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春上，陈秋芳就把一摞打印的书稿送给我，请我闲暇时读一读并为之写一篇序言。我当时应允了下来，却不知杂事如此之多，拖到仲夏二伏天，秋芳电话告之出版社已经将书稿付梓，就等着这篇序言了。这才促使我暂摒俗务，摊开书稿通读一遍。殊不料这一读，竟产生了评介的冲动。

　　这部书稿以晚清名臣张之洞督鄂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为经，以武汉百年来城市发展的沧桑巨变为纬，勾勒出张之洞变新求强的改革史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变迁史。融史迹于故事之中，寓思考于证史之内。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下过的苦功，褒奖贬抑，都有见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朝廷的名臣审时度势，挽救大清危局且作出事功的汉人里面，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像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翁同龢、李鸿章等等。张之洞侧身其中，亦称翘楚。无可讳言，作为晚清朝廷的股肱大臣，张之洞的政绩与事功，最让人称道并青史留名的，当是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创造的。

　　一个人在何处，何时做下何等辉煌的事业，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指引。记得我那年去苏州，看到市中心繁华之处，立有伍子胥的巨大雕像，且老城许多街巷的名称，也与伍子胥有关。苏州百姓说起伍子胥，莫不都表示崇敬之情。可是在伍子胥的家乡湖北，恨他的人却比爱他的人多得多。究其因，就因他是楚国人，最后却帮助吴国成为南方的霸主，并一度灭过楚国。因此，他成为吴国的英雄却被楚人视为仇敌。这段公案过去了两千余年，争论一直不息。

　　张之洞与伍子胥不可类比，但有一点两人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远离家乡在异地建功立业，且都让一座城市获得新生。伍子胥之与苏州，张之洞之与武汉，在历史上，都是美谈。

　　在漫长的历史中，武汉三镇互不统属。江南武昌乃省城，汉阳有汉阳府，汉口一直是渔港和滩涂之地，三镇合为武汉，历史尚未超过二百年。产生大武汉的契机，应该是汉口开埠。

　　汉口开埠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时在1861年3月。兹后，法、俄、美、德、日等西方列强十七个国家纷纷抢滩汉口设立租界。开埠的前三十年，汉口主要是外国人的通商口岸，华中乃至西南的大量土特产通过这里转输国外，众多洋货也通过这里抢占中国内陆的市场。将外国人在武汉的“独角戏”变成中外互动的“二人转”，则是在汉口开埠后的二十八年，即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

　　陈秋芳的这部书稿，即是从汉口开埠写到张之洞督鄂十八年。笔锋追处，既稽古钩沉武汉的沧桑往事，又以缅怀先贤的心态描摹张之洞的卓越人生，并其探讨对辛亥革命乃至后世的影响。历史画卷，卷舒自如。书名《长河落日》，亦可窥见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追思。

　　说实话，陈秋芳能写出这部书稿，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在企业工作，他却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此前，我读过他的一些散文，无论故乡人事，还是生活感悟，都是质朴儒雅。没想到，他竟能将文笔转换为史笔。可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能够摒弃各种耗费精力与时间的应酬，回到书斋静心研究史藉并发而为文。这种人生态度，是这本书质量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