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斌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国际社会认知是“一带一路”发展所面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示范项目是国际社会认知“一带一路”时所关注的焦点。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成为其重要示范项目。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也表现出不断演变且多元化的重要特征。在中欧班列开行早期，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关注很少，主要是媒体报道偶有提及，但并没有进行系统跟踪。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欧班列当时开行量较小，二是因为中欧班列起初属于地方项目，其重要性不足，故难以受到广泛关注。随着中欧班列开行量大幅增长，所联通的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关注也相应提升。但真正使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认知发生重大转变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国际媒体和学界不仅对中欧班列的关注度陡然增加，而且关注重心也发生变化。因此，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标志，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新阶段的最大变化在于中欧班列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成为国际学界和媒体解读“一带一路”的重要案例和参照，中欧班列国际认知的内容也变得更加深入和复杂。

　　如果以行动主体为参照，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政府、研究人员和机构、媒体、公众等不同主体。其中，普通民众与中欧班列之间缺乏直接联系，中欧班列通常不在他们关注的议题范围之内，因此他们基本不会对中欧班列产生有影响力的看法；部分国家（通常是沿线国家）的中央、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会对中欧班列问题发表公开评论，这类评论总的来看一方面数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往往不会偏离该国官方立场太远；至于外国媒体、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等则因职业特性或研究旨趣等原因，成为长期关注中欧班列的主体，他们的诸多看法与沿线国家政府和官员等的表态一起构成了中欧班列国际认识的主体。简单地看，这类认知具有的最突出特点是多元性，或双重性；在部分观点强调中欧班列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对它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本文将从开行原因、运营质量、主要影响、发展前景等四方面来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对中欧班列的认知进行概括和评价，从而刻画中欧班列所面临国际舆论环境的基本轮廓，为理解和把握中欧班列发展问题提供支撑。

一、对班列开行原因的认识

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开行原因的分析主要包含经济和政治两种视角，具体则涉及中欧班列与地方发展、贸易促进、产业转移，“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战略等的关系。

　　首先，中欧班列开行的经济动因。强调经济动因的观点认为中欧班列开通和运行主要是为推动贸易和投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该类分析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是：中欧班列开通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商品运输条件，缩短了商品运输时间，提高了商品运输效率。因此，提升了贸易便利化程度；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不仅可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支撑，还有利于吸引外资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地区集聚，从而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1]这种认识通常基于一项客观现实，即开行中欧班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该种观点认为：远离沿海港口是中国内陆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通过开行中欧班列，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理禀赋给中国内陆地区带来的发展约束；也就是说，中欧班列是中国内陆省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尝试。还有分析将中欧班列开行与中国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认为开行中欧班列是新时期中国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形式。[2]国外学者和舆论在评价中欧班列开行的经济动因时所遵循的逻辑和思路在中国国内也属于常见观点。

　　其次，中欧班列开行的政治动因。从政治和国家政策视角切入分析开行原因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认知的重要变化。中国在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欧班列列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项目，中欧班列定位由地方项目上升为国家项目，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对中欧班列的关注程度空前提升，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从国家战略和政策角度来考察中欧班列。相关认知主要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欧班列开通的线路、开行的规模等出现大幅度增长的现实，以及从中国政府对中欧班列的支持措施等出发，强调中欧班列对中国国际战略、外交等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认为开行中欧班列是中国追求和实现特定国家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国外部分学者还从中国省、市层级政府开通和运营中欧班列的动力出发，强调地方竞争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与中国国内相比，国际社会更多强调政治因素在中欧班列开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少分析还把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等作为判断中国开行中欧班列具有政治意图的重要依据。[4]

二、对班列运营质量的评价

评价中欧班列运营质量是国外媒体和学者在讨论中欧班列时重点关注的议题。相关国际评价往往涉及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运输规模、运行成本等细节，但最终判断存在较大分歧。

　　首先，概括中欧班列的运行规模。班列开行数量和货运规模近年来呈现出的高速增长势头既是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关注度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国际社会评判中欧班列运营质量的重要内容。部分国外媒体和学者强调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认为规模迅速增长是班列发展态势良好的具体表现。[5]相关分析通常会在展示中欧班列规模增长的同时，突出中欧班列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和沿线国家城市连接起来，越来越多货物经中欧班列进行运输等事实，强调中欧班列与过去相比表现出的进步。但此种观点的反对者并不认可这种以数量为基础的运营质量判断，他们指出，中欧班列在开行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还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中欧班列运营质量并非如其开行规模所表现的那样“良好”；还有观点认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迅速增长并没有改变中欧班列“能力有限”的现实，[6]其货运规模在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货物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中欧班列开行量快速增长尚未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产生其所宣称的积极影响，不能据此判定其发展质量。

　　其次，计算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中欧班列运输成本是国内和国外媒体、学者评价中欧班列运营质量的基本依据之一，同时也是最受国外研究者和媒体关注的中欧班列议题之一。因此，围绕中欧班列运输成本产生的争议尤为激烈。相关争议不仅涉及中欧班列在运输成本方面是否有优势，还涉及与成本有关的运营模式问题。国际社会目前较为流行一派的观点认为成本低是中欧班列竞争优势之一，并据此解释中欧班列过去一段时期的快速成长；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欧班列成本虽比空运低但远高于海运，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基于中欧班列运输成本来认定其竞争力优势具有片面性。国际社会在围绕中欧班列成本问题的有关讨论中，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物流体系等角度开展的研究将中欧班列成本问题置于更宽泛的背景中展开分析，[7]形成了关于中欧班列运输成本的另一分析视角，即关注宏观层面的杠杆效益而非仅仅是中欧班列的市场运价。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运输成本认知截然相反主要是由于进行分析时所依托的成本结构不同所致。实际上，中欧班列存在两个运输成本：一个是平台公司向国内外承运商购买铁路运输服务所支付的成本；一个是平台公司向市场销售铁路运输服务所开列的价格。后者高于前者是班列按照市场规则运营的必然结果。但目前现实与此有很大出入。国际认知冲突就部分源于这种出入。如果分析依据是第一个成本，那么，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对中欧班列运营缺乏信心；如果分析的基础是第二个成本，那么，对中欧班列的认识就很可能倾向于认为中欧班列运营良好。由此可见，对运价选择的不同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运行合理性的判断存在巨大差别。中欧班列两个成本的缺口主要由运价补贴来弥补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相关讨论涉及中欧班列运价补贴的原因，合理性以及管理政策的调整方面。[8]

　　再次，分析中欧班列的运营问题。与国内类似，中欧班列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国际社会评价中欧班列运营质量的主要参照之一。简单地看，国际社会较为关注的中欧班列运营问题包括：以去程回程不平衡为代表的结构问题，以空箱为代表的货源问题，行业标准差异问题，基础设施限制问题，以及班列运输的环境影响问题等。其中，班列回程少和空箱实际上属于一个问题，它们都关注中欧班列在货源组织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面临的挑战,认为班列效益有待提升；[9]标准差异问题主要是指国际货约和国际货协运单的协调问题，以及中欧班列沿途经过标准轨和宽轨路段时要进行换装及由此导致的时间损失和效率折损；基础设施问题主要是指中欧班列沿途国家铁路、边境换装站和堆场等配套设施存在陈旧落后，以及不能满足班列规模迅速扩大的要求等问题；[10]中欧班列运营中的环境问题则主要从环境保护角度来分析班列的环境影响。[11]尽管有观点坚持“铁路运输比空运和海运对环境更加友好”[12]，但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欧班列所依托的铁路、场站等基础设施属于工程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要高于主要依托海洋天然航道的国际海运，还有研究通过比较中欧班列与海运运输一个集装箱所耗费的能量来衡量它们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大小，认为中欧班列的环境破坏性要高于海运，因为通过火车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运输一个集装箱约需30 000 千瓦时能量，而海运约需6 700 千瓦时能量。[13]

　　国际社会基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运输成本、运营问题等对中欧班列运营质量进行评价所得出的结论存在极大差异。一部分观点强调中欧班列所代表的铁路运输模式更新具有积极作用，认为它“是一条全新的、可靠的、高效的物流通道”[14]；但以成本收益核算为中心的评价则基于班列企业的成本利润、运输规模等因素得出完全相反的观点，甚至有论调称中欧班列除了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胎”外毫无是处。[15]总之，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运营质量的争论至少在短期内会持续下去。

三、对班列主要影响的总结

中欧班列开行所带来的影响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另一关键问题，分析主要集中在行业、地方、国家和国际四个层次。

　　首先，中欧班列在行业层次的作用。所谓行业层次的作用主要是指中欧班列在跨境物流运输行业的影响。中欧班列尽管在国际社会具有多重定位，但其影响不论延伸到哪个层次，物流运输职能都是它在其他层次发挥作用的基础。通常情况下，中欧班列在其他层次或领域影响的内容和程度取决于其在物流运输行业作用的大小。如果中欧班列在国际物流运输行业作用较小，那么，它在其他领域的实际影响也相对有限；如果中欧班列在国际物流运输行业不断扩大，那么，它在其他领域发挥更大影响也就具备了基本条件。脱离行业事实谈中欧班列作用不仅有牵强附会之嫌，而且非常容易产生误导、误解和曲解。在物流运输领域，中欧班列开通和运营首先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货物运输提供了新选择，并逐渐在海运、空运和公路运输之外形成了备选项。对此，国际社会已达成一定共识。但是，对于中欧班列作为物流运输新选择在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运输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特别是能否成为其他运输方式的替代选项，国际认知存在很大差异，乐观的看法认为中欧班列将改变中国进出口和货物的物流运输方式，[16]并“给空运和海运带来挑战”[17]；但有相当一部分观点坚持认为，中欧班列运力很低决定了它是中国与欧洲货物海运或空运的补充而非替代，[18]因此，它在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运输中无法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中欧班列在地方层次的作用。所谓地方层次的作用主要是指中欧班列开通和运行在国家内部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对班列始发站、终点站，以及过境枢纽的影响。由于中欧班列发展长期以来主要得益于中国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因此，关注中欧班列对始发站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影响就成为国际社会顺理成章的选择；至于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和主要过境枢纽，它们为班列开通提供了设施、政策等支持，当地相关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因此，评估对它们的影响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欧班列时关注的重点。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在地方层次的影响也有截然相反的认知。赞成者认为中欧班列给中国与沿线国家带来贸易增长、产业促进、物流升级、设施改善等多种积极影响。对中欧班列对境内地区的影响，代表性观点认为开通中欧班列促进了当地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还有分析强调中欧班列与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类似，主要目标是为长远发展提供平台而非关注短期经济收益，其重要价值在于给受制于地理位置的地区发展新产业，转变经济模式提供了机遇。[19]对中欧班列在境外地区的影响，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看法具有很大代表性，他们强调班列开行对当地的正面作用。例如，中欧班列最重要的境外枢纽之一德国杜伊斯堡，主要过境国如波兰等都强调班列开行对当地发展的积极影响；[20]反对者则强调中欧班列在运输成本、运力规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认为即便中欧班列能给地方经济、物流等带来一定影响，但也很难发挥巨大效力。较为谨慎的看法强调，“单个交通项目的价值取决于其他项目的同步实施。”[21]

　　再次，中欧班列在国家层次的作用。所谓国家层次的作用主要是指中欧班列开行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整体关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看，在国家关系层次评价中欧班列是对地方层次作用的综合与升级，因此，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在国家层次的作用同样有相互对立的两种认知。部分舆论强调中欧班列开通运营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中欧班列开启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的新时代。例如，中欧班列（义乌-伦敦）2017 年开行后，英国媒体就将其视为古丝绸之路复兴和中英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转折点。[22]希腊总理萨马拉斯认为比雷埃夫斯港是希中“务实合作的成功典范”；[23]比利时瓦隆大区官员认为，中欧班列开行让比中两国联系更加紧密；“班列不仅有助于提升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货物运输时效，也将扩大双方的贸易规模，推动欧洲和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合作，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24]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看法也颇具代表性，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主要考量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推动中国商品运往欧盟。[25]不过，相反的观点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对中欧班列的运输需求都“极少”，[26]因此它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中主要起象征性作用，而非在经济或物流方面发挥实质性影响。

　　最后，中欧班列在国际层次的作用。所谓在国际层次的作用主要是指中欧班列超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层次而在地区或国际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这是班列在国家层次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层次的延伸。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在国际层次作用的认识通常涉及区域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博弈等主题。前者侧重于评价中欧班列在欧洲设施联通，贸易合作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后者侧重于从国家竞争、战略博弈等角度辨析中欧班列的国际政治影响。从区域经济角度对中欧班列作用的分析通常会强调班列给沿线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例如，希腊认为中国对希投资提升了希腊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爱沙尼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备提升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和自由贸易的潜力，从而提升爱沙尼亚在国际物流通道和欧洲经济体系内的地位；[27]俄罗斯希望在发展中欧班列过程中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大陆桥”。[28]正如有评论所言，中欧班列所代表的铁路运输对中国和欧洲重要，“但或许对俄罗斯和中亚的交通更加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地处内陆或城市中心远离海洋使铁路成为“更加现实可行的运输模式”。[29]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中欧班列作用的分析一般会将班列看作中国撬动地区格局的工具，认为中欧班列为中国扩展地缘政治存在提供了手段，有利于中国增强在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30]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31]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锋部队”，中欧班列通过建立物理连接和合作平台能推动中国与沿线关键国家形成更密切的外交和经济关系，[32]从而成为中国的一种“软实力”；[33]中国支付给中欧班列的补贴也就相当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广告费”。[34]

四、对中欧班列发展的判断

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发展前景的判断通常是对班列开行原因、运营质量、主要影响等进行综合考虑的结果。简单地看，沿线国家更易于把开行中欧班列作为吸引中国资本，扩大中国对当地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机遇。越南认为中越两国可在铁路建设、投资、咨询等领域加强沟通交流，持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35]爱沙尼亚提出中爱“双方在很多与科技相关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爱沙尼亚需要中国更多“令人兴奋的投资”；[36]德国表示中欧班列所代表的“‘一带一路’为德中双方带来巨大发展潜力”，德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37]在利用中欧班列推动与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当地发展是沿线国家较为普遍看法的背景下，处于中欧班列运营不同环节的国家对中欧班列发展的具体诉求也有较大差别。对目的地国家而言，中欧班列运行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对中途过境国而言，如何在做好过境合作的同时，利用中欧班列推动与第三国合作是重要诉求。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欧班列的了解不断加深，以及中欧班列国际合作体系的拓展，借助中欧班列运输货物成为部分国家对中欧班列的重要考虑。例如，在深圳2017 年5 月开通至白俄罗斯的班列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沿线国家就提出“希望借助中欧班列将产品卖向越南。”[38]

　　尽管积极的合作意愿是相关国家对中欧班列抱有正面态度的重要基础。但是，形成和稳定各方均能获益的运营模式对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外政府和社会会越来越重视对不同项目进行区分和甄别，选择和推动对自身发展更具积极影响的项目。波兰的表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沿线国家在认知中欧班列时非常普遍的心态。它认为，虽然“很多项目都被贴上‘一带一路’标签，但实质上却不一定真正与其相关”；波兰“希望可以和中方进一步合作”，但会“越来越重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尤其是鉴别真正有价值的项目。”[39]因此，中欧班列运营模式能否优化，技术难题能否解决，基础设施能否改善等将继续影响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发展前景的判断。

　　此外，中欧班列在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仍能稳定运营，支持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抗疫斗争和经济合作，让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发展前景的认识进一步丰富。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国际海运、空运等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欧班列受益于不涉及人员出入境防疫的特点，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下承接转运了部分因航班停航、海运停航而滞留货物，为国际抗疫物资运输，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产业链稳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40]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稳定性不仅影响中国国内物流行业发展环境，也促使部分国外贸易商考虑并寻求用铁路运输替代空运的可能性。[41]这对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发展前景加深认识和增强信心具有积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欧班列的国际认知。[42]

结论

中欧班列作为欧亚大陆货物运输的新尝试，其发展并无可供参照的现成模式，而是在相关各方积极探索的基础之上，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问题，实现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构成了国际社会评价和认知中欧班列的现实基础。综合比较不同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对中欧班列的认知存在明显分化，怀疑和反对的声音、支持和赞成的声音都不断出现，并且还随着中欧班列及环境变化而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地后，国际社会除继续关注班列地缘经济效用外，还越来越多讨论其地缘政治影响，这使中欧班列所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从而给中欧班列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国际认知的多元性或双重性也启发我们，中欧班列在发展过程中要理性对待国际认知，在做好常规舆论应对的同时，无需过分关注国际社会赞扬或批评。当然，这并非是对国际社会看法置之不理，而是要在了解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属性、意图等的前提下，尊重认知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适当回应，至于中欧班列的国内参与主体则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提升运营质量方面。需要强调的是，沿线国家从不同立场、角度出发对中欧班列提出的积极或消极看法并非同有利于或有害于中欧班列天然对应：积极认知并非一定导致中欧班列走上正向发展轨道；消极认知并非一定成为中欧班列前进的障碍。只有运营模式实现转型升级，中欧班列充当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供应链合作、设施联通的重要通道和平台的潜力才能被真正挖掘出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