现代独立女性眼中，她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固执地认为只要向自己盖房子这个梦想进一步，就可以妥协让步，殊不知这其实是两个并不相干的过程。

　　四、女性为主的叙事方式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

　　女人，你们的名字叫软弱！哲学家这样定义女人，女人在其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作为当时环境中的新女性苔丝和英芝都无法与顽固的旧事物妥协，同任何环境中产生的新事物一样，她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道路是曲折的，她们二人的追求都是当时的旧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个体的追求遭到了抹杀。

　　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所做的种种描述和规定在文学史上有大量的例子足以说明女性所受的性别歧视。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圣经》将人类的堕落归于夏娃的诱惑。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腊文明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男权话语认为男人优越，女人卑劣;前者统治后者，后者受制于前者。阿奎那认为女人是不完美的男人，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观点是丈夫有凌驾于妻子、儿女之上的权威，女性由于缺乏理性，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达尔文也直言不讳女人在身体、智力、艺术上都比男人低一等。这些传统的重复和强化形成了强势的文化思维定式，表现在语言上人们习惯用“他”统称全体的人们。在小说与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女性处于男性视觉下，生活对于女性来说是服从单一的声音，即男性话语。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崛起使女性从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爱情、性、心理、生理、母女关系、肤色等与男性主宰的文化论战，在很多作品中她们致力于用女性的声音取代男性的声音，让处于压迫之中的声音得到了解放。

　　由于上述原因，在话语叙述中，人的主体性话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如米歇尔·福柯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话语和权力的辩证关系认为，陈述和话语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对任何话语的形成进行分析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陈述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处于这个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该理论认为陈述关注的基本问题，应该是谁在说在哪里说，而这种决定了话语实践的可能性方式和现实性构造的整体性就是话语的“权力”。话语的真正力量就来自于“权力”。反映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就是话语如何摆脱男性话语的控制，构建女性为主的话语。方方笔下的一系列中篇作品如《树树皆秋色》《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出门寻死》等作品的情节构造和话语叙述充满了此种努力，表现在文中大量的篇幅被充满女性色彩的对话和她们之间关系演变所占据覆盖，这也是女性主义叙事特征之一，即用这种方式占取女性言说的权利，颠覆男性话语权，这本身就是对男权社会的一个颠覆。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话语方面的努力打破父权陈述，从而书写女性经验，构建女性主体性，使女性真正成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与言说主体。这种技巧在方方《奔跑的火光》中借助悲剧的张力更是得到了完美的应用。

　　两部作品虽然于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的国度出现并引起反响不是偶然的。作为长期处于“第二性”地位的性别，女性的命运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西方女权运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路程，无可否认，这项伟大的民权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表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现实的残酷让我们不由反思，女权运动中，女性究竟受益了多少？女权运动，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