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珊

　　近年来，城市的文坛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私人写作”、“美女作家”、“青春文学”诸类的标签，而陈奂生、高加林、国瑞这些名字似乎稍嫌寂寞了。当然，也有作家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农民工这一特殊族群，并且随着族群队伍的急剧扩大和社会问题的愈益尖锐，他们的创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向本贵的短篇小说《中秋》。

　　小说写了一个叫李中良的青年农民来到城市以拾垃圾为生，在帮助一对夫妇抬家具的过程中误拿了女主人的名牌登山鞋而受到这对夫妇和小区居民的辱骂甚至捆绑，为了报复再次来到这对夫妻居住的楼房却意外遇到入室行窃的盗贼从而见义勇为的故事。情节的主线很明晰，时间也浓缩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小说整体上一气呵成，并不设置什么阅读障碍，甚至可以说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如果说有什么波折，就是作者为了叙述的考虑卖了一个小小的关子，对于主人公李中良心里“堵血”的事情三番五次地提起却从不点破直到最后才把隐情托出。其实，这隐情并不隐。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的侮辱与损害早已是当代文学中屡见不鲜的话题。

　　关于农民进城的题材，在当代文学并不算长的谱系上我们可以不费力地举出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和路遥的《人生》。但放下八十年代的城市无法和今日同日而语不说，陈奂生、高加林去到的仅仅是个小县城，而今天的李中良们是真正介入到中国现代城市生活之中，并与城市里的人们发生切实的关系。他们以带有乡土印记的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向我们投来灼灼逼人不容回避的目光，既对当下自我封闭的城市经验的书写构成具有反观效果的补充，也在新的领域和视角下扩展了乡土文学的空间。

　　大致说来，当下以农民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有着如下几个倾向：一、主人公通常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穷苦、艰辛、卑微的生活处境构成这类作品的主要内容；二、农民工作为普通中国人中的特殊群体，其隐曲细微的情感生活在作品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贴；三、小说多从农民工的视角出发对城市生活重新打量，展示了被都市文学不屑或遗忘的另类生活空间。

　　以上这些共鸣在本篇小说里也有所体现：青年农民李中良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和手艺，只能靠拾垃圾挣钱送孩子读书，住的是废弃的烂尾楼，吃的是和着狗尾巴草煮的面条。不但如此，他在城里人的眼中没有起码的人格，被呼来使去不说，还因为一双鞋子被众人肆意侮辱，在街上随意被审判，甚至差点重演文革时才有的场面------被挂在树上示众。他可以说是底层中之底层，卑微者中之卑微者了。作者不仅写他的现实处境，还把他在环境刺激下异常敏感的神经写足了：他走路时避开人群，看到身边的人掩鼻而过心里就阵阵酸楚；他记仇，对受到的侮辱耿耿于怀，甚至预谋报复……

　　但李中良毕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家族的一员，他与其他的家族成员有着共通的命运与性格，他们老实本分、能吃苦、乐观、逆来顺受、善良得近乎窝囊、总能找到途径平衡侮辱、化解苦难。他们是有来历的，他们的身上重叠了从阿Q到陈奂生以来的中国农民的影子。只要看看他们忍受苦难的方式，他们性格中潜伏的自卑与自尊，或者看看他们天生熟稔的精神胜利法，谁能说李中良们与阿Q们、陈奂生们全无历史的血亲呢？

　　看看他是怎么在心里构想报复手段吧——

　　“干脆在那扇漂亮的防盗门上画一道痕吧，这容易得很，从地上拾一块石头在门上使劲一画就成了，只是他又替这对狗男女考虑了，明天早晨起来他们看见防盗门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道油漆剥落的痕迹，还不伤心死了，听说防盗门要千多块钱呢。那就在他们家门前洒泡尿吧，早晨打开门的时候，那个女人得把鼻子捂住，看你还臭美吧。”

　　这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使报复也不会走极端下毒手，只求在心里达到平衡就够了。但作者无意像鲁迅对阿Q、高晓声对陈奂生那样去写李中良，他似乎在刻意避免过去的农村题材中全知全觉的视角，以及在此视角下对人物居高临下的审判。他只是站在人物背后通过人物的眼睛展开对生活世界的描述，真实而贴心地把人物微妙的情感波澜、复杂的心理变化娓娓道来。这也是小说的最动人之处。李中良的妻子月美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出场，却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甚至是支配李中良由起初的报复心理瞬间转变为正义行为的最直接原因。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介入使农民李中良不再是被怜恤、批判的对象，而是跟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城市读者一样平凡普通的人。即使李中良在小说后半部分升格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社会道义的承担者，却没有因此被突兀地拔高披戴上道德的光环，反而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英雄行为的最初动机通常发自内心最平凡、最质朴的情感。

　　小说就这样通过展开一个农民最私我的情感世界大大地降低了启蒙传统以来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同时也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用来渲染英雄事迹的宏伟叙事。与此同时，叙述语言尽可能地朴素、明白，让你感到这不仅仅是作者努力追求的风格，更是作品所褒扬的农民工身上的情感品质。

　　像众多民工题材的作品一样，小说在描述农民工悲惨遭遇的同时也在用他们的眼睛打量我们的城市。虽然在本篇小说中可能由于短篇篇幅的限制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但已经足够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了。与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高加林（《人生》）、隋见素（《古船》）不一样，李中良这一族群看待城市的眼光既没有惊奇、兴奋、艳羡，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眼里的城市已经退掉了文明光鲜的外衣，赤裸裸地显露出内在的自私、冷漠、贫瘠。这样锐利的眼光并不是来自智慧和理性，而是基于他们发自本性的善良和实际生活中悲惨的遭遇。循着他们的眼睛一路看过来，城市生活中淡薄的人情、人心的势利、自我中心的优越感一一摆在读者面前。虽然小说对这些只是浮光掠影般地点到即止，但对于大多数拥有城市身份的读者来说却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一次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之旅，分享城市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人生经验意味着我们可能超越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换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自己。

　　小说最终以领导下访误会冰释的和谐局面收场，这似乎表明作者并不单单满足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捕捉，同时也热心地对农民工问题提出解决途径。小说末尾借高副市长的话高屋建瓴地肯定了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其概括无疑是贴合社会主流看法的，不管结论正确与否，这种上申下达的模式不免遮蔽了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使农民自己的声音稍稍发露就转瞬消失了。这也是我从个人阅读经验出发的一点点不满。但作品以短短的篇幅给了我阅读当下作品时少有的难忘的阅读体验，是我当诚挚感谢的。

　　责任编辑常智奇

　　作者：任珊（复旦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联系方式：上海市政立路683弄8号202，邮编：200433

　　电话：137954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