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

　　今天我要谈论的问题是60后、70后为主力的陕西中青年诗人的创作状态极其时代表现。我跳过了从1949年开始直到现在的那个社会学式的文学史思维框架，直陈所论内容。我记得去年在北京的“诗歌陕军座谈会”现场，评论家李震先生对我的“断取”式的议论提出一个名曰“补充”的异议，他“补充”谈到了十七年时期陕西诗歌及其代表诗人，“新时期文学”前后的陕西诗歌及其代表诗人，以及2000年以后在新的传播领域和文学生态中时有表现的一些诗人。我当时也向李震先生强调了我的特别设定的指涉范畴。其实我选择的谈论方式包含着我的深层想法，就是我不喜欢那种摆摊设点的学院式思维，我认为如果要把陕西诗歌上升到当代诗歌史的框架上去考量，缺乏相应内容支撑的史是没有价值的。文学史的方法和社会历史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事实上诗人极其作品并无入史的规格时，这个史是一个“史”的塌陷区域，最后是不存在的，是不足为论的。在当代诗歌现场，我个人以为可以立论的是陕西中青年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当下时代诗学海平面之上的贡献性的存在，只是受囿于区域文学语境的重重障碍和意识形态诗学指证与判断能力的内在分裂，他们倍受被边缘和被遮蔽之苦，仿佛隐没在雾霭中的群山。我今天试图在人所共知的背景下指证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但这个指证只是一种路径式的、轮廓式的、状态式的粗疏判断与分析，带着我本人认知理解的色彩，我更喜欢一种直陈其事的直觉性表达，或许这样做并不妥当，期待能够引发行家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的兴趣。

　　一、陕西中青年诗人及其现代汉诗创作的成长特点

　　西安在世人心目中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之都，陕西是3000年中国古典诗歌辉煌传统一以贯之的重镇。但是由于宋元以后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东渐南趋，这种历史劣势不断积攒，从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发韧及第一轮创造力大爆发之际，陕西经历并陷入了一个漫长的荒芜期，为陕西现代汉语诗歌的成长埋下了先天不足的根由。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由于革命和救亡的民族主题、时代主题聚焦陕西，现实主义的理性价值和精神方法迅速跃居为陕西现代文化的主流姿态，现实主义更适合叙事，也自然而然地导向了时代的、生活的叙事，陕西逐渐成为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的重镇，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命运和历史命运符合逻辑的一个演绎，它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陕西文化的原创能力和诗性意识，使得陕西当代诗歌的成长发育再一次成为一个无暇顾及的问题，起码是受到相当程度的忽略，却同时也把陕西当代汉语诗歌如何振兴的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如今正处于中青年时期的这一代陕西诗人身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陕西中青年诗人顶着现实主义叙事文学传统一头独大的重压应运而生。陕西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型最先是由中青年优秀诗人们发起的，他们大多走了一个外向型成长路线，先由外围的全国层面获取认可然后突入陕西本土的文学格局，我本人也是1995年和李岩、伊沙在北京参加了“青春诗会”之后，才逐渐引起了陕西当地及文学刊物的注意，这一过程充满艰难。陕西中青年诗人优秀分子的外向型成长特征还有另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对本土生活历史和文化经验也相当熟悉，但观念建设在先，本土的传统并不能局限他，许多人高瞻远瞩，博览群书，文学师承主要取法于非本土的文学新生潮流或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导师，文学修养、文学意识建立在高度自觉的现代主义美学选择之上。经过20多年持续的探索和努力，以我个人所见，在所有文学文体的创作表现上，陕西诗歌与时俱进地从整体上完成了陕西文学现代主义的转型，而其他文体却表现得积重难返，参差不齐。由于诗歌在所有文体中是唯一不能直接依赖于文化传统和地域资源的文体特征，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必须建立在特殊的训练和修养积淀之上，诗性文学缺乏大众群体的共时性响应，陕西叙事文学和诗性文学之间的内部争锋和对峙一直存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度推进，我本人认为近些年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改善，正逐渐趋于多元化的理性存在。陕西诗人群体相当庞大，大多处于自发状态，借助新媒体，从创作到传播显示出强烈的民间化、个体化状态和倾向，诗人数量应该绝对超过了其他文体写作者。可喜的是，由于中青年诗人已经形成了坚实的本土存在体系，进入2000年以后，新生代陕西诗人的成长已有了可凭借的本土资源及其滋养，正在克服过去那种舍近求远、艰苦而曲折的成长路径。

　　二、陕西中青年诗人的实力及时代表现

　　在庞大的陕西中青年诗人阵容中，其中的一批杰出分子，20年来一直活跃于中国诗坛，他们摒弃陕西坐标而追逐时代坐标，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现场和物质现场，保持了一种清醒而富有地域文化特质的敏感、才华和智慧。在对我们时代进行整体性或主题化的表达中，在诗学主张和文体实践的共时性建设上所达到的深度、广度、辽阔感及其成熟程度，充分显示了在本时代和全国格局中的分量和实力。李岩、伊沙、秦巴子等与第三代诗人几乎同时发力，我甚至认为他们也同属于第三代诗人骨干分子，形成了同样重要的全国性影响，具有突出的文本成就和观念层面的贡献，其中伊沙不断延伸自己的冲击力，成为口语派诗歌的领袖人物。耿翔、远村、第广龙、杜爱民等不断拓展对西部本土故乡文化的现代性反思阐释，建立了个人化的语言维度和文本维度，诗风厚重稳健，独树一帜。刘亚丽的都市女性现代心理经验主义视角，打开了诗性触觉扩展的新领域，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具有标志性意义和影响。成路的诗歌写作寻找大地神话和现代之间的元素式沟通与关联，两度入围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文体的稔熟感正在进一步加强。周公度、黄海既是独立的现代汉语诗写作者，又是具有综合性建设意义的民间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和新诗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者。李小洛曾经是远出陕西的首都师大首位驻校女诗人。出席去年在北京举办的“诗歌陕军研讨会”的16位陕西中青年诗人，是一个在当下诗坛叫得响的群体，他们大多参加过“青春诗会”，并频繁出席国内、国际重大诗歌活动，参与标志性诗歌事件，建立起了广泛的、全局的、通达整个时代的个人性交流、传播的坐标与版图，诗人们正在通过种种努力，寻求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文化整体的融合，追求与世界诗歌文化的融合，志在成为世界诗歌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陕西中青年诗人多元化的艺术创新和风格追求

　　陕西优秀中青年诗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诗人之间、诗歌文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多样性，每一个诗人的诗歌面貌相对都比较独立，当代诗歌多种向度、多种走势上的探索和实践在陕西诗人这里都有代表性诗人及其文本的不俗表现，这种个体的独立性构成了陕西中青年诗人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丰富性、多元性，完全不同于有些地方和文化区域那种一哄而起的流派式、雷同化写作。陕西中青年诗人普遍地体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耐力，他们先知先觉，但并不过分与时代现实对质，在喧嚣时代的深处或背后，在深度隐藏中稳定地推进着自己的和时代的诗歌进程。我有时候喜欢回溯到地理、气候和文化的深远处思考和观察一些问题，比如单纯就陕西境内而言，汉水、渭河、黄河是三条独立的文化之河，穿插于这三条河流之间的秦岭、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各自独立又有着深刻的关于地质、地理、气候的内在联系，秦岭南北兼得的博大雍容，关中盆地子宫形的肥腴与幽秘，陕北高原被几字形的大河环绕而远涉大漠的浩瀚与荒凉，这样的构架与格局就像一出神话舞台剧一样，是可以经得起任何语言事变的折腾的，也是容得下任何独出心裁甚至出格的表演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诗性的。这样一来，或许惟有诗意的极致发挥和极致作为才能配得上这一神话般的大地和造化。我一直认为，诗歌写作是有特定地点和特定文化场域的，正因为陕西由地质地理、自然气候、历史境遇迥然不同的三个文化板块相互独立而又复杂交错地结构而成，它们同时有利于诗人们既能获取鲜活多元的诗性体验与现场启示，又有利于他们进行超现实超生活的综合。或许正是文化板块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形成了诗歌风格的复杂性及其多元性。陕西中青年诗人在诗歌文体的题材路径和写作方法锤炼上所表现的多元化的艺术创新和风格追求，与陕西本土的叙事文学甚至与当下中国文坛主流的叙事文学形成了明显区别。陕西文学传统的重在哪儿？重在农村题材，重在以小说为主打的叙事文学，和一成不变、不思进取的单一的现实主义方法。轻在哪儿？轻在对城市、工业题材的关注，对现代生活的敏感、认同，轻在对诗歌和与人类现代性变迁相辅相成的、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文学主潮的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变革转型的迟缓上。这种轻、重失衡格局的形成，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诗性能力的下降和漫失。一种文化一旦丢失了诗性意识，那它就注定无法解读城市、工业和现代境遇，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新的艺术和精神的建构。

　　四、沉得住气、甘于寂寞的隐匿者之光式的当代汉诗写作

　　诗歌文体的先锋性决定了它与大众沟通共鸣的特殊性，诗歌写作天然地享有一个特殊的传播认同路径和体系。在这一点上，多数陕西中青年诗人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对文体本命及其规律的自觉认同和服从，表现出一种罕见的耐力、韧性和雍容心态。陕西有近200种各类人文期刊，在诗人们的努力下，其中大多辟有诗歌文学专栏;有30余种诗歌民刊，诗人们相互协作，苦心经营，不吝沟通，不惜在小地盘上积微成著，一步步地扩大着诗歌的势力范围、影响范围;有广泛丰富、近乎密集的民间诗歌活动，活动一起，往往没有门派，没有圈子，人人皆可露面亮相，非常包容，非常开放。陕西中青年诗人，尤其是更年轻的70后、80后诗歌写作者，大都在网络上活动。他们借助网络、网络自媒体、民间刊物和民间诗歌活动推动自己的创作，进行诗歌传播、交流活动，他们的民间性自发式写作，没有加入到主流社会化认知评判体系中来，没有在公共评判体系里呈现自己，但他们不急不躁，在优秀中青年诗人影响垂范下，逐渐形成了一种沉得住气、甘于寂寞的创作风气。这种新生诗歌生态现象的存在，同时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的一个未知写作区域，因为其中包含着当下写作的重大转型和不可低估的变数。

　　五、陕西诗歌良性社会、政治生态的全面恢复

　　在这里我并不想简单地谈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不是要做一番背离文学立场的无原则的政治献媚。我只是要强调一个常识，就是任何文化、精神原创型事业的进行和完成，离不开国家意义上的支撑和倡导，不管这种支撑与倡导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只是要指出近些年发生在陕西文学现场的一个事实，就是陕西文学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时代生态在大环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年却发生了一个先知先觉式的逆转，尤其在最近两年来，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高潮。我们的省委赵正永书记亲自关怀陕西文学、陕西作家和《延河》杂志，我们的省委宣传部和景俊海部长、陈彦副部长更是勇敢践行，把省委、省政府对文学的关怀爱护落实到举国艳羡的水准上，新政策、新支持、新措施层出不穷，对文学的认识、支持走到了全国的前头，时代的高端，不断构建有利于文学成长的良性社会生态体系，给广大作家自信的确立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为陕西诗歌新一轮探索创造打下了伏笔。我相信这些无私无利推动文学创新的作为，是会载入史册的。

　　六、陕西当下诗歌的局限及其生态性问题

　　诗歌不是一般大众文化立意上建制的媚俗艺术，它是世界和万物的本质通过人心的表达与综合，是来自时间的智慧，是穿越现代、未来和全部历史，以创世般生生不息的品质在寻求与时间的同一中对人心、人性倾注终极关怀的艺术。在更高的时代标准面前，陕西诗人尚有眼界、视野不够深、不够宽的问题;在传统和现代的融汇对接与推陈出新上，大多数诗人还有待进一步增强自觉意识和危机意识;学问上的浅薄、思想上的贫乏、修养上的残缺、才华上的力不能及、品格上的滋养不够、创造性上的皮焦里生，等等等等，既是自己的局限，也是整个时代局限的个体性反应，必须受到不断的质疑和改进;陕西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短板，就是一直没有形成与它的成就相匹配的批评话语体系，批评缺席，批评失语，批评家远离创作现场，不知道诗人在写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写，诗人们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对诗学的阐释超过了批评家，形成了孤岛式的存在，这种诗学生态的结构性失衡必须重新洗牌，进行换血性重建。

　　最好的诗人永远是少数，最优秀的诗人往往是他同样优秀同行的秘密，这样的历史定律是否能有改变？我粗浅的、直感式的对陕西中青年诗人创作状态及其时代表现的谈论，或许对他们“隐藏在云雾深处的群山”的处境并无多大益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假如我的一番冒昧的浅见毕竟也打开了几个小小的墙孔，这个小孔里毕竟也可不时透进一些新鲜空气，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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