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乡下，对于城里人的生活习俗并不知晓。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子搬来了一户下放居民，就住在我家隔壁。那个男的，叫赵寿山，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四个贴在外面的口袋非常明显。左胸的上边口袋里插着一枝很粗的黑色钢笔。他留着偏分头，农村人叫洋楼。他说话的口音很不好懂，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语调是南方人特有的。女的是个医生，名叫范云锦，补着两颗金牙，她长得瘦高瘦高的，使我想起沟里的楸树。他们夫妻两个有一位皮肤晰白的女儿，个子不高，眼睛很大很圆，叫赵耕馨。我看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却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姑娘。她喜欢农村的小鸟和河水。每天早上起来，端了脸盆和缸子，来到小河边。她洗脸、梳头，农村人感到很正常，但是，她刷牙，农村人就不理解。有个准备上地的婆婆走过来问她：“耕馨，你吃了什么脏东西，把毛刷子放在嘴里胡捅？”赵耕馨偏着头笑着说：“吃了好东西也要刷牙的。”“城里人毛病就是多，吃了咱农村的粮食也嫌脏。”婆婆怎么也想不通，她嘟囔着走了。
替赵家安顿好住处和盘好锅灶后，父亲让我把赵耕馨领到学校去插班。我们农村的孩子比较封建，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在一块走路，也不搭言。她不认识其他学生，去学校的时候，紧紧地跟着我，我怕其他同学笑话，就走得飞快，想和她拉开距离，她以为我要甩了她，追得更紧了。
我们学校生源少，没有费多大的周折，赵耕馨就插在了我们三年级。也许，老师是为了破除我们的封建观念，上体育课时，排两路队，一男一女，而且要求手拉手。同学们脸红红的，手虽然拉在一块，头却一个偏东，一个偏西，十分滑稽。我和赵耕馨被安排在一起站队，并且坐在一张课桌前。我们照例在桌子中间划了“三八线”，互不越界，互不侵犯，倒也相安无事。
她来到我们学校后，因为会说普通话，当了播音员，很受老师们的宠爱。她的穿着和农村孩子显然不同。特别是那条红丝巾非常惹眼，我也不知道是她母亲买的，还是父亲买的，她非常喜欢那条红丝巾，几乎春秋冬三季都围在脖子上。她喜欢在操场上奔跑，喜欢在田间的小道上和其他女同学赛跑，跑起来，那条丝巾，被风张扬着、飘舞着，像一团火焰，非常绚丽夺目。我不止一次的听见，我们农村的女同学在一块议论她的红丝巾，她们羡慕的神情溢于言表，她们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条象征城里女孩的红丝巾。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如愿以尝。农村很苦，农民很穷，父辈们实在拿不出来闲置的钱买可有可无的红丝巾，多少女孩子为此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还有的性格暴烈的女子为此绝食不吃饭，闹得家里人十分不愉快。很快，村里便传出了咒骂赵耕馨的闲话，说都是她惹的祸，脖子上缠个丝巾能顶吃还是能顶喝，下一辈子变成驴，不用说，从早到晚给你的脖子上套上拥脖。
赵耕馨的父亲是个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到我们村上来以后，除了劳动，就是爱看书。有一次，他借我家的破自行车去县城买书，走到红升村的土坡上，自行车的闸皮失灵。坡下走着两个农村老汉，一个戴一副圆坨眼镜，一个挑着一副笼子，两人正说着话。赵寿山骑着自行车大喊着身不由己地从坡上冲下来，把挑担子的老汉撞倒了。他赶紧把老汉拉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老汉瞪大眼睛看了看他，说：“没事，你走吧。”他看没有什么大碍，也就推着自行车继续赶路。挑担的老汉不懂他说话的意思，就询问戴眼镜的老汉。这个粗识字的农村先生故意挑逗他，就说那是骂人的话，下放干部文墨深，他把你骂极了。挑担的老汉一听，非常生气，你撞了我，怎么还骂我呢！他气冲冲地赶上前去，扳住自行车车头，狠狠地对赵寿山说：“我对不起你一家子！”晚上回到家里，他将这些不可思议的遭遇讲给我父亲听，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是，赵耕馨没有笑，她一个人坐在我家的门槛上，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和她父母吵了嘴。
我初中毕业后，就进城当了学徒。赵耕馨跟着她母亲在大队合作医疗室帮忙抓药。有一次，我回家休假，母亲对我说，耕馨她妈给她找了一个上门女婿，是大队贫协主任的三儿子。我感到很吃惊。贫协主任弟兄三个，他是老大，因为是长辈，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何，好多人叫他大何，他二弟叫何有财，三弟叫何三财。大何年轻时死了女人，有一个大女儿，是个疯子和哑巴，20多岁，时常脱衣服，被成天锁在土窑里，她心急难耐，抱住门窗摇晃着大喊大叫，总是没有字语，谁也听不懂。大何有三个儿子，都是光棍。老三叫何谦恭，和我是初小的同班同学，他长得人高马大，坐在教室的最后边，我们叫他“大炮”。他对读书不感兴趣，只爱赶马车、爱用鞭子训练骡马。后来就退学在家务农，没有你年，他把学到的课程全部忘光了成了准文盲。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赵耕馨生活在一起呢。那时候，赵家的人把世事看透了，以为他们也和老百姓一样要在农村永远生活下去，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他们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何谦恭呆头呆脑，出蛮力气，干农活，特别有劲。只是和赵耕馨怎么也不般配。但是，母亲说，人家的事情，谁也不要参言，闲事少管。
我下了夜班回家休假。那天下午，我去井台打水，赵耕馨在那里的石槽里洗衣服，她把红丝巾铺在水面上，石槽里的水变成了红色，经夕阳的照耀，红丝巾泛着点点亮光。她轻轻地撩拨着石槽里的水花，满脸的犹豫和苦闷。我喊她过来帮我搅动辘轳，她摔着手上的水珠走过来了。她就站在我的对面的井台上，手握住了光滑的辘轳把子，弯着腰和我配合着向上搅水。我忧郁了半天，嗫嚅着问她：“听说，听说你找对象了？”她望着我眼睛发红一言未发，竟然哭起来。我被吓坏了，什么也不敢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哭，要不，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我妈又要骂我。”她用手背在眼睛上擦了一下：“你想怎样就怎样，管他别人说什么。”我劝她不要哭，她的泪水还是从指缝里流了出来。她泪眼朦胧地望着我说：“我想出去当工人，听说陕棉九厂要招挡车工，我不知道我爸我妈让不让我去。”
我知道，她出去当工人是为了逃婚。我从内心来说是希望她走出这个给她压力和痛苦的小山村。可是，她母亲是个厉害的女人，曾经放出话来，谁要是搅了她女儿的婚事，她就叫谁给他们夫妻养老送终。我劝她回去找父亲说一说，年龄还小，婚姻可以缓后再说，不一定就要那么急。
后来，我就回城上班去了。赵耕馨终于没有扭过她的母亲，和何谦恭成了亲。就在那年冬天，从省里来了几个人，说是赵寿山被平了反，要把他们全家迁回省城去。到这时候，村里的人才知道赵耕馨她爸原来是省里的一个大官。他们全家到农村来时是3口人，能迁走的也只能是3口人。何谦恭是农村户口，怎么办？
赵耕馨跟着她的父母回省城去了，何谦恭又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生活，也没有办什么离婚手续。
半年后，县计委来了两个干部为县面粉厂招收工人，点名要何谦恭。大队干部起初不太同意，后来，看人家是“戴帽”招工，没有办法，也就开了介绍信。何谦恭胡里胡涂走进面粉厂当了工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扛起麻袋，把小麦倒进磨粉机的斗子里，简单重复，靠的还是力气。村里的人说，何谦恭是沾了他丈人的光，否则，当工人的美事怎么会轮上他呢。
赵耕馨回到西安继续复习功课，后来考上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她在上大学前，到县里来看过何谦恭，两个人静坐了半天，就分开了，据说赵耕馨是流着泪离开的，不知道为什么。半年后，厂里有了何谦恭的绯闻，说他和一个年轻女工有了私情，而且使女方怀了孕，何谦恭主动提出来要和赵耕馨离婚。手续是她母亲来到县上拿着省里的介绍给办的。
与赵耕馨离婚后，人们原以为何谦恭要和那个女工结婚的。不料想那个姑娘是军人的未婚妻，他们偷情的事情被人写信告知那个军官。他带着政治部的介绍来到县上，把何谦恭告到了政法组，何谦恭以破坏军婚罪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
何谦恭被判刑后，被押送到新宝砖瓦场劳改，后来就没有了他的消息，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邮电系统工作了14年，后来转到了行政上。我记得那是一个深秋季节，我被派到省委党校去进修。在西安小寨西路那个院子的4号楼前庭里，我意外地遇见了也来参加培训的赵耕馨，她现在已经是关中东府一个大县的女县长。她的头发被高高挽起，显得个子比原来高了一些。她脖子上那条高档的红丝巾交叉着放在衣领上，上面套着一件呢子大衣。她戴上了一副金丝眼镜，显得平生了几分文雅和秀气。我起初并没有认出她来，只顾走路。她喊着我的名字，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王兄，当了部长，不认老同学了。”我打量半天，才认出她来。我感觉她和从前不一样了，比以前成熟多了，温柔的微笑里带着几分疲惫，惊讶的呼喊中带着由衷的惊喜。她对提着她行李箱的司机说：“这是我的兄长和同学，我们全家下放农村时，就住在他家隔壁，他父亲是村干部，对我们给予了不少照顾。”那个年轻的司机朝我点了点头，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他先拿着钥匙，把县长的行李提到二楼的房间里去了。我俩来到院子的榕树下，各自找了一个石头坐下。她非常兴奋，笑着望着我，我又看见了那双大眼睛和那明亮的光泽。“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解开了大衣扣子，露出了那条火红的红丝巾，我非常惊讶：“你一直没有遗弃那条红丝巾？”她拢着额前的刘海，偏着头小声说：“你当年不是说红丝巾好看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把红丝巾末梢缠在指头上，语调缓慢地说：“红丝巾是我对生活的憧憬，是我的希望和旗帜，我看着它，就会想起小时候在乡下那些无比美好的时光，想起那些女孩子羡慕的目光，我要在别人的羡慕中张扬自己的风采和个性。你们以为我当了县长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其实不然。是班子结构的需要，也是我的运气。换届时，上级要求各个地市要有一个县的正职是女的，咱是沾了性别的光。你是知道的，我当再大的官，终归还是个女人嘛。”
我们正在说着话，那个司机从草坪那边的小路上跑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 精巧的红色手机，边走边喊：“赵县长，陈书记电话，他说有急事找你。”赵耕馨站起来顺着草坪中间的甬道，朝着东方小跑起来，红丝巾又在空中飘扬起来，像一面鲜艳的旗帜，那么夺目，那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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