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德

　　小说是通俗的，小说是繁琐的；小说辉耀了人类和他创造的人文世界，小说也无法自控地走在语颇涉邪的下坡路。只要你稍微浏览一下各个小说网站，翻阅一下被包裹在精神鸦片中的中国小说，便会看到那些最邪恶的事物沉渣泛起的景象。说到环境污染，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一个污染源就是精神沦丧、六神无主的语言生产，这当中，海量出产但毒性赫然的小说罪不可恕。造就这种小说的人们，俨然是精神鸦片的贩运者。

　　我对当下中国的小说风貌基本持厌恶态度，我这种厌恶最初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出于一个阅读者的本能反应。但这种厌烦可以说由来已久。渐渐地，从厌到憎，以至于长期拒绝。我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那简直就是鸵鸟才会用到的战术。我现在的职业尤其不允许我这样搞。小说在一个综合性文学杂志上永远占据半壁江山。因为事实上的不可回避，我不得不调整观察角度，想要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最近在读高金刚的小说《从战争中走来的石油人》。我的一些思考开始集中、聚拢，想要围绕这部别具特色的作品扯开说去。话题就指向小说的面貌和写作的本意。这是个古老的话题。我关心的主要是小说中的生活，是与人相关的灵魂生活。我不期望通过这种讨论就能“解决”些什么问题，那个，本身也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我只能提供自己的一点解释，或者叫“理解”——包括当今正发生在小说领域的令人不安的某些东西，以及小说写作的价值。

　　“生活”这个词汇，在中国是秩序化的产物，因为人的整个生命感受被伦理规则驯服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也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长期以来，“生活”主要是用来指称一种伦理文明所培育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内在部分是灵魂的安然，是导向安然的异乎寻常的忍耐力，是人性的善。这种“善”的追寻有一种终极化冲动，是一种超乎任何个体意识的永恒性向往。在小说中，中国生活是一种寂静的生活，经由信仰过滤和纯化过的生活——走向极端执着的伦理热情编织了这一切。在中国，艺术情感的顶峰乃是伦理秩序的满意。这种满足感有一个不变的象征，那就是“大地”。中国小说大概是世界上离市井生活最远、离大地情怀最近的品种。在其中繁衍自身的“大地”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学意义的存在，它高于土地，甚至高于人本身，是人与世界完成生命交接的文化代码。这是观察中国小说必然要拎出的一个潜在的、十分稳固的前提。

　　《战争中走来的石油人》这部小说记录了一个中国石油人的大地情怀。主人公叫作朱大忠。他有一个传奇式的部队生活背景。一个侦察兵英雄。他就是带着这样一个背景进入了人生历险。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建功立业。他的所有生活都是那么正常。恋爱、结婚、生子，工作、提拔、发展，就像大地上的一株小树，带着一点点的自卑和骄傲，带着清新的困惑和逐渐老去的枝条，跋涉在生命的征程上。在内心生活的浅表层次，他有时置身于阴霾，有时又得到一些片刻的欢乐。他有一些朋友和战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把悲伤和艰难的人生暂时撇开。他失去了许多，朋友、亲人、同事；他也得到了一些珍贵的记忆，那些记忆印证了他的生命，让他不至于跌入可怕的虚空。在这里，作者的心绪和主人公的内心变化是很难分离的。作者似乎有意拉近了自己和朱大忠的距离，让人们看到：开发石油的人和书写这种劳动的人是不应该分离的。朴素动情的语言，帮助作者做到了这一点。在小说的开头，作者首先写到了环绕着这个生活世界的东西——土地：

　　山峦奇形怪状，有的像馒头，有的像羊群。不管是什么样的山上，都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早熟的谷子、糜子和还在成长的豆子，黄一片、绿一片的，与那些灌木、杂草，分布在山间、沟渠，相映成辉，是一幅独具韵味的秋色画卷。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和他写到的人物都活动在辽阔的陕北高原。自然背景是民俗生活的摇篮。这个小说将生活本身民俗化了。这里的爱和憎，忧愁和欢乐，都交织在一个自然生成的“画卷”里。

　　在小说中，作者写到朱大忠上班之初观察到的一个细节：

　　仅这一次，分配到延河油田勘探开发指挥部的转业军人就有30名。他们都是来自延河油田周边省市的一些小县城或农村。其中有7名在当兵之前就是城镇户口，他们当义务兵的目的，就是为了安排一份工作。剩下的23名全都来自农村，他们大都是因为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最少也是立了三等功的，才能分配工作。

　　显然，这是实录式的、纪实的笔法。和写到自然环境时一样，作者尊重他的主人公所面对的生活事实。他和他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神，而是经常受困于一种外在力量支配的蚁民。他们受到体制支配的机会，总是要多于自主安排去路的时候。这种略显笨拙的写法，实则透露出作者的一种叙述策略，“反映生活”大概是他的主要考虑。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他选择的行文风格吧。“问题”意识是这种叙述必然带出的产品。揭示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并不展开。从这里见出了作者的自信。在情感高潮点上写得不矫情，这有时需要作者较强的自制力。他深信他的读者在最为关注的生活进程上，尤其是在某些感情激荡的关节点上会产生共鸣。

　　刘佑达说：“这就是命，命里注定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总是磕磕绊绊的，谁也没法改变！不过，我们也不想那么多，不管怎么说，孩子也有工作了，房子也有了，有吃有穿的，也不缺钱花，有时觉得也挺好的。”

　　朱大忠觉得师傅刘佑达有一种“知足者常乐”的心态，让他感到非常的敬重，他深深地感到，在艰苦岁月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石油人，有着无比宽阔的胸怀，值得人们永远尊重和敬仰！

　　一种来自大地的深厚情怀，把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勾连在一起，难解难分。文中写到这么一个细节，初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对熟悉当下现实的人们而言无异于发生了一次地震：

　　马燕子回到学校以后，把母亲跟她的谈话告诉了小唐，小唐说：“你准备怎么办？”

　　马燕子说：“我跟你去河南，你也找不到好工作。我的想法是我回我们油田，如果你能招聘来我们单位最好，招聘不来，你想办法在长安找份工作。”

　　小唐说：“你自己决定，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我们家能想办法给咱们俩安排工作，现在我爸说我一个还好办，要同时给我们俩找工作，确实也比较困难。”

　　马燕子说：“看来就是我同意跟你去河南，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是吧？”

　　小唐说：“是，我爸说他已经尽力了。”

　　马燕子说：“那你就不能不回去吗？”

　　小唐说：“我爸为我已经花了好多钱，好不容易才定了下来，我要是不回去了，那钱不是白花了；再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我必须回去工作。”

　　马燕子听完小唐这番话，顿时觉得小唐比自己更自私，为了钱、为了他的父母，毫不顾忌她的感受，就生气地说：“你爸妈就你一个，难道我们家是几个孩子吗？那好，既然是这样，你回你们老家，我回我们油田！”

　　小唐看马燕子生气了，就说：“现在还早呀，等毕业的时候再说吧。”

　　这两个在学校里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当初甚至还因为热烈的恋情招过父辈们的嫌恶，现在却因为找工作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反目成仇。应该说，这是个很大的生活悲剧。但作者写得很平静，不露声色。他在耐心地等待，等父丧母病的马燕子毕业后回到现实世界。然而，回到现实世界后的马燕子却精神崩溃了。“天之骄子”的骄傲和尊严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马燕子最后自杀了。她是她的母亲最后的寄托和脆弱的希望，却在走进社会生活的一刹那，泡沫一样破灭了。这个稚嫩的孩子怀着满腹的不解和莫名的怨愁，走上一条不归路。无法消化的生活硬度压垮了一个生命和她所在的家庭。

　　作者对小说后半部分重点“反映”的马家一家人的生活进行了有选择、有侧重的叙述：马师傅是略显木讷的厚道之爱、马嫂是愚顽而执着的儿女之爱、马燕子是不管不顾的偏执之爱。这个叙述的焦点就是“爱”。因为，作者觉得，这是家庭之所以成为家庭的基础。如以前的论者所言，现代中国的家庭叙事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回家”，二是“毁家”。后者在晚近的文学时期占据越来越大的篇幅，可见家庭毁灭这样的议题所引起的叙事兴趣正日益强烈。《战争中走来的石油人》之所以超过了一般的业余创作水平，也在于作者对这一问题付出了思考和应对。原本，作者的思考显然具有宏大叙事的部分特征，但在进行的中间，主体释放的大地情怀介入进来，使叙述面貌悄悄发生改变。他的伦理叙事不仅仅只是家国、天下的副产品，而变成后者的推动力量。观察到马师傅这一家庭走向崩溃的角色，则是小说主人公朱大忠。朱大忠是作为一个领导和兄弟出现在这一伦理叙述的中心，他始终在竭尽所能地照顾着、粘合着这个脆弱的家庭组织，但是车祸、疾病、贫穷、就业等一系列难题都在不断削平人们生活下去的希望。马师傅、马嫂、朱大忠，他们在生活面前都是极其忍耐的，虽然或多或少沾染过一点生活的污泥，但他们的心灵最终实现了自我净化，持守了安然。他们是大地的顺应者。马燕子这一代年轻人却是大地的反抗者。他们无法掌握大地一样密不透风的忍耐，更无法接受大地之上不时冒出的厄运和摧残，任何压向生命的风吹雨打都是该受诅咒的恶。这一代人是大地秩序的反抗者。他们现在选择的反抗道路就是自杀，以此维护自己那点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显得可怜的尊严。远离善的坚忍以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黑暗中心，接受了黑暗的吞噬。他们有了一颗理解自由的灵魂。但是，他们的这种理解有时又多么草率和粗蛮啊。在故事叙述的背后，我们仿佛能够听见作者深深的叹息。这是一种同情，一种感喟，也是一声尖利的呼叫，一种无法名状的震惊和悲哀。这叙述中隐含的情调，仿佛是来自大地本身的烟岚在寒风中身不由己地吞吐，栗惧不已地摇摆。

　　显然，在作者看来，大地提供的伦理秩序不只是一种温情，也包含着一种由来已久的残酷。在小说的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作者隐含较深的用意。这是一个蛛网状的辐射式结构。居于叙述中心的朱大忠，走的是一条直线，在这条线上，作者有时推动主人公前进，有时也让他回望自己的过去。从这条直线的中心开始，围绕着朱大忠，出现了事业、爱情、生命、家庭等四条副线，互相交织着，把众多事件、人物纳入其中。朱大忠从基层的修井工人开始奋斗，在延河油田经历了单位变更、发展壮大、金融危机、改组重建、再建新功等一系列重大变故，朱大忠的生活自然是顺利的时候居多，但他周围的生活侧面可就不那么流畅了。先是向陆军、刘大勇、睦世奎几位战友加同事的牺牲，后有赵新中与夏雨轩的曲折恋爱、婚姻经历，最后还有大龄剩女夏萍萍出嫁远方的协奏曲，中间插入了这个石油单位经历的金融危机冲击，更多的人下岗、待业，更多的不满、骚动在酝酿着。在这个交响曲般迟疑不决然而别无退路的行进过程中，作为一个部门领导，朱大忠担负起了许多令人感到痛苦的工作，演绎出一个背对观众的指挥家形象。在一个特定地域，一个特定部门中，化解金融危机、改组重建这样重大难关的英雄人物，无疑就是这些默默工作的无名氏。作者对他们投入了最多的关心，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在最为严重的风暴袭来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用各种各样的实际行动、用各种各样的牺牲方式，理解人、同情人、爱护人、救助人。作者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一场新的战争。如果说这部小说还有它的叙事力量的话，那它的力量恰恰在于这种看似过时的价值选择。在最为琐屑的日常碎片上，集中了、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躁动和亢奋。现代中国的家庭生活，并非是单向度疾疫的产物，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人性纠结。

　　脆弱的人，不幸的人，经由那些日常碎片组织起来和放弃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粘稠湿润的伦理氛围中。他们呼吸着这样的空气，自然也就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甚至是无法改变的先验魔咒。在这部小说的细部，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情绪。这是一群渴望挣脱什么东西的人。但最后，他们在那个更加强大的大地式命运面前都归于顺服。接受那种看起来带着点残酷意味的安排的人，并在这一安排下不断奋斗的人，都得到了一生的幸福。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全视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展现了什么样的忍耐力。这是一群实现了模糊憧憬的伦理生命。在作者笔下，他们有一种奇特的内心力量，那或许就是“善”的力量，它帮助他们消化了许许多多钢铁一般坚硬的生活死结。也就是说，这种叙述结构给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向，一种新的阐释生活的策略。这种辐射式结构的实质功能是有利于作者完成一种叙述置换，从家国天下这样过于庞大的宏伟议题走向伦理叙事这个更加可靠的艺术位置。对大善大爱的呼唤，是建立这个叙事网络的枢纽所在。

　　但是，不得不说到，在这一结构形式下，作者把人的主题简化为一个通俗的公式：人的幸福，就是一个好单位、一个好家庭、一个好领导的相加。这是一种市民式的生存哲学。在小说中，我们惊讶地看到，农民出身的石油工人，最后必然要倾向于靠拢这种实用哲学。由朱大忠加以实践并取得成功的生活道路，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典范。埋头苦干，抬头看路。这就是这种个人奋斗哲学的精华所在。朱大忠都做到了，于是也就成功了，获得了充分的幸福。在这里，结构化的情节既加强了这一认知的说服力，同时也不免带来一些缺憾。在小说中，我们老是感觉到叙述出来的内容中，有一部分生活是枯燥、寡趣的，缺乏更多的韵味，似乎是生活本身在卷带着各种泥浆和枝叶轰隆而去。情节经过的地方，是平旷的原野，是懒散的尾音，柔弱、易碎、虚空。朱大忠这个颇具大地情怀的人物，有时让人感到虚假，不够亲近。甚至他救贫助苦的一些善举，有时也叫人感到生硬，带着点官样气息，似乎是在完成什么政治过场一般。我在这里不是要指责作者没有写好这个人物，而是表达一种艺术上更加精进的期待。这个人物完全可以写得更好的，更真实，更感人，更震撼。这个人物正如作者所言，是一个让人感动的人，是“那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想把他写下来，以表达我对他们深深的挚爱。”在我看来，人物呈现出的这种表面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这其实是在艺术上缺乏足够锤炼而导致的结果，以至于生活和艺术过于粘滞，丧失了进一步提炼的空间。

　　附带说一点，倘若没有一种锐利果敢的反思精神，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灵魂生活，小说艺术中任何虚构人物的流于表面的幸福感觉，其实也是人类整体走向颓靡的开始。我相信，这正是作者一直关心并试图加以解决的艺术难题。

　　关于小说艺术，人们已经谈得太多了。前一段，我和西安的先锋诗人、新锐散文家黄海，以及本书的作者高金刚等几位聚在一起，又提及到这个问题。对当前中国的文学状况，大家的意见似乎都很尖锐，对小说创作尤其不满。

　　我的看法是，当下小说的垃圾化生产速度和它隐瞒真相的御用姿态，这是最叫人痛恨的一个地方。垃圾话生产的诱因是市场冲动。我们的小说家们在全力追逐市场，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这中间，市场似乎并不待见。要说有什么惊人之作产生了，可能也是事实，但基本上被它们的同类产品湮没无闻。除了充当社会学家和新闻部门的情报参考、不称职的助手，我们的小说似乎再也没有更大价值了。这是市场化一涌而来时导致的盲目性。

　　小说是永远干不过电影院、报刊亭、公交车的，小说也永远干不过生活本身。它是一个守候在虚构角落的角色。一个阴影中的人物。但是，小说自有它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它虚构出来的真实。小说拥有的真实能把生活本身远远地甩在后面几个世纪。过去的生活早已死掉了，但是我们感觉它伸手可触，侧耳可闻。为什么？因为过去产生的小说给后来这个世界保存了一种可加玩味的真实，一种语言意义上的真实。小说造就的真实，完全可以达到人类智力、感受力能够综合实现的再造世界的最高真实。但小说的真实又不是指它追踪到的新闻价值。

　　对中国“小说”，你可以回溯一下，它是“讲给小孩子听的一段瞎话”，或者“讲给小人物听的一种说法。”在民间，它有它的“假话”传统。在一个机密封锁的传统内部，它又有自己的传统。这个中国小说得以延续下来的口述传统，就是“假言”传统。正史渴望收编的传统，力图消弭的传统，就是这个。这是小说在中国生长壮大的一种根本性的基础。但是，近现代以后的地球村西学东渐，在“假言”中运行已久的中国小说随着这股“现代化”潮流慢慢演变为一种导向幻想世界的力量。现在，它的生存空间也就在这里。要不然，你要小说做什么？成色十足的生活已经够烦人了，还读什么小说呢？写实的小说已经证明都失败了，那原因就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比小说更像小说的现实生活里。

　　小说的存在价值，在当下可能比在以前表露得更加明显，这就是它的反新闻性。它从一个现实事件死亡的地方开始上路，提供一种重新塑造生活的可能性。这种令人鼓舞的探险，是与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逆向前进的。这种探险无形中带上了自说自话的讽刺意味。小说的谎话传统、“假言”传统，使它能够和现代生活实现充分而自由的对接。它能够逆向生长的机制和依据就在于：它是穿着雪白衬衣的现代生活脊背上的牛虻。它用活泼率真的虚构行为刺痛现代人虚假、悖妄的错乱意志。由此，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反派，小说再次获得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存在必要。

　　小说的真实，首先在于它虚构了一个别处的世界。

　　小说的真实，还在于它的讽刺效应。这种在艺术中才能实现的效果，甚至不是我们当下能够看清的。

　　我想，小说在这个世界的召唤力量，就源自这种讽刺性的逆向生长的真实。“小说”得到目前这一命名的本意，就寄托在它的这种传统力量上。

　　这样，“小说”的写作与现代人的整体灵魂世界相关。它不动声色地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令人开眼。它可以是极其庸俗的，也可以是极其高雅的；它可以极端巧妙，也可以极端笨拙；它可能被搞学问的人叫作类型小说，也可能被视为天才作者一时心动的呓语。“打开眼界”，这就是小说写作的内在伦理。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这种写作伦理一度被误解为“启蒙”——英文：用（语言的）闪电照亮黑暗中的心灵——现在，该是它复归原位的时候了。

　　我想，小说还是要回到洞察灵魂的真实中。最起码，它也要让人看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感觉，高金刚已经这么做了。或许做得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毕竟走在他想要的那个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