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之所以选择作家这个职业,并浸淫于历史而乐此不疲,实在与我念初中时的两位老师有关。这两位老师一教语文,一教历史。他们讲课的共同特点是幽默而又有激情。他们常常脱离课本,作信马由缰的自由发挥。学生们时而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时而激情澎湃心向往之。用舌灿莲花来形容他们的授课,也许誉之太过,但他们的确有情景再现的功夫,引起课堂上讲听之间的情绪互动。每次他们讲课,逃学的现象就不会发生。
童年与少年,是一个人渴求知识而又易被引导的阶段,由于这两位老师的引导,我爱上了文学与历史。那时候,如果有“脱口秀”和“模仿秀”一类的电视节目,相信会有人撺掇我朝这个方向发展。但那时中国没有电视。课余时间,我模仿两位老师的授课惟妙惟肖,成为同学间逗乐的必备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语言是一种天赋。在下乡插队期间的知识青年宣传队里,我经常出演相声和小型话剧,并且小有名气。以致第一个给我提供参加工作机会的是省曲艺团,接着就是省话剧团。但是我拒绝了。大约在十二岁那一年,我就确定了我的人生理想。我想当一个作家,而非一个演员。
作家是一个永远都不能重复自己的职业。画家可以永远画一群虾子、一匹马;歌唱家可以永远唱同一首歌。但作家不能永远只写部小说或一首诗。作家的艰辛在于此,作家的乐趣也在于此。艰辛的深度也决定了作家的高度。这艰辛可以见证一个作家获取人生阅历与学养的全部过程。阅历是一个作家的人生际遇。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用自己的坎坷证明了一帆风顺的人不可能写出风雷激荡的大文章。而学养则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一个作家靠什么来滋养自己的灵魂?用什么来培植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惟其书也。读各种各样的书,读很多很多的书,是一个作家必须要作的事情。阅历与学养,是作家的两翼。作家思想的高度,决定他作品的深度;他的文化视野的开阔度,也决定了他作品的广度。
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讲演也成为我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人,以孔子为代表的“述而不作”是一类;以李白、曹雪芹等“作而不述”是一类;还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一类是“既述又作”。沿袭至今,这三类文人仍同时存在。我有幸成为第三类,不为特别追求,而是天赋使然。
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十七篇讲稿,十二篇为演讲,五篇为访谈,全部根据录音整理,感谢作家出版社及编辑杨德华先生,为我辑为一册付梓发行,让读者能够了解我文学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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