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炜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自20 世纪80 年代尤其是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方略以来，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学者们在精准扶贫的内涵、理论和实践价值、运作逻辑、伟大成就、多维困境、实现路径以及贫困类型与发生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事实是仅仅关注贫困地区整体性的经济增长或贫困人口个体能力的提升，并不足以应对脱贫减贫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对贫困人口所嵌入于其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全面分析。而社会资本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能够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提供一个跨学科、多层面探讨的可靠起点。[2]基于这一考量，国内学界逐渐将扶贫议题与社会资本关联起来，认为社会资本理论能够为贫困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与视角，社会资本减贫范式的研究在逐渐兴起。

　　尽管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回答上还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分歧，形成了社会资本减贫研究中的三个争论。第一个问题是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多还是少？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资本是否真的有助于贫困人口脱贫？第三个问题是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社会资本发挥了什么作用？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促进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有效手段还是扶贫工作顺利进行的障碍？上述三个问题涉及到社会资本参与精准扶贫研究中的三个层面：社会资本减贫路径的原初起点、实践过程和最终成效。由于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对推动社会资本反贫困的行动带来了相当大的迷惑，因此，厘清上述争议，重新审视社会资本与中国贫困问题的关系，这对打造贫困治理的社会资本路径，对于2020 年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测量

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的关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廓清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社会资本由布迪厄于20 世纪80 年代首次提出，经过科尔曼等人的系统阐发已经成为了当代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尽管如此，社会资本仍然是过去几十年间极富争论的概念与理论。作为社会资本理论中影响力最大的学者，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3]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实际上比较模糊，但是他有关社会资本的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并广为传播。[4]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推进，遵循着早期迪尔凯姆等社会理论家对社会团结的关注，帕特南则强调了社会资本作为集体性的共同体特征，即社会资本是一个集体而非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这一从集体视角出发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信任、规范和网络作为一种制度与文化背景的重要作用。此后，华裔社会学者林南从个体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套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6]该定义也被学界广为接受。

　　从上述对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中可以看出，对于社会资本是个体的特征抑或是集体的特征，学者们有着不一样的回答，基于此种对社会资本理论在分析层次上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大致将社会资本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个体或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蕴含在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体占据的网络位置的资源，其焦点在于个人如何运用社会资本达成工具性行动中的收益与回报；二是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又可以分为中观（社区）和宏观两个维度，是一种存在于群体层次的社会联结和信任。[7]

　　在社会资本与贫困的关系研究中，两种社会资本被广泛关注：贫困人口的个体或家庭社会资本、村庄社会资本。从总体上看，个体性社会资本层面人们达成的相当多的共识，一般以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如拜年网、工作网）的规模、质量和异质性等来测量。[8]而村庄社会资本等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概念则更趋多元化，其测量面临着更多的困难，缺乏普遍赞同的测量体系问题更为突出。[9]迫使相当多的研究不得不集中在概念的界定、测量指标的选择、测量体系的验证与建构中。一个国外社会资本测量文献述评发现经常性地用于测量集体性尤其是社区社会资本的二级指标包括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交往、社区凝聚力、归属感、非正式社交活动等。[10]一个最近的社会资本测量研究则将社会能动性、个人价值等纳入了指标体系。[11]除此之外，也产生了一些如SCAT 量表、SASCAT 量表等有一定影响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12]基于国外集体性社会资本的研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并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同时展开。落实在村庄或村落研究层面，林聚任和刘翠霞最早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对农村的社会资本做了尝试性分析。[13]胡荣随后在分析村民选举中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信任、社会交往、社区安全等共6 个维度测量村庄社会资本。[14]罗家德等则引入社会网观点，从关系、结构与认知三个维度界定并测量乡村中的社会资本。[15]这些研究为村庄社会资本减贫的研究做好了测量上的准备。

二、贫困农村和贫困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与变化

社会资本存量一直是社会资本减贫范式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有更强大的能力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治理贫困。[16]对于贫困来说，社会资本如同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本一般可以产生巨大的扶贫绩效，社会资本总量的不足常常是一些地区和人口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顺着这一思路，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数量在各个群体的分布是不一致的，相对于其它群体而言，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社会资本存量较少，存在着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而这一欠缺导致了群体间收入的不平等。[17]除此之外，从社会资本的质量上来看，基于达高性、异质性和广泛性来测量社会资本，发现贫困人口还缺乏高质量的社会资本。[18]

　　同时，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血缘和地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下，我国的农村地区存在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19]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将我国传统村庄中由血缘和亲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生动形象地描述为“熟人社会”。在村庄中，人们之间的密集且重复的交往提供了非常稳定和持久的关系形态，创造了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20]形成了家族型社会资本、亲友型社会资本和类血缘的乡土型社会资本。而对于那些相对更加贫困的村庄而言，其封闭性更强、社会开放性较低、市场化程度不足，村民之间会更加和睦，信任和互惠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发展，[21]社会资本存量也更加丰富。

　　那么，学界为何对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呢？我们认为，争论的双方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因为其是在社会资本的不同层次上陈述事实：一方从个体性层次入手，将社会资本看作个人的社会资源和个人关系网络，在此，贫困人口社会资本显然匮乏；另一方则从村庄层次入手，主要从信任、互惠、社会网络维度测量社会资本，在此，相对贫困地区的村庄社会资本仍然比较丰富。

　　村庄作为以有限地域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显然是村庄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22]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社会资本是一种中观层次而不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只涉及一个比较小的拥有着较多共同特征的群体，人数规模有限，交往频繁、信息通畅、成员之间相互熟识，其效应的发挥需要通过熟人才能充分达成，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从社会网络上看，村庄社会资本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村民之间形成的具有紧密特征的社会关系，其对村民具有极强的团结力、约束力和规范性，同时也对村庄之外的个体具有封闭性和排斥性的缺点，网络规模也比较小，存在的同质性也比较高。[23]从社会信任上看，村庄中村民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重复性的互动带来了整体性的社会信任。不过，村民的社会信任往往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随着交往边界的外推，信任程度也随之减弱。[24]综合可知，村庄社会资本有利于密切村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地域的限制和人情的束缚下仍然是一种传统型的社会资本。其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指向的是“熟人社会”，并没有在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建立起跨越性的、异质性的、社团性质的现代社会资本。

　　村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较为传统的社会资本，它也不是稳定存在的。科尔曼指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维持了社会资本的存量，市场化则是引起社会资本消亡的力量，使得村民相互依赖程度降低，缺少了创造社会资本的积极性。[25]但是，一是随着市场化进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空心化不断发展，社会资本赖以维持的封闭的社会网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动摇，社会资本流散。[26]二是，贫困地区贫困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非正式规范的失效使得村民间的社会联系中断或节点脱落、信任度下降、互助规范遭到侵蚀。[27]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村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中丰富的村庄社会资本由于各种原因不断的消亡。[28]

三、社会资本的反贫困功能（结果）

社会资本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切性，自提出以来，逐渐被国外应用于透视贫困问题及其治理。[29]梳理我国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实践研究的文献以及进展可以发现，受社会资本的多元理论范式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反贫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本文总结为制度视角、资源视角、差异视角和相对视角，而且伴随着这些视角的分析中，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反贫困功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争议。

　　制度视角。社会资本反贫困的制度视角来源于集体性社会资本理论，首先注意到这一视角的学者是帕特南，他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们的社会信任和社会互动网络能够增强交易的透明性、提高违约成本，进而影响人们的预期行为，确保社会交往成本的降低。[30]在另外一本书中，他提到了社会资本另外一个维度——社会互惠，指出普遍的互惠规范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将行为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的生产性社会资本。[31]

　　在扶贫领域，学者们认识到，聚族而居的村落熟人社会中，村落内部而非外部的信任、关系、规范和互惠则是村落的社会资本基本特征，促成村民间的合作与互助以及集体决策。[32]在村民的日常互动和参与过程中，个人信息被广泛传播，在人情、面子以及声誉等的约束下，集体行动得到了有效的协调，合作比较容易实现。[33]此外，一旦缺少这种村庄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的不畅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李耀锋通过扶贫项目进村的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更青睐那些具有良好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村庄，而冷落那些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的村庄。[34]以至于那些社会资本丰富的村庄所获得的扶贫项目资金要明显的多于那些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村庄。[35]

　　资源视角。社会资本反贫困的资源视角来源于个体性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们的主要论点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凝结于个体之上的嵌入性网络资源，这一社会网络及其所附带的信息、人情、声望、权力等，能够显著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36]其作用甚至比人力资本、物质资源更大。[37]综合来看，这一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有利于收入的增长。基于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力量。[38]国内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也证明，社会资本存量越高的农户越容易实现收入增长，社会资本不足就会引致负面后果。[39]二是社会资本有助于贫困人口获得工作机会。通过关系网络的信息桥和人情交换机制，社会资本不仅发挥了提供非农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机会的功能，而且降低了工作搜寻中的成本，提供了职业匹配几率，缓解了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40]三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贫困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国外学者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形成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的关系网。[41]在这样的互惠合作网络中，一旦成员因为各种意外致贫，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支援，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尤为重要。[42]

　　差异视角。社会资本反贫困的差异视角来源于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本身的多元性。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是不同维度、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反贫困的功能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是负面的。贺志武等将社会资本分为4 个维度，发现信任和规范显著地降低了农村的贫困状况，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表明社会资本的不同成分影响方向的不一致性。[43]程诚等使用陕西省的数据，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发现前者中贫困户的回报率显著低于其它家庭，社区社会资本则有利于贫困家庭，能够缓解收入的不平等。[44]张爽等也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层次和社区层次两类，发现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不显著影响贫困。而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和社区层面的信任都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会减少。[45]刘红等对新疆的研究也发现，社区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信任和互助对边疆地区农民的生计的改善以及摆脱贫困作用并不显著，集体规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农民生计的多样化。[46]从社会资本的类型上看，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紧密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前者指贫困人口内部的关系网络，此类社会资本以亲缘和邻里关系为主轴，大多具有同质性的典型特征，有可能抑制对外关系网络的拓展，并且过密的社会交往成本还可能带来贫困陷阱。[47]后者指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网络通道，是一种异质性的资源。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村往往缺少与其他村落的跨越型的社会资本，以至于没有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反贫困进程受阻。[48]

　　相对视角。上述三种研究视角虽有差异，不过，其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社会资本大多具有相应的反贫困功能，它们各自提供了相当多的经验研究证据。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回答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已有研究更多的是指向是全体农户，而没有直接检验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民的影响。因为即便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有很大程度的、可信的正面影响，但是如果贫困户的回报率没有其它群体高，那么社会资本的反贫困功能就仍存在疑问。因此，近年来社会资本的反贫困研究开始转向验证社会资本是否对贫困群体更有利。

　　支持的一方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Crootaert 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回报率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基于此他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观点。[49]几年后，他基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的分布相对更加平均，回报率对于穷人也更高，再一次证明了其观点。[50]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谢沁怡发现，相对于东部而言，社会资本更有利于西部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长，有利于贫困的缓解。[51]反对的一方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穷人的资本，而更有利于非穷人。Adato 和Carter 采用南非的追踪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收入水平，社会资本的收入增长效应对穷人而言更为乏力，有利于非穷人。[52]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2002）的数据，周晔馨从社会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回报两个维度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的作用，研究表明贫苦农户在上述两个维度均非贫困农户，拒绝了社会资本是穷人资本的假设。[53]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对于穷人来说，存在着两个效应：一是社会排斥效应。科尔曼在刚刚倡导社会资本理论时就已经指出，社会资本的功能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它会对部分行动者产生积极地影响，但也会排斥甚至伤害其他群体。[54]由于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行动者才从够使用社会资本从中受益，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关系、集体行动和社会团体会不断地将贫困者排除在外，[55]而贫困人口自身素质不高、信息不畅，缺少机会与扶贫主导者进行沟通与协调，很难依靠社会资本减贫。[56]二是门槛效应。社会资本分布始终是不平衡的，贫困人口不但拥有的社会资本少，且能够利用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回报也比较低，进而降低社会资本减贫的可能性。赵剑治、陆铭使用社会网络测量社会资本，也同样发现关系网络扩大了不同收入农户的收入差距。[57]

四、社会资本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

我国反贫困具有一个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即政府主导。在我国的精准扶贫研究中，学者们考虑到社会资本与国家正式扶贫体制存在着或互补、或替代的特殊关系，对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实践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对反贫困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中[58]，将研究焦点集中于社会资本与扶贫的精准性之上。

　　在当前的精准扶贫体制之下，扶贫资源在基层需要经过村民自治的方式予以分配，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张正岩等人选择了特困地区的典型合作社案例，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三个维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效率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带动合作社产生较高水平的稳定性信任，有效化解村民间的“合而不作”，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59]彭文慧和王动认为村庄公共信任则充分的发挥了制度完善效应，也就是说，在正式制度不完善或缺失时，社会资本形成非正式制度并发挥保障作用和功能，有利于反贫困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和分配。[60]

　　更多的学者从微观的层面进行了研究。显然，作为扶贫政策目标对象的农民，长期在熟人社会这一场域中生活，他们密集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影响扶贫政策执行的重要非正式的力量。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过于强调人情和关系，法律和政策在农村的地方化知识的渗透下逐渐的软化，面临失效的境遇，社会资本成为社会资本配置的一种显性力量。而贫困人口又往往是社会资本存量最匮乏的群体，使得他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链接资源，很难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摆脱贫困。[61]而那些拥有社会资本更多的人会更易获得政府的补助。[62]更重要的是，农村熟人社会特质所建构的关系脉络成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使精准识别的目标靶向偏离，国家的识别体系功能消解。[63]具体体现为，社会资本具有相应的资源俘获效应，[64]有研究发现，村干部在扶贫过程中，经常会在上级政府、村民和个体利益之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扶贫政策被权宜性执行。[65]这种对政策人为地过多干涉造成了扶贫识别中的瞄不准。[66]综上所述，在精准扶贫尤其是精准识别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贫困户的建档立卡等制度化措施遭受了挑战。[67]村庄熟人社会的网络极大地消解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标准体系，贫困户的识别、管理、帮扶和考核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则行事，而会部分的按照关系、人情、面子逻辑行动。

　　毋庸置疑，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农户的收入进行精准统计的困难性。在这一点上，贺雪峰认为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法可以依靠社会资本下的社区瞄准，这种社区瞄准的问题是有各种人为因素干扰，客观性不足，会出现不公平现象，但是，通过持续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就事论事，可以将村社低保评定中存在的偏差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68]在另外一篇合著文章中，他又指出利用村民的民主评选可实现精准识别，在国家规定的一整套程序中，最重要的是村民代表讨论环节。只要能够调动村级治理能力，构建村庄主导的扶贫机制，就能够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69]

五、总结与政策启示

社会资本的减贫范式打破了过去多从政府、市场等主体入手，基于物质资源、人力资本视角的贫困治理路径。社会资本反贫困范式建基于对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的引入，在我国反贫困的长期历程中不断得以实践，既被政府及社会给予厚望，也招致了很多的质疑。在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更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总结，以厘清社会资本与贫困的关系。

　　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本文发现在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减贫的实践过程和最终成效三个方面存在着极大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议的产生来自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的多元性。基于此，本文总结如下。

　　一是在社会资本的存量上，贫困人口的个体性社会资本量少质差，社区层次的村庄社会资本则较为丰富，但这仍是紧密型的传统社会资本而非现代社会资本；从动态看，传统型的村庄社会资本也在市场化的作用下逐渐流散。二是在社会资本的反贫困功能上，学界观点大约可以分为制度论、资源论、差异论。制度论从宏观层次出发，认为集体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扶贫领域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合作行为，显著提升内部人员的福利；资源论从个体性层次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的一种关系网络资源，有利于提高收入、搜寻工作、降低风险。差异论则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不只体现在其层次上，还有其他的多元可能，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对于贫困治理会产生不一致的后果。相对论则将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认为前面三个视角没有能够回答以下关键性问题：相对于其他群体，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的回报率是否高？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三是，在反贫困的实践过程中，学界虽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影响精准扶贫实践的重要力量，却也形成了两派不一致的观点：一方大多强调，由熟人关系所建构的农村社会资本挑战了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产生了扶贫目标的偏离，导致了扶贫的“不精准”；另一方则认为在有效的监督下，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瞄准是有效地识别贫困人口的必要手段。笔者认为，这两方都抓住了社会资本的某些属性，社会资本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其在扶贫实践中具体发挥什么功能要看使用的主体以及使用的手段，应进一步扬长避短。

　　基于社会资本减贫研究中的多元视角，本研究对已有成果尤其是其中存在的争论进行了评析，这有助于我们讨论和反思既存的社会资本减贫政策，为新时代的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框架提供了重要基础。一是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实现社会资本的多层次和多元化拓展。一方面，重新激活村庄社会资本，要增进村民在日常生活和非正式集体活动中的沟通和交流的频率，维持并加强现有的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互惠行为。另一方面，关注现代社会资本的生成，在村庄中培育和发展自组织，如兴趣小组、社团、协会等现代社会资本的载体，把贫困农民纳入到各类组织之中，促进社区中的公共参与、经济合作，增强社区归属感，提升村庄内部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二是优化社会资本减贫的路径。在新的扶贫时期，要将贫困人口普遍匮乏的社会资本纳入扶贫资源分配的度量中，建立包含多种资本形式的集聚机制。建立外部的政府、社会力量与贫困人口的连接网络，形成有效的信息和资源流动机制，这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较为迅速地获得异质性的优质社会资本。要创新扶贫服务供给方式，更新贫困地区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合理流动。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最大限度的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各类资本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从而缓解贫困。三是在扶贫实践领域，要正视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的张力。充分考虑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从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使国家程式化、制度化的扶贫政策与乡村熟人社会一系列乡土规范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发挥村级民主评议的作用、增加贫困人口与各方的互动，让贫困人口嵌入到扶贫行动之中，塑造一个协商合作、共同参与的贫困治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