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川工业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德阳 618500；2.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2014 年12 月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京军区机关视察时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教育官兵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1]红色歌谣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用资料搜集法、归纳演绎法、文献分析法去梳理近百年来红色歌谣的研究现状，探寻制约红色歌谣研究的因素，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红色歌谣深入研究径。
一、红色歌谣研究的基本现状
歌谣，是指人民群众所创作出来，最为贴近日常生活，最直接表达老百姓思想感情和意志愿望的一种口头表达艺术形式。[2]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在革命根据地共同创造了大量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中有的至今还完好地保存下来并在一些革命老区传唱。为进一步了解红色歌谣的研究现状，梳理近百年来红色歌谣的研究现状，归纳其存在着五大优势和五大不足。（一）红色歌谣的研究优势
1.研究队伍规模化。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革命需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团结群众。1929 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4]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重视革命史的研究工作。1959年，马家骏认为，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是研究党史、研究当时人民生活斗争和心理状态、研究苏区文艺运动与创作、研究民间文学的可贵材料。[5]1959-1981 年，学者主要对井冈山红色歌谣进行了搜集整理。改革开放后，万陆、梅正强、严文田、黄忠、周少玲等学者对红色歌谣进行了系统研究。21 世纪后，徐德培、简华春、刘小兰等学者开始关注红色歌谣的语言特色及其实践应用。2008 年后，姚莉苹、彭玉兰、沈婷婷等学者分别对湘鄂西、赣南、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展开研究。梳理发现，红色歌谣的研究队伍已从个体发展为群体，为红色歌谣的实践应用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2.研究选题逐渐特色化。研究红色歌谣的学者分布特点明显，井冈山干部学院的肖小华围绕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进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17BD067）获得立项；吉首大学的姚莉苹围绕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研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研究”（09YBB339）获得立项，并在《吉首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文章。百色学院的黄明嫚从档案学的角度探索红色歌谣的保护策略。西华师范大学的沈婷婷围绕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产生原因、心理解读、基本内涵等多角度进行分析。从红色歌谣的立项课题来看，红色歌谣的研究者自觉将个人研究兴趣与学校的区位优势、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的资政育人要求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正由共性化的大众研究朝个性化的特色研究发展。
3.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化。红色歌谣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红色歌谣的基本内涵。黄明嫚、贺新春、高有朋、曹成竹等学者对此问题都有过谈及。其二，红色歌谣的产生背景。姚莉苹、沈婷婷、李天英等学者对此问题都有过谈及。其三，红色歌谣的价值分析。高学钦、刘於春、张珊、王国梁等学者对此问题都有过谈及。其四，红色歌谣的基本特征。姚婷婷、王子韩、毕瑛涛等学者对此问题都有过谈及。其五，红色歌谣研究的新视角。一部分学者在对红色歌谣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从历史学、档案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去剖析红色歌谣蕴涵的内在价值。其六，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研究，陈杰对大别山地区的红色歌谣进行了搜集整理。学者们对于红色歌谣的研究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结合个人研究兴趣，找准研究的深入点，开展更为深入有效的研究。
4.研究成果逐渐体系化。红色歌谣的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影视媒体等多个方面。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主题“红色歌谣”，1868 年2 月1 日到2020 年7 月30 日，显示标题中含“红色歌谣”的有182 条，含“中央苏区”的有34 条，含“革命歌谣”的有18 条，含“根据地”的有15 条。2005 年，徐德培以《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语言特色研究》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2008 年，桑俊研究了赣南苏区红色歌谣的语言特色。红色歌谣的学术著作如《川陕苏区红色歌谣》《川陕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均是对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如小说、诗歌、戏剧、漫画中出现红色歌谣。文创产品将红色歌谣通过印制等方式进行宣传售卖。中国军网2019 年制作了《探寻红色歌谣之乡》。可以看出，红色歌谣的体系化已成为新的趋势。
5.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化。红色歌谣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与热衷于红色歌谣研究的学者视域开阔密不可分。红色歌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功能，为革命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1 世纪以来，研究红色歌谣的学者开始将个人的学术兴趣紧紧地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色歌谣的研究不足
1.基本概念界定多样化。近百年来，学者对红色歌谣有过多种表述。黄明嫚认为，红色歌谣，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所创作的传唱的革命歌曲。[6]贺新春认为，广义的红色歌谣泛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个革命历史阶段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狭义的红色歌谣就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适应革命需要而创作出来的一系列革命歌曲。[7]高有鹏认为，红色歌谣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流传的革命歌谣。[8]曹成竹认为，“红色歌谣”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流传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反映革命斗争的歌谣。[9]王焰安认为，“红色歌谣”泛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歌曲。[10]以上学者对红色歌谣的基本概念界定时在时间限定、创作主题、创作内容等尚不够明确。2.历史背景分析简单化。姚莉苹认为，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的生成原因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贺龙、任弼时等革命家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实践和湘鄂西苏区的歌谣运动。[11]沈婷婷认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产生的原因有深厚的民歌传统、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12]王子韩认为，福建苏区红色歌谣创作的历史背景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需要；党的正确领导激发了群众的创作热情。[13]熊英琴认为，歌谣承载着创作者们对所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其所营造的文本空间不可避免地带着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成为寄托情思感触的一种地方意象。[4]因此，历史背景的分析者要树立科学的空间观，从时间维度讲，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维度讲，包括当时的国内国外背景；涵盖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照发现，以上三位学者对红色歌谣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是不够的，缺少全面分析。
3.表现特征概括模式化。姚莉苹认为，湘鄂西苏区的红色歌谣特质有，思想的先进性、主题的革命性、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15]彭玉兰认为，赣南地区红色歌谣的艺术特征表现为浓厚的民众性和地方色彩、强烈的工具性和革命气势、鲜明的即兴性和民歌韵味。[16]沈婷婷认为，川陕苏区红色歌谣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广泛性的群众性特征。[17]张涛认为，江西红色歌谣的共性有口头性、群众性、地方性及红色歌谣的革命性和斗争性。[18]肖小华是透过红色歌谣观察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有政治性、大众性、实践性、创新性的特征。[19]以上学者对红色歌谣的特征表述同样适应于其他革命文化的特征表述，表现特征概括模式化明显，此问题需研究者引起高度重视。
4.资源开发心理功利化。1960 年，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陕西、湖南、山西等地，以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挖掘革命斗争史料，宣传革命斗争光荣历史为背景，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红色歌谣》就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整理工作。1980 年，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作的开展，民间文学三大集中即“故事、歌谣、谚语”引起人们重视。《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徐德培于2005 年在《红色歌谣与旅游应用》（江西社会科学，第9 期）中探讨了红色歌谣在旅游中的应用。当下，一些旅游景区的文创产品上开始印有红色歌谣，追求市场效益。一些革命纪念馆里展览有少量的红色歌谣，但实际功效很小。旅游市场的开发者关注的是红色歌谣是否带来直接的市场价值，红色歌谣的社会效益关注度低，这对红色歌谣的整体性资源开发有潜在风险。
5.价值意蕴表征封闭化。张珊认为，红色歌谣有史料价值，表现为它能够再现红军生活的原貌；真实记录苏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可信的口传史料。[20]刘於春认为，红色歌谣有历史价值，表现为它具有思想启蒙和教化作用；鼓舞了红军的革命斗争；瓦解敌军的强大思想武器。[21]以上两位学者认为，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红色歌谣的价值。从搜集和征集的红色歌谣看，红色歌谣的价值是多重的，既包括内在价值也包括外在价值，既包括对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包括对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红色歌谣的国际价值理应被研究者纳入研究范畴，不断增强红色歌谣的价值意蕴。
二、红色歌谣研究的制约因素
歌谣是人类精神的灯火，歌谣代表着一个时代，记录着一个时代。[22]红色歌谣发展至今，仍有亟待破解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制约红色歌谣发展的因素明确化，主要有多元思想文化的冲击力较强、红色歌谣自身的适应力较弱、顶层规划设计的执行力较差、技术应用创新的阻碍力较大、部分学者的科学素养不高等因素。（一）多元思想文化的冲击力较强
部分国民的利益共识未形成，容易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冲击。红色歌谣是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红色歌谣的研究旨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二）红色歌谣自身的适应力较弱
红色歌谣归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文化，它自然反映和描述人民群众的具体活动，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23]笔者在搜集和整理红色歌谣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红色歌谣是个体或群体通过征集来的，歌谣中含有“干人”“老子”“老鹰茶”等土语，这对于个别不熟悉土语或对红色歌谣不感兴趣的人来讲，会自觉屏蔽红色歌谣。近年来，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也把红色歌谣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挖掘其蕴含的价值仍是理论界的重要课题。（三）顶层规划设计的执行力较差
重视革命文化，这是党和国家不变的态度。1981 年，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1987 年，汉中地委编制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歌谣》，1995 年出版的《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选编》《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收录了革命根据地大量的红色歌谣，堪称精品。此后，很少有红色歌谣的著作出版。尽管党和国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但在落实过程中发现一些革命老区还是对自身的红色歌谣资源保护和挖掘不够。（四）技术创新应用的阻碍力较大
红色歌谣的收集整理、保护利用、开发研究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配合。近年来，更多的人愿意去革命老区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在语言的各种形态中，口语是最生动形象、最简洁传神、最活泼明快的。[24]信息时代，一些革命老区的博物馆开始意识到红色歌谣单靠口语传播和文本传播是不够的，应该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让红色歌谣活起来，而不是仅供展览。同时，一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投入红色歌谣保护的经费有限，缺乏专家学者的指导，将技术应用创新成果引入红色歌谣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难度。（五）部分研究者的科学素养不高
近年来，红色歌谣的研究成果从数量来看是比较大，但整体质量水平较低。除了研究者掌握的素材较少外，还与部分研究者的科学素养不高有关。部分研究者一味地追求发表文章的数量，对文章发表后的影响考虑甚少。由此，出现了红色歌谣研究成果重复化的现象。部分学者缺少战略眼光，对红色歌谣研究时只关心选题热不热，不关心研究成果是否服务于生产生活。科研人员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必然要经历艰辛的调研。部分从事革命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信息化时代不需要深入乡村社区开展调查研究，这种错误的认识需要纠正。因此，只有经过调研，研究者才会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深究红色歌谣。三、红色歌谣研究的趋势
坚持问题导向，在对红色歌谣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后，红色歌谣的研究工作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不断推动红色歌谣的改革创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定位红色歌谣的价值点。红色歌谣研究者应从红色歌谣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高度去考察红色歌谣的价值，从红色歌谣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去认识，就会发现红色歌谣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记录着党和国家与人民共同奋斗的历程，就会发现红色歌谣的深入研究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作用。研究者提高政治站位要从学习党的文件开始，在实践中不断淬炼思想，在思想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定位红色歌谣的价值。只有提高政治站位，红色歌谣的价值点才会精准。
第二，做实调查研究，构建红色歌谣的衔接点。调查研究是为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近年来，个别研究者有意把红色歌谣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但也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用问卷法了解红色歌谣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来解决困扰红色歌谣发展的难题。新时代加强革命文化教育各级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必须大力合作，从国家战略角度对红色歌谣进行搜集整理，打通红色歌谣的创作、传播、应用、反馈等各环节。从横向层面看，创作、传播、应用、反馈要以主体利益为衔接。从纵向看，过去、现在、将来的红色歌谣是不断发展的。各级主体要以调查研究为契机，整合利益点来不断构建红色歌谣各环节的衔接点。
第三，加快技术创新，找准红色歌谣的传播点。传播是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将一定的知识、经验、技能传递给对方的过程。红色歌谣常见的传播方式以口耳相传和文本相传为主。近年来，红色歌谣的网络传播兴起，主要以红色歌谣融入红色舞台剧为主。相比过去，我国的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基本上能够满足民众的需要。各国之间思想的交融交流交锋频繁。红色歌谣记录着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在这种背景下，理应通过国际传播来增强文化软实力。研究者可以结合本国国情，设计一套集搜集整理、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市场反馈于一体的信息系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适机地让信息技术赋能红色歌谣的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第四，整合各方利益，探索红色歌谣的创新点。红色歌谣的研究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合作才能做深入，做出特色。20 世纪80 年代末，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之所以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原因在于各革命老区的研究者是为民族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让后人铭记革命史。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老区的研究者立足于本地开展研究，研究经验缺乏沟通交流，这就导致了部分学者针对某一问题上出现自说自话的问题。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理想状态上是应该融为一体的，但实际上却呈现为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现状。基于此，党和国家要从红色歌谣整体发展的角度去考察红色歌谣的应用问题，从而实现红色歌谣的创新。
第五，建立健全完善奖惩机制，筑牢红色歌谣的安全点。红色歌谣的研究鲜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与现行的奖惩机制有关。一些研究者在研究红色歌谣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很难找到适合的刊物发表，一些红色歌谣的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很难找到市场与平台，博物馆里展示的红色歌谣多以文字为主。笔者在搜集整理红色歌谣的过程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展示的红色歌谣文图并茂，具有一定的艺术吸引力，但对信息技术的运用还不够。信息社会，人们更愿意通过亲身体验红色歌谣的魅力。鉴于此，要建立健全奖惩机制，面对红色歌谣在创作、传播、应用过程中的好的做法要积极推广，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需要红色歌谣。
四、红色歌谣研究的意义
在歌谣里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中，洋溢着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争取解放的革命精神。[25]红色歌谣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研究者的信心，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红色歌谣的研究意义。（一）有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听故事和看回忆录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方式之一。口述史在一些学者研究革命文化过程中被当作史料使用是需要谨慎的。这是因为，一些革命战士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当时的战斗场景容易淡忘，在表述一些事情时可能会与当年的真实经过有差别。这就启示研究者在研究红色歌谣的过程中要多方求证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倘若把口述材料当作绝对符合当年历史的证明就容易犯主观主义错误。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从民间个人延伸到官方整体，数量巨大，个别歌谣的真实性经过多方求证已达成共识，力求红色歌谣的历史真实，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很少有教师自觉将红色歌谣融入到教学之中，这对于那些想通过红色歌谣了解革命战争史的学生来说缺少了一种途径。通过对过去百年来红色歌谣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旨在引导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识到红色歌谣具有厚重的历史价值，经过创新后能够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三）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
红色歌谣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并存的。近年来，红色旅游热带动一些革命老区的乡亲们通过办农家乐富了起来。研究者要看到红色歌谣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围绕红色歌谣做特色旅游项目，鼓励高校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红色歌谣也应当尽快融入到教育教学与旅游行业中，对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四）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完善
红色歌谣研究属于民俗学范畴，也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紧密相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中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唱红色歌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耳濡目染中自觉分辨红色歌谣并选择将其纳入到自身的研究序列中，这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完善。（五）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我国歌谣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歌谣经历了多次变革，由简单的劳动呼声，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艺术，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出前后的联系和影响。[26]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已有的歌谣资源进行创新形成了红色歌谣。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工程，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红色歌谣的研究力度，丰富革命文化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发掘红色歌谣，讲述红色歌谣背后的故事，传递中国人的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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