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讲一讲鲁迅，一个可能属于过去时态的话题。但是，我们熟悉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精神”是不会过时的。我自己最关注的，也是最想讲述的，其实就是这个我所理解的“鲁迅精神”。那么，我们就从一些最小的细节入手，把我所感知到的、阅读过的鲁迅讲一下，和大家做一个特殊的交流。我想我可能讲得不太好，但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朋友们）再次发现鲁迅，再次深入地读一读鲁迅。

　　但愿我不会失望。那么，就从一副联句谈起吧。

能憎才能爱……

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经赢得了满堂喝彩。在谨严的格律中，鲁迅为自己的性格画了一幅十分准确、传神的肖像。我们通常以为，第一句是说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象征激怒了几乎所有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第二句是说，尽管鲁迅式革命（即改造国民性）遭到了“千夫所指”，接下来很可能还会有“无疾而终”的悲惨下场，但仍不妨碍鲁迅在暗中为民族的复兴充当“孺子牛”的角色。“我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这就是病夫和肉薄者对“千夫”们说的话，其压抑到胸腔的激愤语调是不难感觉到的（这种语调还不需要借助鲁迅式破折号的功能，只需要鲁迅本地语调中的老年智慧的帮衬）。事实上，我们也正是把这两句诗当作了鲁迅一生的写照和总结。

　　郁达夫深知鲁迅“横眉冷对”的涵义，但他似乎又太幼稚和肤浅了一些，几乎不配作为鲁迅在思想上的战友。对于晚年得子的鲁迅那么娇惯周海婴，郁达夫竟然发出不可理解的疑问了：这是怎么回事？猛一看那的确和鲁迅的一贯形象相去太远。为了开导他，鲁迅又写了另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答客诮》）郁达夫听了之后有些恍然大悟的意思了。《庄子?山木》篇曾杜撰过一则有趣的寓言，很可以和鲁迅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动作互为参证：“林回弃千金璧，负赤子而趋。或曰：为其布与？赤子之布寡矣！为其累乎？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意也。”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掐头去尾地意引过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不顾事实（但合逻辑）地把鲁迅的引用当作他开导郁达夫的教案，尤其是联系到《答客诮》中的句子。可惜郁达夫明白的只是鲁迅“负赤子而趋”的那一面：海婴怎样和鲁迅捣蛋、调皮，鲁迅都是不会生气的；但达夫先生却没有看出这件事隐蔽得过深的涵义。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被认为是“能憎才能爱”的经典表达。许久以来，能憎才能爱的判词几乎以完全褒义的面貌固定在鲁迅身上，其他任何人要想染指，必须争得和鲁迅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多年以后，小学还未毕业的英雄和楷模雷锋，在日记中竟然奇迹般地、完好无缺地说出了“能憎才能爱”的真实意思：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鲁迅谨严的格律，完美的对仗，正表达了这一辩证法：爱和恨的总量是一个阿基米德常数，只有把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些人（即“千夫”），才能把爱和爱寄存的空间节省下来毫无保留地送给另一些人（即“孺子”）。爱与恨的对立，才是鲁迅那两句格律谨严的诗行中的真正对仗：没有了恨也就没有爱。这就宛若卡夫卡在日记里不无惊恐地说到的：“看啦！恶才是善的星空！”

　　黑格尔认为，恶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杠杆之一；恩格斯表示同意。卡夫卡说得更加精辟：“恶即引导者；”“只有恶才有自我认识”，而且“恶的一个手段就是对话。”情况显然就是这样：鲁迅内心的底蕴就是恶、恨、讨厌和鲁迅牌同情。他把“孺子”看作了“赤子”。为了孺子他不惜激怒他的时代和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他的同路人（比如胡适之、郭沫若）。对他比比划划的“千夫”们无疑也成了他的敌人。鲁迅能给予这些家伙的仅仅是恨、诅咒和淡到几乎已经看不见的悲悯：在他眼中，那些家伙不仅是弃赤子“抱千金之璧而趋”的恶人，也让鲁迅本人十分不快与恼怒。两项相加，使得本来就易怒、易发脾气的鲁迅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看作了可以横眉冷对的什物。鲁迅的许多文字早已向我们暗示了，对付这样的恶棍，只能以更加恶棍的方式去对待。

　　“能憎才能爱”从根本上说只有恨，爱的空间被恨挤占了：既然到处都是具体的敌人，只有抽象意义上的孺子——对于鲁迅，具体的孺子恐怕也就周海婴等数人——，爱的施与方向又在哪里？从鲁迅堪称勇敢的各种形式的战斗中，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敌人，几乎看不见受到他战斗胜利恩泽的具体的爱人。在鲁迅那里，爱是不及物的。我们之所以在鲁迅的全部文字中看到的只是黑色、愤怒与晚上，鲜有亮色和希望，就是因为爱丧失了应该具有的空间和具体的对象。鲁迅的爱仅仅是一种无对象感觉的形式化。

　　辩证法在这里仍然是有效的：从骨子里看，在辩证法强调的两件相反相成事物的内在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主导方面；在主导方面的威慑和授意下，另一个方面（即次要方面）向主导方面渐进和投诚是不难想见的。而这，差不多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贯嘴脸。能憎才能爱的主导方面几乎始终都在“能憎”上，“才能爱”这个句式是虚拟的，它表达的是一种幻想，一种渴求，一种开脱。太多的事情几乎让我们找不到正确与错误的界限，生与死，爱与恨，人与兽，友与仇，君子与小人……自古以来我们都活在其中，忍受它，争论它，并为它搞出了无数可以算作强词夺理的二元对立。而老庄式辩证法和黑格尔式辩证法却在这些二元对立之中找到了看似有理的修辞性句式。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忘记了，要想通达它却又需要太多的桥梁。由于修架这些桥梁的原材料在鲁迅那里过于缺乏，使得爱与恨只能隔河相望。爱差不多成了神学上的彼岸。那些从鲁迅的众多动作——比如肉薄、踹击、斜视、鲁迅式记录、鲁迅式“看见”、给白天实施割礼、就着狗头下酒、横站、抛掷投枪等等——中总结出能憎才能爱的人分明是在说谎。

恨……

不过，我们似乎没有必要指责那些说谎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故意性的）。按照Baron Klinevich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谎言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谎言和生活是同义词；我们仅仅是在需要快乐和开玩笑时才说出真相（On earth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lying,because life and lie are synonyms;but,here we will tell the truth just for fun. Baron Klinevich，“King” of the Wrpses）。克而凯戈尔也说：谎言才是真理，科学只是一个悖论！究竟是正话反说还是事实就是这样？不清楚。“能憎才能爱”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真相：它仅仅是为了和我们开开玩笑。尽管它带有庄重肃穆的神色，但它归根到底只是某种伟大事业需要的广告术语。而广告，正如同诺斯诺普?弗莱在谈到它时说起过的：“它只是一种游戏：它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原始意义上是虚伪的。”（弗莱《批评之路》）

　　康吉昂（G.Canguihem）在《正常与病理》中充满诡辩色彩地写道：“人只有在符合各种标准时才是健康的，只有超过正常时才真正是健康的。”“能憎才能爱”显然是个很不稳定的条件式命题。因为它既不符合多重标准（它只是二元的），却又大大超过了正常情况，与健康所要求的那种不正常状态（假如康吉昂是对的）也有着重大差距。憎与爱只是人类复杂情感的两个极端，在它们中间还夹杂着过于繁多的、难以名之和难以定义的众多情绪。鲁迅的确是最善于凸现这两种极端情绪的人物之一，只不过他把爱这一极给高度抽象化和虚拟化了。人们（主要是小鲁迅们）在总结“能憎才能爱”这一命题时，的确是庄严肃穆的，也是咬牙切齿和略带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情的。但这是一个恶意的谎言。因为他把恨直接过渡到爱，让站在神学彼岸的“爱”来到了恨的身边并最终取代了恨、占有了恨，完全不顾及爱与恨两极之间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情感内容。它忽略了对众多善恶难辨、爱恨交加的中间情感形式的问候与致敬。它不符合康吉昂所谓的正常标准。

　　卡隆（M. callon）在《技术社会学》里说过的话正好可以用在这里，只要把“社会学”一词置换为“情感学”就行了：“社会学是一种运动，运动中的各个角色在……想象和真实之间构筑并创建一些差异和界限：这些界限的走向是一个赌注，除了完全统治的情况，任何共识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中间环节决定了事物的最终面貌；中间环节就是卡隆的那笔“赌注”，而起点只是零。零的推演直至事物的终结要靠中间环节的严肃摆渡。从恨就能一定走向爱么？而这，无疑就是逻辑赌徒下注时的习惯性嘴脸了。赌徒们肯定有这样的渴望：假如所有的中间环节都在驱使零一步步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那个零呢？谁能担保没有这种可能性？庄严的谎言就这样在肃穆的神色下完全掩盖了开玩笑和下赌注的性质，恨也如其所愿地在“能憎才能爱”的句式中转渡为爱。这需要太多的想象，是和真实有着太多差异与界限的想象。从“憎”的动作中开出“爱”的天地，完全是一次突变，一个恶意的玩笑，按照黑格尔、恩格斯和卡夫卡的建议，我们却正好可以从“恶”意的谎言中窥测到人性的深度和变幻莫测。

　　卡夫卡说：“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这当然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悖谬了，但它恰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我们的前后两个动作往往构成了互否、互相驳诘、相互矛盾的局面。这也是鲁迅遇到过的：他也想爱，但他的确找不到爱的对象；鲁迅一生只是在发掘恨，在收集黑色的光线，也在向可恨的对象发问，但无一例外在最后总是不屑于发问，而是直接施以恨的动作。所谓踹击、斜视、为白天实施割礼、肉薄、悲悯和诅咒……都是恨的具体化和肉身化。恨省略了诸多转折和过渡。恨对自己在最后是否能获得和转渡到爱持否定态度，也最终同意了卡夫卡决不发问而只顾实施上述激烈动作的暗示。

　　恨在色泽上是黑的。长期以来，我们却把鲁迅的恨处理成了红色。这就是“能憎才能爱”的真正命意。从鲁迅的恨中总结出红色，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有目的的修辞和传说。在鲁迅依照自己的内心底蕴和性格旨意展开搏杀的命运，不断向可恨之人、物发问并寻找可以恨和必须恨的人和物时，黑色的斗争过程被处理成红色，或者被当作是为了杀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血路——血就是红色的（这不是修辞）；按照“能憎才能爱”的普适公式，红色就是爱。我们不敢说所有的恨都有机会化作行动，但它无疑包孕了行动的全部可能性。在鲁迅那里，恨早已变作了现实性的行动，这就是被小鲁迅们长期以来美化的战士形象。

　　斗争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主题。不能否认，斗争的确有爱的成分在内，因为它的确是在爱与恨的共同驱使下才得以展开的。可是在具体的行进过程中，爱的空间往往被挤占了，或者爱的空间的存在仅仅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一种策略：它是为斗争服务的。上百年来，批判的武器就这样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它是目的对于手段的强烈恭维。

信仰的地理史

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奇怪，为什么一部古希腊哲学史完全可以归纳为一部哲学的地理史；我们通常看到的哲学史家对古希腊哲学的描叙，也正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这样的句式开始的，即使是最反感地理决定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在无可奈何之际或隐或显地选择这一句式。因为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地方，毕竟包孕着不同的思想和动作内容。鲁迅的信仰史与此相类似。那也是一部信仰的袖珍地理史。

　　瞿秋白在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长篇序言里，劈头一句就称鲁迅为“逆子贰臣”。我们几乎可以一口咬定，依照康熙爷的习惯性做法，鲁迅的确够格进入“贰臣传”。对各种主义、各种信仰的习惯性叛变是鲁迅一生的动作常态。但瞿秋白关于“贰臣”的总结如果不是谎言，最起码也是偏狭之论，因为他把总结的刀、枪、剑、戟只对准了鲁迅对封建社会和所谓资产阶级的叛变上。这里不妨顺便插一句，在当时究竟该怎样给中国版资产阶级下定义却各有各的说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的那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不正是公、婆、儿、媳都有理么？如此看来，瞿秋白对鲁迅的断言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能随便当真的。

　　叛变是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动作之一，它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其他动作要么是由叛变引发出来的，要么就是促成叛变动作的生成的，因而它们总是阶段性的动作。“能憎才能爱”的虚拟句式也有必要放在叛变构成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可以想见的是，叛变也有它发生、壮大以及在特定之人那里赢得它特殊含义的历史，这种历史始终和实施叛变动作的主人在广大的时空中的穿行有关。鲁迅究竟到过什么地方，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想做什么、相信什么，如今的人们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再次梳理一下罢了。

绍兴

绍兴是鲁迅做梦的地方，也是他试图叛变的开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绍兴是鲁迅其后一切动作的子宫。家道的中衰，严父常年卧病在床，作为长子（那时他是多么的年幼！）应尽的责任，使他经常出入于当铺、药房，饱经了人世的冷眼、讥笑和嘲讽。“嫌人穷，恨人富，”毫无疑问，构成了善于起哄的中国群众的一贯嘴脸。这是来得太早的磨难，给鲁迅其后的几乎所有动作打上了深深的、只属于鲁迅个人的烙印。“子曰诗云”里边杜撰过的温情脉脉的好世界，在鲁迅那里无可挽回地坍塌了。不过，鲁迅此时的叛变几乎是出于一种求生本能。这显然意味着这样一种潜台词：对“子曰诗云”光辉说教的背叛，和对“子曰诗云”之外还有另一个好世界的存在的希望始终联系在一起。因此，绍兴对于鲁迅，是一个希望和背叛相混合的地方，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的盘古王开天地。这里的背叛也早已埋下了反抗和战斗的影子：当普遍的白眼和讥笑都纷纷投向他时，鲁迅在悲愤中只好无师自通般地掌握了“横眉冷对”的动作要领。当然，此时的“横眉冷对”还只是单向的“恨”，并没有如鲁迅晚年所写的诗那样，“横眉冷对”与“俯首甘为”相对仗：这就是说，能憎才能爱的假想性质，还不属于充当着鲁迅信仰地理史上的混合物的绍兴——他朦胧的、不可遏止的反叛欲望，使他连有关对仗的修辞格都忘记了。人在最冲动的时候是最不需要修辞的时候，这中间自然也包括了修辞性的对仗。

南京

南京是鲁迅背叛“子曰诗云”（其实也是对绍兴的背叛）之后走向新生的第一站。鲁迅本人将它称之为“走异路”（《呐喊?自序》）。他离开了绍兴，实际上也意味着想告别他和乡亲们相互之间“横眉冷对”的敌对状态。因为那样的敌意超过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学海军和学开矿藏这些西洋科目中，他似乎找到了“子曰诗云”之外的好世界。南京是鲁迅一生中真正的避风港之一：他在狂热的学习中，既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也几乎使他淡忘了在绍兴时的横眉冷对，从而把绍兴作为做梦的地方那一面给凸显了——他把在绍兴未完成的美梦搬到南京来继续进行。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南京是鲁迅的床：这张床不仅给了他安眠和休息，还给了他做梦的空间。作为床的南京，和作为卡夫卡的床的布拉格完全不一样。南京给鲁迅带来的是向上升的快感和满足，布拉格给卡夫卡带去的，只是巨大恐惧的一个弱不禁风的破碎港湾。南京是鲁迅的幸福之地。但是，在绍兴的“横眉冷对”并没有完全被床隔离。在他给弟弟周作人的信里，鲁迅一方面表达了他的美梦就快要成真的狂喜，另一方面，也对当年的“横眉冷对”记忆犹新。绍兴是鲁迅一个可以不断被邮寄而来的包裹，即使不打开它，也知道里边的所有内容——即使是他早已躺在了一张自以为舒适的床上。

日本

日本对于鲁迅有些尴尬：一方面它是鲁迅摘取美梦（不管是强国梦，还是有趣填充自己空白人生的大梦）可资利用的脚手架，另一方面，当他借助这副脚手架正要爬上顶端去摘取美梦时才发现，这副脚手架要么短了一些，要么干脆就被收走了。学医的无聊，筹办文学刊物的习惯性流产，翻译的外国文学成品无人问津……加重了鲁迅身上早已潜藏着的失败感。刚到日本时那副意气风发的身板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作为鲁迅的尴尬之地，给他带来的打击是双重的：既不愿意放弃做梦的权利，又明知做梦是不可能的。更加要命的是，在他那里做梦已经毫无意义。这就把混合物性质的绍兴中早已潜伏着的“横眉冷对”的那一面重新发扬了出来。这显然会带出以下结果：鲁迅此时的“横眉冷对”很可能是针对自己，或者针对自己的命运而来的。可以肯定的依然是，日本的“横眉冷对”照旧没有和“俯首甘为”联系在一起。就是在倒霉的尴尬之地日本，鲁迅曾写下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零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这首诗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要“俯首甘为”的决心，只是青春、热血气代替了晚年鲁迅“俯首甘为”所沾染的迟暮气色。但日本给他带来的一切，无疑已经剔除了“俯首”的权力和机会。因此，在针对自己和自己命运所做出的“横眉冷对”动作中显露出来的，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其实也就是背叛。要命的是，这样的背叛要把他带往何处，他已经不知道了，尽管背叛的惯性举动早已将他越领越远。

绍兴

从日本鲁迅再一次回到了自己命运的集散地——绍兴。“此”绍兴早已将“彼”绍兴中的梦想成分铲除了，剩下的仅仅是背叛。鲁迅此次的背叛是以向个人命运的屈服来达成的：既然你抗争不了它，还不如破罐破摔般地顺从它。一本署名不提撰人的明代艳情小说《昭妃野史》描写到女主人公不幸失身之后破罐破摔的风趣之言，很可以为鲁迅的这次背叛做一注脚：“已经中了秀才，罢罢，干脆再中个举人才想得过。”一位印度诗人也大喊说：“既然我已经喝下了那么多的毒药，难道还在乎这一碗吗？”鲁迅这一次的背叛意味着，他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做梦既荒唐又无聊。所以，“此”绍兴时的背叛和“彼”绍兴对众多的冷眼、嘲讽、讥笑进行“横眉冷对”相反，是对理想和美梦的“横眉冷对”，也是对“子曰诗云”之外虚拟的好世界的嘲讽。在鲁迅身上，始终存在着两个绍兴。这两个绍兴不仅集散着和批发着他的命运，而且还互相驳斥、诘问。一个对另一个嘲笑道：你曾经背叛了我，现在你又回到了我；后一个对前一个说：我什么时候回到了你？我只是无意之间走到了一个陌生之地。两个在鲁迅身上隔岸相望的绍兴，其实都太自以为是了，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对它们说：你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只和我单独有关系。但鲁迅的看法真的正确吗？尽管他在这样看待它们时，依然对它们采取了“横眉冷对”的架势。

北京

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小职员鲁迅每天深夜都在抄古碑。抄古碑的行为最为明显不过的表明了：他对“子曰诗云”和“子曰诗云”之外的好世界的背叛是相当彻底的。因为鲁迅诚实地坦白过，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寂寞，是为了麻醉自己。实际上是为了麻醉曾经出现过的幻象和美梦。抄古碑的动作是鲁迅用于充当背叛行为的乙醚。但北京也是鲁迅重新激昂起来的地方：在这里，他开始了和许多人的战斗。所以，北京在鲁迅信仰的地理史上有着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有着相当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又开始试图重新信仰。据许多研究家们说，鲁迅此时开始相信进化论了：所谓青年必胜于老年。鲁迅自己也开始认为，所谓希望，不能以我之“必无”，去否定他人所认定的“必有”。为了别人的希望，鲁迅以自己带有表演性质的背叛动作开始了新一轮的背叛：这一次的背叛是想把自己从绝望和虚无的泥塘中拯救出来。不管怎么说，绝望主义归根到底是一条绝路，毕竟希望还可能带来一点零敲碎打的光明。鲁迅在北京开始了有着浓厚表演性质的激昂战斗：和林纾战斗，和章士钊战斗，和正人君子战斗，和女师大风波中的杨荫榆战斗……

　　白居易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如果没有鲁迅其后到达的地点，我们就会以为他的战斗中包含着的“横眉冷对”，就要快和“俯首甘为”天衣无缝地连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能憎才能爱也就能圆满地达成了。

厦门，广州

鲁迅在北京的背叛之余还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偷偷摸摸地恋爱。这件事逼迫矛盾重重的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广州等地。这两个地方明显标识出了鲁迅对绍兴的彻底背叛，因为正是在绍兴，他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一件很不讨他欢心的“礼物”：“夫人”朱安。厦门、广州是鲁迅多年后才爆发出的对于绍兴的彻底背叛和反动。这两个地方修改了绍兴的含义，却并未抹去绍兴的地位。从此以后，朱安——鲁迅——许广平开始了令彼此都很尴尬的三人行生涯。厦门、广州时期的鲁迅的真正意图在于恋爱；按照他的本意，是想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避风港。但随之而来的战斗打破了他的幻想。被背叛的日本、北京并没有遗忘他，它们追过来了。从爱情中并不能给他带来新的信仰以帮助他抵挡万恶的追兵。当然，说鲁迅信仰爱情怎么看都只能是一个笑话。早在写《伤逝》和演讲“让娜出走之后”，鲁迅就不信任爱情了。为了自己的爱情，他可以向对他施加嘲笑的人横眉冷对；可在爱情内部，他和许广平也并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一部厚厚的《两地书》，说出的仅仅是自己的矛盾和背叛历程，以及希望爱情能帮助他从不断的背叛中迈步出来的隐隐渴求。《两地书》就是关于背叛的隐秘对话。可以想见，当向前并不能从爱中找到信仰，而后又有北京、日本、绍兴的紧逼急追，鲁迅发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哀音，就非常自然了。

上海

和浮士德博士与梅菲斯特签约，从对政治、理想国、爱情、美人的信仰及追逐全部破产，终于在大规模的人民劳作之中看到自己的希望和幸福相似，研究家们大多一口咬定，鲁迅最后也终于站在了劳苦大众一边，只不过他没有喊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上海是鲁迅肉身的最后一站。在上海，他留下了许多疑案，比如说，他真的有如浮士德那样信仰劳苦大众吗？

　　在上海的最后几篇文章中，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一个也不宽恕”，实际上已经把“横眉冷对”的动作推向了极致；但这并不必然导出“俯首甘为”那种有关“爱”的动作。可以肯定，“一个也不宽恕”挤满了鲁迅的心胸，以致于在交代后事时，要么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许广平忘记他，要么就是以自己“横眉冷对”的经验告诫许广平不要轻易信任任何人（《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中间包不包括劳苦大众？“千夫”与“孺子”相对仗，在鲁迅那里，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和诗学上的考虑，它的根本含义是要在所有人中挑选和归纳出二元对立的这两类人来，一类可供他绝对地“横眉冷对”，一类正需要他去“俯首甘为”。然而，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人的不信任，尤其是对群众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在他的心目中，大众不过是瞎起哄的庸众的代名词。所以，掩盖在信任大众、并把他们委任为民族脊梁之下潜藏着的恰恰是一无所信：大众只是鲁迅用于摔向他曾经背叛过的所有信仰、所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颗手雷。换句话说，信任大众只是工具；而工具只能是工具，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

　　鲁迅死了，死在上海的公寓里；但鲁迅的思想的确并没有随他的肉身一起死去，他留下了信任大众的假象，刚好可以被后人们利用，作为他们赶路时的手电筒。那条长长的送葬队伍里的工人、学生、甚至农民，不知道他们清不清楚，鲁迅永远只站在了魔鬼的一边根本就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把民族魂的旗帜盖在鲁迅身上，到底有没有自作多情的成分？而那条长长的送葬队伍，正好是相信“能憎才能爱”的绝妙注脚。

承续着叛变而来的……

爱是一种信仰，恨毫无疑问表征着虚无主义。如我们所知，爱需要激情和力量。鲁迅对许广平说，我时而爱人，时而憎人。实际上，在鲁迅那里爱是不确切的，除了几个特定的人（比如周海婴）；恨人却不在“忽而”之间。叛变在最后也表征着虚无主义；鲁迅的叛变动作已经让我们相当清楚了，他一生随着时空的改变，叛变的内容有所改变，却把叛变的动作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决不仅仅像瞿秋白所说的，只是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叛变。信仰的地理史表明，叛变在鲁迅那里有着相当的广泛性。在一通书札里，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从来都缺少抚哭叛徒的吊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这里边有没有对于自己的一点点哀怜呢？

　　叛变的结果最终将是：不会再剩下可供叛变的对象了，剩下的只是孤零零的叛变动作。即使是在虚无中，叛变也没有停下来。鲁迅说过，他一生最大的战斗是和虚无的战斗。这的确是他最辛酸的供词。鲁迅的虚无和许多人的虚无不大一样：酷爱背叛和战斗的人在茫茫虚无中，用自己孤家寡人的肉身和虚无做着肉薄状——鲁迅的虚无广袤无边，他张牙舞爪的姿势只占据了虚无渺小的一格。在广大的虚无面前，一个人的力量是大可以忽略不计的。虚无既是承载背叛的容器，也是由背叛带出来的——鲁迅一生都面临着这种要命的、他自己意义上的阐释学循环。这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也是他失败的真正表征。

　　“能憎才能爱”与背叛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尤其是到了鲁迅的晚年，背叛前一个信仰并不意味着未来还有一个好世界存在，这和“能憎才能爱”的虚拟句式完全吻合。“能憎才能爱”也和背叛、怀疑主义互为因果。正因为广泛的背叛和持久的怀疑，使得几乎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成为难以被信任的对象。爱就这样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虚空中的恨。鲁迅早年提倡魔鬼精神的大作《摩罗诗力说》就是有关恨的哲学的一份提要（更加确切地说是“能憎才能爱”的哲学提要）。鲁迅把魔鬼的精神贯彻得非常彻底。但魔鬼精神永远是一种虚无主义，它是人类精神上的阿喀流斯之踵。信仰的地理史已经毫无保留地说明了这一点。所谓虚无，就是什么也不信，甚至连虚无本身也得不到同样的尊重，尽管病夫、怀疑论者、失败者、虚无主义分子鲁迅说过，他的确相信只有虚妄才是实有。

　　在今天的演讲结束之际，我要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你们能够耐着性子听我讲一讲鲁迅，这让我看到了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学的更大的希望所在。

　　最后，感谢陕西省《延河》杂志和阎安先生。我是一个有些惰性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催促，这个讲稿到今天可能还不能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