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　岗

　　云岗 本名唐云岗，男，六十年代生人，1986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数十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永远的家事》，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即将出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想把自己的思念和痛苦的回忆化作手中的笔，流淌在洁白的纸上。可每每提起笔来，我的头绪都纷繁如云，不知从何入手，可谓每每提笔，每每搁笔，剪不断，理还乱啊！

　　父亲三周年纪念日过后，疲劳不堪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不知怎么着，总感觉家里空落落的。是喧嚣过后趋于阒寂的院落？是帮忙的乡亲们回家后感觉上的静寂？抑或父亲的在天之灵在默默地注视着我……我百思而不能解。倏然，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家中撤去的父亲灵堂在我痛苦的心灵中造成了一个诺大的空白！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父亲走了，就这样走了，就这样永远地走了，一个活生生的父亲，一个勤劳到劳苦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的只是思念和回忆。

　　按照家乡的风俗，老人去世后前三年，每年的生日、逝世日都要给老人“烧纸”，以表达哀思和思念。父亲去世时仅六十三岁，可以说生前我们没有给他老人家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给自己过生日，而且还极力反对。父亲去世后，为了弥补父亲生前的缺憾，每年父亲的生日、逝世日，不管工作多忙，我都要赶回家，在父亲的坟头烧上几张纸，再给他老人家点上一支香烟，以慰藉他那在天之灵。可现在父亲逝世三周年已经过了，今后就连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了，这怎能不让我痛断肝肠啊！我在心中默默地发誓，不管多么忙，多么难，我一定把手中的笔化作思念的源泉，将父亲勤劳而劳苦的一生写下来，让他的精神永远激励自己和家中的子孙！

　　父亲三周年纪念日，村里一个老师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这样写的：

　　劳苦足迹留梓里精神不灭

　　可以说这句话浓缩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十四岁就失去了母爱。据父亲说,当时他正上四年级，但由于家里缺衣少穿，他的学校生涯几乎是时断时续。那一天，村里一个老人下葬，中午为了混一顿饭吃，祖母便要他辍学去卷墓。十四岁的父亲当时很不情愿，但却拗不过母亲可怜兮兮的眼神。于是尚处于少年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掮着锨和一群大人在唢呐声中来到荒郊野外，用一锨锨黄土把那位过世的老人埋葬在馒头似的坟墓中。但当父亲筋疲力尽地回到村里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却因为难产已经去世了。当时大叔父才八岁，小叔父仅三岁，姑姑已经出嫁，伯父在外工作，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因为健康原因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从此，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父亲稚嫩的肩膀上。那一年是一九五三年。

　　多少年过去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一九五三年的父亲——一个在现在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少年，是如何面对这个贫困家庭压给他的重担的。父亲去世后，常常回味他生前说过“只要把日子过上去”的话，我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父亲一生勤劳到劳苦的追求所在。

　　是啊，“只要把日子过上去”，一句丝毫没有豪言壮语和谆谆教导痕迹的话语，隐含了父亲对摆脱贫困的渴望和对人的尊严的追求，也使父亲从此走上了勤劳到劳苦的不归路。

　　据村里老人讲，十四岁的父亲从此后成了一个好劳力，跟场（当麦客）、驮炭、弹棉花……什么活能挣钱、什么活能换来粮食就干什么，从不挑剔，当然也没有权利挑剔。

　　父亲十四岁时的一个夏收，村里一个大人带着他和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到一个叫白马峪的村子去跟场。这个村子在山下，但地多且庄稼比我们那里长得好，因此，这里人的日子还过的去，农忙季节一些大户尚能雇起短工。那一天，父亲他们三个人各占了一块很吊（长）的麦田，顶着炎炎的烈日不要命地割起来。十四岁的父亲毫不示弱，虽然人小个矮钻在麦垅里几乎看不见身影，但他像一个大人似的沉着干练，又夹杂着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虎生气，愣是把一绺绺的麦子放倒在麦田里。烈日无情地炙烤着他，头上的汗水瓢泼似的淌下来，流进眼里蜇疼蜇疼，麦镰动处扬起的灰尘也扑面而来，用手一摸汗，父亲似乎被化妆成了戏剧里的大花脸。蹲在麦田里时间长了腰酸腿疼，但父亲没有歇息的意思，竟然双膝跪着往前割，尖硬的麦茬刺扎着父亲尚没有发育完全的双腿，但父亲似乎已经失去了感觉，只是下意识地往前赶，往前赶……

　　父亲三个人不要命似的干活，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兴高采烈，仿佛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秦腔戏。其中一老者感叹地说：“哎！真像《苟家滩》里的场面，那两个娃真像《苟家滩》里战王彦章的几个娃娃！”

　　晚上一收工，主人丈量了收割后的麦田，令他难以相信的是，十四岁的父亲一天竟然割了二亩八分地的麦子，尽管那时候割一亩麦子才挣七毛钱。

　　吃过晚饭后，筋疲力尽的父亲倒头便睡死过去。但睡到半夜，睡梦中的父亲忽然从炕上一骨碌翻起来，急急忙忙跳下炕，大喊了一声：“我在哪里割（读po）？我在哪里割麦？”

　　写到这里，我不觉潸然泪下。

　　后来，又经历了入社、大锅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十八岁那年，父亲虽然还担任过一段生产队队长，但勤劳的父亲由于家庭拖累大加之天灾人祸，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勤劳的李顺大是因为政治原因盖不起房，而造屋对父亲来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由于没有母亲照管，父亲几乎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村里老人常常告诉我：“说起来你不信，你大那时候穿的鞋常常没有鞋帮！”我真的不信，可父亲却轻描淡写地说：“没错，是真的。”而且信奉、实践着“只要把日子过上去”的父亲，过了二十岁竟然没有人说亲，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而我的爷爷却实在无能为力。后来，我的本家八爷看不下去了，他说：“不不不能眼看着把把把一个过过过日子的娃毁毁毁了！”说过这话后，八爷便东奔西走，前后张罗，这样，同样家庭贫困的母亲就和父亲走到了一起。后来母亲常说：我家里穷，没想到这里比我家里还穷！但不管怎样，父亲“过日子”的人生路途上终于有了母亲的相伴。

　　听村里老人说，我们家乡虽然地平，但人均耕地少，加之那几年没有化肥、农药、水利设施，全村人每年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市场上的粮食以及粮食加工品自然贵得要命，一个烧饼（我们那里叫烙馍）要卖一块钱。而那时候能挣钱的门路却少得可怜，由于离煤矿不十分远，驮炭、拉炭便成了村里恓惶人的主要营生。那时候，每天天不明，村里便人喊驴（抑或马）叫，一片忙乱，待村里的壮劳力厮跟着出了村方恢复宁静。驮炭、拉炭的地方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白堤、黄炭梁，卖炭的地方在三十公里以外的富平美原一带。驮炭时，驴驮一百三十斤，人背六十斤，前后两天行程达一百里，仅挣五块钱左右。后来入了社，没有牲口驮但却有了架子车，拉的煤多了自然挣的钱能多一点，但人受的苦却是难以想像的。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和父亲厮跟着村里人到黄炭梁拉过一次炭，真正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拉炭人的劳苦。煤矿一般在山沟里，通往煤矿的路自然弯弯曲曲，坎坷不平。拉上炭返回时，拉炭的人几乎没有抬头走过路。特别是上坡时，身后装满煤的架子车仿佛大山一样的沉，逼迫得拉炭人低着头，弯着腰，蹬着腿一步一步地往上挪。头上的汗珠吧哒吧哒地滴在地上，似乎能将地上的尘土砸起。尽管气喘如牛，但胸闷的几乎使人窒息，腿上的血管一根一根地暴起，蚯蚓似的让人恶心、恐怖。终于到了坡顶，拉炭人的气力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于是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喘平息后，便掏出自带的馒头，狼吞虎咽地啃起来。爬了几道坡后，我有点受不了这个苦了，可父亲却说：现在比过去强多了，起码能瞎（读ha）好吃饱饭。过去是饿着肚子下这样苦的。

　　父亲受的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婚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九六一年，为了养家糊口，父亲除了在生产队干活外，只能靠拉炭、拉瓮盖换粮、挣钱度日（那时候已经人民公社化，已没有跟场一类的活干）。他的架子车是借钱买的，破得不能再破，好几次走到半路轮胎爆了，他只好扒掉外胎，艰难地拽（读ye）拽（读zhuai）着架子车往前迈，而且十有八九饿着肚子。有一天，天已经黑透了，父亲拉炭还没有回来。母亲把家里仅剩的面和好，一半放起来准备父亲第二天卖炭走的时候吃，另一半擀好、切好后，放在案上等父亲晚上回来后吃。可左等右等，父亲就是不回来。惶惶不安的母亲坐卧不宁，几次跑到村口去翘望，可就是不见父亲的踪影。待母亲回到家时，忽然发现案上的面条不见了。母亲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她有点惶惑，下意识地怀疑合住在一个院子的其他人偷走了面条。但她没有声张，而是不屈不挠地在厨房里寻找丢失的面条。终于，母亲在水缸后的一个洞口发现了两条面条。她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老鼠偷走了她从来舍不得吃的面条。母亲再也忍不住了，竟呜呜地哭了起来。父亲回来后，母亲只能把剩下的面让他吃了。第二天，父亲只好饿着肚子拉着炭车出发了。后来母亲常常说，那时候不知啥原因，你大就是能吃，两老碗面原指望剩点第二天他走的时候吃，可他就是一口气把两老碗面吃完了，还喝了一盆面汤！

　　大叔父曾经告诉我，父亲拉炭换粮时曾经要过饭。

　　那是一九六二年初冬的一天，父亲和叔父去给山里的一户人家拉炭。早晨出发时，母亲给他弟兄俩做了一顿苞谷面面条，又把家里剩余的几个苞谷面馍给他们装在提兜里。拉上炭准备上山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弟兄俩在山脚下一口气把自带的干粮吃完后，父亲在前拉着，叔父在后推着炭车艰难地向山上爬去。据叔父说，上山时说是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其实几乎是两个人抬着架子车往上走。这样两个人挪挪停停，停停挪挪，两个小时后才上到半山腰。半山腰住了几户人家，气喘如牛的父亲对叔父说：你究竟是个娃，人家会可怜你，你到村里给咱要两个馍去，顺便再雇头牛，这坡太陡了。叔父毕竟是个初中毕业生，脸皮薄不愿去，父亲只好自己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和一个牵着牛的人回来了，手里果真拿着两个苞谷面馍。弟兄俩各吃了一个馍，便套上牛，拉着炭车继续向山上爬去。晚上，卸完煤后，主人家给他们做了一顿苞谷面剁剁（现在人称驴蹄子）。叔父说：“我一口气吃了三老碗，你猜你大吃了多少？”我自然不知道。叔父说：“四老碗！你看把人饿成啥哩！”父亲吃完四老碗苞谷面剁剁后，吃着旱烟的主人礼节性地问道：“吃饱了吧？”不想父亲竟不好意思地说：“还有的话再盛点。”主人只好向站在一旁的婆娘说：“再给盛去。”主人的婆娘狠狠斜了男人一眼，嘟嘟囔囔地说：“你不知道还有没有？”父亲只好说：“不要了，不要了，给我盛碗面汤就行。”

　　一看父亲拉的煤好，主人的一个本家也要求给他家拉一车。父亲和叔父晚上在主人家住了一宿后，把换好的粮食继续放在主人家便出发了。按照常规，炭没有拉回来前，买炭的人不会给拉炭的管饭，前一个买炭的人自然也不会给他们管饭。弟兄俩只好喝了点水出了门。出村后，父亲对叔父说：“不吃点东西不行，你去村里要几个馍吧。”叔父自然又不肯去，父亲只好自己去。这一次父亲要了三个苞谷面馍。拉上炭后，父亲身上仅剩三块钱。他用这些钱买了三个烙馍，弟兄俩分着吃了。到了山底，父亲和叔父又累又饿，看着山路都发愁。山脚下虽然有牵马拉车的人，但拉上山要一块八毛钱，已经身无分文的父亲自然不敢奢想。没办法，他只好从地上捡了两块砖头放在车上，先和叔父把车上装满煤的口袋往山上抬上一段，再回来拉着架子车往山上走一段，用砖头垫在车轮胎后面后，再把煤口袋往上抬一段，再拉着架子车往上走一段……期间，老天又下了一场雨，两个人被浇得湿透，但弟兄俩仍不屈不挠地把炭车往山上挪。从山下往上走时，太阳正走到头顶上方，等把炭车拉上山顶时，天已经黑严了，五里长的山路，又饥又累的弟兄俩拉着架子车整整走了七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盼到了第二年夏收，父亲由于在外卖炭、卖瓮盖耽误了在生产队干活，挣的工分换不来应分的口粮，眼巴巴瞅着要分到手的口粮，被当时的队长毫不留情地扣压了，母亲生我时只好吃糜子做的馍。后来，由于还不了借别人的钱，父亲的破架子车也被债主拉走了。没有了“只要把日子过上去”的工具，父亲只能在生产队干活度日了。但父亲是一个勤劳而又肯吃苦的庄稼人，在生产队里自然是一个行家里手。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无论父亲如何勤劳，如何吃苦，“日子”却难以过上去。

　　到了一九六五年，生产队为了发展副业，办了一个豆腐坊。可豆腐坊开业了好几天，做的豆腐却怎么也卖不出去。据村里老人说：“那几天可把豆腐咥美哩！”但开办豆腐坊把做的豆腐分给社员绝不是队里的本意。这下可急坏了队长，他连忙召开了紧急队委会，研究豆腐的销售问题。队委会把队里每个社员的特点都进行了分析，最后把目光锁定在我的父亲身上。这样，父亲就挑着队里交给的“重担”——豆腐担子，开始了一生中通过卖豆腐把“日子”过上去的历程，而且以后也实实在在通过卖豆腐把“日子”过了上去。

　　说来也怪，第一天父亲就把挑出去的豆腐全部卖完了。有卖了钱的，有换了黄豆的，当然也有欠账的。全村人充满了疑惑，后来有人说：“卖不出去硬往人家案上放，能卖不了？”但据父亲后来说，卖豆腐其实并不难，一是不能因为脸皮薄怕吆喝，二是要能下下（读ha）苦，多跑些村子，三是不能认死理，要灵活。但不管怎样，父亲救活了豆腐坊，村里除少数因为白吃不上豆腐的人有怨言外，多数人都很支持父亲卖豆腐。从此后，父亲卖豆腐的吆喝声遍布乡里，而且吆喝的半径也越来越大。

　　有一天，父亲卖豆腐回来经过一个菜园，想要点水喝，不想看菜园的人却问他：“不想贩点菜吗？”父亲的心思动了一下。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斗胆拿卖豆腐的钱贩了一担子韭菜，沿村叫卖。晚上回来后，父亲按规定向队里交完帐后，足足挣了两块钱。父亲高兴不已，仿佛不经意间捡了一个大元宝。从此后，父亲卖豆腐的情绪异常高涨，常常早出晚归，而且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据父亲说，那期间他除卖豆腐外，什么都贩过，韭菜、茄子、辣子、黄瓜、萝卜、大蒜、香瓜、西瓜、花杏、柿子、挂面……什么下来贩什么，什么挣钱贩什么。那年月以至以后很长时间，“贩子”是被人瞧不起的，但父亲就是这样顶着巨大的压力，以常人难以想像的辛苦而乐此不彼。按他的话说：“咱既没有亏生产队，而且又给自家挣了钱，只是多下了点苦，有啥丢人的。谁叫咱家穷呢！”第一年卖豆腐下来，父亲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据说没有闸），这样父亲卖豆腐，做生意时，既节省了力气，又加快了挣钱的速度，但父亲跑的路却越来越多。第二年下来，父亲率先在村里买了台缝纫机，而且年幼的我有时还能吃上父亲从街上食堂买的白馍，尽管那时候一个白馍才五分钱，二两粮票。这下村里一些有“红眼病”的人坐不住了，他们多次向队长告状，说：“你让他卖豆腐，都不看看他贪污了多少？”其实有“红眼病”的人也知道，父亲并没有贪污，父亲只是多跑了点路，通过打时间差给自己挣了点钱。可在那个贫穷而又讲究平均的年代，如何强求别人视而不见他既挣了工分又挣了钱的行为呢？这样，父亲卖豆腐的差事就被撤了，时间不长，生产队的豆腐坊也关闭了。

　　豆腐虽然卖不成了，但父亲并没有放弃做生意。农闲季节他总会骑上自行车或拉着架子车，贩卖辣椒、瓜果、煤炭、旱烟……虽然能挣一点零花钱，但父亲受的苦我永远也忘不了。

　　三原县离我们那里二百多里地，但父亲卖的干辣椒却是从三原贩的。那时候，父亲大半夜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当天半夜又带着两老笼干辣椒回来了。当时我无法体会父亲一路上的艰辛，后来我坐车走过这一路，说实话，我几乎难以想像父亲在一天多的时间内是如何骑着自行车来到三原，又带着两老笼辣椒回到家的。铜川离我们家八十多公里路，从大孔经过高阳、高楼河、广阳、鸭口、徐家沟、金华山、王石凹，一路上山下沟，能骑自行车的路不多，但父亲常骑（其实基本是推）着自行车到铜川一带卖软枣，要知道软枣要比干辣椒重得多，但父亲却说：“没（读mo）事，比过去轻省多了。”有一年过年前，父亲又去铜川一带卖软枣了。他走后下了一场雪。快过年了，父亲没有回来。除夕晚上我们等了一夜，父亲还没有回来；大年初一，母亲把饺子包好后说：“等你大回来后再下锅。”可到了中午十二点，父亲仍然没有回来；下午五点多钟，正当全家人焦虑万分，不知所措的时候，却见父亲挽着裤腿，推着泥泞不堪的自行车回来了。回到家后，疲劳不堪的父亲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下了点雪，路太滑，回来晚了，害的娃们过年都没有新帽子戴。”说着掏出在铜川买的帽子，一一给我们弟兄三个戴上。可以说，那一年过年是我过的最没有年的气氛的年，也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年！我分配到铜川工作后，父亲来看我时喜欢在铜川的街上溜达，回来后他告诉我说：“过去我就在青年路一带卖软枣，可这么多年了，咋就没有多少变化！”父亲去世后，市政府启动了青年路棚户区改造工程，并顺利完工，现在我唯一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父亲，你知道吗？青年路变了，一辈子和你一样的人也终于住上了高楼大厦！

　　做生意虽然能养家糊口，但也有赔本的时候，而且在那个年月还要冒着被生产队批斗、被“市管会”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没收货物的危险。有一年，父亲从三原贩回辣椒后，为了多挣点钱，他和母亲晚上打着喷嚏、流着眼泪，用脚蹬着碾子把辣椒碾成面，然后和我的大弟弟到罕井集市上去卖。为了躲过“市管会”的检查，他带着一部分辣椒面在街上卖，另一部分辣椒面让大弟弟在不远的地方看着。尚没有卖出几斤，三个“市管会”的人就过来了，其中一个用脚踢了踢父亲装辣椒面的口袋，说：“哪里来的？”父亲说：“自家自留地产的。”“市管会”的人不相信地说：“哄谁呢，自留地能产这么多？我看你是投机倒把分子。”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句什么，“市管会”的人的嗓门立即大了起来，立时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坐在一旁的大弟弟一看“市管会”的人在训斥父亲，八岁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来的劲，竟拖着几十斤的辣椒面口袋挤到了父亲跟前，并且当着“市管会”人的面叫了一声“大”。这下“市管会”的人更来劲了，说：“这些也是自留地产的？哄谁呢，一看你就像投机倒把分子，全部没收！”说着毫不客气地背走了父亲的全部辣椒面，同时还拿走了父亲做生意的秤。回家后母亲知道了原委，竟又“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完后自然美美打了大弟弟一顿。好长时间后，全家人只要一提起这事，就不约而同地埋怨大弟弟，大弟弟也多年在家里说不起话。多少年过去了，我常常想，假如“市管会”的人把没收的辣椒面交了公，那只能怨那个时代；但假如“市管会”的人把没收的辣椒面私自分了，那他们的良心肯定不会安宁的，因为那不是一般的辣椒面，而是我的父亲从三原往返四、五百里地把干辣椒带回来，晚上不睡觉又打着喷嚏、流着眼泪把辣椒碾成的辣椒面，那些辣椒面相当于父亲一年做生意的收入啊！他们吃掉的不是辣椒面，而是一个勤劳到劳苦的庄稼人的血汗啊！

　　这一年冬天，在杨凌工作的伯父叫父亲和叔父去打短工。当时我不知道杨陵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杨凌离我的家乡有多远。一九八二年高考我被录取到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第一次踏上了去杨凌的道路。当时的交通已比较方便，但大孔到蒲城县城还没有通班车。清晨起来吃过饭后，父亲背着铺盖卷，我提着提兜就出发了。我们先步行到高阳镇，然后坐班车到蒲城县城，再倒车到陈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西安，再倒火车到杨凌。到杨凌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但当时父亲去杨凌却没有坐车，而是骑着自行车去的，而且自行车后面还绑着架子车，仅用了两天时间。年前回来时，叔父实在不想再骑自行车了，就给自行车和架子车办了托运，自己坐火车回来了。可父亲为了省钱，仍然骑着自行车，拖着架子车往回赶，而且架子车上还装着在杨凌偷偷摸摸买的粮食。但父亲回来后却说：“回来的路上轻省多了！”其实我知道，回来的路上并不轻省，而是回家的情绪给了父亲常人难以想像的力量。

　　父亲弟兄俩在杨凌干什么，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据叔父说，他们在杨凌租了一间房子，由伯父找活，主要干一些搬运方面的杂活，不太累，就是被人看不起。一九八二年我以高分考上了大学，但第一志愿却填写了西农。当时很多人都感叹地说：“唉！把娃亏哩。”我的心情也不十分好。但父亲却说：“我看好着哩，当年我给西农灶上拉过粮，现在我娃到西农上大学，好着哩。”我是听了父亲的话，解除了心理疙瘩到西农上学的。到杨凌后，我才知道要进入西农的大门，须要爬上“五台山”，人走要登一百六十级台阶，行车沿着盘旋在台阶周围的公路要走五百多米。公路虽不十分陡，但拉着一架子车粮食爬上坡顶，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上大学时，每次登“五台山”台阶，我都会伫立在台阶上，向两旁的公路上了望，迷离中我仿佛总会看到公路上一个农民正低着头，躬着腰，蹬着腿，拉着一架子车货物艰难地向“五台山”上爬。幻影消失后，我的心中倏忽间对生活充满了无穷的信心。

　　一九七九年，好运降临到了父亲头上，他被大队任命为白灰厂的会计。在乡下人的心目中，会计也是个“官”。但父亲似乎不喜欢做这样的“官”，在临潼结账时他竟然帮销售员推销起了白灰。说来也怪，父亲干推销居然得心应手，短短一月时间就把大队白灰厂积压了一年的白灰卖完了。这样，父亲自然就成了销售员。那几年可以说是父亲人生最得意的几年，也是我们村里最热闹的几年。隔三岔五父亲就会带着一辆或几辆大汽车回到村里，然后装满白灰奔往临潼、西安一带。每次回来，父亲总会兴高采烈地说一些城里的事，带给我们诸多的憧憬。那几年，父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初中毕业后，父亲带我到临潼、西安“开眼界”，我才知道父亲在外面的生活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父亲在临潼租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居住，白天他马不停蹄地在外边奔跑，晚上回来用煤油炉子随便做一点饭吃。我去了后，为了让我体验一下城里人的生活，父亲带我到西安下了一次馆子。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钟楼附近一个小饭馆占了一张桌子，却发现饭桌上前面客人要的猪头肉还剩下半盘，于是父亲便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一看父亲吃，我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块，不想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父亲夺过我手里的筷子，摔在饭桌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同时把猪头肉盘子顺手交给了旁边的服务员。后来，父亲给我点了两个菜，还要了一碗散啤酒。这是我第一次在城里下馆子，也是我吃得最舒心而又莫名其妙的一顿饭。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对这一顿饭记忆犹新，当然我也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生产责任制以后，大队、小队的企业都倒闭了，白灰厂也不例外。但村里人干完农活后，却找不到其他挣钱的门路，于是父亲便联合了几户人，继续办起了白灰厂。但“合伙的生意难做”，不到两年，合办的白灰厂也解散了。这样，父亲就成了专业的推销员，按现在的行话说，就是“农民经纪人”，但在当时却受到了怀疑和非议。记得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村里一个干部看着我说：“公社已经摸了底，什么偷鸡摸狗、打砸抢、投机倒把都记录在案，不是不抓，是时候没到。”回家后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了父亲，可父亲却说：“不怕，咱一不偷，二不抢，凭自己的能力过日子，怕什么？”但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眼里闪现出不安的神色。但为了过“日子”，父亲依然出没于临潼、西安一带，而且我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竟在村里率先买回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按村里人的话说，父亲终于把“日子”过了上去。后来，乡里人到城里跑推销的突然多了起来，而且一些年轻人主意多，办法稠，父亲在城里似乎已无能为力了。于是在城里再也混不下去的父亲在西安康复路市场批发了两蛇皮袋子的服装、小百货，回到了村子。从此后，父亲又骑着自行车做起了生意，常常奔波于大孔、高阳、罕井甚至白水的林皋、大杨的集市上，虽然挣钱不多，但当时我上大学，二弟上高中，三弟上初中，全靠父亲做生意挣的钱上学。再后来，乡里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父亲做生意也越来越难。记得那一段日子，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动辄为一点小事发脾气，谁要是向他伸手要钱，他的脸色更不好看。有一天，父亲忽然买了一口大锅和打浆机、鼓风机，同时买回了四头猪、两头牛，并郑重其事地在家里的大门上写下了三个大字：豆腐坊。从此后，父亲卖豆腐的吆喝声伴随着他的脚步声又遍布乡里，而且我家的“日子”在父亲卖豆腐的吆喝声中也稳步上升，先后盖起了新房，又相继给我们弟兄三个成了家。

　　终于有一天，已年过半百的父亲说：“不知咋回事，我嘴里总是粘乎乎的，一晚上能喝一电壶水，尿半盆子，也不济事。而且饭量越来越大，可人却瘦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没有打过吊针的父亲会得病，而且得的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病。在我们眼里，下了一辈子苦的父亲是坚强的化身，勤劳的标志，病魔和父亲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记得有一年夏收，父亲给生产队里拉麦子，由于干活累了，晚上一回家便倒头就睡。可第二天起来后他却给母亲说：“我眼睛中好像有个啥东西，磨得很。”母亲连忙掰开他的眼睛一看，原来他的眼睛中粘了一条麦芒！当时我们对父亲的忍耐力惊叹地瞪大了眼睛。还有一次，父亲到黄龙挖黄芩，由于牙疼，回来后脸肿的老大，可父亲一句也没有哼，依然忙前忙后地干活。因此，这一次我们谁也没有把父亲的话当一回事。

　　一九九四年我分了新房后，母亲和三姨来看病。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父亲。我赶忙接过父亲手里提着的几斤豆腐，问：“你怎么在这里？”父亲说：“我不知道你分的房子在哪里，就蹲在院子等你下班。”我一看父亲又瘦了许多，但却没有想多少。回家后，父亲看了看我的房子，说：“就是小了点，不过好赖有了房，好！好！”晚上父亲随便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去了。父亲走后，母亲方恍然大悟，连连顿脚说：“你大肯定是来查病的，他看人多地方小，不好意思向你开口，就回去了。唉，你看你大这人！”

　　后来，终于查清了父亲的病情，原来他患的是糖尿病。这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糖尿病是“富贵病”啊，谁能想到下了一辈子苦，一辈子吃不饱、吃不够的父亲会患这样的病呢？可父亲却淡然处之，笑呵呵地说：“没事，有啥了不起的？再说咱家的日子还算过的去，娃娃们也争气，孙子们也聪明，我有啥放不下的。”而且他坚决不住院，只让医生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回家后，父亲没有停止过“日子”的步伐，仍然每天晚上泡好黄豆，第二天天不明就开始打浆，做豆腐，然后用自行车推着前一天做好的豆腐沿村叫卖，回来后又割草，喂牛喂猪，忙得不亦乐乎，直至他瘦得不能再瘦，实在无力再干活时，才把做豆腐的差事交给了三弟。但据母亲说，只要病情有所好转，父亲就会提着笼子去给牛割草，每次回来都要满满背一笼子草，谁说都不听。直到二○○二年冬季的一天，父亲再也不能过“日子”了。那一天，老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把大地装扮成一片银白。

　　父亲去世后，我痛悔万分。我深深地感到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对他的关心是那么的少，和他相处的日子是那样的短，和他交流的话题是那样的浅。每次跪在父亲的坟前，我似乎有千言万语想向父亲倾诉，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凭眼泪在心中默默地流淌，流淌……

　　此时此刻，我只想大声地喊一声：大，我想你！

　　父亲三周年纪念日，村里那位老师把父亲的生平用简短的语言写了下来，文中一些文字虽不十分妥帖，但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父亲的一生，现附录于后（文中原无标点，年龄亦用虚岁。）：

　　大德望唐公运才生命略序

　　唐公讳运才世居蒲城邑西北之大孔村七组生于一九三九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卒于二○○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四岁 公昆玉四人居次有兄收才有弟东才积才有姐牡丹 公出身贫寒行年十五永失母爱于大集体中出勤求生十九岁出任生产队长风华正茂热心公务为群众谋利益六十年代自然灾害遍布神州为求温饱公趁机贩卖煤炭瓮盖辣椒旱烟水果等等使合家维命度荒文革期间公居饲养室喂牲畜忙中奔波赶集卖软枣卖柿子卖各种水果从老庙菜园批发韭菜沿途串村叫卖以取薄利填补亏空继尔为集体走村串巷换卖豆腐于砖瓦窑挑水和泥做坯出任生产大队白灰厂会计后出外交涉搞营销责任制后搭伙建窑烧白灰兼销白灰水泥直至一九八五年以经销小百货为生跟会赶集颇受劳碌之后做豆腐为业发展养猪收益可观 公之一生赋性耿直创业有志立业有恒勤劳朴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治家有方广开财源目光敏锐善抓商机且能随机应变只要能盈利便立当其中吃苦耐劳历尽艰辛殚其精而竭其虑由是业绩不凡公注重亲情早丧母替父分忧为弟成婚立室了却心愿而无怨言实属难能可贵公无愧一生无悔一世其功苦永泽家室其恩典常励子孙。

　　责任编辑 姚逸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