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

　　保勤学长的诗文读着过瘾，却不好谈论。

　　他的诗很有一股“夫子风采，溢于格言”的劲头，貌似信手拈来，实则用心至痛，是他对世道人理的体察和醒悟。表达方法不拘一格，有些是狂想曲，有些是旧戏文里的快板或慢板，有片段沉吟，有长气贯通，还有简洁又余音绕梁的“掐尖茶”，依文法可勉强归入偈子和双关语。他的诗无论长短，皆围绕着一个确定的方向盘旋或缠绕。他的诗不休闲，纵是娱情娱景的主题，也是删去了闲心的，“写诗浑似学参禅”，他是醒悟者，他的诗是苦酒，多喝几口，即可尝出隐于其中的人生之涩。

　　他的短文章是即兴的，如同他说话，有见地，有情感，有机锋，有回味。他的短文章给人留面子，基本上是点到即止。他的长文章讲方法，讲路数，他长于给读者挖“阅读陷阱”，且有拨迷雾见亮堂的手段。他的文章讲求真情实感，情由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难得的是，他思考的内容常闪烁“出格”之光。敢于把脑袋探入“禁区”，晃几眼，再出来。文化上的桎梏是需要文化去突破的，动用粗暴的武手段不行，经济杠杆能撬动的也只是皮毛和外在。中国文化的雾墙是厚实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社会的进步，需要清醒的认识力去拨开或洞开层层雾霾。清醒的认识力俗称叫良知，这是薛保勤作品中的可敬可爱之处。

　　保勤学长的作品有两个看点：清醒的文化意味；守文心之正，用老话说，是“大享以正，刚中而应。”

　　把文章写出文化意味，清醒地表达出认识能力，在我们当代写作里是不被强调的，甚至是有意识去回避的。就如同谈烹调时习惯讲“色香味俱全”这几个字，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涉及营养。对“文化”这两字的理解，在我们当代生活里也是存在认知误区的。比如政府有一句工作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话暴露出两个盲点，一是不理解文化的本意，不知道经济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再是违背了中国人传统行为里的一个基本规矩，我们老祖宗最反感说一套做另一套的，坊间的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再比如今天的官人写文章，在行内叫不务正业。这句话让人产生两个疑惑：一，官人的正业是什么？二，清朝以前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官人写的，评价文章有一个老词叫“品位”，有品有位的人写的叫文章，没品没位的叫“笔记”。如《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致仕后整理撰述的。传统文章有一个主要功能，警世道醒人心，古人写文章倡导对世道与人心的独到认识或独立见解，而这些东西恰是中国文化的中坚内容。今天的文章是不讲究这些了吗？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讲了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他老人家疏忽说了一句，没有文化的政府是愚蠢的政府。如果当年强调了政府的文化认知，估计今天不会有这样的业内述评。

　　文化不是表面的东西，也不是多读了几本书就叫有文化，文而不化不叫文化。我是这么理解文化人的。在中国的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种能人，谁家有嫁婚嫁娶的大事，都会请他去料理，甚至邻里失敬，家人失和，他一出面，难迈的门槛就迈过去了。这种人是最基层的文化人。高层次的文化人，对事物的认识力，以及行为方式是延此方向逐级上台阶的。

　　文化意识，从简单的方面说，可以理解为问题意识，发现意识，用文学表述叫发现之美。发现之美不是只看好的，漂亮的，高大全的，而是既看到生活的高地和洁净地，也要看出凹地和纳污点。每次和保勤学长闲聊时，都能具体的感受到他的问题意识，即使谈及细小的事情，他也能捕捉到事情的另一面。有一次在他的一位陕北老乡家里，他和我说起要下力气写一本关于陕北的书，我问他从哪些方面入手，他说不从高度写，陕北有太多具体的东西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一些观念和认识，更需要厘清和澄清。我当即向他约稿，希望能在《美文》杂志连载，他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也不知书成之后给还是不给。

　　选几段他反思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诗，具体窥窥其中的发现之美。

　　在“浪漫与空想”的旗帜高高招展的天空

　　蒙昧、盲从、狂热与声嘶力竭的呐喊······

　　真理被谎言扭曲、遮掩

　　理性被愚昧凌辱、强奸

　　风 撕扯着正义的碎片

　　雨 浸淫着良知的衣衫

　　知识遭受了灭顶之灾

　　文明走进蒙昧的深渊

　　那是一千多万少男少女的青春大迁徙

　　那是精神的流放

　　那是肉体的考验

　　祸国殃民的历史

　　势如破竹发生在一夜间

　　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何以如此健忘

　　泱泱大国的神经何以抽风似得多变

　　文明的种子啊！

　　为何如此脆弱

　　指鹿为马的耻辱

　　为何屡见不鲜

　　理智的丧失必定走向历史的反面

　　封建专制的残酷必将适得其反

　　愚弄人民的政治毕竟不会长久

　　民族的罪人终将交由人民审判

　　——《青春的备忘·知青往事追怀》

　　“大享以正，刚中而应”，是《易》里的话，原辞为“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享以正，天之命也。”后人的经解为，“无妄，刚自外来，而主于内。”用今天的话讲，是动机清正。孔子很看重文思的动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是孔子编选《诗经》的基本标准，是作品入选底线。古代的读书人把“守文心之正”当作头等事，皇帝用“文正”作为特别桂冠吸附有突出贡献的文化人物，这是中国大历史里为什么有近百人获赐“文正”谥号的原因。中国的旧规矩评论人与事，很强调“心”。有一个老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贪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和尚界修行，修的也是动机，修心里的念头，去杂念，去妄念。人是活念头的，万念俱灰的人心是死的，动机熄火了。一个人做事情，动机端正是基础，由善始而善终。文章千古事，写文章文思清正更重要。一个时代的文风如果是虚饰的，杂芜的，乃至套话空洞话成为公众流行语，这样的时代从文思上讲，就是掉以轻心甚或是失掉文心的。民风和文风都是社会里的大事情，民风的基础在民间，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文风的策源地则在政府，在于政府的话语体系，公文，文书，文件，包括官方媒体的语文状态。韩愈当年的“古文运动”，强调“文采不宜伤叙事”，不是文学范畴里的事，而是针对政府文件里“骈四俪六”的虚华习气。

　　谈保勤学长的文章，扯出文风话题，稍有些远，但保勤学长是有职有位的公务员，也不算不着边际，他的文章朴素的一面，文思清正的一面，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当下来讲，稍有那么一点出什么泥而不染的意思。

　　这个文章写了多日，不知撕了多少张纸，写着写着就觉着不是在写保勤学长，就偏了他的道。一块石头扔进湖里，一圈圈数着波纹，回头却又找不到石头的落点了。索性就放下，编辑催促几次也不去管，一个月后已是11月初，这一天外出到沈阳，见街两旁的树大多没有了叶子。叶子是树的外包装，是树的形容词。没有了叶子的树不葱茏，但接近树的本质。保勤学长的诗文就是沈阳这11月的树，自行卸去了外包装，在嗖嗖的风中传达着本真。

　　人性的原罪

　　——读刘紫剑中篇小说《修墙记》

　　冀卫军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对人性的解读，就是《三字经》宣扬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人类情感的美好信念和期望。可事实上，人性的善恶却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都从未消停过的世界难题，也是一个没有统一结论的哲学命题。凡是优秀的、经得住岁月流逝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人性这一主题来创作的，唯其善恶难辨，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刘紫剑的中篇小说《修墙记》，与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名篇巨制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揭示人性原罪的本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颇具异曲同工之妙。

　　《修墙记》反映的是发生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小村庄的邻里纠纷：明礼、红云和邻家满仓、改改两家人，因为一堵界墙的修葺发生的故事，从墙倒塌之前，到倒塌后，到修建中，各色人物陆续出场，矛盾不断激化……洋洋洒洒三万多字，到最后，改改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仍然只是留下了一堵未修完的墙。

　　在当下各种“流派”“主义”横行的国内文坛，各种“戏说”“穿越”风行的艺术领域，这种庸常琐碎而又鲜活生动的农村题材，这种原生态的、朴实的写作手法和创作态度，已经很少见了。滥觞于延安文艺十年，辉煌于柳青《创业史》、杜鹏程《保卫延安》，鼎盛于路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贾平凹《浮躁》和《鸡窝洼人家》的陕西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刘紫剑的《修墙记》中，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传承。《修墙记》中，谦和温恭的明礼一家，无疑是中华传统道德的化身和代表，蕴涵和散发着一种社会正能量；善恶分明的邻里乡亲则充当了公平、正义和良知的替身，寄托着社会的希望和未来；而令人发指的改改，则寓意了毫无廉耻之心、自私自利、肆意践踏伦理道德和社会规则的“人性的恶”。在修墙这个事件中，明礼一家极尽忍辱和包容，却仍无法换取改改的自省和觉悟，这是善恶之间的一场较量和战斗。因此，改改的死，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良知战胜邪恶的一种写照，也是传承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是“人性的原罪”必将被消亡的暗示和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修墙记》无疑是一部敢于直面现实、解剖现实，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主旋律作品。故事背后的寓意和承载的愿望，使其从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慧眼独具的编辑列为《延河》2013年10期头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然，除了《修墙记》所囊括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外，作为刘紫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他此前创作一直以诗歌散文为主），也让人刮目相看。他对小说谋篇布局的自如掌控，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的传神刻画，对细节选择和铺陈的恰到好处，对悬念迭起的情节设置，对情节推进的疏密呼应，对故事叙述节奏的把握，对语言拿捏的锤炼和斟酌，对乡村事物和乡俗的熟稔程度……完全超出了我对一个16岁就走出农村到城市求学，随后一直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农家子弟的认知和想象。在我对《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在内的文学期刊的有限阅读范围内，自以为他已完全具备了一个成熟小说作者的素质和素养。特别是对改改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透过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铺垫，从话外之音粗线条的轮廓到言谈举止的细节雕琢，从精心埋下一处处伏笔到真相一个个浮出水面被渐次揭开，顺畅地完成了一个让人闭目难忘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一切犹如行云流水，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人常说“功夫在诗外”，刘紫剑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知识积累和小说技艺，绝非一朝一夕的修炼而成。《修墙记》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和开始，我已看到蓄势待发的刘紫剑从这个起点奔跑、加速的矫健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